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夏天，海南东方县城八所镇的大街小巷到处可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横幅和标语。
8 月初的一天，东方县八所解放西路影剧院西头的大众食堂二楼，财贸战线知青上山下乡誓师大会在此召开，我以财贸战线知青的身份被分配下乡到感城公社北沟农场。
我是琼西中学1973届高中毕业生，除我之外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是八中1974届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和一群陌生的青年男女们坐在一起,他们有说有笑，有的甚至是结伴而来。我感到孤独，独自一人坐在偏僻的角落里，认真听着知青代表符志东朗朗上口的誓师发言。
誓师大会后的第二天早晨8 点，我们下乡到北沟农场的第一批财贸战线的50名男女知青，在县供销社一片空旷地集中出发。当时的场面比较杂乱，有父母前来相送，熙熙攘攘，笑声哭声、嘱咐声、道别声交织在一起。我身在其中，虽没有爹妈送行，也被这场景深深触动，热泪盈眶。
临行时，财税局政工股股长陈洪光到场给我送行，并亲自给我佩戴了一朵大红花，鼓励说：“财税局子弟只有你一人报名下乡，希望你下乡后努力争先，为局里子弟争气。”就这样，我带着忧伤的心情踏上了下乡之路。
我们50名知青乘坐大卡车背着行李向南行驰，颠簸了近30公里来到了北沟农场。当时好友符海斌和我一同乘车到北沟，特意为我送行，别后他给我寄来了一封书信，信的内容至今还记忆犹新，大都是勉励的话语。
北沟农场大门两旁聚集了农场的男女老少迎接我们……人潮涌动，锣鼓喧天, 彩旗飞舞。当时，北沟桥正在建设中，50名知青被安置在农场两边临时搭建的茅草房里，和建桥的工人成了邻居，吃、喝、洗用水全靠北沟溪边建桥工人打的一口井。
第二天早晨，我们跨越西线的环岛公路，接着进入一条较为宽敞足有百米多长的大道，两旁立着几块砖砌的*语录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
在场部的一块中心地带开会，场长麦铁色给介绍了农场的基本情况, 提出了工作生活的基本要求。
北沟农场的前身属海南农垦管辖的饶文农场的一个分场，后由东方县感城公社接管。每天的工作都由麦场长安排，他50出头，个头高大，脸盘黝黑，憨厚老实。
他曾参加过朝鲜战争,是退伍军人，有一个习惯，每当有劳动任务较重的地方，他都喜欢去走走看看。
劳动十分艰苦，每天起早贪黑, 初到农场的第一场“战役”就是农场南面那片上百亩的油棕树，场部决定连根拔掉，平整土地,种上甘蔗。
当时，农场连部拖拉机都没有，挖坑、平整、犁田、耙地、种植全靠10多头水牛。这个艰巨任务毫无疑问落在了知青身上，那是大苦力活，每人围着一棵油棕树，先是把树枝砍下，再挖树头。油棕树枝叶繁茂，叶子长且带刺，树头比椰树头还大，根深。
一个上午下来，大多数人只能挖一棵，个别挖两棵,而我挖了四五棵。几天下来，手开始起水泡,晚上拿针刺破水泡再用棉花将泡中的积液吸干，第二天继续出工，还是那片油棕树头。
就这样干了将近一个月，南面那片一百多亩的油棕树连根带叶全部清理干净，接着开始平整土地、挖 甘蔗沟、拉粪,下肥。
进入第二个月，我们十来个男知青在场长麦铁色、生产二队队长彦二哥的带领下跨过西环公路准备开垦西边那片荒草地。垦荒开始了，十几二十号人一字排开。
每天劳动、挖土我都是一个人挖在最前头，连场长、彦二哥等老职工都被我甩在后面。我们硬是用锄头把两边这块80多亩荒地开垦出来。
一个多月时间,农场共开垦出二百多亩荒地，场部决定全部种上甘蔗,麦场长在场部会议上宣布兵分几路，买蔗苗的、犁蔗沟的、拉粪施肥的、砍甘蔗苗的。场里的五十名知青、老职工、家属齐上阵，加班加点，干个热火朝天，几天下来，将场里新开垦的二百多亩地种上甘蔗苗。
9 月中旬，正值初秋时节，台风、雨季到来，雨水较多，个把月的时光，二百多亩的甘蔗苗如雨后春笋，竞相出土，绿油油的蔗苗密密麻麻，茁壮成长。全场新、老职工及家属乐开了花，麦场长看着破土而出长势良好的甘蔗苗喜出望外，他想得更多更远。
国庆前夕，场里决定召开总结表彰大会，总结知青下乡后个把月的工作情况，安排国庆后农场几项重要工作，表彰好人好事。不曾想，在受到表扬的知青行列里男的是我，女的是李永爱。
国庆节期间，慰问团的到来，给农场带来勃勃生机。国庆放假几天，几乎没有一位知青离开农场，和全场老职工及其家属欢聚一堂。
慰问团慰问期间，受县委委托为北沟农场办三件事。一是给农场拨款，把知青的新宅建好；二是增添一些生产必需农具；三是添置一部大胶轮拖拉机。
70年代，一个小农场能有一部拖拉机那已经是够气派了，当时东方县农村一级的大队，还没有多少个队有拖拉机，这当然是农场“享了”知青的福。
以后农场要开垦新的荒地，可以省下很多劳动力，尤其是对农场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场部当下决定选派一名男知青，到县里机耕队学习驾驶，于是经过场部和知青工作队协商讨论，决定选派男知青庄耿克作为第一代拖拉机驾驶员前往县里学习。
不久，新添的拖拉机头挂大红彩头，由庄耿克驾驶，嗡嗡隆隆地开进农场。当时农场家属的孩子们跟在拖拉机后面，边跟着跑边用感城、刚学的乡下土话又唱又喊“拖拉机入农场，拖拉机入农场了。”那兴高采烈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
1975年新年前夕，麦铁色场长对我说：“场领导班子需要添加新鲜血液，从下乡知青中挑选表现出色的同志担当场领导职务。”
不久，场部召开职工大会，宣布新一届北沟农场领导机构成立：麦铁色任场长兼党支部*、我任副场长兼民兵连长、麦笃东任副场长，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5年年末，经场部讨论决定，抽调精兵强将上烧灰岭烧灰，以增加职工收入。知青上四人，两男两女，男的是我和符志东，女的是杨琼香和梁英。女的主要是当炊事员，老职工阿九哥、彦二哥等总共十来号人，由我带队，奔向烧灰岭，安营扎寨。
一部分人要拉牛车上几公里外的深山青岭砍烧灰柴；另一部分人要在青岭脚下爆破开炸石头，以此作为烧灰材料。这活儿不是谁都能*，不但讲力气，讲技巧, 还要有砍柴的经验。每当想起拉着满牛车柴下山那惊险的一幕，至今还停魂未定。
上烧灰岭走的是一条牛车路，坡度特陡，拉柴下山时，车的惯性带来很大的冲击力，人骑在牛背上会往前滑，要抓住牛尾巴，还要给牛车轮安上“刹车闸”，减轻牛车前冲力。
下山时，车头自然从牛脖子滑到牛角上，弯曲的水牛角正好挡住牛车头一步一步边顶边下山。那惊险的一幕终生难忘，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
当时上烧灰岭的牛，也是经过千挑万选，场里的公牛都有绰号：一档、二档、三档, 都上烧灰岭。当然，这些砍柴技巧和经验自然在上山之前，阿九哥和彦二哥负责给我们“上课”和 “传授。”
记得第一趟上山砍柴，浑身绷足了劲儿。我心想.决不能做懦夫和懒汉。到了山里我谨记阿九哥教的方法，把山路拨好，形成进出搬运较方便的小路，然后再开始砍柴。
第一趟算我运气好，那一车有棵大黄牛木，还有两棵小点的相思木，我足足装了一牛车。在搬运那根足有身围粗大、约有两百斤的黄牛木的树头一节, 我从一头抬起，然后蹲下身体挪到中间,攀着旁边的树木，站稳双脚,运足力气, 慢慢攀升，大有拔山举鼎之势。那惊险的态势,至今想起还心有余悸。
把这根粗大的木头搬运上牛车后，其余的搬运起来较为轻松，不一会儿 就装了一牛车的柴，按照阿九哥教的把“车闸”装好，然后招呼大家一起下山，相互间有个照应。就这样，头回顺利地载着满牛车的柴火和阿九哥、彦二哥、符志东等人回到烧灰岭。
1975年春节前夕，农场烧灰队伍暂时班师回场，剩下小部分人继续开采石料, 为过年后烧灰备料。从烧灰岭回场后，原先计划在场部两边盖的4栋房子，已有两栋盖好，于是我们50名知青从北沟桥的两边搬回场部居住。
房不够住，男知青21人的床铺只好紧挨着把床铺连在一起，再打上铺盖.住在靠南的一栋；女知青29人同样紧挨着住在靠北的一栋。虽然是瓦房，但比茅舍好多了。
转眼到了1975年4 月底，计划盖的4栋房子已全部完工，于是住宿重新做了调整和安排，每栋有八间住房，考虑到1975届知青很快又要进驻农场，于是每间房住三人，我和符志东、赵涛同住一间。
我们3人先到溪边挑沙铺好地板，再铺好床位，挂上蚊帐。安排床位那天，女知青文秋荣、杨琼香都过来帮忙布置房间。大家兴高采烈，有说有笑，房间里充满了友爱互敬的氛围。在农场艰辛奋斗九个月之后，总算苦尽甘来，生活条件有了改善。
过了几天，场长把我叫到他的厨房，每天安排工作我和场长都习惯性地在此碰头，说：“县里要我们场派送一名表现较为突出的知青参加路线教育运动，但我想你的入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待解决入党问题后机会多得是。想把你留下，要王琼义去。”我回答：“听从组织安排。”
没过几天，场长又把我叫到他的厨房，开门见山地说：“先前对你说的事，经和工作队讨论研究，大家的意见是谁表现好谁去。”接着场长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如果你真的不想去，想留下，只有自己到感城公社申请和要求。”
为了这事，我特地回家征求父亲意见，父亲却希望我参 加工作队，他说：“参加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可以得到磨炼，还是参加路教的好。”就这样，我成了 50名知青中第一个离开农场的人。
在北沟农场垦荒9个多月后，我踏上了参加东方县第三批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的征途。1975年 5月2日,县财贸派来的汽车把我接回县委路教办公室。
报到后，我和几位从多个知青点选送来的知青，集中学习3天。当时，路教办的主任是杨万夫。我被分派到新街公社工作队驻文通工作组,属县知青，每月可拿到25元生活费作为工资。
资料员的工作较为繁忙，除了一般工作队队员的工作职责外，几乎每月都要到公社参加工作队会议，汇报文通村一周的生产情况，村民们的思想，教育落实情况，生产进度，并形成书面材料交给工作队的资料员王焕兴。
一次在参加公社工作队会议时，我从报纸上得悉广东省召开先进知青代表大会，我场知青陈燕榜上有名，我猛然醒悟，当时在挑选参加路教的知青时，麦场长为什么执意要把我留下，此时我才真正感受到麦场长的良苦用心。
当然陈燕被评上，我同样为之骄傲，为之高兴,这是我们北沟知青的光荣。时隔几天，符志东亦给我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大都是些勉励的话，同时亦提及此事，为我惋惜。
他还特别提到了我离开农场那天，晓勤在房间偷偷掉泪一事。此事真正地勾起了我对晓勤的思念之情，于是我给她写了一封信,不久收到了她的回信，彼此间都是勉励的话语，把爱的心声深深埋在心底。
文通村坐落在马岭的东面.东北和那等、西面和老官村相连，属革命老区，原来的县委副*吉义光就是文通人。20世纪70年代，东方县的戈枕水利主干道就从村东边流过，还有东方县戈枕水利第一渡槽——文通渡槽横跨“石八”铁路干线，几乎可以灌溉文通村所有农田，水利过关。
但是整个村非常贫穷落后,一年四季几乎都是吃稀饭，工作组的成员每人都被派到生产队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每次吃饭，只要低头往碗里一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面孔，真是“稀饭稀得可以看清自己的脸”。
白天，以身作则，带领农民种田种地,拔秧苗插秧，有时为了赶进度，晚上还要点上汽灯带领农民们挑灯夜战，赶插秧苗。每周末还要到新街公社开会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发现的问题、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要向上级汇报请示。
我的工作常常得到工作队张立松组长的肯定。一天，张组长找我谈话，鼓励我靠拢党组织，要求进步。于是我第二次郑重地向工作队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一次早上出工时，我发现生产队有位农民早上九点左右才出工。他拉着牛车, 带上午饭，往别的方向去，和往常出工大不一样。我上前问他，他支支吾吾说：“出工啊。”我说：“为何出工那么迟？而且你走的方向也不对。”
他无言以对，便转为求饶，他说跟我父亲很要好，只是想开点自留地。听完他的话我火冒三丈，一把将他拉下牛车，晚上在生产队召开会议，狠批了这位农民。事后，他看到我，便破口大骂我是国民党。
没想到这件事得到公社和工作队的通报表扬，王焕兴资料员还亲自打电话到文通村委会给我，传达公社*文昌期的话：赞扬我工作细致，敢作敢为，敢说敢干。
事后，我深感内疚和后悔，不禁扪心自问：农民不就是想着开点自留地吗？他们这么做错了吗？后悔自己做了一件违心的事。
1975年 11月，县第三批路教运动结束了，我被评为先进工作队员，但入党问题是否能得到解决仍杳无音信。我给东方县路教办写了一封函, 信的内容大意是，县第四批路教运动即将开始，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果然，休整半个月后，1975年12月，东方县第四批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又开始了，我被分到了广坝公社工作队。
黎村黎寨是东方县生活最艰辛的地方，俄乐村更是最边远的黎寨了。工作组进驻俄乐村时已是1976年开春时节，大年刚过，村民们正忙着春耕。不久，俄贤水库开始动工，广坝公社、工作队决定从各工作组抽调精兵强将开赴工地，陈继超组长和我被分派到俄贤水库工地。
这是一个小型水库.建成后可灌溉俄贤、金炳、马龙等附近几个村庄的农田。工地有专门伙房。在俄贤岭下新盖的茅舍里, 工作队员同睡在一起。俄贤岭山脚下有条溪流，水质清澈见底,溪底都是鹅卵石，起居住食用水靠的就是这条溪流。
为鼓动士气，工地还创办了《工地战报》，由指导员许信糊任主编,他当时是县委宣传部负责对外报道的干事。
刚到工地，我就带领俄乐村民工搭起了住宿茅房。当看到报白村民工来得较晚, 且尚未搭造茅房时，我发动俄乐村民工帮助报白村搭住宿房。之后，我以此作为主题写了《工地新风》一稿，交给了许主编。
许主编看后赞不绝口，将稿件作为《工地战报》开篇的头条新闻刊载，并将我调到《工地战报》和教育局的陈树仁一起任编辑。三人既是编辑又是记者, 而且白天还带领民工们在工地上劳动，晚上写稿子。
这是我第一次当记者和编辑。这对我以后的择业有了很大的帮助，更对我后来到铁路从事宣传工作、担任《人民铁道》报驻海南记者站记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6年8 月底，县第四批路教运动结束了，全体工作队员集中在北黎团部召开总结大会，同时宣布第五批工作队领导和队员名单。
没想到，会议结束方知自己还参加第五批路教运动，并留在路教办公室。主任是杨万夫，工作职责主要是负责各工作队资料员口头汇报情况和书面材料的整理，还有一项“特殊”的 “政治待遇”，可以列席县委常委会会议，以便了解县委的决策精神。
1976年11月的一天，我在家里写材料，突然听到有人在大喊我父亲的名字, 我走出走廊往下一看，是民政局的干事张德轩，他后任民政局局长。
我回话说：“我爹不在，有事吗？”张干事说：“正好，你是吉国权吧？如果你想到铁路工作，明天早上请到县人民医院体检，招工表北沟农场有人代你填好了。”时至今日，也不知道帮我填表的人是谁。
我很想留在县委工作，还盼着入党，还等待着组织调我到红星坡农场任职。晚上，我征求了父亲的意见，父亲平静地说：“走吧，如果你是金子到哪儿都会闪光。”
1984年，全国第一批成人高考,我考取了广州教育学院中文专业。毕业后由工人转为干部，当过两年多教师，于1989年3 月调到宣传部负责对外报道工作, 一干就是9 年，期间被《人民铁道》报聘为驻海南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