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鱼
编辑|知文
“饭圈”这一概念，是粉丝圈子的简称，是由追星粉丝们自发组成的亚文化圈层。
得益于社交媒体时代社交网络的兴起，“饭圈”群体能够迅速在赛博空间内集结起来，追星也成为多数青年群体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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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所关注的便是在网络空间内活跃的“饭圈”群体。相关学者将“饭圈”群体纳入到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视野，采用线上参与观察法，个案分析法与文本分析法等质性研究方法。
通过观察“饭圈”群体的行动与特征，试图阐释“饭圈”群体形成的心理本源和符号性语言活动以及身份认同的方式，并对这一独特的亚文化群体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与社会实践进行反思。
“饭圈”的流行得益于社交媒体的传播优势，也与当下传播媒介所制造的“媒介奇观”密不可分，社交媒体使得拟态环境变成大众感知社会的中介。
青年群体在此环境下面对长期以来存在的社会问题，他们提出了新的问题解决方式，这也是“饭圈”成员获得满足感的原因。
通过对“饭圈”群体的观察发现，这一群体是游牧在赛博空间内的“新部落” 迷群，他们将“饭圈”视为纾解现实焦虑，填补情感孤独的渠道以及一种自我治愈的方式，
并能在圈内成员的虚拟陪伴中获得快感和满足，所以“饭圈”的风靡也是源于粉丝心理需求和行为方式在社交媒体赋权下的转变。
“饭群”之所以在近年火爆全网，也正是由于偶像的出现，偶像成为将“饭圈”群体集合起来的标志符号。
在这一符号的引领下，“饭圈”逐渐发展出层次分明，高度分工的自组织机制，独特的运作规则也促使聚集成团的粉丝群体发挥出巨大的网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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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偶像这一符号则是在资本和“饭圈”群体的共同建构下形成的，偶像代表了一种完美形象也是神话般精神图腾的象征。
“饭圈”群体在偶像身上获得建构符号的快感，也在和其他“饭圈”群体的互动中摸索权力的边界，进而通过“我群”和“他群”的边界划分找到集体身份认同感。
“饭圈”群体将自己的主观臆断投射到偶像身上，放大了偶像的“神性”，加之资本与大众传媒的合谋，偶像成为量化数据可见的数字符号，于是“饭圈”群体被“神话”蒙蔽双眼跳入消费主义的一个个陷阱中。
然而，偶像这一数字符号也有其正向意义，“饭圈”群体能通过正向引导，对于社会治理、民族认同乃至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关系互动也能发挥积极作用。
“饭圈”群体与早期青年亚文化群体相比，他们不需要固定的活动场所，能在赛博空间内来去自由，他们也不用刻意的风格符号表明自己的亚文化身份。
这就意味着，社交媒体时代青年亚文化的新特征是：身份富有流动性、风格的弱化以及抵抗性的消散，文化实践活动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和未知性。
研究意义与缘起八卦是会过去的，新闻是一时的，生活是永久的。追星史可以追溯到两汉时期，汉武帝被《子虚赋》的华丽文辞所吸引，成为司马相如的忠实粉丝，为了追星直接将司马相如召到京城封为侍从郎。
潘安乘车外出时，便大批迷妹向他乘坐的车里扔水果和鲜花，由此出现了成语“掷果盈车”；“粉丝收割机”李白，前有杜甫写诗15首花式追捧偶像，后有魏万跋涉千里只为一睹偶像风采。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粉丝与偶像的关系以及人们对粉丝的态度能从侧面反映社会文明与大众文化的流变。
粉丝曾被视为主动积极的“盗猎者”、工业社会里“过度的读者”、虚构宇宙中获取认同与情感的社群，也曾被污名化乃至与无脑、病态等词联系在一起，然而时至今日，随着时代的发展，粉丝这个群体也发生了许多有趣的变化。
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社交媒体时代的来临，粉丝文化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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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圈”作为一种网络空间内的亚文化现象，可以说是社交媒体时代所造就的文化“奇观”，但与此同时又是理性暂隐后人类的行为“魔盒”。
也有对家粉丝互撕这种现象成为网络关注焦点，粉丝参与的数据狂欢不仅迅速占领社交舆论场，甚至许多圈内明星、媒体官微也纷纷参与其中，最终随着一方的超话影响力破亿，胜利问鼎超话榜第一，流量游戏拉下帷幕。
但在香港风波中，“饭圈女孩”统一战线联合起来，守护全世界最好的阿中哥哥。
新冠疫情面前，“饭圈”群体迅速集合应援湖北，有明星后援团20分钟内便筹集资金17万元，并将资金用于购买抗疫物资，送往疫情严重的地区。
粉丝个站大年初二将订制的30000枚口罩和250套防护服紧急运送到湖北四家医院，20多家粉丝团体组成的“666联盟”也在疫情期间向一线捐赠了45万元的物资，看似“只会追星的饭圈女孩”在非常时期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2005年，《超级女声》掀起了全民狂欢的追星浪潮，“玉米”、“凉粉”等群体应运而生，粉丝团开始进入主流视野。
随着网络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粉丝的角色和身份得到大幅度拓展和延伸，在技术的推动下，“饭圈”具有自身独特逻辑与边界的文化雏形逐渐形成。
“圈”这个字本意是来描述有相同爱好的人聚在一起所形成的小圈子，然而无意之间也与网络用户众口难调的需求和不同圈层之间的破壁与嵌连的内涵相契合。
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偶像明星就已经备受追捧，其中不乏有一些疯狂的崇拜与喜爱，但是“饭圈”的出现将粉丝从“原子化”的个体聚集成相对稳定的群体，并跨越时空的障碍，拥有与现实规则有差异的逻辑和思维，迅速成为不可忽视的网络奇观。
“饭圈”作为一种网络空间的亚文化现象，国内外的一些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粉丝群体进行了研究。
“饭圈”作为新兴的粉丝文化形式，我们应该予以重视，通过研究“饭圈群体”，不仅可以探究社交媒体时代青年人的生活方式与精神世界以及转型期青年群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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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看似是“饭圈”群体内部与外部在社交媒体时代的博弈与互动，实则关乎亚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借鉴，因此关于“饭圈”群体的研究也对当下社交媒体时代青年亚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对“饭圈”群体的深度剖析，也能从另一个角度对社交媒体时代人们如何与技术共处进行反思。
国内外“饭圈”现象的研究中西方关于粉丝群和迷群的研究由来已久，国外学者关于粉丝群体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
总体来看，学界存在两种经典的解读范式，其一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抗拒——收编范式，这一范式关注文化消费活动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收编与抵制关系。
另一种则是以约翰·费斯克、德赛图等为代表的观看——表演范式，这一范式认为商业资本与粉丝群体之间存在着相对复杂的互动关系，单纯的粉丝社群与文化霸权之间的二元对立无法完全概括其内在联系。
此外，关于西方的粉丝群研究，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三次浪潮。而“迷文化”研究的本质是观众/受众/消费者研究的一种，是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
因此，第一次浪潮将粉丝视为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群体，他们对于媒介所提供的文本并不是照单全收的，有时也会媒介的内容进行“协商与抵抗”。
斯图亚特·霍尔提出了编码/解码理论以及受众的三种解读模式，他认为受众不会是消极被动的“中弹”者。
而是会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对媒介文本进行解读，虽然被大众传播的“枪口”击中了，但是受众不会那么轻易就倒下。
德赛都认为“盗猎”模式强调了意义生产的过程和解读的流动多变性，粉丝可以从提供的文本中挑选出能表达自己社会志趣与文化兴趣的媒介产品。
粉丝就像“游牧民”一样，能游走于不同的媒介文本之间，并在不断挪用新材料、制造新意义的过程中，对文本进行重新的解读、解构和加工，研究人员对其进行重新解读，在主动性的基础之上形成一种参与式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