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上新了”：有个性的三星堆文明到底从何而来（生命简史: 古生物放置游戏）

四川广汉有一个地方，一经出世便引起世界瞩目，这就是古蜀文明的标志——三星堆。从20世纪20年代末三星堆遗址开始被世人知晓以来，三星堆已历经近100年的考古勘探与发掘。

最近，三星堆新发现的6个坑正在开展前期考古发掘，考古人员预判，这次出土的文物将媲美30多年前的1、2号坑，还将有此前不曾出现过的器物。专家预测，此次将是三星堆祭祀区的一次重要发掘。为此，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了《三星堆新发现》直播特别节目，将会实时报道、全景呈现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最新发掘成果。

三星堆新发现相关新闻。来源/打量视频

据央视最新报道，“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通报：三星堆新发现6座器物坑，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从官方最新公布的细节看，三星堆新出土金面具近300克，是目前中国早期文明考古发现的最大金面具。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的队员介绍，此前三星堆金面具的眉毛都是镂空的，但此面具“有眉骨，是突出来的”。还有细心的网友找到了“耳洞”！你还能发现啥？

那么，三星堆文明从何而来？其中又出土了哪些文物宝藏？今天，我们就一同来揭开“三星堆”的神秘面纱。

推开古文明宝藏之门

对中国考古工作者来说，1986绝对是一个成果丰硕的考古大年。这年7月18日，广汉三星堆当地的砖厂工人在取土做砖坯时，无意间打开了一座古文明宝藏的大门。以此为契机，考古工作者连续发现了两个古蜀人的祭祀坑，在这座宝藏中发掘出许多世所罕见的青铜器、玉石器、金器。特别是其中的青铜雕像，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姿态各异，形体巨大，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出土真人大小的青铜人和人头雕像，都是全国——甚至是希腊、埃及等地区之外首次发现，而金杖、黄金面罩这些传统上被认为是西方独有的文物，也在这次发掘中出土，刷新了人们的认知。这次考古大发现，正如时任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的童恩正教授所说：“这简直是一个世界奇迹！”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鸟。在三星堆1号和2号祭祀坑中，出土了许多鸟形青铜器。有专家认为，这种鸟的原型即为鸬鹚，也就是“凫”，因而可能是“鱼凫”部族的图腾，但也不能排除是“杜宇” 部落的图腾

然而，这次发现的意义还不仅限于此。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批三星堆出土文物的研究分析，文物考古工作者终于能够确认，早在4000多年以前，在四川就已经有一个高度发达的蜀文化存在，其文化内涵“既不同于以鼎、鬲、鬻等三足炊具为特征的中原文化，也不同于以彩陶文化为主的西北文化。‘蜀文化’的先民们在这片沃土上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至迟在商代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并进入阶级社会。这组遗址群很可能是具有国家雏形的古代蜀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或许与传说中早期蜀王鱼凫、杜宇的都邑有关。”

神奇的青铜人面像

三星堆出土之后，给世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些形状奇特，样式兼具狂放夸张和细腻写实的青铜雕像。在这两个祭祀坑中，考古工作者共发掘出土了500余件青铜器，除了常见的青铜尊、罍等器物之外，还有大量的青铜人像、人面像、兽面像和青铜人头像，这些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数量最多，形体最大的青铜雕像群，也在其他遗迹中从未见过，具有鲜明当地色彩的青铜器。

在所有的青铜雕像中，最吸引人们眼球的自然就是纵目人面像。这三尊青铜人面像耳朵向两边展开，宛如正在飞翔中的鸟翅，而且眼珠就像螃蟹眼睛一样，呈圆柱状突出眼眶。这三件纵目人面像中，最大的通高66厘米，宽138厘米，突出的眼柱直径13.5厘米，长16.5厘米；另外一件虽然宽度略小（77.4厘米），突出的眼柱也略短（9厘米），但却在鼻梁上方耸立着一根高达68.1厘米的装饰物，加上这个气势十足的似卷云又似夔龙的装饰物后，整个人面像就高达82.5厘米，让人不得不佩服古蜀国工匠的想象力和冶炼能力。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人面像。考古人员在三星堆1号和2号祭祀坑中共发现了21件青铜人面像（1号坑1件，2号坑20件，其中完整者14件）。这些人面像形体较大，可能为祭祀中使用的道具

由于这三尊纵目人面像样式太过怪异，所以一经面世就惹来极大轰动，世人纷纷猜测这古蜀人到底是如何构想出这种奇异的造型，有些想象力丰富的人甚至开始猜测，莫不是古蜀人有过“第三类接触”⋯⋯当然，这只是胡思乱想而已。考古工作者却知道，这三件纵目人面像虽然奇特，却完全符合蜀地神话半信史中初代蜀王“蚕丛纵目”的描述，这三件纵目人面像间接证明了神话中的首代蜀王蚕丛并非虚构，很可能是确有其人，后来还被古蜀人代代祭祀。当然，纵目的生长方式违背人类生理常识，学者认为这应该出自古蜀从蚕丛部落延续下来的一种对神灵的想象和崇拜，可能源自《山海经》中提到的烛龙，也可能是一种综合了千里眼和顺风耳的“神、鬼、人的集合体”，并非是真有这种长相异形之人。

除了这三件最受人关注的人面像之外，在三星堆考古人员共发现了21件青铜人面像（1号坑1件，2号坑20件，其中完整者14件）。1号坑出土的人面像较小，高仅7厘米，宽9.2厘米，风格简朴，外形也较简单，大约是比较早期的产品。2号坑出土的人面像不仅数量众多，形体也远大于1号坑的，最大者高40.3厘米、宽60.5厘米，小者也高15.2厘米、宽19厘米，其中有些人面像眉部和眼部涂有黑色颜料，唇部涂有红色颜料，看上去更加生动。除此之外，考古工作者还在2号坑发现了9件用浅浮雕方法铸成的青铜兽面像。这些兽面像长眉直鼻，拥有硕大的眼珠和阔长的大嘴，头侧有角和尖而下垂的耳朵，看上去就像不知名野兽。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纵目人面像。在2号祭祀坑中共出土了三件青铜纵目人面像，其眼睛都如圆柱一样从眼眶中突出。该件纵目人面像略小，宽77.4厘米，眼柱突出眼眶约9厘米，但鼻梁上方有根高达68.1厘米的装饰物，整体高达82.5厘米，气魄非凡

这些人面像到底有何用处？有专家推测，这可能是面具。古时面具又被称为“魌头”，在《周礼·夏官》中就有“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以索室驱疫”的记载，可见祭祀时戴或使用面具进行通灵祈祷是一种中原传统，结合其出土于祭祀坑的事实，此说不无道理。三星堆中的人面和兽面像，很可能正是受中原文化影响。

青铜人像群透露出的神权社会

出土于三星堆2号祭祀坑中青铜立人像，可以说是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最为高大精美的文物之一。这尊人像极为高大，连同基座高达2.62米，重达180公斤，不仅在中国极为罕见，就算是放到世界古文明中也独树一帜。这尊人像体形细长，腿部有脚镯，赤足站立在一个由四个龙头支撑的方形底座上。人像浓眉大眼，头戴一顶刻有象征太阳的莲花花纹冠冕，身着龙纹左衽长襟。让人惊讶的是，这尊人像的一双手臂大得出奇，完全和身体不成比例，而且姿势也非常别扭：双臂环抱在胸前，双手中空呈持物状。在2号坑中还出土了一尊姿势和青铜立人像类似的人物残像，该像原件已被破坏，残高仅40厘米左右，但双臂姿势，双手的握孔和青铜立人像如出一辙，除此之外，其头部的冠冕极为夸张，两侧有长大的兽耳，正面方形巨口和象鼻一般卷曲的装饰物。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为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最为高大精美者之一。人像连同基座高达2.62米，重达180公斤，体形细长，赤足站立在方形底座上。该人像的双臂环抱在胸前，双手中空呈持物状，据推测应为象征古蜀国身份高级者的形象

这两尊人像手中所持之物到底是什么？或许在2号坑中出土的一个青铜神坛能给人们线索：在神坛上铸有大小两种人像，大者手握一瑞枝祥草，小者则手持前端呈禾芽状的玉璋。看来，这两尊人像或许就是手持此物，而他们高大的形体和冠冕，必然是其地位显赫的象征。这恰恰也在出土人像中得到了验证：在三星堆祭祀坑中还出土了多尊跪坐人像，和青铜大立人相比，这些跪坐人像小得可怜，最典型的跪坐人像通高仅13.3厘米，这尊人像头戴平顶双角冠，左腿弯曲，右腿单膝跪地，手按腹部，很像是在恭恭敬敬地向青铜大立人跪报，而在跪坐人像中有一尊明显地位低下，身穿右衽短衣，下身穿着犊鼻裤（类丁字裤），显然只是奴仆。

除此之外，考古工作者还在两个祭祀坑中找到57件青铜人头像。这些人头像一般高40到50厘米，最小的一件仅10余厘米，造型比较一致：鼻子高大，嘴咧到耳根，眼睛呈斜三角注视下方，显得神态庄重。不过，这些青铜头像的头部却各有特色，有的是光秃秃的圆头，有的是平顶；有的人头像戴着回纹头冠，另一些戴着两角向上翘起的头盔，还有的像是将头发编成辫子盘在头上，等等。这些青铜人头像无一例外底部都被浇铸呈V字形状，显然是为了方便插入，所以专家推测，这些头像有可能是配合木制或泥塑身躯，也有可能是直接插在土台或祭坛上使用。

正是这些不同形状的青铜人像和人头像，向人们透露了古蜀国的一丝信息：这个文明很可能是一个已经产生了阶级分化的神权社会。古蜀王或许就如那尊青铜大立人一样，不仅在古蜀国拥有超群拔俗的地位，还在祭祀中负责祈福、祷告，集王权和神权于一身，而其他贵族只能在一旁跪着禀告，还有些奴隶只能打下手。而如此多祭祀用头像则透露出，在古蜀国人们重视祭祀的程度，一点不亚于中原的殷商，不过，从遗址中未发现人类牺牲痕迹来看，他们大概是用这些青铜头像人像代替了血腥的人祭吧。

正在三星堆博物馆中展出的金面青铜人头像。这些青铜人头像一般高40到50厘米，大都为浓眉大眼，高鼻阔嘴，洋溢着粗犷豪放的风格，头像下部多为V字形，推测可供插入祭坛或泥塑身躯使用。其中部分头像配有纯金锤锻的面具，仅露出镂空的眼睛和眉毛，让人倍感神秘

偶然中发现蜀文化的生长点

位于成都平原西北的广汉毗邻成都，古称汉州。在离城区西7华里处有一个三星堆村。这个名字来源于当地有三个长约两三百米，呈圆丘状的黄土堆，突兀地矗立在当地平原之上，远望如夜空中一字排列的三颗星，故而得名三星堆。在三星堆的背面，隔河相望的月亮湾（今真武村）另有一个月牙状台地，两处恰好形成“三星伴月”状，被当地人誉为“汉州八景”之一。

三星堆文化中出土的玉戈，此玉戈类似玉璋，前锋凹入缺口较大，内刻飞鸟。这种带飞鸟的玉戈形象组合具有三星堆文化特征，在蜀地之外罕见。专家认为，三星堆中的戈形玉器应为祭祀中重要的道具，是古蜀人用以沟通天帝的中介物

1929年春，家住月亮湾附近的农民燕道诚因为天旱，打算和儿子一起将自己田地附近的一条淤塞的小溪淘浚一下。正当父子俩在这小溪之中掏挖淤泥时，突然挖到一个坚硬的石环，大吃一惊的父子俩费力揭开石环，发现下面是一个土坑，里面装满了各种玉器。自觉掘到宝藏的燕家人在惊喜之余不敢声张，将其掩埋回去，等到夜深人静之际才全家老小一起出动，将这一坑玉石全部运回家中。尝到甜头的燕道诚在随后一两年间又在附近四处挖掘，试图再撞到好运挖出财宝。

不过，燕道诚的好运显然是用完了，这次他不仅一无所获，而且父子两人还大病一场，差点死去。这场大病让燕家人深信是因为他们挖走地中宝藏，触犯了风水宝地的报应，便不敢再进行挖掘，还抱着“破财消灾”的想法将玉器广为分送。

发现三星堆玉器的燕道诚（左）和燕青保（右）父子。1929年春，他们在淘浚小溪时发现大批玉器，从而揭开了三星堆考古的序幕

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这种迷信的行为，使得三星堆没有遭到破坏性挖掘，更让广汉有大量玉器出土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当地古董商的注意。经过一番炒作，“广汉玉器”成为成都古董市场的新宠，在社会上炒得沸沸扬扬，由此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最先对三星堆玉器产生学术方面兴趣的，是一个正在当地传教的英国牧师董笃宜（V.H.Donnithorne）。他从当地农民口中了解到燕氏父子挖掘出玉器之后，立即意识到其中的考古价值，便托当地驻军军官借来5件玉石器带回成都，交由华西协合大学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D.S.Dye）鉴定。戴谦和在看过之后，认为很有价值，立即亲赴广汉对出土遗物的地点进行了初步考察。不过由于时局动荡，直到1934年，才由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的美籍教授葛维汉（D.G.graham）出面，会同当地县长罗雨苍对三星堆进行了第一次考古挖掘工作。不知道是不幸还是万幸，由于当地匪患严重，因此整个挖掘工作只进行了十天便匆匆结束，葛维汉等人这次考察发现了一些陶器、玉器和石器，并没有发现那些埋藏三星堆下古蜀文明重宝，使得这些国宝借此逃过了战乱和流失海外的风险。

虽然此次考古工作时间短暂，却是三星堆乃至整个古蜀文明考古挖掘的先声。事后葛维汉在《汉州发掘简报》中富有先见之明地认为：“我们考虑广汉文化下限系周代初期，大约公元前1100年，但更多的证据可以把它提前一个时期。”与此同时，参与此次三星堆考古工作的林名均特地给旅居日本的著名历史、考古学家，同样是蜀人的郭沫若寄去全套资料。郭沫若在研究之后，兴奋地回信指出：“如果将来四川其他地方又有新的发现，它们将展现出这个文化分布的广阔区域，并且肯定会提供更多的可靠的依据。”毫无疑问，此时这些考古大家们都已经预感到，三星堆就是他们一直等待的，揭露古蜀文明真相的关键所在。只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能将这座宝库从沉睡中唤醒，让世人一览上古蜀地的风采。

经过回填恢复原样的祭祀坑之一，摄于2005年4月。该祭祀坑位于三星堆博物馆内，可以看到，这些祭祀坑上部填满了象牙，其中混杂摆放着一些青铜器，在象牙层之下还有大量被砸烂和焚烧过的器具

打开古巴蜀文化的宝藏库

1980年到1981年，四川省博物馆田野考古队经过数月准备，对三星堆遗址中部东侧1200平方米范围进行了大规模考古挖掘，发现房屋遗迹18座、灰坑3个、墓葬4处，挖掘出玉石器110多件、陶器70余件以及陶片10万余，确定陶器种类有豆、罐、盆、杯、碗、壶、勺等，石器种类有锛、凿、锥、矛、刀、杵等。更重要的是，考古工作者在此处不仅发现了具有浓厚蜀地特色的房屋（“木骨泥墙”，并有穿斗夹壁的厅堂），还初步确定了三星堆遗址东、西、南三条笔直走向的土埂是人工叠筑而成，可能是城墙遗迹。至此，人们已经意识到，在三星堆发现的这个文明遗迹，是“一种在四川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他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并将其命名为三星堆文化。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对三星堆高度评价道：“蜀文化的生长点，就在这里。”

博物馆工作人员正小心翼翼地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纵目人面像取出，2007年5月摄于香港。这些三星堆文物被送往香港文化博物馆参加题为《三星闪烁金沙流采─神秘的古蜀文明》的展览。纵目人面像以其突出眼眶的眼柱而成为三星堆的标志性文物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1986年广汉三星堆出现震惊世界考古大发现——1号和2号祭祀坑，既是一种必然，也是略带运气的偶然。说必然，是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发现三星堆以来，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就长期关注此地，进行了多次勘探开发，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关部门调集考古团队，对三星堆进行长达20年持续性的研究和发掘。如此高强度的投入，出成果只是迟早的事情；另一方面，这次发现的确冥冥中有点运气成分：1986年3月到6月，四川大学考古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发掘，揭露面积达1325平方米，为历年之最。但在这次联合发掘中，考古工作者没有找到祭祀坑，反倒是工作刚结束不到一个月，被当地砖厂工人给发现了，让那些为整理联合发掘成果而留守在当地的考古工作者拔得头筹。

据当事人回忆，三星堆1号祭祀坑是被当地南兴二砖厂的工人杨远宏、刘光才发现的。7月18日这天上午，他们俩挖黏土时，突然听见传来清脆的破损声，发现土中一枚墨绿的玉璋被手中锄头拦腰击断，两人停下仔细观测，发现这似乎是一个土坑的边缘，坑中密密麻麻还有很多器物。由于考古工作队长年驻扎当地，这两位工人也大致了解保护文物重要，立即向留守人员汇报。大喜过望的考古工作者立即赶往现场。即便有了心理准备，等这些工作人员抵达时，他们还是被出现在祭祀坑中的宝藏给惊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