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蒂拉”—穆克什的富豪俱乐部

这些数据虽然精确，但很难给读者留下一种生动而直观的感受。所以，接下来，克拉布特里就通过自己的采访和调查，直接走进了这些印度富豪的奢华生活和他们一手打造的超级商业帝国。

让我们回到刚才提到的那起车祸，疑似肇事者在车祸发生后，迅速在保镖的陪同下离开了现场，直接进入了距离事故发生地点不远的一幢豪华公寓楼。这幢公寓楼，孟买人都非常熟悉，它叫“安蒂拉”，高160米，占地4000平方米，是安巴尼家族的二代掌门人，穆克什给自己修建的私人安乐窝。2005年，因为利益冲突和经营理念分歧，穆克什和弟弟阿尼尔宣布分家，哥哥拿走了信实集团的能源石化部分，弟弟拿走了发电和电信部分。

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安蒂拉”的装修和建筑风格，那就是“壕”：建筑的一部分是奢华的高端酒店，大厅的顶棚上是无数昂贵的水晶吊灯，可以举办私人演出和时装秀，楼顶则有直升机停机坪，甚至神庙。仅仅是“安蒂拉”每个月的电费开支，就高达11万美元。

对于孟买居民来说，高耸的“安蒂拉”是当地的地标性建筑，如同安巴尼集团对于孟买市乃至整个印度的影响和控制力：穆克什拥有孟买最成功的职业体育俱乐部，“印度人”板球队，还有一家医院和昂贵的私人国际学校。穆克什甚至控制着孟买当地的电视台，在孟买市郊的信实工业园区，大约有一百万雇员在这里工作，实际上如同一座小型卫星城。

2015年，穆克什拍板，信实集团投放巨资建设的电信运营公司Jio，开始为全印度提供网络电信服务；不到半年时间，就拥有了超过1亿国内用户。

然而，克拉布特里说，在这些辉煌的背后，更多是腐败的臭味，这个观点也得到了许多印度人的赞同：首先，印度政府对于电信服务牌照的发放非常谨慎，准入门槛高得令人望而生畏。然而一家名为英飞拓的小公司，却以20亿美元的报价拿下了牌照，然后转手就让信实集团收购了自己。另外，信实公司一拿到牌照，印度政府有关部门就立刻修改了政策，允许运营商开办网络电话业务。最后，Jio的网络服务刚一上线，就发动了价格战，用低廉到亏本的价格把其他竞争对手挤出市场，虽然竞争对手控告信实集团使用不正当手段，用其他领域业务的利润对Jio进行了非法补贴，但依旧无济于事。

克拉布特里认为，信实集团这次业务拓展的成功，归根结底要归功于印度政商勾结导致的权钱交易，作为证据，一些独立审计公司提出信实集团对英飞拓的收购充满了猫腻，质疑英飞拓本身就是穆克什为了进军电信服务而设置的手套公司；另外，具有跨国背景的企业高管，普遍在信实集团待不长，因为他们发现信实集团的运营中处处存在不合规现象，而且真正能够对企业运营有决策权的，还是穆克什本人和身边那群亲信。

不过，即使拥有强力的政商关系网，印度这些超级富豪也不一定能保证自己的财富永远属于自己。比如，印度廉价航空企业“翠鸟”的掌门人马尔雅，他在接受克拉布特里的采访时，已经定居英国。马尔雅之所以离开祖国印度，就是因为涉嫌欺诈和债务违约，他被控拖欠20亿美元的债务，债主包括银行、供应商和员工。

在许多印度人嘴里，旅居海外的马尔雅，是贪婪的骗子。但他的商业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候，马尔雅的外号是“印度的理查德·布朗森”。和安巴尼一样，马尔雅也买下了故乡的职业板球队“班加罗尔皇家挑战者队”，还投资F1方程式车队。为了平衡舆论，维护自己“印度爱国企业家”的人设，马尔雅曾经花费几百万美元，从纽约拍卖行里买回了印度国父“圣雄甘地”的几件遗物，供奉在自己的豪宅里。

在采访中，马尔雅坚持说，自己是遭到了迫害，说到违法，印度有太多竞争对手比自己更过分，更不干净。马尔雅以啤酒制造与销售起家。他的企业，印度联合酿酒集团，曾经一度占据印度酒精饮料消费总额的52%，拳头产品翠鸟牌啤酒，更是在全球各地开拓市场。和其他印度大亨一样，马尔雅也花了大力气游说印度政府，出台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比如限制发放酒精饮料制造许可，对进口酒精饮料征收高额关税，诸如此类。

然而，马尔雅并不安于单纯经营啤酒，他也和安巴尼一样，认为印度的繁荣和民众收入的增长将持续很长时间，所以印度国内短途航空客运，即将迎来一波强劲的需求。于是，马尔雅在2005年的巴黎航展上一掷千金，花费30亿美元购置了十几架空客客机，作为翠鸟航空的第一批飞机。

然而，马尔雅的野心从一开始就遭遇了挫折，印度国内航空市场尚未成熟，即使是新兴的中产阶级，也尚未养成坐飞机出行的习惯，而航空公司的经营又是个极端烧钱的行业；再加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以及燃油价格的持续上涨，翠鸟航空这个摊子自然维持不下去了，最终在2012年，翠鸟航空被吊销了营业许可，四年后，官司缠身的马尔雅从印度狼狈出逃。虽然他在伦敦还能维持奢华体面的生活，但属于他个人的镀金时代，已经戛然而止。

克拉布里特认为，印度的贪腐如此猖獗，触目惊心，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印度1990年代开启的自由市场改革。由于缺乏配套的监管，很多印度政府部门官员于是突然发现，自己手里掌握的资源和审批权力，可以直接通过受贿来变现。在本书中，作者克拉布特里就记载了一起自己亲历的经典寻租腐败案件：

2008年，印度政府决定进行一次面向私营企业的招标，标的是电信运营牌照，本来应该采取相对公证的公开拍卖形式进行，然而电信部长拉贾却临时宣布，牌照先到先得。然而，到了投标日，十几名私人企业的代表带着支票和其他各种材料提前来到了新德里的国家电信部，鉴于这些材料很难在短时间内准备完毕，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们提前得到了风声。最终，由于政府收到的牌照支付金额和预想中的相差太远，政府启动了调查，直接牵出了拉贾本人。调查显示，这次政商勾结的黑箱操作，直接让印度损失了26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最终，拉贾本人和许多印度电信公司的高管锒铛入狱，但这并没有阻止政商勾结现象在印度的猖獗。

克拉布特里说，由于印度的政商勾结，寻租行为如此普遍，以至于在印度社会中诞生了一个独特的职业，或者说基层，叫“中间人”，你可以把他们理解为，在政商勾结中，两头撮合，从中获利的掮客。他们的能量极大，如果一个人想要绕开印度政府正式繁琐的流程，以及各级办事员的阻碍，直接见到掌握实权的官员，或者私人企业家本人，都得依靠这些“中间人”。

掮客存在的历史非常长，在印度传统社会里，他们是那些走动在各地，消息灵通的包打听，替农村里那些守着土地过日子的老乡购买急需的商品，或者说媒拉纤。印度独立后，这些掮客又转而充当政府官员和商人企业家之间的连线：对于想搭上印度政府官员的商人来说，直接找重量级的中间人疏通门路，付出的钱财反而少；而对于急于想把手里权力变现的腐败官员来说，让中间人去和企业家打交道，可以保存自己表面上的体面和清廉。所以，对于双方而言，“中间人”都必不可少。

例如，刚才提到的马尔雅就曾经对克拉布特里抱怨，自己要运营联合酒业公司，需要办理的许可证居然多达上万张。他自己和公司管理层压根没有精力去跑，只能破财免灾，依靠“中间人”把这些许可证拿到手。

更糟糕的是，由于做“中间人”过分有利可图，导致他们渗入了印度社会经济运行的许多环节，甚至“下沉”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考驾照：根据克拉布特里的调查和统计，在首都新德里参加驾照考试的印度人，为了保证通过，不被刁难，有四分之三都花钱找了中间人。这些“中间人”收费的标准，依事情的复杂程度与牵涉的金额而定，比如办个身份证要花200卢比，折合3美元；而开个店，免除电力安全检查，则需要1万卢比，折合157美元。 克拉布特里无奈地说，自己身为一个外国人，在印度依旧也要依靠“中间人”来解决一些棘手问题，比如自己在离开印度时，想带走自己的两只宠物猫，然而他发现，手续繁琐得很，压根无法在自己离境前办妥。于是，他不得已，找了一位专门办理宠物出入境问题的代理人，钱一给到位，他就被带到了一栋印度政府办公大楼，手续也很快办好了。至于自己的钱有多少落进了代理人的口袋，又有多少变成了所谓“加急费”，被办事窗口里的政府公务员拿走了，自己也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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