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 100 年至公元 200 年间，欧亚文明民族组织商队和海上贸易的效率远超以往。因此，货物、疾病和思想在整个欧亚大陆上传播交会，西至不列颠群岛，东达日本群岛，涵盖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群岛，触及东非和西非。
公元 200 年后，新疾肆虐，人口减少，欧亚大陆各民族间的经常往来和密切交流被迫中断。随后，草原蛮族攻城略地，将这一远距离和平贸易切断。
但在欧亚各文明迫于情势，不得不依靠本土资源实现发展之前，商人于无意间激发了传统的交融，促进了世界三大新宗教的产生 ：大乘佛教、基督教和印度教。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三大宗教部分通过有组织的传教活动，得到了广泛传播，为一大部分文明开化的人类提供了持久文化模式。公元 200 年后，蛮族迁居达到新规模，语言和文化边界得以划定。直到今天，这一边界仍适用于欧洲大部分地区和亚洲部分区域。
因此，新信仰的兴起和民族的迁徙成为公元前200 年至公元 600 年间的世界历史主旋律。
商队路线和欧亚帝国欧亚大陆远西地中海沿岸罗马帝国的崛起和远东中华帝国的强势统一在时间上高度重合。公元前 206 年，汉朝建立。公元前 202 年，汉尼拔兵败北非扎马， 罗马主宰地中海西部。四百多年后，公元 220 年，汉朝覆亡。同一时期，罗马帝国遭蛮族强兵压境，几近分崩离析。这些同时期发生的事件并非毫无关联。两大帝国通过贸易建立了间接联系。此外，两国都与欧亚草原接壤。蛮族游牧人和文明近邻存在着作用和反作用关系。本章我们将首先审视欧亚商队路线沿线各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再去看看草原蛮族的征服和迁徙活动如何改变了公元前 200 年至公元 600 年间的文明历史进程。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受塔里木盆地沙漠所障，远东与西亚相互隔绝。公元前 102 年，汉武帝派军开发西部，抵达中东世界前哨——费尔干纳（今乌兹别克斯坦）。因此，汉武帝的军队使中国第一次与中东文明民族建立了经常性的交流联系。而在此之前二百多年，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印度， 中东和印度联结在一起。亚历山大的亚洲继任者塞琉古王朝与印度保持了外交贸易往来。亚历山大时代结束后不久，印度摩揭陀国王旃陀罗笈多征服恒河和印度河流域全境，缔造了孔雀王朝。因此，在中国人出现在费尔干纳、加入到旧世界文明圈时，中东文明地区已经与希腊和印度世界有经常性接触。
在接下来的百年历程中，中国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组织开展了经常性的商队贸易。开展这种活动需要花费不少气力。组织、供给、保护商队与装备船只出海远航的复杂程度相当。地方当局需要设立商队客栈，且不能对往来商人课以重税，免得商人赔本*，政商双方得不偿失。而且，要想让贸易发展成为重要经济形式，还必须在商队路线两端找到金融贸易和货物配送手段。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但所有条件在当时已经齐备，贸易得以顺利开展。到公元 1 年左右， 罗马人所称的“丝绸之路”成型。这条路起于中国渭河流域，贯穿中亚，途经美索不达米亚，终点设在叙利亚奥龙特斯河畔的安条克城。成千上万的人和牲畜开始往来于这条近 6437 千米长、被骆驼四脚磨平的道路上。货物、思想和疾病随商队旅行传播。三者叠加，对沿线文明社会影响巨大。
几乎在同一时间，地中海地区和印度之间的海上航线发挥了新的重要作用。公元前 120 年左右，一位从红海驶来的船长发现，在远离陆地的情况下能按星辰指引远行，便直接从亚丁湾海峡来到印度南部。这种办法比绕海岸沿陆地行驶节省不少时间，而且，还不用交过路费，无须担心海盗袭击。季风风向逆转后，就能轻松返航。在这一发现后不久，有人开始雇舰队往返于埃及和印度之间。富于冒险精神的船长继续探索孟加拉湾。公元 180 年后不久，一位自称是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使臣的旅行者经陆路穿过克拉地峡，又从东面搭船抵达中国南方地区。东南亚与地中海航海者通过这种形式建立了牢固联系。地球南部海洋变身为单一贸易网络。
沿丝绸之路和海上航线往来的货物各式各样、种类繁多。中国首次派往费尔干纳的远征队伍带回了葡萄、苜蓿和战马，后来又进口了金属、玻璃和白银。罗马人最想要的是丝绸，这种织物在罗马极为风行。在安条克城，中国丝绸布料被拆开重纺成更为稀疏、几近透明的织品。印度出产的是香水和香料。亚历山大港把多种制成品，如批量生产的希腊神祇小雕像等运往印度。从罗马土地上出口到印度的还有硬币。
还有几条贯穿欧亚大陆中部的商队路线在这一时期成型。这几条路将南北两方蛮族与沿线文明疆域连接起来。比如，沿河道北起波罗的海、南到黑海的“琥珀之路”。驼队也开始穿过撒哈拉沙漠，将西非和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北非连为一处，把尼日尔河地区出产的黄金换成盐和其他产品。印度与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的贸易联系变得相当重要。公元600 年前，中国同蒙古游牧民族开展贸易， 并与朝鲜和日本建立了政治商业关系。总之，文明的影响范围明显超越了每一条边境。
疾病传播但随商品而来的是新的疾病。有一些病对稠密定居的文明社会产生了毁灭性影响。究竟是哪种病菌导致了古代瘟疫和传染病的流行，我们现在已经无从得知。相关记录并不完善，而且这些文字很少描述症状，现代医生无从判断。但我们知道的是，在现代，麻疹、腮腺炎、天花等儿童期疾病，甚至是普通感冒，都足以让没有该病史的人死亡。在历史上某一时期，文明民族肯定和现在一样对这些疾病产生了一定抵抗力。公元前 100 年至公元 300 年这四百年间，上述疾病至少有一些已经在欧亚大陆流行。而且随着欧亚和非洲频繁开展长途贸易， 疾病也越传越远。我们手中有一些重症流行病资料，以罗马和中国方面的信息最为完善。许多证据表明，公元 100 年后不久，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都曾出现过人口大减。
值得注意的是，疾病肆虐，情况变得岌岌可危时，一切会出现自我调整。人口稀疏，亲密接触次数减少，疾病感染力度减弱。另外，发生严重疫情后， 长途贸易和旅行被迫中断。人口减少意味着财富变少，贸易利润下滑，携带新疾病的陌生人不再到来。而且，患病人口对所染疾病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生物免疫力。当特定人口中足够多的人都具有免疫力后，这种疾病就不再流行，但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变成儿童期疾病，只感染还没有免疫力的人群。虽然这种病没有绝迹，但孩子可以从父母处遗传部分免疫力，所以该病致死人数减少。
这种类型的自然循环很可能在古代世界发生过。新型疾病传播，欧洲和中国成为重灾区。最初，大量人口患病死亡。在随后的三四百年里，免疫力增加， 隔离加大，致命传染得到遏制。但在此之前，罗马帝国和汉朝已双双覆灭。疾病导致的人口减少很可能是两个帝国国力削弱的原因之一。但因史料不全，这种解释只能算是猜测，不是既定事实。
思想碰撞对后世历史来说，沿旧世界商队路线开展的思想交流远比商品交换和疾病传播更重要。
这些思想以宗教观点为重。不过，有一些宗教思想带有科学成分，曾被当成是科学学说。比如，欧洲人后来称之为“炼金术”的思想起源于中国道家。中国道士曾尝试调制神奇饮品，以达到延年益寿之效。炼金术西传后，其姐妹“科学”占星术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东传到印度和中国两地。占星术综合了希腊和巴比伦的天体学说。
炼金术和占星术多多少少算是神秘科学，有很多魔法成分在内。与之相反， 新的宗教思想面向大众，影响到每一个人。公元前 200 年至公元 200 年，三个世界性新宗教——大乘佛教、印度教和基督教兴起。而在波斯，摩尼教差一点成为第四种世界信仰。摩尼教于公元 3 世纪中叶由波斯先知摩尼创立。这几种宗教都表达了相似的思想，即每一位信徒只要和人神合一的救世主建立亲密关系，就能得到救赎。对这些宗教的信徒而言，坟墓另一边的永恒世界要比凡世重要。
此外，三大宗教都认为，女性也有灵魂需要拯救，应和男性一起平等信教。虽然有以上几个重要相似点，但三大宗教也存在重大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