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职学校总体以“技能学习”为目标，但是从中职学生角度来看，他们却试图延续在初中阶段习得的看小说、玩游戏、谈恋爱、刷视频等行为，并力争让玩乐文化更加突出。因此，经历中考分流以后，青少年群体呈现出两极分化：一方是内卷激烈的普高世界；另一方却是娱乐至上的中职世界。
既然玩是中职青少年生活的重要部分，那他们为何沉迷于玩乐之中？在外界看来的“不务正业”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只有通过深入青少年自身对这些玩乐活动的主体理解，或许才能找到成年人世界与青少年世界沟通的桥梁，而不只是依靠强硬的规训或者冷漠的拒绝。
一、娱乐世界：中职青少年玩乐文化的表现
中职青少年的玩乐文化建立在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之上，他们的目的主要是“找乐子”。但什么是乐子呢？正如教师们评价，“他们除了学习，什么都感兴趣”，因此与学校制度提供的学业无关的活动都有可能成为他们乐趣的来源。
从当前实践来看，他们最为典型和普遍的娱乐活动手首先是网络游戏（以手机游戏为主），其次是网络小说，再是线下消费和体育运动，如逛街购物、喝奶茶吃东西、KTV、打台球、酒吧等。除此之外，并且还会将一些原本非娱乐性的事情进行娱乐化操作，最典型的是恋爱、抽烟。这些能够成为中职青少年青睐的活动，并不是偶然的，相反这些与这一群体的结构特质存在亲和性。
1.非主流
中职青少年通常是作为学校制度的“叛逆者”而存在的，因为他们在学校规范中难以自我认同感、成就感和价值感，或者认为学校规范过于无聊。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寻找自我价值和独特，“另辟蹊径”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就会异常吸引他们。因此，面对现实社会中各种不同于学校规范的非主流文化，他们就能有非常强烈的认同感，比如混混文化、娱乐文化、时尚文化等。这些文化当中宣扬的通常是“权威形象”、“讲究忠义”、“做你自己”等等。在这些文化的吸引下，他们就会逐渐习得相关的一些活动和行为，比如打架、纹身、抽烟、恋爱、化妆等。
沙洋职校2020级汽修班李志强：“上初中以后，原本我在快班，父母很忙没人管我就放飞自我。初一的时候还是认真学习，一直坐在前面。初二的时候感觉班上那几个同学很威风，也是想引起别人注意，为了融入他们，我就到后面和他们讲话打闹、玩手机。当时还第一次接触了社会上的人，是在网吧和同学一起，看到他们胳膊、腿上有纹身，当时觉得他们很屌，既害怕又崇拜，还有一点恨意，想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像他们一样）。后面跟他们一起玩了以后，觉得自己很厉害，在初中我称霸一方，没人敢招惹我。老师看到我成绩下降刚开始会管我，但我会表现出抗拒，心里觉得‘整天盯着我，我就不干’，渐渐地，老师也不管我了，我自己也没有心思学了。”
湘阴一职2021级电子班龚欢：“县里有几个有名的帮派，叫天翼1帮、天翼2帮、名仁堂，他们就是天天打架。别人打架有时候会报他们的名字。他们还会纹身，比如纹“忠”、“肆”、“AK4T”这类字，或者纹国象这类图案，纹在胸前或者肚子旁边。”
2.挑战性
具有挑战性和冒险性的活动也是容易吸引中职青少年的一些行为，原因在于在活动中往往可以让他们感受到成就感。在学业上看，他们似乎缺乏面对挑战的勇气和毅力，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他们本身就缺乏这类品质，相反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在学业竞赛上落下太远，缺乏参赛的基本能力和资格。在这种情况下，体育运动、网络游戏、谈恋爱等都可能成为他们新的竞赛跑道，只是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挑战的获胜比学业的获胜更加得心应手。
沙洋职校2022级汽修2班杨智涛：“从记事起，父母就都外出打工，一直是外婆照顾我。在县城实验小学和实验中学上学，我小学成绩优秀，在班上前20名，初2上学期因为玩手机成绩开始下滑，最后倒数第10......王者荣耀很好玩，有免费的皮肤，就想要弄到它，这需要每天做任务，每天在线赚金币，能得到第1名就会觉得自己很厉害。英雄台词也很有正义感、很霸气......玩游戏不难，玩游戏比做作业开心。玩到不顺的游戏，可以下次再玩回来。自己也会练游戏，比如一个人跑圈，了解技巧，熟悉操作，一直过不去，可以上网查。从失败中获得经验，就可以获得成功。”
3.展示性
能够展示独特性和优越性的一些外在符号也能很好地吸引中职青少年的目光，这些符号也可能会成为这个群体内部竞争的一些标识物。并且由于心智暂不成熟，“好看”也会成为他们评判事物好坏的首要依据。此外，相较于其他事物，外在符号也是最容易模仿的内容，发达消费市场和便捷信息网络也为此提供了便利条件。例如在中职青少年盛行的“鞋文化”、容貌焦虑等现象就是典型。
沙洋职校2020级财会班段雨婷：“我喜欢买鞋，从初3开始买。现在有8-9双，有AJ、万斯、匡威、PUMA，会在快手、抖音上看些的样式，一般在得物上买。现在学校基本都穿的这类鞋。自己不能穿太便宜的鞋，不然会崴脚。”
沙洋职校2020级护理班陆雪：“我会因为长胖而焦虑，我身高171cm，以前102斤，现在长了10斤，都长在腿上，理想体重是100斤。我会和朋友讨论减肥话题，相互之间也会隐隐评价。特别羡慕有个同学，她165cm只有80斤，会天天跟她说，她真瘦。”
4.希望性
不同于初中学生，随着年岁增长，中职青少年不得不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需要合理安放玩乐文化与未来规划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结构下，“草根创业文化”“读书不如早点进社会”便成为他们将玩乐文化合理化的重要话语，并且习得其中一些活动方式，如酒文化等。在这些认知之下，玩乐活动就被塑造成为他们适应社会、把握机会的一种方式，也让他们有了可能超越学业赛道优胜者、获得阶层流动的新希望。
沙洋职校2019级计算机班成佳阳，目前在某大专就读：“读大学就是为了毕业证，要不是父母认为读书才有出路，我也不是很想读，我自己觉得读了没什么用......未来规划是想创业......我本来学习挺好的，但是初中爱玩，就变成个坏学生，现在回想起来，太蠢了，做了些没必要的事。但是也不后悔，如果是按好学生的生活，就经历不到坏学生的生活了，感觉坏学生懂得更多一点，更明白了一些道理......明白的道理就是读书没用。要么读书很好，要么就别读。读的很好，才有可能到国家机关，都是少数人。读了不好不差的人，就是那些普通一本二本，也是帮别人打工，拿几千元工资。而且工薪阶层最好的月工资也就1万多，不一定能赶得上创业。”
二、价值空缺：中职青少年玩乐文化的原因
这些娱乐活动虽然丰富多样，但这并不意味着娱乐就一定能引人入胜。但是中职青少年确实更容易被这些活动吸引，本质上是因为他们的成长阶段出现了一个价值空缺期。也就是说，在这一“未成年未成家”阶段，他们缺乏明确的社会性目标，既对学习没有兴趣，也没有承担家庭责任。于是这些新奇、有趣、好玩的娱乐活动就填补了他们的价值空白，也正因此，自我体验感也就成为行为选择的重要依据。具体来说，这些活动对于中职青少年存在三个层面的价值意义，一是消磨时间，二是体验乐趣，三是自我发展。
1.消磨时间：作为消遣习惯
休闲消遣是人正常的生活组成部分，但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消遣方式。当前社会已经成为消费社会、娱乐社会和网络社会，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娱乐方式千层百出。尤其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以网络为载体发展起来的游戏、小说、短视频等都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消遣娱乐。对于当前青少年来说，他们当前身处在一个充满娱乐精神的社会，也是网络原住民，很小也开始接触这些娱乐方式，而且娱乐的低龄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在笔者调研的职校，大部分学生都是在初中阶段开始拥有自己的手机，并在此之前就或多或少会接触到游戏、小说、短视频等。
可以说将这些娱乐方式作为消遣已经变成社会的共同特征，但是差异就在于这些消遣所占的比重和意义。在中职青少年群体中，一部分学生正是由于在学业生活、校园活动中缺乏积极性或者感受到无能为力之后，在“没事干”的情况下，他们就更愿意将大部分时间和心思集中在玩乐之上，但这同时可能又会弱化他们对其他事物的积极性。不过只是将游戏当做“无聊”的消遣方式时，在遇到更重要的事情之时，他们也可能会逐步反省自我，愿意放弃娱乐生活而重新奋斗。
沙洋职校2020级计算机应用2班张昊天：“以前玩游戏是打发时间，现在是浪费时间，初中没有搞学习，所以有时间；高中要搞学习，没有时间。初中阶段的重心就是玩，因为学也学不进去，赶不上，只能玩。我现在基本上所有种类的游戏都玩遍了，可能玩的太多了，感觉很多游戏都没有创新，都是一样的套路。没事干才会玩游戏，为了消磨时间。高一以来我就开始认真学习，因为在初中经历过失败，但在这里可以重头再来。有一种可能性，有一线希望，自己就能够搞好。语数外要从基础开始补，时间来不及，计算机可以重头开始学，也是我感兴趣的专业，我愿意学。即使考不上本科，也是有希望的，我姐姐就是例子，她也是职高出来的，现在在网上接画画的单子，做的很好。”
2.体验乐趣：作为精神寄托
娱乐游戏能够给人带来本能的愉悦感，因此在每日枯燥的学业生活中，娱乐游戏将成为青少年的快乐源泉，甚至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对于一部分青少年来说，为了将自我行为合理化，将会萌生出一种认识，即“快乐本身就是意义”。
笔者：“可能家长或者老师会说，玩游戏有什么用呢？”
沙洋职校2022级汽修班杨智涛：“我认为学习对我也没什么用呀。游戏可以和游戏大神一起玩，一起可以赢这些游戏，赢本身就会是好的事情”。
快乐的确可以作为一种意义而存在，但问题在于实现快乐的途径具有不同的方式。大多数中职青少年通过游戏、小说、短视频等方式获得的是依靠缺乏内在实质、直面精神世界的虚拟刺激获得快乐，而非在与现实世界互动的过程中实现的快乐。因此，在虚拟精神世界中，这些快乐体验往往带来的不是面向现实世界积极振奋的精神，而可能相反是疲劳倦怠的状态。因此，从长远来看，当未来需要依靠行动直面现实世界的困扰时，他们可能将这些娱乐作为暂时逃离现实世界烦扰的方式，但这却有可能将他们拉入更烦扰的“陷阱”之中。
沙洋职校2020级护理班朱梦雪：“现在不想上学，因为不想早起背书、考试，有点抗拒。明年4月份高考，有点紧张。感觉小说是我的精神依托，不想面对现实，小说里面的世界很吸引我。虽然看小说，但是理解不了语文，比如考试试卷问“红叶青山”好在哪里？我不是很懂这个问题。所以我写小说，文字不优美，但是同学说我的剧情很好。”
3.自我发展：作为赚钱手段
娱乐行业已经成为一个热门产业，在这一趋势下，部分学生通过玩乐实践也逐渐找到自己的兴趣和优势，并将其作为自我发展的一个方向。其中最为典型的是KTV、酒吧和网络游戏。
以网络游戏为例，陪玩、代打成为中职青少年兼职赚钱的流行方式。这些方式之所以能够吸纳中职青少年，有三个条件：第一，中职青少年有时间有兴趣。对于他们来说学校时间是一种“无聊无意义”的时间，相反通过参与游戏产业既可以满足他们的娱乐需求，还可以将游戏娱乐时间转化为有效劳动时间，因此这种边玩边赚钱的方式对他们来说机会成本很小，且有着极强吸引力。既可以第二，中职青少年有营利动机。为了满足更加丰富的娱乐生活，消费是必不可少的实现方式。但对于大多数青少年而言，尤其是农村青少年的家庭条件往往有限，这就使得他们有赚钱的强烈愿望。第三，中职青少年有能力。通过日积月累的游戏实践，一部分中职青少年脱颖而出，获得了高超和稳定的游戏能力，随着游戏产业的发展，这些能力通过陪玩、代打等形式变得有价值。
沙洋职校2022级直播班魏宁：“我现在玩游戏帮别人代打，正好自己边娱乐一下边挣点零花钱。我10岁的时候就开始用父母的旧手机，每个星期玩2-3小时的游戏。初中自己有了手机，自己王者稳标上榜12000分，要上榜至少需要10000分。初2就开始接触代打，开始赚几十元，帮别人挣一分赚2元。到初3自己已经赚了几千元，自己的游戏皮肤都是代打赚。我现在有时候带朋友代打，朋友就请我喝饮料。我还玩国标赛，我玩诸葛亮（一个游戏人物）是全省第97名。如果代打掉分也要赔钱，目前我赔过3次，总共200块。我进职高选直播专业，也与自己规划有关，我想要三年之后考上本科或者大专，有机会可以做专业主播或者代打。”
沙洋职校2020级汽修班李智：“我从小学4年级开始接触游戏，当时是看别人打。初中开始自己打游戏，王者我玩得不好。后面就打和平精英，这个游戏我觉得很顺手，就一直玩。当时是去爸爸那里，爸爸的朋友20多岁，就让我玩手机，那个手机屏幕还是一半黑的。小学的时候我还考过班上第一第二名，到初中成绩就垫底了，后面又有点提升，全班20多名。但初3因为花时间研究游戏，排名倒数第5......高中之后我会卖号、代打、陪玩，主要是以俱乐部的形式，这种俱乐部做的好有上万人，做的不好有几十人。我高一自己也组织过，每单提成5元，一个月挣了2000多元，但也要花时间。”
虽然从当前来看，中职青少年在进入游戏等娱乐产业似乎具有优势，而且以兼职的形式能够获得一些目前看起来还不错的收入作为零花钱。但实际上里面存在着巨大陷阱，第一是中职青少年进入这类行业后大多数也只是处于产业低端的普通劳动力，仍然是需要通过大量投入时间和服务获得收入。以游戏陪玩或代打为例，这类劳动本质是一种游戏服务，收入一般是每局10元-30元不等，并且要满足“老板”特定需求，如会点性别、点操作、点声音、点建模、点才艺（会唱歌或者有些特定游戏装备）等等。第二，这一行业也有着高强度的竞争力，真正能够赚钱的只是少数。比如一个学生说，代打没办法做长久，游戏技术需要不断的更新换代，现在有的小学生都打的很厉害。
因此，看起来这类娱乐产业能够满足中职青少年边玩边赚钱的理想，但实际上能够踏上顶峰的“幸运儿”寥寥无几，因为不能仅仅只需要游戏技术，而且更需要对娱乐产业运作更加透彻的理解和资本力量的支持。
三、早熟叛逆：复杂结构下的青少年成长危机
某种程度上，中职青少年只是在主流教育竞争体系中作为被排斥者的代表群体。讲到排斥，并非意味着在具体场景中学校、教师或者学生这类具体个体对他们形成排斥。而是因为在这个教育结构当中，由于学校规范具有单一性和统一性，并且必然有倒数学生的存在，这种边缘结构本身会使得一部分学生主动或被动地会与主流体制保持距离。与此同时，相较于学校规范的制度文化，社会却提供了十分多元的文化选择，由此引导着这些青少年的行为充满着叛逆性。
因此，“叛逆”本质上是个体行为与结构规范的冲突，其内涵取决于规范的内容，其具体行为表现又取决于主流规范之外提供的文化工具。在当前学校规范文化成为主流的时代，不爱学习、打架、抽烟、奇装异服、沉迷游戏等都是叛逆的表现，而这些行为则会受到学校之外存在的家庭文化、娱乐文化、阶层文化等多种影响。正因如此，叛逆者往往呈现出社会性早熟的特征。
叛逆者虽然呈现出逃避学校社会规范的状态，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天然没有向上奋进的愿望，也不一定意味着多元文化不可取。但问题在于，当许多青少年因为玩乐而错过学习和提高自身技能的机会之时，他们往往只能顺应着过去的选择继续前行，不得不遵循整体社会规则。但是，这些很多看起来是青少年自己的选择，其实背后源于更为深刻的结构现实。
最为基本的现实就是，相较于过去传统社会，当代青少年处于一个更加具有流动性、冲突性和多元性的社会结构中，因而学校教育面临着更为复杂的背景。第一，尤其在乡村社会，家庭的留守化、破碎化等特点使得青少年往往缺乏家庭管教，这使他们更容易接触到多元的社会文化，也更容易受到一些暂时性快乐体验的诱惑；第二，网络的普及化和青少年网络原住民特点更是对学校和家庭教育都提出了新的挑战；第三，青少年成长的环境也越来越制度化，一方面这让他们生活在更干净更纯粹也更受保护的“象牙塔”之中，但另一方面却也是他们越来越缺乏对周边现实社会更加完整的认知，他们不用再为“吃不饱肚子”的生存烦恼而困扰，过去被视为稀缺资源的读书机会如今变成了求学生读书的外在压力，因而他们缺乏足够的经历来获得更全面的认知。而当他们拥有一些经历之后，一些学生会开始醒悟。
沙洋职校2020级汽修班吴明杰：“我父母都是初中毕业，爸爸在县里做电器维修，妈妈在一个夜宵店帮忙。过去都是父母替我操心，从去年开始我意识自己要早点成熟了，我会自己关注升学政策。起因是之前父母本来想请人帮忙把我送进普高借读，就看到父母给我办事，提好烟好酒，很卑微地求别人，我从来没见过父母那个样子，所以开始感觉到父母不是万能，他们也很辛苦，所以觉得自己要多争气，讲脸面。”
因此，在新的教育环境下，过去单纯以规训为导向的传统学校教育可能就会面临发挥低效或者失效的可能。如何让学校教育更加具有竞争性和吸引力，以及如何引导青少年在多元文化中树立正确价值观就是值得挖掘的问题。
例如，对于这些乡村叛逆青少年而言，教育首先不仅仅只是以知识为主的学业教育，更重要的是让他们重新回归，也就是“懂事”。其核心是要帮助他们剥开迷雾，不仅是学习校园规范，而是学习社会规范，站在他们的角度帮助他们分析利弊，引导他们做出最有利和最适合他们的选择。
(作者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