虽然家庭农场并不是在2013年首次由中央提出，但以“家庭农场”这一专有名词在2013年首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以来，还是引起了轰动性效应，一时间“家庭农场”一词炙手可热，频频成为新闻报道的热点，也成为三农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读了一些与家庭农场有关的材料，感觉有些问题确实还需要深入研究。想谈以下几个问题：
01
关于家庭农场的劳动力
显然，所有的研究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家庭农场是以经营者家庭的成员为主要劳动力的。但是，更必须注意到，这个“主要劳动力”的概念绝不是“人力劳动”，因为以家庭农场的规模而言，绝不可能靠三四口之家完成，必须依靠大量的农业机械来完成。所有我们看到国外的家庭农场，必然拥有数量较多、功能配套齐全的农业机械。像法国，全国约50万个家庭农场，户均劳动力1.5人，主要劳动靠机械。家庭农场的成员要做的，只是操作机械，甚至是电脑遥控机械，绝不可能靠自己亲自“躬耕于田亩”。所以，家庭农场的建立，必须以全面的机械化为基本标志。
需要注意的是，机械化的概念必须从传统的大田作业机械转变出来，畜牧机械、果园机械、蔬菜机械等，已经层出不穷，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效率。像一些发达的养牛场，从饲喂到挤奶再到奶品储藏，基本上实现了全程机械化和电脑操作。二战后德国的家庭农场平均养活人口从10人增加到150人，机械化在效率提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再从这个角度讲，家庭农场的主要劳动力，其实更像是脑力工作者，或者农业企业的管理者，绝不是一线员工。像美国的农民们差不多都是多面手，不但会种地，还会修理和操纵各种机械，同时也懂会计和投资。
还必须注意到，家庭农场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并不排斥关键农时环节的临时性劳动力雇用，像生长中期的田间管理、成熟季节的采收等环节，特别是在中国农业机械还不发达、还不齐全的状况下，也不排斥长期的少量雇佣劳动力来做辅助劳动。
02
关于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与生产模式
既然是家庭农场，必须有一定规模，这是保证经营者获得预期收入的基本条件。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应该有多大？各国是不一样的，美国是典型的大农场，一般在3000亩以上，人少地多的俄罗斯也有此条件；欧洲是中小型农场为主，一般的面积在300亩左右，像德国61.94%的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在30—450亩之间；法国有关方面的测算表明，家庭农场达到6公顷（90亩）——15公顷（225亩）是比较经济的，能让农业机械效用得到良好发挥；前段时间公布的中国家庭农场调查数据表明，平均经营规模在200亩左右。
但必须肯定的是，家庭农场绝不是小农经济的简单扩大，不是经营规模扩大就行了，而是生产方式上质的飞跃，这包括经营者的能力、资本的投入、管理方式的创新、机械化的充分运用、科技的应用等方面，否则将难以达到设想的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益。
需要破除的“农业迷信”是，现代的生产方式就一定会破坏农村的田园风光，就一定是不生态的、不可持续的、不安全的。只要设计合理，现代农业、生态农业并行不悖，可以把生态的理念渗透在现代农业的全过程，以现代的技术手段、物质条件、经营方式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我不得不说，有机农业可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其起源可追溯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发端之时，本来的核心是如何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属于生态学在农业上的分支，但不曾想在社会的持续流传中逐渐演化为食品的金字塔顶式生产模式，这是基于人们对于食品安全危机下的“美丽误读”。家庭农场绝不可能按照严格的有机农业法典去生产曲高和寡的顶端农产品，但可以按照生态理念生产出安全的农产品，并与自然环境相协调。
因而，目前正在流行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注定是“透过云彩的一缕阳光”，难以成为现代农业的主要经营模式。那些设想让大面积的农业回到没有工业投入品、靠人力耕作的传统农业的想法也是绝不可能的。因为在工业化、城镇化的推动下，农业已经不可能再退回纯粹的人力劳动时代，这不仅是效率不允许的，也是成本难以承受的。如果要回到传统农业，则不仅意味着要把大量的劳动力从城市、从工业领域抽回到农业，而且要面临工业投入品不足造成的产量下降，一些人可能因此没有食品可食用。
03
关于家庭农场的青年人才
毋庸置疑，家庭农场需要年轻人，这也是家庭农场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但真正热爱农业是年轻人进入农业行业的根本前提，必须要有现实的条件能让年轻人积极主动地从事农业，发自内心的热爱田园生活，心甘情愿地去农业院校学习。
实现这一前提的基本条件可概况为：体面的收入，尊严的生活。所谓体面的收入，是指农场经营带来的收入可以构成这个家庭的主要收入，虽不指望靠家庭农场成为富豪，但绝对要靠家庭农场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至少要与城镇居民收入均等。在美国，家庭农场的一般收入为10万美元左右，在中国，应该达到同样数字的人民币收入水平。所谓尊严的生活，是指从事农业要得到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可，不应再有今天这样的农民身份带来的歧视，把农民一词的含义从“peasent”还原到“farmer”的应有本意，成为一个正常的、受人尊敬的行业从业者。
上面这两条其实是一般家庭农场存在的经济社会基础，在此基础上是青年人的兴趣选择和近在身边的城镇生活衬托。家庭农场绝不意味着一定是穷乡僻壤，而一般恰恰与城镇紧密相连，绝不影响青年在从事农业的同时享受现代城市生活。某种程度上，从事农业的年轻人要过上田园风光与现代都市双重享受的惬意生活。比如一个美国农场主骄傲地告诉采访他们的中国记者说，“我们一年只有20%左右的时间花在土地上，20%的时间进行机械的保养维护，20%的时间是在办公室里研究市场，20%的时间是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和旅游。”
04
关于家庭农场的支持服务体系
家庭农场绝不是孤军奋战，也不是包打天下，更不是包罗万象。
所谓不孤军奋战，就是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需要国家几大支持体系来保障，主要包括政策法律体系、科技创新与服务体系、金融支持体系、信息应用体系等，为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稳定的政策环境、强大的科技支撑、有效的金融支持和丰富的市场信息。
所谓不包打天下，是家庭农场不可能也没有精力去将产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系列环节全程包揽，其重点就是产中环节，产前、产后需要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来支持，即使产中也需要社会化服务体系来配合。比如产前的农资供应、市场信息服务，产后的储藏、加工、销售，产中的农业机械协作、技术指导等。
所谓不包罗万象，是指家庭农场的主业要突出，不可能什么产业都涉及，再去重复小而全的传统家庭经营，而是专业化的从事某一两类产业的生产经营，在专业的规模化生产中取得应有的效率和效益。要实现这一专业化生产，必须有相应的专业合作社或行业协会来提供市场信息、技术指导、产品销售等方面的支持。国外的家庭农场一般都会加入合作社或行业协会。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举美国与俄罗斯的正反例证来说明。美国，一般总是说美国200万农民就养活了美国人，还向世界出口了大量农产品，但不要忽略的是，美国为农业配套服务和提供支持的相关人员是农业从业人员的8倍，超过1500万人，同时还有数量巨大的农业补贴和健全的农业保险制度，这才是美国农业强大的根本原因。再看俄罗斯，历尽8年才得以通过议会审议的农地私有化法案，最终的实施并没有达到美国大农场的经营场面，更没有出现中国家庭承包经营后农民积极性高涨的动人场景，反倒是一些农民主动退回国家分给的土地，因为面积太大，无力经营，国家的支持与服务体系又不健全。
05
关于家庭农场的专业与兼业
既然是家庭农场，必然是有规模的，在规模经营的条件下，再像传统的小农经济那样小而全显然是困难的，也可能是不经济的。但国外的家庭农场经营状况表明，兼业现象不同程度存在，主要取决于经营规模和产业的选择。
从经营规模看，小规模的可以兼业，因为精力还可以顾及；但大规模就难以兼业，只能专心从事单一产业生产。但这种小规模也与传统小农经济截然不同，传统的小农经济是因为劳动力无处流动，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上进行无限的劳动投入，以期换得更多的产出；而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兼业更多是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考虑的，兼或有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考虑。
从产业选择看，那些与其他产业容易形成关联的产业，兼业的可能性大。比如种植玉米、饲料作物，天然地与畜牧养殖相关联，既从事种植业，又从事养殖业成为现实的可能，因为这样可以优势互补，畜牧养殖使饲料作物的附加值提高，而且还可以提供有机肥返回农地提高肥力；自产的饲料作物又能降低养殖成本，且原料供应便捷；家庭劳动力的人力资源也得以有效利用。
还有一些兼业行为是从产业链的延伸或深化发展起来的，比如休闲农业，美丽的油菜花只是油菜集中生产区的自然现象，但却成为城市人享受田园风光的良好载体，于是带动了油菜花旅游；再比如有山有水的家庭农场，因其美丽的自然风光，往往带动了乡村旅游等。
同时，还应注意到，农业的季节性决定，即使最专业的家庭农场也会有农闲时间，农闲期间家庭农场成员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去外出旅游，但有的可能出去兼职，从事非农工作。甚至在相当多的时候，家庭农场的成员会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长期兼职从事其他非农工作；再严重的，可能会把农业生产倒置成非农工作之外的兼职。这个界线是难以界定和规定的。
06
家庭农场的风险控制
农业与工业不同，天然存在着风险高的特征，对于家庭农场而言，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风险也在相应扩大，必须有一个良好的风险控制体系，重点防控好自然风险、疫病风险、市场风险、制度风险和社会风险五大风险。
首要面对的是自然风险。这是农业区别于工业的最大风险。对于工业来说，除非遭遇汶川大地震那样的特大自然灾害，一般的自然灾害工业基本是不考虑的，但农业基本无法避免，只能通过避灾救灾减少影响。比如，播种时的干旱少雨，如果没有灌溉，则可能无法播种错过农时；再比如，作物生长过程中的冰雹、旱涝、冷热灾害随时会发生，今年春天的倒春寒使陕西苹果花受冻严重，至少250万亩的苹果产量会受影响；再比如，成熟季节的农作物，可能因为冰雹等突然的恶性自然灾害导致产量大幅损失甚至颗粒无收。防范自然风险，虽然国家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还在完善，但已经提供了基本的风险保障，要注意运用好这一政策。同时，还可以考虑农业商业保险。一些农业技术措施也可起到缓解作用，比如近年苹果产区发展较快的防雹网建设，一次性投入较大，但防范冰雹的能力明显提升。
其次要面对的是动植物疫病风险。这也是工业生产所没有的。比如，口蹄疫的暴发可能导致养殖场的偶蹄动物整体死亡或者被国家强制扑*，对生猪、牛羊养殖威胁很大，必须以最严格的措施防范；至于一般的动物常见疫病，往往也会造成死亡或者商品性丧失。再比如小麦、玉米的流行病害或容易暴发的虫灾，往往会导致产量极大的损失，像这两年正在严重发生的小麦吸浆虫、玉米黏虫等，防控不及时，产量损失极大。在动植物疫病风险的防控上，主要是严格的技术管理和持之以恒的严密防控心态，一旦出现麻痹，往往付出惨痛代价。这两年讲的养殖企业拼管理，其实主要是技术管理，疫病损失越少，养殖效益才能越好，就像足球场上比的是谁的失误少。
第三个要面对的是市场风险。市场风险不论工业农业均要面对，但农业的市场风险更残酷，这是因为农产品的一些特殊属性决定的。由于农产品多为鲜活农产品，所以保质期十分短暂，必须在收获时节的极短时间内出售，否则可能腐烂变质一文不值；即使那些保质期长的农产品与工业品的保质期相比，也是差距甚远。于是就形成了农产品常见的卖难问题，一到集中收获季节，往往量大价跌，供大于求，不仅效益下降，而且浪费惊人。应对市场风险，一方面要重视农产品市场分析，避免陷入“丰收陷阱”；另一方面，要加强生产的组织化程度，通过行业协会、订单农业、合作社联合等方式，稳定市场，畅通产后通道，保障收益。
第四个要面对的是制度风险。制度风险是系统性的，家庭农场个体一般无法应对，常见的就是政策的变动。比如，在前些年政策还比较宽松的时候，畜牧养殖场是可以建在基本农田的，当地的政府也是允许的，甚至还有鼓励政策；但随着国家土地政策的日趋严厉，基本农田的畜牧养殖场是不允许建立，已经建立的只有拆除，这个损失对养殖场显然是巨大的。再比如，一些地方为发展地方经济而鼓励的小型产业项目，承诺有优惠政策，也宣布有订单保障，但往往随着地方领导变迁，可能人走政息，政策难以落实，订单更无从谈起，参与项目者损失惨重。应对制度风险，需要家庭农场的负责者重视地方产业政策的研究，摆正经营思想，科学选择产业，避免因一时投机取巧而付出沉痛代价。但正常的国家优惠政策是应该积极争取的，这是应得的国民待遇，不应拒之不理。
第五个要面对的是社会风险。这个风险过去叫农民的道德风险，是由于农民对于市场经济规则的不懂不问、不遵不守而引发的，常见的是土地流转纠纷。对多数的家庭农场而言，自有土地是少数，更多的土地靠流转，而经营农业的人都知道，土地经营权的长期稳定是投资农业的首要前提。在实际中，因为种种原因，农民突然违约强行收回流转土地的情形屡见不鲜，并引发严重社会事件。但一般的结局往往是当地政府为维稳大局而对农民息事宁人，使规模经营者蒙受损失。更有严重的，农民在规模经营者经营状况明显改观之际，公然哄抢或破坏，更是法难责众。应对这一风险，要学会同农民打交道，多从农民的角度考虑问题，在长期的土地流转合同上要留给农民三五年调整一次流转租金的机会，主动协调，避免被动；同时，要善于运用流出土地农民的剩余劳动力，给他们就业机会，重视社会沟通，减少抵制情绪；还要注意乡村党政力量的沟通，力求矛盾发生时的公正评判。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一日）
（本文图片均选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