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年度。在位30年的明仁天皇生前退位，平成时代落下帷幕。对于“平成时代”该如何评价？东京大学教授吉见俊哉等9位学者共同撰写的《平成史讲义》（筑摩书房，2019）一书严苛地将“平成史”定位为“失败史”，称其堪比“第二次战败”。尽管相比漫长而跌宕的昭和时代，平成时代整体上还算和平、稳定。然而，在这30年里日本人经历的社会动荡却并不少见。经济衰退、邪教事件、频发的自然灾害、核泄漏导致的环境危机，以及少子、不婚和老龄化等，导致了人们精神上的恐慌和不安。日本人需要心灵慰藉、人文关怀，在此背景下，治愈系文化应运而生。
时代与现代消费社会合力作用的产物
“治愈”源自日文“癒し（iyashi）”一词，原本是宗教或医学层面治疗病痛的概念，后引申至心理创伤的恢复、压力的排解和疲劳的消除等方面。流行文化总能敏锐地反映时代特征，治愈系文化也不例外。
平成元年即1989年，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的鼎盛时期。那年，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与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合作出版了一本书——《日本可以说不》，鼓吹美国崩溃论，彼时日本人的自负可见一斑。然而，这一“日本梦”很快就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而灰飞烟灭。还没等日本人反应过来，股市、房市已然轰然坍塌。
屋漏偏逢连夜雨。1995年1月17日，关西地区发生7.3级的“阪神大地震”，超过6400人丧生；两个月后，东京又遭受了更为恶劣的奥姆真理教地铁沙林毒气事件。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让日本人感到一种世界末日将至的绝望。那年的日本据说流行两样东西，一是诺查丹玛斯的末世预言，一是畅销百万本的《完全自*手册》。摆脱精神重负、抹去心理阴影，成为当时日本国民的集体诉求。
还在1990年前后，一些商家就看准人们需要减压的心理需求，开始推出以“治愈”为噱头的各式商品。例如，资生堂推出了号称有舒缓放松作用的化妆品系列“kyphi”，而“kyphi”原是古埃及一种香料的名称，具有安神催眠的作用。经由电视广告、报刊杂志的宣传，“治愈”行为的医学色彩被大大淡化。
1999年是治愈系文化迅速上升为日本社会热点话题的一年，契机是单曲Energy flow（能量流）的流行和索尼机器人小狗Aibo的诞生。前者系坂本龙一为三共制药保健药品Regain所做的广告单曲，坂本说，这首歌献给承受社会压力的人。这首单曲销量高达百万张，其治愈疗效仿佛远胜药品本身。《日经产业新闻》评论其“充满‘治愈’力量，所以得到因长期经济低迷而身心疲惫的人们的共鸣”。后者问世时定价高达每个25万日元，而网络限量发售的3000个仅在20分钟内就已售罄。当时，《日本经济新闻》《日经产业新闻》等多家报纸宣称Aibo的诞生迎合了人们渴求“治愈”的心理，是顺应时代要求的产品，尽管索尼的开发人员已明确表示，Aibo只是个“会走路的机器人”，它的开发与“治愈”无关。
但日本人的确需要被治愈，治愈系文化如潮水一般势不可当。1999年，“治愈”一词毫无悬念位列当年“新语流行语大赏”排行榜。2008年，日本权威国语百科辞典《广辞苑》（第6版）将“治愈系”一词收录，定义为“具有平缓心情的功效或氛围的事物”，标志着这一词语已得到日本社会的广泛认同。
治愈系经济：唤起童心与情感连接新方式
当“治愈”观念成为日本人的集体共识，以其为内核的文化产业链便得到飞速发展。治愈系美食、杂货、玩具和文具等商品五花八门，居酒屋、卡拉OK、游戏厅、美容养生SPA等娱乐休闲方式蔚然成风，适时消解忙碌紧张的工作压力，抚慰着上班族疲惫的心灵。
一个值得注意和深思的现象是日本玩具市场的繁荣。据日本玩具协会2019年6月发布的“2018年度玩具市场规模调查结果”，2018年日本国内玩具市场规模比上一年度增长了5%，达到8398亿日元。而在2000—2018年这18年中，未满15岁的儿童人口由1828万人减少至1542万人，下滑幅度为15.6％，少子化倾向十分显著。然而玩具市场在2009年触底后却开始逐渐回暖，其原因之一是玩具面向的人群年龄层扩大，成年人可购买的玩具变多。日本自2007年开始已连续13年人口负增长，截至2018年10月1日，其人口老龄化比率（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已高达28.1%，位居世界第一。日本人越来越不想结婚、不想生子，比起给孩子买玩具，许多人宁愿自己沉浸在卡通人物、模型汽车中。日本互联网上关于成年人喜欢的卡通形象的投票中，龙猫、史努比、米奇、哆啦A梦等稳居各榜单前列，并且投票者认为除“可爱”之外，“治愈”和“唤起童心”是卡通形象必备的要素。因此，把玩具做给所有人尤其是做给成年人，让他们“回到童年”，正成为日本玩具业最大的成功秘诀。
要让玩具产业在少子化社会得到发展，除了扩张玩具对象、受众年龄，还需引入潮流和新技术。因而治愈系玩具也在不断推陈出新，如大头娃娃、“无限挤毛豆”“无限挤泡泡”、桌上小盆栽、电子花草等都颇有创意，随时随地拯救你的坏心情。“无限挤毛豆”是万代（BANDAI）玩具公司2009年推出的一款减压玩具，它其实就是一个有三颗豌豆的PVC玩具，仿真了正常毛豆的外形和触感，具有12种不同的表情。它不需要电池，也不会发出声音，不仅能无限地挤，还能随时随地玩，上课、上班、开会都不影响，深受学生和上班族的欢迎。近年日本还出现了加入智能元素的治愈系玩具，例如万代公司生产的点头娃娃，就采用了声控技术。当有人对它倾诉时，它会识别说话人的语调，以点头或摇头方式作出回应，以满足人们想要倾诉的愿望。
如前所述，伴随着少子老龄化和晚婚不婚潮，日本人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平成伊始，电视里教做菜的节目都是四人份的食材，因为这是当时最常见的家庭模式；现如今，不仅教做一人份料理的电视节目越来越多，超市货架上也越来越多地摆放一人份商品。很多日本人或主动或被动地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工作、一个人生活，然而内心深处，他们仍然渴望在人际交往中获得情感慰藉。于是，租借恋人、家人等治愈系服务业应运而生。
Family Romance系日本最大的“家人租赁”公司，旗下共有20位正式员工以及1200位兼职“演员”。只要你支付相应的价格，就可以在此租到父母祖父母乃至七大姑八大姨，让你享受到“家人”的温暖。由于生意火爆、名声在外，连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柯南·奥布莱恩（Conan Christopher O’Brien）都在2018年专程来日本体验了一把“租赁家人”服务。有趣的是，租来的“家人”往往比真实的家人做得更好，因为他们有针对性、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客户的情感需求。美国《纽约客》杂志就曾发表过一篇探讨日本“租赁家人”行业的文章，称在老龄化社会中，该行业的出现，代表的是人们对于情感连接的重新理解和定义，即新的情感连接方式不再基于血缘。
治愈系文学：独具魅力的都市物语
日本治愈系文学往往没有宏大的叙事，而着重人物个人经历、生活感悟；重情绪而轻情节，淡化叙事技巧。这种文风既是对近代日本文学自然主义流派及 “私小说”的继承，又可追溯到平安时代文学“感物兴叹”的审美取向。
吉本芭娜娜（1964— ）是治愈系文学的代表作家，也是与村上春树（1949— ）齐名的平成时代文学旗手。其成名作《厨房》（1987）讲述少女樱井美影在祖母去世后陷入“天涯孤独”无法自拔，后在雄一和其变性人母亲惠理子组成的“病态”家庭中感受温暖、获得治愈的故事；在续篇《满月》（1988）中，惠理子意外身亡，雄一精神崩溃，已独立生活的美影，则全力帮助雄一从巨大的打击中走了出来。吉本芭娜娜作品题材十分多元，触及死亡、变性、非血缘家庭、不伦恋、通灵能力等，但这些设定并非作品的核心。在她的笔下，那些经历亲人离世、遭受家庭重大变故、命运多舛的人们，如何治愈巨大的心理创伤、从死亡的阴影中走出，才是书写的重点。
在《厨房》再版后记中，她写道：“即使际遇坎坷，也不是没有可能巧加利用，让自己活得有趣有味……通过或多或少的努力，人们一定能够过上自己希望的生活。” 吉本芭娜娜在其作品中一直传达着这种信念，以帮助人们治愈和成长，找到生存的意义与勇气。这正是她被誉为“疗伤专家”、作品一直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
另一位女作家青山七惠（1983— ）的小说虽然时代背景不同，但年轻一代在成长过程中那种淡淡的迷茫心绪，“苹果半熟时”的清新爱情，使得人们在读她的小说时很容易想到吉本芭娜娜的作品。青山七惠的《一个人的好天气》（2007，获第136届芥川奖）也是一部典型的治愈系小说。20岁女主人公知寿高中毕业，不想上大学，也没有固定工作，寄宿在东京的远亲——一个寡居多年、名叫吟子的老太太家。70岁的吟子身体朽迈却心态轻盈，对人对事都豁达乐观。吟子对知寿的迷茫、困惑看得清清楚楚，但却从不正面回答知寿的问题，只是用行动慢慢地化解她的疑惑，就像发现知寿有小偷小摸的习惯却不去点破一样。在与吟子相处的一年里，知寿慢慢发生转变，尽管并不是翻天覆地的转变，但她毕竟迈出了成长的第一步，比如她将偷拿来的东西放回了原处，还成为公司的正式员工，并搬出吟子家开始独立生活。
小说触及了当下日本“飞特族”（Freeter，自由职业者）的问题。这些年轻人不愿进入社会、不愿长大、不愿承担责任，宁愿做自由职业者四处打工，心中有许多纠结、迷惘。青山七惠表示，她想通过这部小说，告诉对社会怀有恐惧心理的年轻人：只要肯迈出第一步，自然会有出路，从而拥有“一个人的好天气”。在青山七惠长篇小说《我的男友》（2011）中，还有对日本“草食男”的精准描述。所谓“草食男”，就像小说中的主人公鲇太朗一样，沿袭了草食性动物的本性——友善、温和、攻击性低，但在两性关系中总是陷于被动。“你爱我也行，不爱我也无所谓”，这正是重压之下的当代年轻人的生活状态。
青山七惠和吉本芭娜娜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女作家，其共同点就在于：笔下的人物最后总能够顺理成章地被生活所治愈。一位是“疗伤专家”，一位是“小清新代言人”，她们用“温柔的叹息”，为日本文坛谱写出各自独具魅力的都市物语。
治愈系电影：大自然与食物的力量
在平成时代，借由美食疗伤的小说、漫画和影视作品十分盛行。例如《海鸥食堂》（2006）、《深夜食堂》（2009，根据安倍夜郎同名漫画改编而成）、《蜗牛餐厅》（2010）、《街角洋果子店》（2011）、《幸福的面包》（2012）、《孤独的美食家》（2012）等。这类影视作品常常讲述一些带着不同人生困惑和心理伤痕的人来到食堂或咖啡馆，从美味的料理中得到了慰藉。吃进肚子里的食物，转化为让人成长及生存下去的力量。难怪有人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事。
对在工业化社会里疲于奔命的人来说，大自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治愈作用。在日本治愈系电影中，森林、大海、田野等自然景色往往是电影侧重呈现的视觉主题。《小森林》（2014，2015）中静谧如画的小森林、《四月物语》（1998）中绿意丰盈的原野、《龙猫》（1988）中恬淡清新的乡间风景、《秒速五厘米》（2007）中浪漫飘飞的樱花雨，秉承了日本人一贯的自然观和物哀观，唯美的自然风景让人的视觉远离了现代化社会的尘俗，心境自然也变得幽静远邈。
在电影《小森林》中，女主人公市子因融入不了都市的喧嚣生活，回到了故乡——日本东北地区一个叫小森的村子。市子在这里的生活很简单，耕田、播种、做饭、操持家务，她和其他村民一样接受大自然的馈赠，享受大自然的平和与安稳，根据季节种植不同的瓜果蔬菜，根据自己的心情采摘食材，认真地做一顿好看又好吃的饭。每次做食物都会勾起一小段回忆，特别是对突然离家出走的母亲的回忆。从开始的怨恨到后来慢慢谅解，曾经的痛苦终于烟消云散。影片营造的那个既有烟火气息又远离世俗喧嚣的世外桃源，与实际生活相差甚远，但观众确确实实被影片中那股在宁静中流动的情绪所打动。现代工业社会里，人们面临很多虚假的需求，每天为了虚妄的幸福奔波忙碌，身子太忙、脑子太闲、选择太多导致*太多，*太多导致无暇认真，而这样的结果就是最后收获的幸福太少。《小森林》传达的不仅是对城市与现代生活的反思，也是对忠实自我、认真生活的赞美。它尽管美好得不真实，却给予观众治愈和希望。
电影《幸福的面包》与《小森林》有异曲同工之妙，美丽静谧的风景与温暖诱人的美食相得益彰。片中，女主人公理绘厌倦了大都会的奔波忙碌，与丈夫逃离东京，来到北海道，在风景如画的湖畔开了一家面包咖啡馆。当然，客人也都是有故事的人，有着自己的烦恼，但都能在此得到治愈。这是大自然的力量，也是食物的力量。
人类文明发展带来的心理痼疾
日本的治愈系文化产生于平成初年，经过30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形式多样的文化产业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治愈系文化的内核及形态也在不断发生改变。
有研究者认为，治愈系文化产生的根源是日本文化中的“自然崇拜”“自我不确实感”和“战争原罪”。然而，这种解释太过局限于民族审美习惯和国家历史，忽略了对人类生存意义层面的探究。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中深刻批判了发达工业社会的压抑性，他认为：现代工业社会的技术进步给人提供的自由条件越多，给人的种种强制也就越多，这种社会造就了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没有创造性和否定性的麻木不仁的“单向度人”。治愈系文化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摆脱“单向度”的救赎方式。因此，它虽兴起于日本，其发展却遍布全球。
马尔库塞批判的发达工业时代尚未远去，后工业时代、后人类时代却已来临。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信息情报的无处不在，既让我们深感前景可待、未来可期，又让我们忧心作为人类的个体存在意义将安置往何方。人类的焦虑将持续存在，治愈系文化反映的绝不是日本这一个国家、平成这一个时代的问题，它的背后是人类文明发展带来的心理痼疾这一普遍性问题。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原标题：现代人在多重焦虑中的自我释放和救赎日本平成时代的治愈系文化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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