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里（亦作果戈理）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代表作《钦差大臣》《死魂灵》。
果戈里是19世纪前半叶最优秀的讽刺作家、讽刺文学流派的开拓者、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继承了普希金的文学创作传统。他当过薪俸微薄的小公务员，生活拮据，这也使他亲身体验了“小人物”的悲哀，也目睹了官僚集团的骄奢蛮横、好逸恶劳、腐败堕落。
《钦差大臣》代表了果戈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故事的主角是赫列斯塔柯夫，他是一个在彼得堡当过差，出入于上流社会的纨绔子弟。
在回乡途中因盘缠用尽而困于旅店。正在这时，市内盛传钦差大臣将临。市长是个多年沉浮官场，一贯贪赃枉法，“凡财物到手，均不欲其有所遗漏 ”的酷史。听说有个钦差大臣就要驾临本市，他和他的僚属大为惊恐，深怕他们平日的劣迹被上级察知。
受到这种恐惧心理的驱使，市长亲自跑到旅店，察看动静。赫列斯塔柯夫则以为由于自己付不起食宿费用，店家告到市里，市长前来兴师问罪，因而大为惶恐。同时在与市长相互试探之中，平时那种傲慢无礼，妄自尊大的举止风度毕露无遗。这一切使得市长确信赫列斯塔柯夫就是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于是设法把这位“钦差大臣”迎至市长公馆，殷勤款待，并把自己的女儿许了他。
赫列斯塔柯夫见市长如此垂青，真是受宠若惊，得意忘形，在市长及其同僚面前，大吹牛皮。一会儿说自己和普希金都称兄道弟，一会又说自己住的官邸是京城第一流的金碧辉煌的殿堂，还把彼得堡的达官贵人都说成是自己的近亲好友。
总之，无论赫列斯塔柯夫如何吹牛，台下的官吏们似乎没有丝毫的怀疑，甚至羡慕不已。最后赫列斯塔柯夫用“借钱”的方式向市长及其僚属“借”巨款，又和市长的妻女调情取乐。在其仆人的催促下，“快乐”地离开了这个城市。
故事的结尾，市邮政局长私拆赫列斯塔柯夫信件，发现赫列斯塔柯夫并非钦差大臣，正当把此消息告诉市长，发生了争论时。真正的钦差大臣到了，官僚们听了这个消息面面相觑，个个呆若木鸡。
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再次揭示出沙皇俄国统治下的俄国官僚集团的真实情况，深刻揭露官场的腐败和罪恶，把官吏的卑鄙灵魂解剖开来，暴露出谄媚阿谀、残暴愚昧、无恶不作的丑恶嘴脸。
专制社会中，权力的垄断与奴性的盛行19世纪的俄国是一个政治上专制、经济上落后、社会黑暗恐怖的时代。沙皇将国家所有大权集于一身，对内实行专制，依靠庞大的官僚机构维持着等级森严的统治。专制统治、官僚政治和官吏等级造就了俄国官僚主义横行与官场奴性。
专制的本质特点就是权力高度垄断系于一人，并且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权力不受任何制度、法律的限制、制约、约束，他可以“任心而行”，独断专行，为所欲为，无人可以对君主实施制度内的监督制衡。沙皇的任何荒谬决定，只要坚持，臣下都不得不执行。而且任何完备的法律、制度也抵不上沙皇的一句话、一个决定。这是专制社会最本质的特点。
伴随专制的是官僚政治和暴政。官僚政治的本质就是各级各类官吏的任命、升迁、奖惩在于上级，而不在于政绩和民众。这就决定了各级大小官吏只对其直接的上级负责，根本不对人民负责，同时也只有君主及受君主委托的监察机关才能对官僚们进行监督而不受人民的监督。
这无形之中演变为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底层的官吏如果要升职，需要挖空心思地取悦于自己的上司或者上级，必然在上级官吏面前卑躬屈膝、讨好谄媚、极力吹捧，把能用上的溢美之辞都往上级身上堆砌。
这就是官场奴性文化产生的根源。官吏们尤其是底层的官吏，他们深知官场黑暗，而自己身份、地位卑微，无权无势。在他们心中，上层的达官贵人无不透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他们的言行举止无不代表着一种命令，甚至是心理威胁。这也就决定了为什么在《钦差大臣》中，赫列斯塔柯夫能够轻易得逞的原因。
因为市长和当地官吏根本不敢对赫列斯塔柯夫身份进行质疑，他们害怕如果质疑错了，自己的官位就不保，会得到钦差大臣的报复。所以他们只能在钦差大臣面前的拘谨，甚至恐惧。
除此之外，专制社会中，由于权力主导资源分配和是否享有特权，这就决定了整个社会人人都对当官趋之若鹜。官吏们口口声声说为民做主，但是实际上却是为了享受荣华富贵。在官场中，特权等级制度与贪污腐败是最显著的两大特征。
职级越大，等级越高，社会地位越尊贵，享有的权利就越多；等级越低，社会地位越卑下，担负的义务则越多。等级的界限，犹如一道鸿沟，从地位、权利和义务，到衣冠、住宅、礼仪，甚至语言称谓，都截然不同，不许有所僭越。
社会底层的民众毫无社会地位，更没有什么权利可言。而沙皇、贵族、官僚则有各种政治、经济、生活、法律等特权。等级制度和特权其实专制社会的体现。等级特权就是专制社会中不平等的集中显现。
等级特权的本质就是否定平等、拒斥平等、抹*平等。专制社会不平等的社会格局是由等级特权制一手制造的。哪里有等级的存在，哪里就没有平等精神生存的土壤；哪里有特权的存在，哪里就没有平等精神生长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