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7日，上海局势已进入最紧张的状态。此时的国共的胜负基本已经被注定，可越是离胜利越近，被关押在国民党军统监狱的地下党李白却越发感觉到自己死期将至。
参加革命这么久以来，李白已经完全清楚了国民党的特性，他知道，在这种情势下，他们势必不会留下他这条命，毕竟：被关押期间，他知道的已经太多。
也正是因此，李白才冒着危险秘密把妻子、战友裘慧英约到了监狱对面的居民楼与他“会面”。说是会面，实际却是隔空互望着打手语、读唇语。
下午3点左右，裘慧英带着孩子准时出现在了监狱对面的居民楼。见到妻子后，扶墙站在窗户边的李白用右手用力挥舞着。妻子注意到他后，他一边做手势一边用嘴不出声地‘说’道：“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了！”
裘慧英接收到丈夫这句话后立马紧张起来了，以这种方式和他取得联络后，每次密会，她都是和他约定下次“约会”暗号，可这次，他却让她不要来了。
不好的预感向裘慧英袭来，她连忙紧张地问：“为什么不让我来看你了，是不是判决了？”李白听明白妻子的话后却并未回答，他只打手语配合唇语问道：“解放军现在打到哪里了？”裘慧英告诉他：“解放军已经完成了渡江战役的所有战前准备工作，再过几天就要发动总攻了。”
李白看明白手语唇语内容后眼里顿时一亮，他用最快的速度挥舞着手配合唇语道：“天快亮了，我们的希望要实现了。今天，我能回去当然最好；万一不能回去，你和孩子也可以和全国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了。天快亮了，不论生死，我心里都坦然了。”
说完后，李白冲着妻子含泪笑了笑，裘慧英看出来了，丈夫的笑容里，有一种即将赴死的从容。
未等裘慧英再说话，李白便转身了。很显然，特务来了，很快，李白的身影便彻底消失在了牢房窗口。
裘慧英不知道，当天，她的丈夫是被两个特务架走的，因为，此时已被军统折磨半年的李白双脚已经因遭受刑罚而断了骨，他当日能勉强站立在窗口已经算是奇迹了。
可即便如此，李白的脚上依旧被上了重重的脚镣，当日被架走时，他身上的很多伤口已经发炎了，可他脸上的却分明有几丝笑意。
李白
丈夫离开后，预感到丈夫死期将至的裘慧英心里满是酸楚。在回出租屋的路上，与丈夫相处的点滴如放电影一般在脑海浮现。
走到街口转弯处时，一缕阳光洒在她身上，她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她突然记起，1939年，与丈夫初相遇那天，她也曾见过这样一抹暖阳。
那是一个春天，那时，日本侵略者还在中国大地上肆虐，她当时的身份是一名抗日小战士，当时她刚参加革命不久。而那时，年不到30岁的李白却已是一个资深的革命者，他参加过北伐战争、秋收起义、反围剿战争、长征等等，赴上海担任党的地下联络员也两年了。
初见他时，她带着组织委派的任务：与李白扮假夫妻，协助完成革命任务。对于当时组织委派的任务具体，后来的裘慧英是这样讲述的，她说：
“有个男同志需要有个家庭做掩护，让我去和那个同志一起工作，表面上要装扮成一对夫妻。”
所以，当时的裘慧英之主要任务是掩护李白向延安发送情报。因为这个工作非常重要，所以，她出发前抱着很大的希望。可当她见到“被协助者”本人时，她却分明感觉自己希望要落空了，之所以有这想法，后来的裘慧英也在回忆里交代了，她说：
“等见到接头的人，我大失所望。因为站在我面前的人穿着长袍、戴着眼镜，清秀的脸庞带着几分神秘的色彩，我看不惯！因为我在厂里常见的只有资本家才穿长袍。”
在裘慧英的意识里，革命者应该有革命者该有的模样，所以装成“资本家”模样的李白，在她眼里绝不是“干大事”的料。
于是，失望之余，第一次见李白的裘慧英便疑惑了，“这真的是要和我接头的人吗？”
对完暗号确定眼前的“资本家”就是接头的李白后，裘慧英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委屈。
当天，裘慧英便带着疑惑去找负责此任务的顶头上司马纯古，她请求马纯古给自己换个任务，哪怕新任务再苦再累她都不怕。马纯古听完裘慧英的“诉苦”，竟然丝毫不顾她的“委屈”，只哈哈一笑后对她说道：
“你别瞎起疑心了，要是叫人看出他是个同志，那还了得啊！搞地下工作要是连自己人都瞒不住，又怎么能瞒得住敌人呢？”
听了马纯古的解释后，自觉有些武断的裘慧英才极不情愿地“哦”了一声。
当天下午，裘慧英便来到了李白位于租界的住所，用李白给她的钥匙打开房门后她才知道：初见面时，自己可能是误会他了，他还真不是资本家。
原来，这资本家打扮的李白，其住所陈设却非常简单——屋子里只有一张桌子、一台收音机、一张床、两把椅子，四周墙上空空如也。
裘慧英进门的时候，李白正在看书，见她来了，他忙起身给她搬了一把椅子并给她倒了一杯茶。做完这些后，他便一声不吭地继续忙自己去了。
经过几天的接触，裘慧英发现李白虽然话不多，却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每次睡觉时，李白总坚持自己睡地上而让她睡床上，他的理由是：“女孩子睡地板容易染寒气。”
更让裘慧英的诧异的是，每天早上醒来时，他便已经把早餐给她做好了。在这个“家”里，做太太的她几乎啥也不用干，只等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行到此时，裘慧英便终于确定了：表面资本家的李白，骨子里却是个工农阶级革命家。
裘慧英自己出身贫苦农民家庭，12岁进厂里打工，15岁开始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所以，因为阶级的关系，她对资本家和资本家做派的人很是反感。自然，她也不想也不屑和他们共事。
知道李白不是“资本家”后，裘慧英对他的好感便倍增了。相处一段时日后，她便开始试探性地和他套起了近乎。慢慢地，她对他的了解也进一步加深了。
一日午后，李白突然神秘地对她说道：“我今天跟你讲讲电台吧，过段，我还要教你怎么使用电台。”
“电台？”听到这个词后，裘慧英整个人都怔住了。她当时虽然还没有见过电台，却知道电台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设备；她还听说日本人每天都在搜查革命党在上海建立的电台，一旦发电报者被日本人抓住后果将不可设想。
李白见裘慧英似有不解，便解释道：
“电台是我们上海任务的关键，我们在上海获取的情报也是通过这个电台向延安汇报。”
听完这句后，裘慧英便明白每天晚上“丈夫”躲在阁楼里定是去发电报了。她两眼放着光看向李白，只见，他刻意压低声音道：
“你要记住，我们接触的都是最高机密，所以哪怕刀架脖子上、枪对着胸膛，也不能对日本人吐露半个字！”
从那以后，每天下午李白便都会抽出一定的时间来教裘慧英发电报。
发电报看似只需动动食指和中指，想学好却并不容易。一个合格的报务员一分钟要发120个字，需要按发报键至少960次才行；地下党的报务员要求更为严格，像李白这样被派往敌人心脏地带的报务员，一分钟至少能发200字！
此外，报务员必须有安全的出身背景、超强的记忆力并无条件服从保密原则。
所以从事这项工作者，都得具备非凡意志力的群体。关键，这些人对革命的信仰，还非得比一般的同志强，若非如此，是断不可能能进入这项工作的。
知道这一切后，裘慧英便对眼前的“资本家”李白更加感兴趣了。一个有月的晚上，她终于忍不住问起了他的身世。
也是在这晚的长谈后，裘慧英才知道：眼前这个有些“资本家模样”的年轻人的成长经历比她竟要苦上几倍。
李白并不生在富裕人家，相反，他出生在湖南一个贫农家庭。因为祖上没有田产，所以他们全家的生计都依赖一个小小的家庭染房。年四五岁，李白便开始在染房帮工。
因为家贫，李白8岁才入学，也正是在这年，疼爱他的祖母、母亲相继去世。为了生计，关闭染房的父亲只得外出打工。这期间，李白不得不在读书的同时照顾几个比自己更年幼的弟妹。
人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李白最是深有体会。
年11岁时，被迫辍学的李白便在家里既当爹又当妈，为了生计，13岁时，他便开始靠卖苦力养活家里。为了不让弟弟妹妹和他一样没有书读，他便跟着父亲外出打工了。
打工期间，李白受尽了白眼，也吃尽了苦头。在劳苦大众里深切感知到劳动人民之艰辛的李白，慢慢萌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他经常想：“都是人，为什么有的人不干活却可以吃白馍，可我们累到死也吃不上白馍呢？”
1925年，当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时，年15岁的李白才知道：原来，天下人都和他有同样的疑惑，他们也和他一样，想要反抗这一切。
那场革命让李白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革命，能让劳苦大众翻身。也只有劳苦大众翻了身，自己的弟妹和父亲，才可以不再被剥削、被压迫。
第二年，16岁的李白便和父亲毅然投入了革命。
了解了李白的身世和他参加革命的种种后，裘慧英再看向他那张“资本家”的脸孔时，竟也完全不是先前的感觉了，她只觉他是“如此帅气”，偶尔，她还惊诧自己“以前怎会没发现”。
裘慧英不知道，在她对他态度改观时，他对她的感情也开始有了变化。一种特殊的情愫在两人心底慢慢滋生，只是，因为革命的缘故，谁也不曾开口明说。
对啊，革命年代，谁个革命者的脑袋不是暂时寄放在身体上呢，革命从来是真刀真枪地跟敌人干，这就意味着：革命=牺牲。
李白给妻子最后一封家书
每一个与敌人斗智斗勇的地方都是战场，电台战线上的战士虽不用跟敌人拼*，且还有遮风挡雨的住处，但他们的任务却极其危险。
也因为危险，李白发送电报的时间，从来都是凌晨一点以后。每天工作结束后，他都要把电台拆卸成零件分别藏好，以免被敌人发现。
李白工作的电台被藏在一间堆放杂物的小阁楼，因为害怕“滴滴答答”的电报声引起注意，每次发电报前都会把门窗堵得死死的。夏天小阁楼里密不透风、又闷又热，李白却要在里面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忙完一天的工作后，他脚下的地板都会被汗水浸湿一片。
有一次，裘慧英好奇李白是怎样发电报的，在确保安全后，她敲开了小阁楼的门，然而她在阁楼里坐了不到半小时，就被里头的闷热给搞得头昏目眩，李白却依然端坐在电台前全神贯注地收发电报。
李白用来修理电台的工具
趁着李白发完一个电报的间隙她有些心疼地问他：“你不热吗？”李白一边敲着发报键一边回她：“只要工作顺利，我的心就会很凉爽，天热也就忘了。”
听了李白的回答，裘慧英对他更加钦佩了。为了让李白凉快一点，裘慧英找了一把扇子，一边给李白扇扇子一边警觉外面的情况。
随着工作的顺利展开，裘慧英对李白的认识一天比一天深刻，她对他的感情也一天比一天加深。裘慧英也慢慢在李白的指导下开始负担起了转送情报的工作，有时，裘慧英也会坐在电台前听一听前线发来的电报，按一按发报键向延安发送情报。
两人的工作配合得越来越默契，这种默契让两人之间的情感也越来越浓烈了。
一次任务后，李白很激动地对“妻子”说：“你辛苦了。”没想到，听到这句很平常的话后裘慧英却红着脸娇羞地道：“以后别说这话了，我是你妻子。”李白听到这话当即也红了脸，他知道，这是她在“似无意”地向他告白。
沉默了几秒后，李白把双手搭在她肩膀上正色道：“我的工作太危险，今天活着，但兴许明天人就没了！”
裘慧英抬起泪眼看向他道：“你别忘了，我也在革命，所以我对生死也早已看开了，天长地久我从来不奢望，我只要朝夕。”李白听到裘慧英这话后心里一阵暖意，他轻轻把她揽入怀里道：“只要天亮了，我们就不会只有朝夕了……”
1940年冬天，经中共党组织批准，李白和裘慧英结成革命伴侣，至此，这对“假夫妻”正式变成真夫妻，二人之间的工作也更加默契。
李白、裘慧英结婚照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英美等国对日宣战。自七七事变后一直受欧美等国保护的上海租界区也被日军占领，之后，日军加紧了对秘密电台的侦查。
1942年中秋节，本应赏花赏月的日子，李白与裘慧英夫妇却顾不得休息，他们跟往常一样一个在阁楼上收发电报，一个在窗边紧盯着外面的动向。
就在裘慧英以为一天的任务马上就要完成时，她忽然发现不远处有一群官兵正朝着她所在的方向赶来，裘慧英暗叫一声不好，然后快步上楼对着电台间的门重重敲了三下以示“有情况”。
李白听了敲门声后却并未立即停止工作，他只加快了发送电报的速度。李白不肯放下手头工作的原因是：他比谁都清楚，每一份电报都是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探到的。所以，这些情报在他眼里远比他的命更重要。
以最快的速度将最后一段情报发送楚青后，李白又快速拍了三遍“88”。“88”是李白与延安那边的一种特殊密电，一旦发出这则电报就意味着发报人遇到了危险，发送的次数越多越危险，三遍代表发报人遇到了极危险的情况。
完成发送任务之后，李白摘下耳机，然后迅速将发报机拆散。最后，他敏捷地拉开桌子下面一块活动的地板，将拆散的零件藏在下面，之后，他抱起收音机离开阁楼回到了房间。
李白下楼不久，日本宪兵破门而入，随后，日本人便开始在一个个房间搜查了。最终，李白拆散并藏起来的发报机零件还是被日本人发现了。
当日本人拿着发报机零件站在李白面前，并质问他这是什么的时候，李白面不改色地回答说：“不知道！”日本宪兵见他抵死不认便抓住他的右手问道：“不知道是吧？那你的食指和中指又是怎么回事儿？”
李白把一切都掩藏得很好了，可他的手上却不可避免地留有了证据：由于频繁用食指中指敲击发报键的缘故，他的两根手指都留下一层明亮的老茧。
但即便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李白也决定打死不认，所以，“铁证”面前，他也只面不改色地道：“不知道，我是做生意的”。
问话的日本宪兵见状不禁怒火中烧，他气鼓鼓地将枪托直接砸在了他的肚子上，李白被砸得退后了数步后，几个日本宪兵便死死抓住了他。随后，李白夫妻二人都被押送到了四川路桥北面的日本宪兵司令部牢房。
李白夫妻同时被抓入日本人的监牢这年，李白31岁，裘慧英则年仅24岁。因为担心裘慧英年纪小会扛不住刑罚，进监狱后，李白便特意叮嘱妻子道：“爱护朋友，牺牲自己。”
李白与裘慧英假结婚照
裘慧英听到这话的当口便知道丈夫的意思了，这里的“朋友”是同志，而“自己”就是他们的性命。她当即便坚定地对丈夫点头道：“放心，会的！”
因为有了丈夫的嘱托，所以不论敌人如何威逼利诱，裘慧英都和丈夫一样始终不肯吐露任何。日本宪兵见状终于暴露了他们的残忍本性。
他们直接将给裘慧英绑到了李白的对面，让她眼睁睁看着丈夫受刑。而他们对李白施行的刑罚则残忍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鞭挞、电刑、老虎凳、竹签扎指甲缝。
日本人的这招够狠绝，这样一来，裘慧英果然生不如死，看着丈夫受刑的她不停地挣扎，她越是挣扎，日本人对她丈夫的刑罚便越残忍。在她哭着大骂他们“禽兽”时，他们竟为了进一步刺激她从李白胸口割下了一块肉。
那一月的折磨，对李白和裘慧英而言都是极大的煎熬。不论是他，还是她，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可他们谁都清楚：一旦他们招供，大批同志的命保不住不说，中国的抗战也将面临更大的艰难。那时，将有更多的同胞蒙难。
“爱护朋友，牺牲自己”，这几乎成了两人之间爱的盟约。
眼见各种刑罚用尽，李白和裘慧英却不肯招供任何，日本人终于用了绝招了：他们想出了“模糊意识”的审讯法。
于是，在李白被打晕后，他们将盐水淋在了他的伤口上，剧烈的刺痛让李白的意识开始模糊了，见李白已被剧痛折磨得意识不清，日本宪兵队凑上前狠狠问：“你们是新四军还是八路军，快说！”
李白努力睁开眼用仅有的一点意识回到：“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没什么可讲的！”说完后，他便再度晕了过去。
一个多月的折磨后，李白已经不成人形了，可日本人却没有得到任何他们想要的情报。无奈之下，他们不得已释放了裘慧英并暂时将李白转移到了极司菲尔路76号。
这里的76号正是世人眼里的“76号魔窟”，它是汪伪政权设立的特务机构，其目的是屠*地下党和进步人士。
1943年6月，在上海地下党员的不懈营救下，没有吐露任何的李白被保释出狱。
让裘慧英永生难忘的是，李白出狱后回家后见到她的第一句话竟是：“上级什么时候过来？我想早一点见到他们，以便早日恢复电台工作。”
听到这话后，裘慧英的眼里瞬间噙满了泪水，她用颤抖的手抚摸着丈夫脸上的伤口心疼地道：“你的伤势这么重，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李白却没有迟疑地回道：“我们的战士在流血，我们的百姓被残害，我又怎能在这里偷懒！你只看到我的骨头被打断，皮肉被打破，但是我的革命意志是打不掉的，敌人的残暴只能让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
后来，在李白的一再恳切要求下，组织决定将他调离上海、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李白一家三口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组织安排，李白化名李静安，以国际问题研究所职员的身份偕夫人住进了上海黄渡路107弄6号，秘密电台也被设立在这里，白天李白去“上班”，晚上秘密向延安发送电报。
这年年底，李白和裘慧英夫妇的儿子李恒胜出生。
儿子出生后，李白和裘慧英的思想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裘慧英希望丈夫尽可能少从事危险工作，而李白自己则在越发渴望和平的同时，更加深入情报工作了。
他经常对妻子说：“等到我们胜利了，天就亮了，那时候，老百姓就都能安居乐业了。”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推进，情报工作也显得更加重要了，与此同时，国民党也越来把工作重心放在了搜集解放军电台上。
作为国民党白色统治之经济中心的上海理所当然地成了被搜查重点，敌人对这里的搜查越严格，也意味着李白夫妇的工作将更危险、更艰苦。
为了保证上海与延安之间的情报不中断，保持电波永不消逝，每到夜深人静时，他都强撑着打开电台和延安联系。
在李白的努力下，国民党军队的具体动向、淮海战役的敌军情报等都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延安。
1948年12月29日，李白接到了一份重要情报——国民党的江防计划，这份情报对解放上海极为重要。
那天夜幕降临之后，李白小心翼翼地在阁楼上将电台组装好。在发情报之前，李白先发送了“紧急信号”提醒延安那边：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情报。
李白并不知道的是，早在一年前，敌人就已经发现并开始侦查这个“神秘的电台”，为了早日揪出电台，敌人还依靠美国最新技术进行侦查。
这天，李白刚打开电台发送出“紧急信号”，敌人就锁定了电台的位置，随后他们派出大量特务赶过去。
于是，李白在阁楼里不停地敲打发报键的当口，阁楼的门便“啪”地一声被破开了，裘慧英还没来得及告诉他外面的情况，李白便什么都明白了。
但这一次，李白并未打算停下手头的工作，他两眼死死盯着电报内容对妻子道：“你快带着孩子去楼下躲躲，我把这份电报发完就走！”
裘慧英听完后正准备离开，却听丈夫在身后道：“告诉孩子，天亮了，我就回来抱他！”
裘慧英“嗯”了一声后，未及细想便赶紧下了楼。她并不知道，丈夫是在和她和孩子诀别。
李白实际早就知道他当时的处境有多危险了，因为，他在发电报时就听到了远处的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作为情报人员，他岂会不知：上海全城封锁，半夜三更开着汽车外出十有八九是国民党的特务在抓人。而这一次，他已经预感到：他们要抓的人，就是他。
可他知道：作为发报员，他必须把这份重要情报发送出去，哪怕他即刻就死去。
妻子的脚步声消失后，李白松了一口气，他手指敲击发报键的速度更加快了。他知道，妻子安全了，楼下的住户正是掩护电台地下党员，他们会保护她和孩子的安全。
仅仅几分钟后，敌人便冲进了李白的秘密阁楼。可他却像没事人一样继续敲击着他的发报键。确定阁楼里只有李白一人后，敌人包围了他，一个敌人用枪口抵到了李白的太阳穴上。可他却依旧全神贯注地敲击着发报键，仿佛这个世界只有他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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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时刻，发完电报后，他用最快的速度敲下了一句话，这句话便是：“再见了，同志们，我想念你们。”
之后，他起身从容不迫地跟着国民党特务出了门。当天晚上，他便被关押在了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牢房。
李白绝想不到，那天发完这个重要情报后，延安那头的年仅16岁的女发报员接收到那句“再见了”的诀别语时，延安那边是怎样的场面。当女发报员把这段话告诉周围同志时，他们都怔住了。
因为“被抓现行”，所以，这次的李白在劫难逃。上海地下组织虽然想尽了各种办法营救，可最终却也徒劳。
作为重点关押对象的李白，被频繁转移关押地点，每到一处，他便会受一轮折磨。也正因此，当妻子裘慧英通过地下党得到丈夫给来的会面暗号时，距离他被抓已经过去了整整四个月了。
这四个月里，裘慧英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她知道：这一别将是永别。
所以，听到丈夫说“以后不要来看我”时，裘慧英虽然心里极其难受，却并不意外，她只是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如此快。
那天与丈夫见面完分别后，走在路上想起过往种种的她哭成了泪人。她刚刚把“天要亮了”的大好消息告诉他，可他却不可能见到天亮了。
想到这儿，裘慧英终于情绪崩溃了，可她脚下的步子却没有要停下的意思，她要尽快回家，对，那是她和他的家，他说过“天亮就回来抱孩子”。
“他答应过我的事都做到了，对，他说过天亮就回来！”想到这里时，裘慧英满是泪痕的脸上竟露出了一丝微笑。她用右手使劲抹了一把脸后抬头看向天道：“老天爷，你一定记得帮他兑现诺言……”
可这个诺言，老天爷终于没有帮李白兑现。
就在于妻子见最后一面分手那天，沉浸在“天就要亮了”的喜悦里的李白隐约听到了炮声，身在狱中的他高兴极了。
同一天，国民党特务收到蒋介石亲批“坚不吐实，处以极刑”八个字的处决命令，晚上八点左右，敌人将李白带到浦东戚家庙以北100米处的刑场上将其处以了极刑。
1949年5月27日，在李白英勇牺牲后的第20天，人民解放军攻下上海，随即：上海解放。天，亮了，可李白却终究没能看到。
一个月后，李白遗体被找到时，他的妻子裘慧英才知道：就在见面的当天，她心爱的丈夫就永远离开了她。得知丈夫死讯的那天，裘慧英撕心裂肺地哭喊道：“天亮了，我们在等你，你回来……”
回答裘慧英的，是长长久久的沉默！
1958年，李白烈士的事迹被拍成了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因为这部电影，李白成了中国唯一被铭记的发报员。半个世纪以来，他的故事一直在被反复传颂。
*曾说：“当中国人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死去的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
是啊，英雄不死，所以，他定能听到盛世的我们告慰他们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