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最大的一代美国女性，如今陷入中年危机（帕克卡车司机）

在美国，X世代（指出生于1965—1980年间的人）作为夹在婴儿潮一代和千禧一代的中间层，处境十分尴尬。

X世代的女性，她们出生、成长的时代正值第二波女权运动取得重大进展之际，所以她们拥有前几代女性所没有的机会，接受和男性平等的教育，被寄予厚望。对这一代女性来说，“女孩无所不能”不仅是鼓舞，更是信念，是必须做到的指令。爱情、事业、家庭、孩子、财富、健康，只要努力都能实现，可以兼得。当她们人到中年，却发现自己用尽全力，也难免顾此失彼。

上一代的希望成了她们的枷锁。对上一代女性而言，一切还在争取中，根本没有期待，只要一点突破、一点改变，都是振奋人心的胜利。X世代面对的情况刚好相反，只要一点没做到，就会陷入“不够好”的自我怀疑和指责。她们无法接受“不够好”。

“X一代女性对自己的期望极高。我们被灌输的‘拥有无限可能’的信念和严酷的现实在中年时期来了一场正面交锋——即使竭尽全力，依然可能没有伴侣、没有孩子、没有存到养老金、没有房子、没有带福利的工作——这些都让我们在最需要勇气的时候觉得自己一败涂地。”

美国历史独立出版奖金奖获得者艾达·卡尔霍恩采访200余位美国X世代的中产女性，从“拥有一切”的魔咒出发，直面一代女性共有的中年危机。

《四十而惑：新世代女性的中年危机》，[美]艾达·卡尔霍恩著，张林译，未读·思想家|上海文化出版社，2023年4月。

如今的中年女性都属于X一代，或是出生在1946年至1964年婴儿潮的末期。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将X一代的出生年份确定为1965年至1980年。这一命名或反命名，因道格拉斯·柯普兰（Douglas Coupland）1991年的小说《X一代：速成文化的故事》（Generation X: Tales for an Accelerated Culture）而广为流传。“X一代”代表一种模糊的、尚未确定的身份。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不确定的身份本身变成了故事。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说法，X一代是“美国被忽视的‘中间一代’……像一座很矮、很直的桥，连接着两座喧闹的高峰”。我们被老一辈的婴儿潮一代和更年轻的千禧一代盖过了风头。2019年1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台发布的一份关于几代人的报告，完全忽略了 X一代。

X一代已不知不觉步入中年，且基本不会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独特而命途多舛的群体。“X一代的‘人生黄金时段’处在一个特别分裂且危险的时期，”婴儿潮一代的市场专家费思·波普康（Faith Popcorn）这样告诉我，“他们在经济上受到沉重打击，在文化上又遭到排挤，负债累累，下有子女，上有年迈的父母。成年的严峻状态对他们打击很大。他们感到疲惫、困惑，也是完全有理由的。”

“拥有一切”的幻想破灭

X一代的女性往往在二十八九岁、三四十岁结婚，也可能根本不结婚；可能在三四十岁生下第一个孩子，也可能根本不要孩子。作为第一批从小就听到所谓“可以拥有一切”的陈词滥调的女性，我们在成年后发现，哪怕只是拥有其中一些，也无比艰难。不管X一代女性是否成家，事实都是如此。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早的一批X一代女性开始组建家庭，我们被“妈咪战争”搞得彼此对立。这场虚假的辩论掩盖了一个事实：我们的选择只是故事的其中一面——时代背景是另一面。作为X一代女性的我们都是实验品，实验的目的是塑造成就感更高、满足感更强且更全面的美国女性。我们中的许多人到了中年，发现这场实验基本以失败告终。

美剧《东城梦魇》（Mare of Easttown，2021）剧照。

我们本以为自己既能拥有蒸蒸日上的事业，也能拥有优渥的家庭生活，比父母收入更高，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我们大多数人几乎没有尝到甜头。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经济学家伊莎贝尔·索希尔（Isabel V. Sawhill）告诉我，在美国，一个典型的40岁女性，一年做全职工作能挣3.6万美元。除去养孩子的费用、房租、日常开销和税收，剩下的只有大约1000美元。即便是收入高出很多的女性，也会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感到不安，她们可能会感慨一周过得如此艰难，也因机会太少而感到失望。

如果我们将这些女性的抱怨斥为无病*，就等于贬低了我们这一代人。社会、历史及经济的趋势共同作用，使得许多女性在中年时深陷焦虑的熔炉——我们彼此羡慕，却没有意识到我们都在同一条漏水的船上。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聆听女性的忧虑，不再把它当作抱怨，而是将其视为对那些具有误导性的、鼓吹美国梦的花言巧语的纠正——所谓的美国梦离我们很远，我们的孩子也不一定能实现。有人可能会说，与其他国家或其他世代的女性相比，美国X一代的女性生活得还算轻松。婴儿潮一代和千禧一代或许会说自己面临的情况更糟。

“拥有一切”这个概念确实出现在婴儿潮一代，但直到X一代降生，它才成为主流的期望。婴儿潮一代在面对堂而皇之的性别歧视和普遍存在的冒犯时勇敢前行，在不放弃自己梦想的情况下努力抚养孩子，这一切都值得赞扬。但X一代走入生活时，“拥有一切”并不是一种光明的新选择，而是强制性的社会要求。

“我也好像理应‘拥有一切’！”一位千禧一代的女性说，“但我们的情况也一样糟！”毫无疑问，已经成年的千禧一代背负着沉重的助学贷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不平等、经济不平等，恶劣的政治两极分化，以及一个瞬息万变、很多行业动荡不定的世界。但是，他们进入职场时，所谓“无限可能”的幻觉早已受到普遍攻击，人们的期望变得更加现实。

恕我直言，虽然我们和年长一代以及年青一代都感染了“拥有一切”的病毒，但X一代感染的是其中最致命的毒株。我希望年轻的千禧一代能够汲取有益的经验，而婴儿潮一代，不会因为我们没有走出多远而过于沮丧。

简单来说，选择更多并不一定意味着快乐更多或满足感更强。“从许多客观标准来看，过去35年里，美国女性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十年前，X一代步入中年时，一份综合社会调查的分析报告写道，“然而，根据我们的研究，主观幸福感的指标表明，无论是绝对数值还是相对于男性的数值，女性的幸福感都在下降。”这一研究结果经常被引用，来证明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有多么愚蠢——如果女人待在家里，她们会更快乐。这种看法多么简单粗暴啊。

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试过那些女权主义者的主张。没错，女性进入了职场，但家庭中的性别角色、带薪休假的法律规定以及任何能够带来转变的方面都没有明显的改善。如果制定了新的法律，但没有执行或没有资金支持，你能说这条法律是有问题的吗？

美剧《东城梦魇》（Mare of Easttown，2021）剧照。

2017年，另一项重大研究发现，对于女性来说，最大的压力来自工作和孩子，同时拥有工作和孩子的女性，受到的影响更加复杂。我们承担着男性过去承担的经济责任，同时仍然背负着传统的家庭责任。当我们年过四十，母亲和祖母都已成为空巢老人，事业和抚养孩子的压力达到顶峰时，我们常常遭受这种双重打击。

美国有四分之一的中年女性在服用抗抑郁药物。1965年至1979 年出生的女性中，近60%的人认为自己压力很大——这一比例比千禧一代高出13个百分点。1965年至 1977年出生的女性中，四分之三的人“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感到焦虑”。

有段时间，我以为只有在职场打拼的女性才会陷入这种困境。但我渐渐从工作及家庭生活各不相同的女性那里听到了同样的焦虑。

女性的中年危机

虽然在过去十年里，针对衰老的科学研究有所增加，但这些研究常略过中年。而针对中年的研究，又通常以男性为中心。为数不的有关中年女性的作品，也常讲述婴儿潮一代在工作中的失望或婚姻中的幻灭，对衰老的身体迹象只是一笔带过，重点强调出现的颈纹。

“中年危机”这个词通常被认为是由精神分析学家埃利奥特·杰奎斯（Elliott Jaques）提出的，探讨但丁、歌德、贝多芬、狄更斯等男性创作者的创造性表达，他们的作品通常会在35岁之后出现质量与内容上的变化。 “要想克服中年危机，”他写道，“就要重新克服初期的抑郁状态，但也要对死亡有成熟的洞察力。”

20世纪70年代，发展心理学家丹尼尔·莱文森（Daniel Levinson）声称，在自己的研究对象中，80%的人在中年经历了“内心与外部世界的激烈斗争”。“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遭到了质疑，”他写道， “而且他们被显现出来的问题吓坏了。”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为了一份稳定的收入放弃了大胆的梦想，牺牲了自己的价值观。

美剧《东城梦魇》（Mare of Easttown，2021）剧照。

在大众文化中，典型的男性中年危机表现为把各种事情搞砸。男性的恐惧始于脱发，然后疯狂追忆大学生活，应对方法则是定期更换年轻女性和色彩艳丽的汽车。

关于这些男性的电影和书籍不胜枚举。伍迪·艾伦、《美国丽人》和《杯酒人生》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电影语境，其中的女性角色——大喊大叫的妻子、沉闷无趣的阿姨、悲伤的姐姐构成了乏味的背景板，衬托着男性对激情生活的强烈渴望，而这种激情生活，以令人生疑的频率被具象化为青春期的少女。

男性的中年危机似乎更加戏剧化。根据我的观察以及许多和我交谈过的专家所言，女性的危机往往表现得比男性的危机更安静。有时，女性会尝试一些出格的举动——做一件大事、开始一项新事业，或者在后院建一个专属小屋，但更多时候，她们会将自己的痛苦隐藏在家庭责任与工作背后。

从表面上看，或许没有人会注意到有什么不对劲。她们可能会在一个人看电视的时候喝光一整瓶酒，每天下午在学校的接送车道上哭泣，或半夜清醒地躺着，眼睛盯着天花板。至今还没有一部大片讲述的是一个女人凝视着车窗外的风景叹气的故事。因此，我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认为“危机”这个词用在高素质女性身上过于极端，她们看起来只是在经历不安、恐惧或者低潮。

如果抛开她们的内心感受不谈，她们能做出结构合理的PPT，能在学年结束时为老师们送上精心制作的礼物篮，我们真的能说她们深陷“危机”吗？

没有资格抱怨

为了写这本书，我曾与200多名女性交谈。虽然她们正在经历的事情只能用“中年危机”这样的表述，但我还是很喜欢这个词。因为它会让正在发生的事情听起来不是一件小事，我也确实这样认为。

根据我的经验，X一代的女性会花很多时间告诉自己，她们的不舒服或者困惑没那么重要。她们经常跟我说，哪怕只是提起这些问题，她们也会觉得不好意思。我采访过一些女性，她们很不开心，但不管自己有多压抑、多疲惫，她们都会因为“抱怨”而道歉。几乎每个人都会说自己是“幸运”的。

美剧《东城梦魇》（Mare of Easttown，2021）剧照。

没错。在很多方面，我们确实很幸运。今天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为我们提供了比我们的祖母或母亲多得多的机会。虽然很多女性努力在做的是收入最低的工作，但整体的工资差距正在缩小。男性越来越顾家，抵制性别歧视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我们不该抱怨”的理由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上层阶级女性的抱怨，很容易被斥为暂时的挫折、可调节的激素失调，或所谓的“第一世界问题”。

但我们为什么会痛苦呢？

“你一生中所做的每个决定，都有可能让你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英国音乐家薇芙·艾伯丁（Viv Albertine）在她的中年回忆录中写道，“过程中几个粗心的决定，可能就会浪费几年时光，但你也不能过于畏首畏尾，毫无冒险精神。找到恰当的平衡点是很难的。”

“很难”是保守的说法。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放弃梦想？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哪种人，是即使别人告诉你别再欺骗自己也从不屈服，最终取得了成功的人，还是一个需要停止欺骗自己的傻瓜，现实一点，成熟一点？

X一代的困境

那年夏天，我并不知道历史因素一直在影响 X一代女性的生活。我们出生的时候经济并不景气，成长过程中，犯罪、虐待和离婚随处可见。我们是在“无特殊照顾”的环境下长大的，这意味着面对生活中更丑陋的一面时，受到的保护也远远少于今天的孩子。

我们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正赶上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紧随其后的就是一次“失业式复苏”。如果你在X一代末期出生，进入职场时正是1999年前后的股市最高峰，但随后科技泡沫开始破裂，你被卷入2001年的经济衰退。没错，之后经济又复苏了，2005年前后，你尝到了轻易得到抵押贷款的甜头，但紧接着，2008 年，又是一次灭顶之灾。

如今，X一代迈入中年，背负的债务比任何一代人都要多——比婴儿潮一代高出惊人的82%，比全国消费者的平均债务高出约37000美元。与其他几代人相比，我们的储蓄也更少，与此同时，我们的生活成本却比婴儿潮一代在我们这个年龄时高得多，特别是在住房等必需品方面。

X一代标志着日益繁荣的美国梦的终结。我们在走下坡路，工作也越来越不稳定。过去，每一代人都期望可以比自己的父母过得更好。但新的研究证实，X一代不会。

美剧《东城梦魇》（Mare of Easttown，2021）剧照。

我们中的很多人将结婚生子的时间推至三四十岁。这意味着，我们很可能会发现自己需要一边照顾年迈的父母，一边照顾年幼的孩子，还要顺便被人敦促需要加薪、需要在工作上更进一步。

更糟糕的是，在这样忙碌的年纪，我们还必须做出人生中许多艰难的决定：要不要放弃创业的念头？要不要换个行业？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离婚？是不是不用再生孩子了？会有孩子吗？孩子该去哪里上学？要不要把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父母送进养老院？如果要送，钱从哪儿来？我的梦想还会实现吗？会不会太晚了？

承受所有中年压力的同时还要被这些难题困扰，就像突然遇到了没被训练过该如何处理的紧急情况。你的表现不太可能达到最优。在这一点上，X一代因自己的玩世不恭吃到了苦头。

2006年，畅销书作家盖尔·希伊（Gail Sheehy）在为《人生历程》（Passages）所写的新序言中承认，X一代女性面临的是全新的状况：“大致的成年期，以及其中可预测的不同阶段依然存在，但时间节点已经被拉长了至少十年，而且还在延长。什么年龄该做什么的规范变得相当灵活，标准的人生周期不复存在，于是人们开始定义自己的人生周期。”她说，这一代的女性过着“循环往复的生活，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开始”。

X一代女性对自己的期望极高。我们被灌输的“拥有无限可能”的信念和严酷的现实在中年时期来了一场正面交锋——即使竭尽全力，依然可能没有伴侣、没有孩子、没有存到养老金、没有房子、没有带福利的工作——这些都让我们在最需要勇气的时候觉得自己一败涂地。

从梦想远大到失败自责

20世纪70年代，凯莉还是个小女孩，那时她相信女孩想做什么都可以。凯莉的父母都是新泽西州北部郊区的蓝领，她是家里第一个读完大学的人。

凯莉和她的朋友们会玩一个名叫“玛丽·泰勒·摩尔”的游戏，灵感来自电视剧。她们会扮演勇敢、独立、独自在大城市生活的女性。比起假扮牛仔或公主，凯莉更喜欢“这个年轻的单身职业女性，她想征服一切”。凯莉喜欢它的主题曲，也喜欢玛丽在工作中找到归属感的方式。

凯莉进入学校时，1972年颁布的《教育法第九修正案》正引发第一波浪潮，该法律规定，在联邦政府资助的教育项目及活动中，男孩和女孩必须得到同等对待。竞争环境会更加公平，女孩们会茁壮成长，所有人都相信这一点。凯莉的母亲没能实现的抱负，也加在了凯莉身上。

这种情况遍布全国各地。第一批女权主义者在 19世纪初为争取选举权而斗争，第二批女权主义者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争取女性权利，她们正将女儿养大，希望她们接过火炬，争取新的胜利：成为医生而不是护士，成为教授而不是小学老师，成为首席执行官而不是秘书。如果我们的祖辈在土地上劳作，我们的父辈在中层管理岗位上辛苦工作，那么我们一定要有一间大办公室——当然，还会成家，拥有漂亮的房子和自己的社交圈。我们耳边回荡着第二次女权浪潮中长大的母亲的话：“女孩长大后可以做任何事——当总统也可以！”

凯莉和她的朋友们梦想远大，也接受了更高等的教育。电视剧《墨菲·布朗》（Murphy Brown）成为凯莉的新理想。1992年第四季的大结局中，布朗成为单身母亲，但依然在新闻编辑部担任要职，凯莉再一次受到了启发——女性可以同时拥有爱情与事业。你需要的是良好的工作态度、支持你的朋友，也许还有一个古怪的名叫“艾尔丁”的人，从油漆工变成了保姆，可以在你工作的时候帮你照看孩子。

计划总是天衣无缝。可等到凯莉长大成人，现实就给了她当头一棒。在华盛顿上大学的时候，凯莉开始意识到，曾经被灌输的理想并不像描述中的那样容易达成。梦想变成现实的一大阻碍在于，一切都需要钱。

美剧《东城梦魇》（Mare of Easttown，2021）剧照。

大学上到一半，凯莉意识到她需要拿到硕士学位才能在心理学领域取得自己想要的成就。她的父母无法供她继续深造。她读大学已经欠了很多债，最终身无分文，不得不回家，她决心找一份工作，还清债务。也许之后可以想办法拿到更高的学位，再换一份工作。

但她没有做到。凯莉毕业时，经济并不景气，找工作很难。长时间的寻找之后，她最终勉强接受了一个几乎没有发展前景的行政职位。一有机会换工作，她就跳去了保险行业，后来又去了人力资源领域。她的工作时间很长，成就感很低，但那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尽管如此，读研究生的钱始终没有攒下来。

她谈了几年恋爱，28岁结了婚，31岁生下了第一个女儿，从那以后，她就没有再做过全职工作。两年后，她又生了二胎。她计划着等两个孩子都上学以后再去工作。然而，就在还差两年，也就是第二个孩子3岁的时候，家里遭遇了一场车祸，导致女儿创伤性脑损伤。护理工作很艰巨，而她的丈夫不可能待在家里。

美剧《东城梦魇》（Mare of Easttown，2021）剧照。

很多女性告诉我，她们的职业生涯因为家庭责任或健康问题（不管是她们自己的还是家人的）而偏离了轨道。即便是孩子没有这类问题的父母，也很难做到后顾无忧。一位单身母亲告诉我，她出差回来后，发现保姆没有照顾好孩子，孩子患上了严重的皮疹。从那以后，她就不想出差了，几个月后，她被公司辞退，理由是她对工作不上心。

“墨菲·布朗被描述为如今聪明、高薪的职业女性的缩影，很多女性在这一描述中看到了自己。”1992年，卡林·詹姆斯（Caryn James）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写道，“她们想着，‘墨菲·布朗就是我’，直到惊觉——‘我身边怎么没有艾尔丁？’”

“我已经有将近22年没有做过全职工作了。”凯莉说道，听起来很不好意思。现在，她的孩子都已经长大，受伤的女儿也稳定了下来，她知道可以回去工作了，也知道自己离退休还有至少15年或20年的时间。但谁会雇用她呢？她离开职场太久了，没有可用的人脉，再说她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人力资源行业。

凯莉梦想着做一些有创意的事。她和丈夫已经写完了一部分书稿，讲述他们抚养患病孩子的故事。她说自己很幸运能有机会思考这些事情，不用每天去办公室赚钱养活家人。然而在内心深处，她觉得自己的丈夫更幸运。他一整天都可以一个人待着，有休息时间，可以出去吃午饭或者做做白日梦。她觉得自己永远无法厘清思绪，因为她更日常的任务——预约医生、开车带孩子去各种地方、填表格、打扫卫生、做饭——从来没办法消停。 “有些时候，”她说，“我会感到愤怒。”

她给女儿的礼物是降低期待，但她不允许自己也这样。每一天，凯莉醒来时都觉得自己应该找份工作、写本书、提高效率。

选择带来的压力

费城一位婴儿潮一代的心理治疗师德博拉·鲁普尼茨（Deborah Luepnitz）说：“我在 X一代的咨询者身上看到的完全是疲惫。她们因为抱怨而感到内疚。拥有母亲一代无法拥有的选择是很美好的，但选择并不会让生活更轻松。可能性会带来压力。”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人们说，我们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任何人。我们有来自母亲的支持，她们坚信我们会更有成就。《教育法第九修正案》保证我们得到的教育和男孩们一样好，我们也会在电视上看到同时拥有家庭和有趣事业的女性。如果我们还是不小心失败了，原因会是什么呢？能怪的人只有我们自己。

有一天，朋友卡罗琳·米勒发来邮件。卡罗琳是婴儿潮一代，1976年成为报纸记者，后来成为《十七岁》和《纽约》杂志的主编。她在邮件里写道：“我在四十多岁时经历的浪潮——不管是经济上的繁荣，还是作为’自由’女性找到出路的喜悦——都不复存在了，这似乎很不公平。在根本没有期待的时候，超出期待要简单得多。不管你做了什么，都像是一场胜利。就好像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所谓的’压力’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我们是“挂钥匙的孩子”，很早就获得了独立，尽管每天午餐时，我们都会在牛奶盒上看到其他孩子的照片，旁边写着“失踪”。X一代的童年都在二手烟的环绕中度过，在餐厅里、飞机上也是如此。我们玩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在多么危险的境地。瓦莱丽童年最美好的一部分记忆，是坐在皮卡货车的后斗里、不戴头盔骑自行车、不涂防晒霜躺在大太阳底下。“我父母总是把我留在车里，”瓦莱丽说，“你能想象现在把一个孩子留在车里吗？商店里都会有标识，提醒你别把孩子丢下。”

美剧《东城梦魇》（Mare of Easttown，2021）剧照。

瓦莱丽10岁的时候，她的父亲离开了她的母亲。离婚在经济上摧毁了很多X一代孩子和他们的母亲。与此同时，国家面临停滞性通货膨胀，水门事件曝光，加油站前排起长队，钢铁厂*，总统吉米·卡特穿着毛衣出现在电视上，鼓励大家节衣缩食。

“难以控制的离婚率、不稳定的经济、飙升的犯罪率以及放纵的单身文化，”简·M. 腾格（Jean M. Twenge）在《我一代》（Generation Me）中写道，“让20世纪70年代的孩子过得很艰难。”

一位X一代的女性告诉我，在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曾写信给罗纳德·里根总统，乞求他不要发动核战争。她收到了回信，但得到的不是保证，而是一堆与她年龄不符的、关于核威胁的详细信息。

直到1991年，新闻节目和娱乐节目的一大主题仍然是我们会毫无征兆地陷于毁灭。1979 年宾夕法尼亚州三里岛核反应堆部分熔毁，1986 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都让人们觉得核毁灭是有可能发生的。

20世纪80年代的心理学研究发现，核战争的威胁会导致儿童高度焦虑。庆幸的是——如一篇期刊文章所说——我们并没有焦虑太久，因为“犬儒主义和漠不关心的情绪很快就出现了”。我们开始觉得自己所在的这颗星球充满了不确定性。

X一代的女孩在成长过程中意识到了自己的脆弱，却又被告知拥有无限力量，无论遭受了什么伤害，都要自己安慰自己。那时，帮助孩子理解并应对他们的恐惧、失望和悲伤，并不被视为成年人的责任。（现在我儿子所在的纽约公立学校，每当国内发生重大新闻事件或学校枪击事件时，都会组织小组讨论。学校的辅导老师随时可以解答问题，舞蹈老师会让他们用舞蹈表现情绪。）

我最近联系了一些以前的小学同学，问他们在“挑战者号”灾难后是否有参加集会之类的活动。他们也只记得沉寂。在没有父母或官方指导的情况下，我们试图自己理解“挑战者号”灾难。几周内，这场灾难就变成了恶心笑话的素材。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那种恐惧，所以只能假装自己不在意。这成了我们的习惯：用黑色幽默安抚自己。

对X一代而言，我们接受的教育（种族歧视已被打破）与我们亲眼所见的事实（社会上种族主义猖獗，学校里种族关系紧张）再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父母的理想与我们面临的现实依旧存在距离。

1989 年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兆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我们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父母为此欢欣鼓舞（相比我们，他们更多将冷战视为文化上的试金石）。

为什么X一代没有因为摆脱了童年恐惧而感到高兴呢？可能是因为那时我们对任何所谓的好消息都会自动产生怀疑；也可能是因为，世界让我们担心了太久，以至于有人告诉我们不用再担心的时候，我们反而不知道该如何停下。我们没有狂欢，而是变得倍加厌世。

“从公立学校、公务员系统到繁荣的报业、运转良好的立法机构，这些一直以来作为中产阶级民主基础的组织，都走上了长期衰落的道路。”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在 2013 年出版的《下沉年代》（The Unwinding）一书中写道。他将1978年，即 X一代出生的中间年份，视为美国社会氛围的转折点。

接受生活本来的样子

在描写 X 一代精神生活的作品《孤独的一代》（A Generation Alone）中，作者威廉·马赫迪（William Mahedy）和珍妮特·贝尔纳迪（Janet Bernardi）称“孤独”是形容“X一代情感、态度及精神空间的最佳用词……在孤独状态下，一个人的生活中只有繁杂、忙乱之事，以及太多对过去生活的痛苦回忆”。

女性尤其容易陷入繁杂、忙乱之中。我们之所以如此努力工作，首先是为了钱而必须如此，其次也是因为内心无法平复的不安。

这要归咎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动荡的社会背景。我们保持高度警惕，相信只要努力工作，保持足够的创造力，就可以使自己远离侵犯者、疾病和其他威胁——甚至只要有足够强大的精神，我们就可以保护整个世界。人到中年，我们不得不协调童年时期的两种主要观念：一是摘星揽月之志；二是只能靠自己。

小时候担心核毁灭的瓦莱丽，现在44岁了。她一直在尝试“寻求帮助”，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懂得知足，认清长处。不过，她还是哭过很多次，她也不明白其中原因。

“我44岁了，”瓦莱丽说，“而我总想着，我做过什么？我有过什么影响吗？可以肯定的是，我没有完全做到那些小时候以为自己会做到的事。我试着接受’不是所有人都能产生巨大影响’的事实，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实现所有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