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中国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但年轻人对春节的态度似乎有些淡漠。有人纠结于过年回家的“中国式盘问”；有的人则认为“年味淡了”、“过年越来没没劲了”；有的人则把春节当作又一个新的七天长假。仅此而已。我们为什么总怀念以前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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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年轻人时常觉得春节没意思了，可每次读到中国现当代名家笔下的春节时，我们又不免心生向往——以前的春节，真有意思啊。春节的“有意思”，从哪里来？
以前的春节都怎么过？
老北京人老舍在《北京的春节》里，为我们生动描绘了一幅老北京春节的民风民俗画卷。“照北京的老规矩，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始了”，老舍写道，春节持续的时间很长。人们在腊八那天要熬腊八粥和泡腊八蒜，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过了二十三，大家更忙。必须大扫除一次，还要把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马上就是最热闹的除夕了，然后正月初一要去给亲戚们拜年。“元宵上市，春节的又一个高潮到了”，直到正月十九，春节才算结束。
哪一天得做什么事，得准备些什么，大人心里一清二楚，也都弄得妥妥当当。这是过节的一种仪式感。仪式感“使某个日子区别其他日子，使某一时刻不同与其他时刻”，平凡的日子便显得与众不同，也有意思起来。
这样的仪式感，是旧时生活里的必须。丰子恺在《过年》一文中，也详细描述了从十二月十五到正月十五重要的时间节点该做的事；钟敬文《岁尾年头》里也如此记述，“在十二月十五以后，就进入一种非常的情况里”；陈忠实在《灞河过年的声音》则回忆道，“乡村里真正为过年忙活是从腊月二十开始的，淘麦子，磨白面，村子里两户人家置备的石磨，便一天一天都被预订下来”……总之，老一辈人总能清楚记住从哪一天开始，咱就准备过节了。
这过节里，是饱满期待的。像孩子们，过年时或许得属他们最欢喜。老舍说孩子们过年有他们的准备。“孩子们准备过年，第一件大事就是买杂拌儿。这是用花生、胶枣、榛子、栗子等干果与蜜饯掺和成的。孩子们喜欢吃这些零七八碎儿。第二件大事是买爆竹，特别是男孩子们。恐怕第三件事才是买各种玩意儿——风筝、空竹、口琴等。”
梁实秋在《北平年景》也说，过节是孩子们的解放日：“孩子们须要循规蹈矩，否则便成了野孩子，唯有到了过年时节可以沐恩解禁，任意的作孩子状。除夕之夜，院里洒满了芝麻秸儿，孩子们践踏得咯吱咯吱响，是为‘踩岁’。闹得精疲力竭，睡前给大人请安，是为‘辞岁’。大人摸出点什么作为赏赍，是为‘压岁’。”
▲丰子恺 《春节小景》
对过年越是期待强烈，等节日结束时，我们的失落感往往也更强。冰心的《童年的春节》就清晰地记得这份失落感。“元宵过后，一年一度的光采辉煌的日子，就完结了。当大人们让我们把许多玩够了的灯笼，放在一起烧了之后，说：‘从明天起，好好收收心上学去吧。’我们默默地听着，看着天井里那些灯笼的星星余烬，恋恋不舍地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惆怅寂寞之感，上床睡觉的时候，这一夜的滋味真不好过！”
旧时的春节，有仪式感、有期待值，也有着满满的人情味。那个时候都是大家族，过年时几世同堂，热热闹闹的。“除夕宵夜的那一顿，还有考究，其中一只要放进一块银币，谁吃到那一只主交好运。家里有老祖母的，年年是她老人家幸运的一口咬到。谁都知道其中作了手脚，谁都心里有数。”这是梁实秋笔下年夜饭里的“小伎俩”，大家都心照不宣，为的是讨老人家一个欢心，这份“有心”，就是人情味了。大年初一初二，家家户户也都忙着走街串巷给亲戚们拜年了，有来有往、有情有义。
为什么如今经常感觉“年味不够”？
为什么跟旧时相比，现在的春节经常让人感觉“年味不够”呢？
可能在于我们对节日的期待在减少。细细回想，为什么以前的人总那么期待过年？因为在物质贫瘠的往昔，过年不仅是一个盛大而隆重的节日，它还是对我们平日里难以实现愿望的一种满足，几乎每个人对过年都怀有强烈的期待。因此，年味的失落似乎是一种时代的必然，当我们的生活变好了，我们所希望、所渴望的许多东西，不必等到春节才能够实现时，我们对过年的期待值就变低了。
以前买个车票要连夜排队，绿皮火车一坐就是好几天，平日与家人联系也不方便，游子们都期待过年回家团聚；现在手机就可以买到票，高铁四通八达，天南地北也可以在一天内到达，家不再那么遥远，过年回家的期待值就低了。以前过年才舍得买新衣，年夜饭才舍得大鱼大肉放开吃，过年是享受；现在商家各种造节剁手是常态，新衣服堆满衣柜，大鱼大肉是常态甚至吃出了富贵病，过年反倒显得累赘。以前小孩么过年放个鞭炮、买个玩具，就可以兴奋一整天，年味是浓的；现在小孩的各种玩具堆满书橱，游乐场里好玩的游戏应有尽有，年味反倒变淡了……
失落的期待，本是可以从仪式感中补回的。涂尔干将仪式视为具有增强作用的集体情绪和社会整合现象，他认为人的感情并不是给定的，而是由社会生活的事实产生出来的，感情的表现形式是被所属社会群体的性质建构起来。换言之，仪式感可以构筑起我们对节日的一种共同情感。只是，时下节日的仪式感也在渐渐消失。
梁实秋在《北平年景》调侃道：“过年须要在家乡里才有味道，羁旅凄凉，到了年下只有长吁短叹的份儿，还能有半点欢乐的心情？而所谓家，至少要有老小二代，若是上无双亲，下无儿女，只剩下伉俪一对，大眼瞪小眼，相敬如宾，还能制造什么过年的气氛？”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家庭的小型化趋势，城市里不少家庭过年的确是“伉俪一对，大眼瞪小眼”，失去了聚落和群体，集体性的仪式感也就很难延续下来。
与此同时，新兴的节日形式又在不断冲击着传统的过节形式。按照传统，春节期间的主要活动就是祭拜大自然神灵和祖先神灵，民间会洒扫庭院、祭灶、祭祖、上坟、守岁、吃饺子、吃年糕、拜年、放鞭炮、贴春联、贴门神、放花灯、看社火、踩高跷、赶庙会……但这些年俗不少已经消失了或简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摇一摇、集五福、抢红包、微信拜年……
有人认为，这是新的仪式感。如今是“互联网 ”时代，互联网持续向我们生活渗透，一种全新的基于互联网的新的节俗文化也会逐渐形成。只是一种过节形式如果要沉淀成为一种仪式和集体记忆，不仅需要广泛的参与度，还需要时间的沉积。但在求新求快的互联网时代，一些所谓新的过节形式根本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五年后还会有“集五福”吗？人们还有热情抢几块钱的红包吗？
旧的仪式感没有接续，新的过节形式零散而破碎，春节的仪式感没有了，它就成了一年365天中普通的一天。
被冲击的乡土，变味的人情味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说，乡土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差序格局。重叠交错的人际网络是以个人为中心，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原则而延展出的同心圆体系，中心势力越强，同心圆的层次和范围就越广，与其他同心圆的交错重叠也越多，并由此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
也就是说，乡土社会强调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是约定俗成的“礼”，以及以血缘和地缘为核心的“人情”，所以乡土社会就是一个人情社会。
我们怀念旧时过年的人情味，其很大程度是来源于乡土社会特殊的人际关系网络。那个时候，城市化和现代化对乡土的冲击还不那么强烈，乡土更近乎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笔下温情的乡村共同体：人与人之间充满信任，休戚与共，同甘共苦；并且，乡村共同体对抗着城市/社会的冷漠，“人们走进社会就如同走进他乡异国”，物质化和疏离让人孤独。
滕尼斯始终担忧，工业化、城市化、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带来的享乐主义方式会破坏传统的理想的共同体。他所担忧的，正成为中国乡村遭遇的一个现实。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以迅猛之势席卷乡村，甚至改变了乡村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其结果是，乡村价值体系沉淀了传统社会的不少糟粕，但又缺乏契约精神、法治原则等价值观的支撑，其精华部分不断受到商业化、拜金主义等浪潮的侵袭。乡人们对我们的关心和温情仍在，只是他们关心的内容变了，他们的价值体系也变了。
“怎么还不结婚啊”“一年赚多少钱啊”“买房了没有”“可能当上领导吗”“对象家境怎么样啊”……
盘问之余，可能还有各种语重心长的嘱咐：
“得结婚啊，你爸爸妈妈年纪多大了”“不结婚让人家笑话”“得赶紧买房了，房价又要涨了”“一年怎么才赚这么点钱啊，白白读了这么多年书”“人要圆滑点才能往上爬”……
温情的乡村共同体变成了涂尔干笔下的“机械团结”：社会成员信仰、情感、价值观的高度同质性，要求绝对一致的压力不断压抑着人的个性，个性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也即，乡人们温情脉脉的“中国式盘问”，其实就是在以同质化的、落伍而陈旧的价值体系想象我们、规定我们、要求我们；人情变成了缺乏界限感的对隐私的侵犯、对自主选择的干涉以及同质化价值观的压迫。
年味的失落，是转型中的乡土中国所带来的阵痛，它是一种必然；我们在抱怨的同时，也应该试图给予乡人亲人一种“理解的同情”，要坚持自己的选择，也别对他们冷嘲热讽——乡土“落后”是因为被时代列车无情抛下。渴望理想中的春节的回归，也离不开我们每个人对仪式感的重拾；改变原子化的生存现状，与更多人建立成共同体，集体的仪式感有了，年味也就有了。
文/曾于里 编辑 走走 榕小崧
值班编辑 花木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