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撑起了中国养猪业的半边天，可我们农民为啥感觉越来越卑微了。”在养猪业饱受风霜的养猪人刘强（化名）对以后表示担忧，“家庭农场的未来似乎越来越艰难。”
家庭农场的崛起、繁荣与变革，映射出我国养猪业近几十年产业结构发展升级的进程，同时也引发深思。业内认为，传统家庭农场必须升级为现代家庭农场，走种养兼业的高质量生产之路。
崛起：养猪从家庭副业到农业农村支柱产业“我养猪已经有14年，这些年养猪业变化太大了。”湖南郴州李子雄（化名）2008年从小煤窑老板转行建猪场养猪，100头母猪起步，两年后存栏母猪300头，成为了当地县城小有名气猪场。但世事难料，经历两次非瘟后，他猪场现仅存栏母猪50余头。
作为中国养猪业诸多家庭农场中的一份子，李子雄见证了行业的起起伏伏，被时间磨平了棱角，带走了锐气。“我不想再养猪了，但没办法。”这也是很多家庭农场主的心声。
记者了解到，我国生猪养殖经历了四个时期：小农经济时期、集体经济时期、改革开放初期，以及当前转型时期。李子雄告诉记者，以前家里的长辈告诉他，在小农经济时期，也就是从建国时期到改革开放前夕，我国养猪是兼业饲养，以小农经济为主。当时养猪为了自给自足，属于家庭副业，属于从属和补充地位。
“集体经济时期。养猪是为肥田增粮，吃肉在其次。”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副局长辛国昌去年在中国农业远程教育网的视频课中介绍，改革开放初期，为增肉增收养猪，是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必然要求。国营、集体、个人一起上，提倡多种经营，发展家庭养殖，支持重点户养猪。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0年，是我国生猪产业快速发展的时期，肉类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3%。辛国昌表示，这个速度在国外和国内都前所未有，估计以后也不会再有。
据了解，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养殖业也有了新变化，小规模的家庭农场成为主流，农业农村部曾把年出栏50头肉猪的养殖场，定义为规模化养殖场。李子雄也回忆道，“90年代几乎村里每家每户都有养一两头年猪，规模化养殖场有是有，但很少。2008年我们县城存栏100头母猪左右的猪场只有二三十家。”
辛国昌表示，当前转型时期，为国计民生养猪，生猪产业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生猪饲养已从原来的家庭副业演变为了农业农村支柱产业。我国生猪饲养量占世界的49.9%，全球一半的猪养在中国。
*在1959年10月31日发表《关于发展养猪业的一封信》
发展：多种因素促使家庭农场数量达到高峰据悉，我国家庭农场养猪的黄金发展期是2000-2010年，全国各地涌现出大批小规模养猪场，为我国居民餐桌丰富作出了巨大贡献。2013年，“家庭农场”这一个概念首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进一步助力家庭农场的发展。2013年3月，农业农村部首次对全国家庭农场发展情况开展了统计调查，当时家庭农场以种养业为主。在全部家庭农场中，从事养殖业的有39.93万个，占45.5%；从事种养结合的有5.26万个，占6%。
湖北的李国福（化名）就是在2014年进入养猪业的，他告诉记者，“那个时候我们当地还没有什么大型养殖场，80%左右都是养一两百头母猪的家庭农场。后来集团企业逐渐驻入，但在非瘟前仍是以家庭农场为主。非瘟后，身边的养猪朋友有的离开行业了，有的猪场暂时空栏了，家庭农场减少40%以上。”
近几年，为了鼓励生猪养殖，我国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家庭农场扶持政策措施。农业农村部公布，2019年畜牧类家庭农场14.8万个，其中种养结合类家庭农场占比较2015年提升2.7个百分点。我国对家庭农场的规模仍没有明确划分，业内普遍将其划定为自繁自养经产母猪30-100头。若按欧洲标准，家庭农场是300-500头母猪规模，年出栏5000-10000头。因此，也有人将家庭农场规模划定为30-500头母猪。
龙凤胎集团董事长曾江平早在90年代就进入了养猪业，他告诉《农财宝典》新牧网记者，在他的印象里，家庭农场是在2002-2003年左右逐渐增多的，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土地、环保等方面没有那么严格，农民与其离家打工，不如在家做事；二是有的人养三五头猪后尝到甜头，逐渐扩大规模；三是部分畜牧专业毕业的学生在大型猪企积累经验后，自己创业养猪；四是亲戚手里有余钱，出资支持家里人养猪创业。
对此，福建省畜牧业协会会长、福建永诚集团副总裁薛永钦补充道，“我认为，一是产能的需要；二是2003年左右人工授精技术推广开来，养殖效率提升；三是2008年高致病性蓝耳病后，猪价上涨，很多人选择养猪。”他告诉记者，福建家庭农场最多的时候是2003年-2015年，彼时家庭农场的出栏量占总产量的50%-60%。
茂名市是广东第一养猪大市，2011年茂名生猪出栏量达到900万头，母猪逾50万头。化州正和兽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唐涛告诉记者，“2010年左右是茂名家庭农场最多的时候，曾经一个镇有几百个猪场，普遍是鱼塘配套养猪，有人养猪和养鱼都赚钱了，养的人就越来越多。”
“家庭农场的兴起主要有几个方面原因，一是模式优势：种养结合，环保又经济；二是成本优势：猪场建设和饲料等成本相对较低；三是管理优势，自己家人养猪更细心负责；四是肉质优势：饲喂自己种的玉米、水稻、红薯、青菜等等农作物，肉质更鲜美。”湖北金旭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种猪事业部总经理刘道军告诉《农财宝典》新牧网记者，湖北省目前家庭农场大概有7万多家，发展最快就是近5年，家庭农场是未来乡村振兴的主力军，是建设美丽乡村的支柱。
如今，大部分家庭农场被现实打压得喘不过气。记者采访了解到，湖南、河南、四川等生猪养殖大省已有一大波家庭农场消失，主要有四方面原因：
1、疫情因素。我国动物疫病病源种类多，其中2018年暴发的非洲猪瘟*伤力最大。
河南业内人士郑军（化名）告诉记者，现河南家庭农场减少约70%左右，以后估计也很难恢复到原有水平。有的家庭农场遭遇一两次非瘟，复产一次两次都失败，对养猪逐渐丧失信心，甚至选择离开养殖业。
2、环保因素。2015年1月1日新环保法实施以来，全国各地掀起了史上最严的“环保风暴”。由于地理位置不合适或无力购买高昂的环保设备处理粪污问题的家庭农场无奈退出。甚至一些地方借环保名义，禁养、限养，强拆猪场，辛国昌表示，2010年-2018年，全国拆除猪场27.3万户，存栏减少4800万头，如果一年出两茬猪，那就是损失近1亿头猪。
某饲料企业高管表示，当时被拆的猪场大部分是中小猪场，部分地方为弥补损失的产能和保证GDP水平，又迅速引进大集团猪企进驻。环保风暴仍在继续，家庭农场在缩减。
3、市场行情因素。2006年以来，我国养猪业已经经历了4轮猪周期。每轮猪周期都会倒下一波家庭农场，更何况面临超级猪周期叠加非瘟风险，不少家庭农场亏得一塌糊涂。
4、效益下降。养猪进入高成本时代，水电费、雇工费、饲料成本、防非成本、粪污处理成本等价格上涨。辛国昌表示，“现在的养猪成本较非瘟前增加4.5元/公斤，用十多年养猪盈利数据算下来，一头猪的平均利润是160块钱，若一年卖100头猪，仅赚1600头，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再养猪。”
诸多因素导致家庭农场养殖量逐渐减少，辛国昌表示，“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全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有2.3亿户，其中养猪场户还有1800万户。养猪是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养猪门槛提高或养不成猪，会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
重生：家庭农场未来要种养结合的高质量生产公开资料显示，2021年我国生猪出栏量居前的五家企业（牧原股份、正邦科技、温氏股份、双胞胎、新希望）合计出栏9004万头，占全国生猪总出栏量的13.41%。今年仍有不少中大型猪场建设、投产，大型猪企产量越来越大，家庭农场未来该如何生存？
“我都不知道自己的猪场还能活多久，现在遇到最大的困难是资金紧张。”佛山市某家庭农场老板杨利（化名）表示，“家庭农场普遍会遇到销售问题，来拉猪的人都想要装满一整车才最划算，但是家庭农场基本一次性出不了那么多猪。而且，很多政策都对我们不利，偏向于大集团，我认为家庭农场的前景不是那么明朗，可能会越走越窄。”
广东某猪企高管孙正（化名）认为，虽然家庭农户养殖责任心强，与大集团猪企相比有成本优势，但生存空间在缩小。未来大型集团或占比50%、中型猪企占比20%、家庭农场占比30%。刘道军则认为，“未来中国养猪业的格局是三分天下，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即集团化、规模化、家庭农场，每个板块是相辅相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短时间内未来不可能都是大集团的天下。”
对此，著名三农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曾表示，“资源短缺的发达国家（比如欧洲、日韩）的大型养殖正在退出的趋势中，甚至有意识地去恢复种养兼业的小户型生产方式。小户型的养殖业一定是和种植业紧密配合，生态环保，利于生态化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国家正好相反，把主要政策优惠都给了大型养殖，会造成污染问题很难从根本上缓解。我国应该发展大中小并举，种养兼业的循环农业。”
全国著名养猪专家樊福好强调，家庭农场要高质量生产，过去那种低水平、不环保，不生态的生产方式要被淘汰，要建立现代家庭农场模式，也就是以一定的土地资源为基础，以大家庭为经济框架，以种养结合为生产方式，以适度（母/亩）为动物生产规模，以绿色能源为基础能量来源，以动物粪尿为主要肥料来源，最终实现可持续、环保型生态生产方式的智能型管理模式。
“现代家庭农场是传统家庭农场模式的一个重要升级。资本驱动的，过度集中的，竭泽而渔式的、掠夺式的生产方式是现代家庭农场的对立面和破坏者。”樊福好认为，“追求集中式的，垄断式的模式会为将来的社会动乱埋下种子。如果农民无地可耕，无事可做，休养生息的路被切断，这个社会上会骤然产生很多不稳定因素。让人民衣食无忧，国家就能长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