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年代下的学校生活
在那个充满革命气息的年代，我度过了成长的小学时光。
一
我上的是由大队组织的小学。启蒙老师是十生产队的李老师。李老师年约30岁，短发及耳，使她看起来天生就是老师，而不是普通的社员。
李老师教我们语文、算术，并担任班主任。
语文课从拼音开始，我们跟着李老师唱读“a”“o”“e”，然后是看图识字，至今记忆犹新的图片有“战士”“地雷”“手枪”等。因为在之前，我已经看过坝坝电影《地雷战》《地道战》，对于地雷、手枪着迷，夜夜想着怎样打日本。
算术课上，全班齐声背加法口诀，“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二，等于三……”有腔、有调、有节奏，声音飘飘扬扬。
军体课的老师姓郑，是一名退伍军人，他一年四季戴个哨子在胸前。夏天上课，他用哨声指挥我们在操场跑“一二一”。我们边跑边用力踢泥地，故意弄得尘土飞扬，不见人影。在此时，郑老师突然发出一声怒吼，场外口哨响起，接着他像拎小鸡一样，将一个同学拎起四下舞。或当有同学迈步老是不分左右，郑老师一脚踢过去让他人仰马翻。
教唱歌的老师姓许，十七八岁，长发大眼睛，据说是大队黄*的未来媳妇。许老师之前也是我们大队小学的学生，毕业后一直在生产队做农活，刚刚被大队安排来学校代课。她教我们唱《共产儿童团歌》，先讲《红孩子》的故事，当开唱“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时，我内心便会产生一种类似奔赴的感觉。学校杂物间里有一架破旧的鼓风琴，之前一直没有人会弹。许老师来了后，我们常常听到从屋里传出来的琴音，断断续续，单单调调，一点不好听。原来是许老师在里面练琴。我读到二年级时，许老师已经可以脚踏鼓风琴教我们唱歌了。
最喜欢还是李老师的故事课。讲故事时，她就坐在教室正中那排同学的课桌上，双脚并着放于同学身边的凳子。我们这时便可以离开座位围到她眼前，同学或牵手、或搭肩、或挤坐着，直愣愣地看着李老师的面庞，听着她用与平时完全不一样的声调讲《刘文学》《张高谦》《雷锋》……除了李老师的声音，教室里真的是一根针掉地都听得见，我心中的英雄情结，或许就是在这样的故事里开始萌芽的。这也成为李老师管理班级纪律的大*器。只要她说一句“如果谁再调皮，这周就不给你们讲故事”，班级秩序瞬间就会好起来。
一年级下半期，班里开始评选红小兵。初次入队的红小兵要在全校集会上戴红领巾和领袖像章，这也是我所经历的人生第一大典。可惜班里第一批十人名单里没有我，因我家庭出身中农。后来我确信自己幼小的心灵曾对父母和家庭产生过怨恨。不过到期末结束时，班里除个别出身地主家庭的同学外，其余都当上了红小兵。
加入红小兵以后，除了戴红领巾和领袖像章所带来的自豪感外，红小兵大队部开展的一系列活动，更让我们产生神圣感。比如肩扛红缨枪站岗放哨，比如列队去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比如请旧社会受苦人来学校进行忆苦思甜教育，比如请志愿军复退军人给我们讲战斗故事……
到了假期，红小兵的工作不但没有停止，而且开展得如火如荼。
根据学校安排，假期回乡的红小兵，均以生产队为单位，打破年级限制，编队开展丰富多彩的生产和革命活动。我们生产队一共有十三名红小兵，大家推举五年级的兴雨哥担任队长。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每天黄昏集中在生产队仓库前的院坝里进行革命训练，内容有站岗、放哨、查路条、报告、军姿等，兴雨哥经常作国际形势报告。
那时的假期比较多，除寒假、暑假外，还有夏、秋两季的农忙假。每个假期，学校都会安排内容不同的假期作业。
农忙假的作业主要包括积肥、夏捡麦、秋拾稻，这些“作业”，每天按时交到生产队过秤、计量。假期结束后，由生产队为每个同学出具劳动成果证明条。学生带着这样的作业回班级，最后学校根据各人数量，评选出热爱生产劳动优秀个人和优秀班级。
寒假时的作业主要是检查火烛。每晚，等社员吃过饭后，我们排着队，唱着歌，冒着寒风，深入到各家各户查看灶台、柴圈、杂物间等容易着火的地方，并帮助社员打扫场院，给社员表演节目。
至于漫长的暑假，作业就更丰富了。比如值守生产队牛圈房，为生产队灌溉找水，为生产队搬运货物，为社员排演样板戏，帮写不来字的社员写信，在社员大会上读报纸……
我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整个小学五年，学校没有给我们布置过哪怕一次书面家庭作业。
我还可以确定的是，70年代的小学生，绝大多数都经历了后来的中考，高考；当他们中的优秀者走上社会后，并没有显现出因小学时代放羊式学习的短处来。相反，他们的意志品质，学习能力等，反倒比八十年代后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之下培养出来的年轻一代优秀者更强。
这既是一道教育命题，也是一道社会命题。#头条创作挑战赛#微头条激励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