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游宇明
图：陆小弟
国人大抵都有留财产给子孙的情结。在一些人看来，财产是自己风风雨雨挣来的，现在生命被上帝踩了刹车，将剩下的财富留给最爱的人，自然不过。
把遗产留给后代对不对？从道德、法律的角度看肯定没问题。任何个人财产只要来源合法、正当纳税，怎么处置，别人都无法置喙。只是钱财留给儿孙太多，也容易留下隐患。其一，会让儿孙觉得它们来得太容易，挥霍起来一点也不心疼。中国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不是富人的儿孙不具备获取财富的能力，而是一些人在得到上一辈的巨额财产之后会潜意识失掉前行的激情与动力。其二，人永远需要精神上的满足。一个人天天被生存之事追着赶着，喝口水都想别耽误太多时间，我们的内心肯定是充实的，脑子里不太可能去想乌七八糟的事。不需劳作就可以锦衣玉食，不必赚钱就可以满世界旅游，时间、精力多得溢出体外，舒适是舒适了，内心也会生出无数不安分。赌博、吸毒、嫖娼之类的事之所以发生，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就是精神空虚。没有底线的事是既伤身体又伤钱财的，生活中轻松获得巨额财富之后流落街头的例子比比皆是。
大企业家、希尔顿酒店前掌门巴伦·希尔顿的做法，很能给我们启示。这位老人2019年9月19日在美国洛杉矶的家中去世，享年91岁。临终前他立下遗嘱，将自己净值约27亿美元财产中的97%捐给慈善基金会，只留下3%给8个子女、15个孙子女和4个曾孙女。我算了一下，巴伦·希尔顿的子孙人平的得到的遗产大约是300万美元。在地球一些贫困地区，这固然也是一笔巨款，但在高消费的美国，也就是个念想罢了。
仔细想来，与其留遗产给子孙，还真的不如留一个好的遗念。巴伦·希尔顿以实际行动向子孙诠释了一个道理：财富是全社会的，必须与其他人共享，在巨额财产中死去永远是一种耻辱。
蔡锷是海内外闻名的“护国将军”，一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富强。他1899年赴日本留学，次年随唐才常等回国参加自立军起兵，事败再度赴日学习军事。归国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等地训练和领导新军。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仅过20日，蔡锷与时任云南讲武堂总办的李根源即在云南举兵响应。1913年10月被袁世凯调至北京，任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等职，严加监视。袁世凯称帝野心暴露后，蔡锷千方百计潜出京城，回昆明组织护国军讨袁，随后宣告云南独立。袁世凯死后，蔡锷出任四川督军兼省长。1916年9月其患喉癌前往日本治疗，11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逝世前，蔡锷留下遗念：“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意见多因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三、在川阵亡将士及出力人员，恳请罗、戴两君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蔡锷是民国高官、最杰出的军事统帅，想捞点钱留之子孙轻而易举。然而，他心心念念的都是国事，都是利人利社会之事，言不及私，其遗嘱里闪烁出亮晶晶的道德光华。
留遗产、留遗念都是对后人的一种爱，但它们的高下相隔云泥。从出发点来看，留遗产注重的是财物的传承，在乎的是后代的生存安全；留遗念看重的是精神的承继，在乎的是后代品格上的纯粹和事业上的进取心。从客观效果看，作为物质的遗产是越用越少的，到了一定程度，则可能回到“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好的遗念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后人越是照着去做，生命的收益越多，越可能赢得生命的辉煌。
在人性的深处，舍弃与得到从来不是一对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