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上的老人（我的提子日托）

编者按：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政府正在推进一项新的尝试：建立养老驿站。截至2018年底，北京已经建成680家社区养老驿站，计划到2020年全市建成一千家。我们的记者探访了其中一家养老驿站、他们的心理咨询师，以及几位老人。最终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有尊严地老去？

王阿姨回忆自己行医的一生，工作是快乐的，不过，也要好的身体。“我不怕死。我也不认为是不好的事情，是应该到来的，幸福的事情。是很正确的，死亡，是冰冷的夜晚，也是安宁，是幸福，是平等的对待。” 在两次采访，将近三个小时的谈话中，王阿姨思维敏捷，逻辑清晰，这是她唯一重复过的句子。

文 | 罗洁琪

刘大良轻轻地敲了三次门，没有动静。他等了几分钟，又敲了三下。死一样的静寂让人不安，他开始使劲敲门，大声喊“王阿姨”。

门慢慢开了一条缝，光线照进了昏暗的屋子，一位银发老人扶着门把手，抬头看见刘大良，脸上露出笑容，“你怎么才来看我？”她伸出两只手紧紧地抓住大良的手，迎他进门，走了两步，停在狭窄的过道上喘气。她一边抚着胸口，一边说，“你这一来，我的心脏又乱跳了。”

那是6月17日，下午四点多，太阳炙热袭人，王阿姨的家却静寂昏暗。房子坐落在北京西城区胡同深处，是典型的老楼房，没有电梯。房间不足50平方米，窗外繁茂的树叶挡住了光线，让下午过早地变成了黄昏。屋子里很空旷，很多旧物扔掉了，剩下不多的家具都铺上了浅色棉布，收纳得干净整齐，好像主人马上就要远行。卧室的床上叠放着两个枕头，凹下深深的窝，是整个屋子唯一的活动痕迹。

王阿姨今年81岁，曾是西城某医院一名优秀的内科医生，退休后，还被返聘为专家，每天病人都排着长队等她。70岁那年，由于体力不支，从岗位退下来。丈夫去世了，也没有儿女，她开始了独居生活。这几年，由于患尿毒症，心脏房颤，眼睛白内障，而且楼里没有电梯，她已经无法独自出门。

王阿姨刚洗完头，银丝短发干干净净，一身小碎花的开襟衣服。桌上的青花大瓷碗里是米饭，上面盖着点青菜末，旁边的小碗有三块没有刺的鱼肉。饭菜早已凉了，几乎没动过。她说，这是养老驿站中午的送餐，是一个小老头送到家门的，18元的餐费，5元的送餐费。虽然有饥饿感，但是也吃不下。为了活下去，饿了就吃两口，断断续续地吃到晚上九点钟。吃不完，就扔掉了。

她手里拿着一块医用纱布，开始擦眼泪。刘大良看到她眼睛周边的皮肤全红了，问她是哭了吗？她说，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眼睛越来越花，最近经常流眼泪，视力一天不如一天。一个星期前，刘大良上次来的时候，症状还没那么严重。

王阿姨说，可能手术植入的晶体是日本进口的，是“反华的晶体”。她成长于东北的日占区，从小会说日语，唱日本歌曲，可是，她不喜欢日本，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能忘。说起日本，她叹了一口气，“别让我回忆了”。她把手掌放在胸口，轻轻地抚了几下，停止说话，然后用左手按着右手的静脉，安静了一会儿。

缓下来后，她对刘大良说，“家变成了无期徒刑的监狱，简直是活在孤岛上了，像王继才一样。王继才，你听过这个人吗？”

刘大良摇摇头。

“你要多读书看报啊。王继才是海防民兵，守着一个孤岛，有病没法看，心梗猝死，最后被追认为烈士。”

刘大良是个年轻的小伙子，30岁，在北京读了心理学的学位，有专业资格证书。一年多以前，他来到西城区的一个养老驿站，做专职的心理咨询师。养老驿站是政府和企业合作投资经营的基层养老机构，分布在街道，大约从2017年开始，在一些城市开始试点运作。

居委会熟悉辖区内的老人状况，她们把独居的王阿姨引荐给刘大良。在初认识的阶段，他每周上门探访一次，迅速建立信任和亲近感。熟悉之后，就两个星期去一次，或者一个月一次。

王阿姨慢慢走到了床边的衣柜，打开抽屉，拿出一张被撕下来的黑白证件照。那是她年轻时的模样，一头乌黑的卷发，朱唇皓齿，单眼皮下，是明亮的双眸，眼神坚毅自信。她笑着说，当年医院里的钟大夫形容她的皮肤像葡萄一样，一碰一动就出水了，”你看，我现在什么模样。你看到满脸的老人斑了吗？”

”小刘，你们还年轻，三十有余，四十而不足。我是八十有余的人，想法不同。自*，进养老院，找保姆，你觉得那个好？Kakovo vashe mneniye, pozhaluysta, ob"yasnite, ya ne mogu zhdat' ” ，她很流利地说了一句俄语，然后微笑着，翻译成中文解释给刘大良，“你的观点是什么？请解释。我等不及了。” 她喜欢用俄语捉弄刘大良，上世纪50年代，她上的医学院是用俄语授课的，所以俄语至今流利。

刘大良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好，含糊应付了一下。王阿姨恼怒了，“小刘，你有什么想法，就要痛痛快快说出来！别这样扭扭捏捏的。”

刘大良笑了笑，他早已熟悉了王阿姨率直的脾气。

记者采访的当天，养老驿站给王阿姨送的餐，她从中午吃到晚上。摄影：罗洁琪

做了一辈子内科医生，王阿姨很明白，衰老已经让体内的脏器像陈旧的塑料，一捏就碎。

在她以往的人生，人类的脏器一直是她救治的对象。她无儿无女，大部分的时间精力都投入到行医之中，不但精于医术，而且自愿查全院的病房。她自称，只要“王老太太”坐镇，遇到什么疑难病例，大伙就不会慌了。有些妈妈因为孩子不拉大便给她打电话，她说明穴位，解释顺时针，逆时针，分别按摩多少下。然后吩咐，“十五分钟，给我电话，我听结果”。电话如约响起，对方说，“你胜利了”。说起行医往事，她满脸自豪，“不打针，不吃药，我有这本领。”

她回忆说，1980年代，北京一位副市长患病，费尽周折，不明病因，最后由她确诊并救治。副市长为了感谢她，问她需要什么。她要了一个煤气罐——当年炙手可热的稀罕物。2003年“非典”时，她65岁，是医院的返聘专家，仍奋斗在一线，在抗击疫情之外，还给年轻的医护人员讲课，强调切断传染源、易感人群和传染途径的流行链。她微笑着说，如果你们只听录音，不看人，听到那么响亮的声音，一定会以为是年轻人在讲课呢。70岁，她彻底离开了医院的岗位。

彻底退休后，曾有一段时光，她和老同学会聚餐，集体拍照。渐渐地，大家都开始行动不便，只能打打电话，偶尔问候。后来，电话也越来越少了。她感觉到生命的火苗越来越弱，就连曾经热爱的医生工作也不再具有意义。她陆续烧掉所有的荣誉证书，包括年轻时的照片。她觉得自己什么证都不缺了，除了一张《死亡证》。少有的例外是，在床边的衣柜里，依然珍藏着一个小药瓶，是“非典”期间最珍贵的消毒药，一般的医护人员得不到。

她也曾雇请过保姆，照顾饮食起居。有一次，她生病住院，出来后觉得，家里囤着的洗发水和椅子都少了。她报警，当着警察的面，把保姆遣退了。后来，北京保姆的价格越来越高，月薪超过5000元，比她的退休工资还要高。她就再也舍不得请保姆了。

她常常站在窗边，看着楼下的人。有几个50多岁的男人经常光着膀子在打牌，从下午1点多打到5点钟。有时候，遇到要紧的事情，她从楼上喊话，央求人家帮忙。未必都是热心的人。有一次，她求人去药房买个氧气袋。人家说，没空。还好后来，有个十几岁的小女孩自告奋勇帮她买了。

不能独自买菜买药，是失能老人面临的共同困境。刘大良所在的养老驿站提供代买菜买药的服务，王阿姨曾经使用过。政府给她发了一张失能卡，里面有400元的充值，可以在驿站使用。但是价格偏高，代购物每小时80元，400元很快就用完了。超过部分，就需要老人自己付现金。王阿姨每个月的退休金不足5000元，买药就花掉1300元，她舍不得花钱购买驿站的服务。

2017年底，刘大良第一次见到王阿姨。熟悉了之后，王阿姨央求，带她出去透透气，去超市买菜，去医院买药。刘大良明白，这违背了心理咨询师的职业守则，他上门探访是提供心理支持，社工的角色才是解决具体生活问题。带老人出门，会有风险。可是，他不忍拒绝这位81岁的老人。他先把轮椅搬下楼，然后扶着她一步步下楼梯，每走两步，就等她喘气，平复呼吸和心跳。到医院之后，王阿姨不愿意排队候诊，大喊一声“排什么队”，径自从轮椅站起来，走进诊室，站在医生面前，任性地说，“我以前就是医生，请给我开药”。刘大良和旁边候诊的病人们都惊呆了。她从医一辈子，曾是医院最优秀的内科医生，内心放不下那丝骄傲。

离开医院后，刘大良推着她去了一个大超市。超市里很拥挤，推着轮椅拐来拐去，无论刘大良，还是王阿姨，都觉得精疲力尽，完全得不到预期的快乐。回到家后，王阿姨主动说，不用再陪她出门了。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下过楼。

在为老人提供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刘大良倾听了很多隐秘的生命故事，让人唏嘘的情感。他总是给予理解和尊重，肯定对方的生命价值。刘大良认为，这种倾听不止是心理慰藉的技巧，也是发自内心的共情，因为理解了生命的衰老和死亡。衰老常常是在某个拐点急速下滑，而死亡则充满了意外，甚至来不及告别。

李明兰就是一个在冬夜突然去世的老人。她住在北京著名的古物市场琉璃厂附近，2017年底，居委会的人带着刘大良，第一次上门探访。窄窄小小的灰瓦木门粉刷得很干净，拐进去，就是一个大杂院。人还没进，就响起了狗吠。一眨眼的功夫，一只小狗就蹿到了刘大良跟前。过道上堆满蒙尘的杂物，破烂的旧自行车，每一家都门户紧闭，听到狗吠，才有人悄悄把门打开，看看来者是谁。

过了很久，老人才开门。刘大良看到她佝偻的身体，才理解了，老人要抓住身边的东西，缓缓挪动身体，很艰难地过来开门。人老了，腰弯了，连裤子都系不紧了，走两步裤子就往下掉。门很脏，屋里的一切都很脏，堆满了东西，连助行器都没空间腾挪。老人递给刘大良一张小凳子，觉得不好意思，再递来了一块毛巾，让他自己擦一擦。

她90多岁了，是一个来自南方的独居老人。年轻时，一个人在北京做保姆，寄钱回家养孩子和老公，自己住在房租便宜的北京大杂院。后来，儿子来了北京，娶妻生女，50多岁时因病去世。孙女已成年，在城里打工，夜里留宿老人的家里。老人呼吸不顺畅，睡觉时会发出声音，孙女骂她老不死。后来，孙女搬走了，偶尔也回来看她，送点米。

让刘大良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老人的很多个手关节都没法伸直，明显变形了。老人告诉他，摔过很多次，没钱上医院，就成那个样子了。一个夜里，她又摔跤了，站不起来，就慢慢地爬出了家门，敲响了邻居的门，求人家把她扶起来。

她一直有自*的念头。第一次见面后，刘大良评价，她的自*危险系数很高，就一个星期探访两次。老人得知他来自养老机构，以为可以帮助自己，就给他下跪，求他把自己安排进养老院，有一张床，一口饭就够了。她说，“一个人活得太艰难了，不想活了。”

她是真的不想活了。她曾找来绳子，挂在床头的铁杆，试图上吊。可是，她太衰弱了，连系绳子的力气都不够。系不紧，没死成。后来，她改用一根皮带，可是，皮带太短，她的脖子够不着。最后，她用一把刀扎向自己的肚皮，没刺到心脏，还是死不了。

说起心中的绝望，她只有一两滴眼泪。刘大良说，人老了，眼泪会变少。作为心理咨询师，他只倾听，不承诺。他曾悄悄地回去问公司，是否能特例特办。公司是以经营为目的，不愿意开这样的先例。于是，他再去政府，想了解是否有救助政策。得到的答复是，老人有大杂院可住，尽管，没有产权；她有孙女，不属于孤寡老人，而且，每个月有1000多元的低保，所以，不够资格进公办的养老院。离她家不远的养老驿站可以为失能老人提供日间照料，短期护理，可是需要亲人把老人送过去，而且每天收取100多元。

虽然处境无法改变，但是见到刘大良之后，好歹有了个说话的人，她的心情好了一些，再也没自*过。她央求他帮忙写信，写给老家的亲人。她对亲人说，自己一个人在北京，老了，走不动了，活得特别艰难，很想回去。在那个黑暗蒙尘的房间里，她一边说，刘大良一边写。他心里清楚，写那样的信，只是对老人的情感安慰，寄不出去，因为她已经记不住亲人的地址，也记不住电话号码。

去年冬天的某个晚上，她孙女来了，送了一些粮食。老人不大需要了，她已经好几天吃不下东西，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邻居对她孙女说，”老人可能时间不长了，最好留下来过夜。”孙女不愿意。

在寒冷的冬夜，不知道什么时辰，老人真的走了。“走了，是解脱”，刘大良说，王阿姨活在孤岛，明兰阿姨是死于无人救助。

明兰阿姨去世的大杂院。摄影：罗洁琪

杨先生的家和李明兰相隔两条马路，他是一个爱面子的知识分子，也属于老有所依的人。

退休前，他是一名大学教授，所住的社区里，有很多像他这样的高知老人。他有儿子，有房子，老伴走后，独自住在那套干干净净的两居室。去年，他83岁，患认知症。老年驿站和他就相隔几条街，负责巡视的工作人员会不定期去辖区内的老人家里，特别是独居老人。

以前，年轻的女员工会回来抱怨老人对她动手动脚。后来，驿站就安排上了点年纪的妇女上门，可以更从容地处理那样的尴尬局面，降低工作的风险。

有一天，一个自称是他同学的人打来电话，告诉他在电视上买工艺品，再去香港拍卖，可以挣很多钱。他想自己再挣点钱，不给孩子添负担。于是，就心动了。

他通过电视购物频道上买了工艺品，通过“同学”联系了拍卖行，付了3万元的保管费。再过了一段时间，拍卖行说工艺品有可能流拍，如果交5万元，加入会员，会有优先权。他又交了。之后，他还把这种赚钱机会介绍给其他的老人。

交钱后，工艺品还没拍卖出去，老人隐隐感觉到，可能被骗了。可是，不敢对别人说。有一天，刘大良去家里探访，和拍卖行的人在楼梯间擦肩而过。刘大良问起，老人才说了事情的原委。刘大良上网查了拍卖行公司的名称和地址电话，打过去问，公司和人都是真实的。虽像骗局，但看上去都是自愿合法的。老人羞于承认被骗，刘大良也就没有擅自报警。

几个月后，他去世了，至死没告诉儿子被骗。那些钱，也就不了了之。

人去世了，似乎人生的一切都被埋入尘土。可是，有一个老人让刘大良至今忘不了。

那是张阿姨，83岁，高龄孤寡，是退休妇科医生，老伴已经走了20多年。刘大良最后一次看到张阿姨，是在她家的厕所里，在今年的四月。北京的这个春天特别漫长，直到五月，还有寒意。她摔倒了，光着下体，趴在一堆排泄物之中。排泄物是不成型的，是屎尿的混合物，散发着异味。她没有昏迷，也不清醒，一只手在轻轻地拍打地面，试图抬起来。

刘大良蹲下来，尽量安慰。可是，老人只是哼哼吱吱地胡言乱语，不能沟通。他就反复地说，”别着急，别着急，救护车马上就来了。”

厕所外面围满了人，有居委会的，也有警察，楼梯口还有几个辅警。但是，没有人敢去扶起老人家，怕她万一已经骨折。刘大良心里难受，干脆离开房间，走到楼下，等救护车。下来的时候，老人躺在担架上，身上裹了一层被子。刘大良心里松了一口气，”终于像个样子了”。

几个月过去了，张阿姨赤裸着下身，趴在厕所的地板上，脸在屎尿里蠕动，无意识地磨蹭，这个画面至今停留在刘大良的脑海，他觉得良心很受折磨，”如果是我的妈妈，无论如何，我要先把她扶起来，离开那一堆屎尿，太没尊严了！”

6月的北京，已是盛夏，日光刺眼，但是胡同里偶尔有风，吹过一棵棵繁茂的椿树，绿油油的枝叶轻轻晃动。零零星星的老人坐在路边，摇着扇子闲聊、看路人。

这是北京的老城区椿树街道，青砖灰瓦、红门木槛的老平房里隐藏了各种名人的故居。一棵大树底下，有一个小四合院，一侧写着北京市西城区椿树街道红线区居委会，另一个侧挂着”椿龄守望站“的牌子。这是椿树街道红线社区养老驿站分离出来的居家服务中心，主要是为老人助浴和理发，测量血压，换洗床单被褥，也提供上门服务。

2014年，椿树街道办事处与中信国安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共建守望站，是国安养老银柏系列项目之一。

在守望站的几个房间里，主要摆放了轮椅、各种洗漱用品和洗衣设备，两位女性护工在忙碌地准备物品，登记老人洗澡的资料，看到来客，高声提醒，“不要进去，有老人在洗澡，而且是一位阿姨。”墙上贴着很多老人手写的表扬信，字迹都很清朗俊逸。有一位七旬老人的信里说，老伴身患脑梗，不能自理，喝水都要人喂，大小便失禁，孩子工作忙，顾不上，“洗澡和剪指甲都成了我们最大的困难，幸好有国安养老守望站的帮助”。

往胡同深处再走几十米，就是红线社区的养老驿站，门口挂着几个广告板，写着“红线驿站可订购老年餐”。另一个黄色板用黑色的毛笔字写着“驿站新服务”，驿站修脚50元/次，家政服务35元/小时，3500元起/住家，便民理发1元/次，洗衣服务190元/五件。

走进驿站，左侧是活动厅，摆了四张方桌，是驿站为老人举办各种集体活动的地方。当天下午，恰好是书法活动，有七八个老人自带纸张笔墨，在安静地临摹字帖。

北京市西城红线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门口。摄影：罗洁琪

西城区某个养老驿站的洗澡间。摄影：罗洁琪

椿树街道办事处和中信国安投资有限公司的另一个合作项目，属于高端养老院。摄影：罗洁琪

2016年底，国务院颁布《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2017年，北京市民政局出台了《关于开展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建设的意见》，明确了由市财政局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向各区下达市级补助资金，按平均每个驿站30万元的标准拨付年度资金总额，政府和企业合资建立养老驿站，提供“呼叫服务，助餐，文化娱乐，精神关怀，日间照料，健康管理”六项必备功能。

养老驿站，是国务院和地方政府正在努力培植的一项养老试验，企业投资和管理，政府资助，旨在应对迅速加剧的老龄化社会。2018年，时任北京市民政局局长李万钧说,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两大特点，即“老龄人口增长迅猛”和“未富先老、未备先老”。

截至2018年底，北京已经建成680家这样的社区养老驿站，计划到2020年全市建成一千家。每个驿站的基本配备是一个站长，一个社工，巡视员和心理咨询师，如果有日间照料，还会配相应数量的护工，厨房、防滑的洗澡间，防滑的厕所，卧室，理疗室和阅读间，活动室。各个社区的场所条件和人群特点不同，提供的服务有所区别。红线社区的驿站，由于在胡同边上，老人出入方便，人气就很旺，很多老人喜欢来参加团体活动。但是，120元/天的日间照料和150元/天的短期照料服务并不受欢迎，更多老人倾向于在家请保姆。

刘大良认为，驿站的服务要击中老年人真正的痛点，解决吃喝拉撒的基本需求。让老人吃上饭，这是目前最紧迫的需要。在北京市，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占老年人口的16.72%，失能老年人口占比4.78%。有大量独居的失能老人，活在楼上的“孤岛”。他们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无法使用送餐外卖。可是，很多养老驿站不能提供送餐服务。

养老驿站的试验已经开展了两年多，刘大良说，他没听说过哪个养老驿站已经实现了收支平衡。政策目前是鼓励企业自负盈亏，然后根据实际的服务情况为驿站提供财政资助。可是，很多老人认为，养老应该是政府负责，不应该想着怎么挣老人钱。养老驿站的投资方，目前都是实力雄厚的国有大企业。对于企业而言，投资养老产业是多维度的布局，真正的营利点在中高端的养老院。

在椿树街道的胡同里，离红线区养老驿站一百多米的地方，有一个别致的四合院，是椿树街道的养老照料中心，门口钉着古铜色的牌子，写着”椿龄工程”，是椿树街道办事处和中信国安投资有限公司的另一个合作项目，属于高端养老院，在露天的天井，有一棵粗壮的古树，参天耸立，开枝散叶。院子里是设计雅致的单人间或者双人间，共十几个床位，有护工陪着老人做穿珠等益智活动，也有老人在弹琴，接受理疗师的康复治疗。这里的床位是每个月一万一千元起，尚未包括护理费用和康复费用。目前的客户都是高知老人，退休教授、医生和企业高管等。

最受欢迎的是中端的养老院，也是中信国安投资有限公司的，在椿树街道附近，一个床位约6000元。居住的大部分是失能或者半失能的老人。40个床位，目前仅剩2个空位。

所谓养老驿站，只是临时托管，并不能提供长期照料的服务。长期照料老人的养老院才是刚需，是真正紧缺的资源。养老驿站类似日本的社区养老院，提供日托和居家服务。2000年4月，日本开始推行长期介护保险政策，大部分长期介护的服务，例如日托机构，上门服务的护理员，这些费用的90%由保险覆盖，个人只需要支付10%。长期介护保险的资金有一半是人们缴纳的保费，另一半来自于税收。平均来说，一个人每月约缴纳8000日元（约人民币470元）。

几乎免费的服务，把很多老人吸引到各类养老机构，儿女们从赡养老人的经济负担中解放出来了。每天早上8点多，下午4点多，日本京都市的街头有很多养老院的汽车在繁忙地工作。这种专门设计的汽车有升降板，能直接扣住轮椅，早上接老人到驿站，进行照料和集体活动，晚上再送回家。

日本不断地设计了精细的法律制度来应对超老龄化的社会，其中，政府财政是社会养老中非常有力的保障，甚至是兜底的角色。除了推行长期介护保险政策，保证老人去得起养老院之外，日本财政还超负荷地保障退休年金，尽量避免老人陷于贫困；在老人拿到年金之后，为了预防老人失智失能无法自理，或者被虐待、被侵占财产，日本又进一步完善了“后见人”制度，即意定代理。通过法律制度的引导，老人可以通过代理人管理财产，安排找养老院，去医院就医，甚至处理后事。

在中国刚兴起的养老驿站，目前需老人和家人自己负责接送，财政虽有部分资助，但是直接给了企业，不是给老人报销。日间照料和居家服务等产品的价格偏高，而且全部由个人承担，所以，至今未能推广。

2018年8月23日，走进北京东城鼓楼苑社区诚和敬养老驿站。来自视觉中国

2018年8月23日，北京东城鼓楼苑社区诚和敬养老驿站，老人正在乐龄游戏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玩游戏。来自视觉中国

2017年1月20日，小年，民间祭灶的日子，北京门头沟峪园社区居民在老年驿站包饺子。来自视觉中国

在中央政府发起的这场养老试验中，心理慰藉是最特别的一项内容，由政府购买，免费提供给老人。在养老机构，工作人员把老人区分为活力老人和失能老人。活力老人可以参加养老驿站的集体活动，还可以去驿站，和心理咨询师进行一对一的谈话。如果街道工作人员发现老人陷入绝望或抑郁，就会通知驿站的心理咨询师提供上门服务。

刘大良所在的驿站，一个街道共有20个社区，总人口大概有10万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约30%，即三万人。在过去的一年半，他为1000多名老人提供过服务，包括组织集体活动，一对一的咨询，其中不定期上门探访的老人有20多个。

在附近的驿站，有另一个资深的心理咨询师李红。在服务了上千位老人之后，她发现，情感生活其实是老人的最大安慰。可是，很多年轻人既不理解，也不尊重老人的情爱需求。所以，大部分老人丧偶之后，都不会再婚。哪怕有合得来的对象，也只是名不正言不顺地偷偷同居。

曾经有一位70多岁的退休女教师进入她的咨询室，告诉她自己的故事。女教师年轻时忙于工作，疏于经营婚姻，夫妻之间甚少性生活。后来，丈夫有了外遇，更没有了性生活。年老后，丈夫病逝。她退休之后，遇见了一个心仪的人，是有妇之夫。她很坦然地承认，在步入老年之后，才发现了性生活的乐趣，开始享受男女之间的肌肤之亲。

可是，她的女儿不愿意理解和接受。她被当成不伦之人。愤怒的女儿让她强行搬家，离开那个情人。她背着女儿悄悄地找心理咨询师，倾诉内心无法满足的*。李红也是第一次遇到如此坦然讨论性需求的老年女性。在她的经验里，倾诉性需要的更多的是老年男性。

有个70多岁的老年男性常来驿站，公开承认自己有女朋友。他和她同居，一起买菜做饭，互相依靠。尽管儿子反对，他仍然坚持老年之后来之不易的快乐。衰老因快乐而减缓了速度。而另一个丧偶独居的老人，常年沉浸在对老伴的悲痛怀念，身体每况愈下，体态日渐佝偻。

老年人谈恋爱，常常被认为是“老不正经”，甚至老人也羞于承认，这种*因为羞耻感而变得隐秘。李红认为，人类对亲密关系的*一直都在，不因衰老而改变，直到死的那天。

那位女教师被“棒打鸳鸯”后，仍然喜欢音乐，弹琴唱歌，有笑容，乐观开朗。只是，除了心理咨询师，谁也不知道，老人的歌声里有着思念，以及不死的*。

火苗越来越小，油越来越少，王阿姨说，就这样等着毁灭。孤单这些年了，都不知道孤单二字是怎么写的了。

在刘大良探访她之前，东北的外甥打电话来，劝她去养老院。王阿姨觉得养老院不适合自己。

她说，隔壁的老太太90多岁，去到养老院，就要死要活地回家。她的同学进去以后，也是马上就想出来，就算不退钱，也要回家。她认为，年轻人张口就说养老院，如果真正去了，心情就不一样，“这不是养老院高级和低级的区别，好的硬件能提供唱歌跳舞，看书读报的环境，如果老人能这么活蹦乱跳，还去养老院干嘛？如果什么都做不了，去养老院，就是为了等死。那还不如在家。”

俩人争辩了很久，最后，外甥说不过她，“老姨，你把观点阐述得那么流利，你的头脑思维是超常的，你等于给我上课。”

刘大良试图说服王阿姨去养老院，摆脱独居孤岛的困境，“在养老院有人搀着你溜达，有护工管你吃喝拉撒，有其他老人作伴，陪着聊天”。

王阿姨说，去养老院，最大的好处是死了有人发现。她问，养老院要多少钱？

“便宜的6000多，贵的10000多。”

“这么多钱，怎么去的呢？”

“主要是房租和人员的工资。”

“我工作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自己都活不了，还要去养活几口人？”

她想了想，继续说，也不是舍不得钱的问题，花了是钱，不花就是一张纸。一咽气，什么都没有了，“只是，我的思想转变不过来”。

她回忆自己行医的一生，工作是快乐的，不过，也要好的身体。她说，从来不服输，哪怕此刻，如果体力行，“还想去看病，看个饱，人和人排着队，让我看”。说起看病，她的声调变得激越。

随即，她又黯然了，“人死了，往太平间一弄，人走的时候，就这么简单。人的一生没意思。现在，看着那些国家在打仗，这么打，这么闹，我都想告诉他们，别打了，没意思，争那些地盘干嘛呢，眼睛一闭就没了，萨达姆，怎么样，拉登怎么样，一死了，还有什么意思？”

刘大良坐在床边的沙发上，听着老人不停地说话，她激动的时候，才停下来，平息呼吸。他提醒老人，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他要告辞了。可是，老人不管他，接着讲。

”现在，最希望我的眼睛能够复活，最后，我死于心脏骤停，安然离去，不留后患，迅速火化，骨灰埋在大树底下。我都安排好了。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把该收的东西，都扔掉了。一切都迫在眉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