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结茅香：来自印第安文明的古老智慧与植物的启迪》，[美]罗宾·沃尔·基默尔著，侯畅译 ，商务印书馆2023年1月出版，516页，88.00元
应该怎样评价美国学者罗宾·沃尔·基默尔（Robin Wall Kimmerer）的非虚构著作《编结茅香：来自印第安文明的古老智慧与植物的启迪》（Braiding Sweetgrass: Indigenous Wisdom,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he Teachings of Plants）呢？这当然能够算是一部科普读物。作者在书中写下了她与植物打交道的经历，还从科学的角度介绍了植物和植物学的历史。而书名里提到的“茅香”，是一种分布在亚欧大陆北部与北美洲的禾本科植物，有着一种特殊的香气。整本书以茅香为题，分为五个部分，从种植“茅香”开始，随后依次是“照料”“采摘”“编织”和“焚烧茅香”。
除此之外，书中描述的植物还包括南瓜黄花、山核桃（碧根果）乃至藻类。在一次清理老旧农场的池塘时，作者告诉读者，“这滴水看上去就像是罐子里的浮渣一样，而它却包含了这么多的生命”。在显微镜下，刚毛藻的长丝像缎带一样闪着光，而团藻则像闪着虹彩的风滚草一样。这些藻类存在的意义，就是成为食物链上的一环。只不过，对意图为自己的女儿们收拾出一个“可以游泳的池塘”的作者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最适合游泳的湖泊不是富营养化的，而是冰冷、清澈、贫营养的，也就是说水里没有什么营养物质”。
不过，仅凭这些，倒也很难想象这本书曾经斩获纽约时报畅销书、华盛顿邮报畅销书和洛杉矶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畅销书奖项。实际上，作者在书中描述了许多个人经历。譬如，在1975年进入大学学习植物学的一开始，“我的第一门专业课堪称一场灾难……我实在提不起热情来背诵植物必需营养元素的浓度”。但是到了后来，“没有人提到过紫苑和一枝黄花的伙伴关系，但我可以像背诗一样背出植物的拉丁名……”结果，“在毕业时成功进入全世界最好的植物学项目之一，成为了一名研究生”，“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然后是一份教职”，一切都顺利得令人羡慕。当然，作为纽约州立大学环境生物学杰出教学教授，作者的确也有底气将这些回忆写进书里。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所讲述的作者的个人经历，很大程度上又是与波塔瓦托米人（Pottawatomi，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的历史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做法，很容易让人想起《印卡王室述评》——探索和了解南美洲印加（卡）文化发展历史和各方面情况的一部珍贵著作。这本书的作者印卡·加西拉索本人，就是印加王室与西班牙人的混血后裔。而从《编结茅香》里的描述看，其作者罗宾·沃尔·基默尔似乎也具有这样的双重身份：“我的一些祖先是天女的族人，我也是其中之一。而我的另一些祖先则是比较新的那些移民：一个法国毛皮商、一个爱尔兰木匠、一个威尔士农民。”
不过，作者的自我认同，毫无疑问是属于波塔瓦托米人的。在书中讲述碧根果时，作者提到，“我只有在感恩节的时候才做碧根果派……我其实并不特别喜欢它，不过我希望以此向这种树致敬”，“当初这些树就是这样用自己的果实招待我们远道而来、举目无亲而又筋疲力尽的祖先们的”。
在这段话的背后，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波塔瓦托米人原本生活在北美洲五大湖流域。但在十九世纪初，美国的白人，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都持有这种观点：土地在那里是让人去开发利用的，美洲原住民没有完全利用好上帝赐给他们的土地，白人有权利用好它。1830 年，美国政府通过了《迁移法》。随后的十年里，大约十二万五千名美洲原住民在美国军队的驱赶下从森林地带迁移到了荒凉贫瘠的西部平原，到1840年，除少数美洲原住民部落和群体以外，密西西比河以东的美洲原住民都被驱赶到了内布拉斯加、堪萨斯和俄克拉荷马地区——其中也包括波塔瓦托米人。就像作者沉痛地提到的那样，“在仅仅一代人之间，我的祖先们就被‘移除’了三次，从威斯康星到堪萨斯，还有途中的几个地点，然后又到了俄克拉荷马”。途中，不幸的波塔瓦托米人走过了“死亡之路”。1838年，不到九百名波塔瓦托米人在六十一天走了超过一千公里，有四十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儿童。无怪乎著名的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曾经指责白人夺占印第安人的土地乃是一桩反人性的滔天大罪。1955年美国最高法院在一项判决中也承认，“不是什么买卖，而是按征服者的意志剥夺他们的土地”。或许，不幸中的万幸是，这些波塔瓦托米人在新的居住地（所谓“保留地”）遇到了碧根果树，它的果实“就像是森林里的鱼鲜”，是“穷人的肉食”。作者的祖先会将碧根果带壳煮在粥里。脂肪会浮在粥的表面，作为坚果油储存起来作为过冬的粮食。它富含卡路里和维生素，用作者的话说，“维持生命所需要的所有营养都在里边了”。
只不过，波塔瓦托米人的悲剧还没有结束。在保留地，印第安人仍旧保留着传统的部落与土地共有制度。而这成为白人政府的一块心病。在他们看来，“除非设立一个政策体系，把土地分给个人，印第安人是不会摆脱其野蛮特性的。财产公有与文明不可能同时存在”。1887年，美国当局通过了《道斯法案》，规定将保留地的部落共有土地以份地形式分配给印第安人个人，其他“剩余”土地将出售给白人。西奥多·罗斯福形象而准确地将法案称为“一部打碎部落整体的强大粉碎机”。结果毫无悬念。波塔瓦托米人的社会迅速解体了。作者沉痛地写道，“在分配土地的时代，三分之二的保留地都落入了别人之手。仅仅过了一代人，那些靠着牺牲共有土地而被转化为私有、从而‘得到保障’的土地就消失了大半”。不仅如此，教育还被美国朝野视为“文明开化”印第安人的“首要”工作。作者的祖父只有九岁时就被送进了寄宿学校。而波塔瓦托米人的语言则“被政府的寄宿学校从印第安孩子的口中清洗掉了”。当作者成年后意识到“当一种语言消亡时，失去的不仅仅是文字”，从而想起学习这种祖先的母语时，部落的所有的族人里只剩下九位母语者，其中年纪最小的也已经七十五岁了。这种语言距离死亡已经只剩下一步之遥。尽管作者付出了巨大努力（“每周二和周四，俄克拉荷马时间中午十二点一刻，我都会上波塔瓦托米语午间课”），可是她仍旧“几乎无法张口说，而且依然只能掌握幼儿园程度的词汇”。或许，她只是在书写波塔瓦托米语的最后挽歌。
尽管如此，作者还是在书中将传统的波塔瓦托米社会对大自然的理解介绍给了读者。与西方传统中人类高居于“万物之灵”的顶端不同，北美原住民（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很少主动使用“印第安人”这一说法）经常将人类说成“造物中的小弟弟”，“人类拥有的生活经验是最少的，因此需要学习的东西是最多的——我们必须在其他物种中寻找老师来获得引导”。这也成为整本书的主旨之一：“这是一部药典，里面充满的治愈的故事，让我们得以畅想一种不同的人与土地的关系：我们医治土地，土地也治愈了我们。”
在这方面，书中提到的北美原住民的种植技术令人印象深刻，“当马塞诸塞海岸的殖民者第一次看到原住民的园子时，他们认为这些野蛮人根本不懂得如何耕种”。与“笔直的一行行相同的作物”不同，原住民会将玉米、豆子和南瓜这“三姐妹”的种子撒在一起。这样一来，玉米最早发芽生长，轻易地支撑住豆秧，而南瓜叶片上的刚毛也会让毛毛虫望而却步，而豆子有固氮能力，让土地变得更加肥沃。总而言之，“在三姐妹的园中，互帮互助在各个层面上都有展现”。毫无疑问，这是北美原住民在长期农业实践中获得的重要发现。
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原住民对物质*的主动克制。五大湖的移居者曾经对这样的场景大惑不解：“野蛮人在稻谷远没有收尽的情况下就停了下来。”在欧洲视角的叙事里，这曾经被当作异教徒懒惰和缺乏勤勉精神的证据。但在《编结茅香》里，作者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绝对不要索取超出自身需要的东西。“在原住民文化中，关于过度索取带来恶果的故事比比皆是，但在英语文化中，却很难找到哪怕一个这样的故事。”在作者看来，当代社会落入“过度消费的陷阱”就与这种文化传统有关。这当然不能说没有道理。尽管“理性人”唯利是图是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但光怪陆离的现实有时候还是不免让人感到疑惑。譬如，牛仔裤本身就是一种耐用的裤子，为什么如今全球每年会销售十二亿五千万条牛仔裤，每个美国女性的衣橱里平均有七条牛仔裤，人们有必要购买这么多牛仔裤么？毕竟，又不能同时穿两条。
在书中，作者又一次引述了原住民故事之后感叹，“桌上的食物只会滋养我们腹中的空虚，胃袋里的黑洞根本填不满”。看得出来，她对“消费主义”持有强烈的反对态度，似乎也会是《生存之路》（1948）《增长的极限》（1972）这样的“警世”书籍的拥趸，因为她在书中这样写道，“永恒的真正与自然法则根本不能相容”。因此才会对“地球的承载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绝不可能到达极限”的说法嗤之以鼻。
这种意见自然不能说是无的放矢，不过作者对此开出的药方，仍旧不外是从传统的北美原住民文化中寻求古老的智慧，“成为修复我们与大地破裂关系的良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看法与其说是创见，倒不如说是在现代化语境下彷徨无计而只能将视线投向遥远的过去。尽管作者在全书的开篇就强调需要将“原住民的认知方式与科学知识”结合起来，但纵观整本《编结茅香》的叙事，毋宁说是用“科学知识”解释“原住民的认识方式”。
这样一来，书中就难免有对北美原住民社会传统的美化抑或理想化的想象。譬如，五大湖地区的“易洛魁（霍迪诺肖尼）联盟”就被作者看作“这个星球上存续至今的最古老的民主政体”，未免有过誉之嫌。一个或许不很贴切的类比就是，蒙古汗国的前几任大汗都需要经过“忽里勒台”（宗王大臣会议）才能获得合法地位，难道成吉思汗就因此可以看作“民选”领袖了么？另外，在讲述原住民关于温迪戈（一种怪物，有点像旧大陆的“毛人”与“吸血鬼”的结合体）的传说时，作者无意写出了祖先们的真实生活环境：“在漫长的饥荒时节，绝望就是唯一的汤”，“冬天的饥馑对于我们的族人来说是一种现实处境，特别是在小冰期，冬季格外漫长而严酷的时候”。以此可见，即使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北美原住民们绝非过着想象中的田园牧歌般的写意生活，而是在饥寒窘境里苦苦挣扎。实际上，作者对此并非毫无认识。《编结茅香》里提到，当作者前往美国南部基督教福音派盛行的“圣经带”授课时，面对学生们的质疑，她无奈地承认，“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解释这套万物有灵的生态学，这是一套与基督教、与科学都相去甚远的学说，我确定他们是不会理解的”。这实际上是从侧面承认，“万物有灵的生态学”实则是作者在自己内心之中苦心孤诣构建的“理想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