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石渠阁和兰台，东汉的东观与仁寿阁，唐代的弘文馆、史馆与集贤院，宋代的昭文馆、集贤院与史馆，元代的奎章阁、秘书监，以及明代的文渊阁，这些都是什么地方呢？是的，这些地方都是历朝历代宫廷之中用来储藏典籍和档案的地方。当然，坐落在今天南池子大街南口的皇史宬也是明代宫廷藏书机构之一。
而在民间，图书同样非常受到重视。明代是印刷术大发展的时代。北京凭借其政治与文化上的优势，成为全国刻书中心之一。当然，与南方刻书中心民间刻书极为兴盛有所不同，北京刻书的重心在于官方刻书。其中宫内设置刊刻书籍的重要机构，就包括司礼监，人们比较熟悉的王振、刘瑾、魏忠贤等权倾朝野的宦官便都是在司礼监任要职。而随着司礼监权力的扩大，经厂刻书的规模也随之扩大。
以下内容节选自《老北京述闻：古都文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老北京述闻：古都文脉》，黎晓宏主编，袁媛编著，北京出版社2021年1月版。
原文作者丨袁媛
摘编丨安也
皇家藏书：除文渊阁外，皇史宬也是明代宫廷藏书机构之一
紫禁城高高的红墙将皇家与民间隔开来。权力的集中、严格的等级制度、历代帝王的好尚，给红墙内的宫廷文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历朝宫廷都有藏书的传统，设有专门的机构来储藏典籍和档案，比如西汉之石渠阁和兰台，东汉之东观与仁寿阁，唐代之弘文馆、史馆与集贤院，宋代之昭文馆、集贤院与史馆，元代之奎章阁、秘书监，明代之文渊阁。
文渊阁最初建在南京。明永乐帝对此颇为重视，在了解阁中藏书缺藏较多的情形后，特下令命礼部择选熟悉典籍之人作为专员，前往各地寻访遗书，不拘价格，积极扩充藏书。在北京营建紫禁城之时，也特意要求仿照南京再建了一座文渊阁。建成的文渊阁坐落在午门内以东、文华殿以南。这里不仅是藏书楼，也是内阁办公之所。原本屋舍窄小，很是局促，明嘉靖年间扩建后才略具规模。
阁内正中奉祀孔子及“四配”像，左右为内阁办公之所。阁西为制敕房。阁东为一小楼，专门用来储藏书籍。时人谓“内诸司舍屋，惟秘阁最宏壮，阁下穹庐高敞，相传谓之木天”。其所谓的“秘阁”就是文渊阁。只是明末文渊阁惨遭焚毁，我们只能通过这些文字来想象当日的壮观景象了。
阁内藏书更是宏富。迁都北京的那年，永乐帝就下令将南京翰林院藏书每种各选一部运送北京，最后共得一百柜，载船共十艘，经运河入京，这是北京文渊阁藏书的最早来源。其中不乏宋元以来皇家旧藏，多有珍秘之本。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率翰林院众人将文渊阁藏书一一清查，以千字文分橱编号，于正统六年（1441）编成《文渊阁书目》四卷，共收书43200余册，可见当日藏书之大略。
除了藏书，文渊阁还负责收藏各朝《实录》副本等档案。清初学者朱彝尊就说当时是“缥缃之富，古所未有”。不过，阁中藏书常人难以得见，只有入值文渊阁、任职翰林院的官员才能有机会登楼查览。有一位叫陈懿典的翰林院庶吉士曾这样描述阁中读书场景：“披览旷宇宙，坟典一何繁。步趋随函丈，良朋相讨论。”阁中多有民间罕见之秘籍，徜徉书海，如入宝山，获益匪浅。其中不乏有心之人，将阁中秘籍抄出，带到民间，在世间留下书的种子。
可惜的是，明代宫廷对文渊阁藏书管理不善，损坏偷盗时有发生，书籍遗失严重。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张萱等人重整文渊阁藏书时，阁中之书已不足正统《文渊阁书目》的1/3了。
《宣宗行乐图》
坐落在今天南池子大街南口的皇史宬也是明代宫廷藏书机构之一。皇史宬始建于嘉靖十三年（1534），历时三年而成。
古代藏书有“金匮石室”之说，即用金属制成的柜子和用石头修筑的房子来储藏书籍，使其免受水火侵扰。皇史宬便根据这一理念修建。整座建筑采用石砖堆砌，顶覆黄瓦，殿内无柱无梁、无钉无木，十分坚固，历经400余年仍保存完好。厚厚的墙壁有保温的作用，冬暖夏凉。东西辟窗，可使空气流通。殿内筑有高台，高台上以铜皮樟木柜藏书，既可远离湿气，又可防蠹防尘。殿前宽阔的丹陛，又可做晾晒书籍之用。这是非常理想的藏书之所。
宬，与“盛”义相近，指储藏用的屋子，后来专指皇家的藏书室。顾名思义，皇史宬就是说收藏皇家史书的藏书楼。其中所藏为明朝历代皇帝的《宝训》和《实录》。宝训，即皇帝语录，分类编排。实录，是按时间先后记录某一皇帝在位期间的大事。按明制，宝训与实录同时修纂，二者都是官方最重要的史书。终明一代，皇史宬先后入藏了太祖至熹宗（天启）共十五朝的十三部《实录》。
明代共十六位皇帝，为什么只入藏了十三部《实录》呢？这是因为惠帝（建文）附于《太祖实录》，代宗（景泰）附于《英宗实录》，而亡国之君思宗的《崇祯实录》是明亡以后所修，所以没能入藏皇史宬。这些《宝训》和《实录》一直保存到清代，入清后被移至内阁大库收藏。除此之外，皇史宬还曾藏有一部很重要的书，那就是鼎鼎大名的《永乐大典》副本。
皇史宬，摄影：郭蔚嘉。
作为全国刻书中心之一的北京重心在于官方刻书
明代是印刷术大发展的时代。北京凭借其政治与文化上的优势，成为全国刻书中心之一。与南方刻书中心民间刻书极为兴盛有所不同，北京刻书的重心在于官方刻书。
明朝伊始，太祖朱元璋就很重视文教事业，在宫内设置机构刊刻书籍，其中最重要者为司礼监。司礼监是明朝内廷特有的建制，位居内廷管理宦官和宫廷事务的“十二监”之首，其下的经厂专门负责刻书。司礼监的权力最初不大，明代中后期迅速膨胀，人们比较熟悉的王振、刘瑾、魏忠贤等权倾朝野的宦官便都是在司礼监任要职。司礼监权力扩大，经厂刻书的规模也随之扩大。
嘉靖十年（1531），司礼监内工匠已达1583名，其中专门从事刻书者近1300名，比洪武年间多出一倍多。又细分为纸匠、裁历匠、刊字匠、刷印匠、折配匠、装裱匠、笔匠、画匠、黑墨匠等工种，已具有相当高的专业化水准。因为经费有保障，又是供皇家和朝廷使用，所以经厂刻书往往开本很大，版式宽阔，行格疏朗，字大如钱。刻字多为手写上板，与元朝赵孟頫书法相似，有“赵体”之称。所用纸张也很讲究，多为白棉纸，触手柔软，舒展大气。所刻书籍也以正统的经史著作为主，比如《五经大全》《四书集注》《玉篇》《广韵》《资治通鉴纲目》《贞观政要》《诸司职掌》《大明集礼》《御制大诰》《大明律》《大明一统志》等，也会刻一些童蒙读物和日常实用书，如《千家姓》《百家姓》《三字经》《千家诗》《重刻证类本草》《医要辑览》《饮膳正要》等。
《杏园雅集图》。
除了以上著作，内府刻书还刻了几种大部头的书—《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甘珠尔》《丹珠尔》，也就是佛藏、道藏和番藏。它们卷帙浩繁，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又与国家的宗教政策、政治举措紧密相连，是明代版刻事业中的“国家工程”。这几部藏经中，除《洪武南藏》《永乐南藏》《甘珠尔》是在洪武五年（1372）、永乐七年（1409）前后、永乐九年（1411）分别在南京开雕外，其他四种都刊刻于北京。
《永乐北藏》筹备始于永乐十七年（1419），彼时尚未迁都。朝廷组织了一批僧人对佛经进行校勘。与《永乐南藏》据《洪武南藏》翻刻不同，《永乐北藏》的定位是一部新版佛教大藏经，需要重起炉灶对佛经文字进行校定。校定与写样工作同时推进，刊板则始于次年，也就是永乐十八年。此后持续了20年，至英宗正统五年（1440）才最终完工，共计637函1615部6361卷。与《永乐南藏》相比，《永乐北藏》开本更为阔大，行款更为疏朗，为5行17字，卷首还有气势宏大的扉画，总体而言更为大气，当然投入的物力也因此而更多。
《永乐北藏》刻好后由司礼监管理，储存在祝崇寺汉经厂中。各地寺院可请求刷印，但必须得到皇帝的允准，也就是“敕赐”。而得到敕赐藏经的寺院，还必须修建藏经阁用以安放。因此，有能力来请印藏经的寺院并不多。也正是因为这些寺院地位和能力都比较有保障，它们请来的《永乐北藏》大多都比较好地保留了下来。甘肃张掖的大佛寺就曾收藏了一部完整的《永乐北藏》，存放在几个木头大经柜中，一帙十册装一抽屉，抽屉正面刻对应的千字文号，保存得很好。除了《永乐北藏》，大佛寺的经藏里还包含了万历年间的《续北藏》。此事始于万历十二年（1584），续刻67函563卷。
《正统道藏》是历史上第一部道教大藏经。永乐元年，永乐帝敕令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主持编修道藏。几年后张宇初去世，编修工作由第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继续负责。这项工作持续了30余年，直到正统九年（1444）才开始雕版，一年后竣工。因此被命名为《正统道藏》。整部道藏共480函，按千字文排号，共5305卷。万历年间，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奉敕查漏补缺，又补刊了32函，共180卷。
《甘珠尔》和《丹珠尔》是西藏文大藏经的两个部分，也就是正藏和副藏。甘珠尔意为佛语，包括经、律、论三藏与四续部，相传都是释迦牟尼亲传，主要是佛教的原始佛典。丹珠尔意为论部，主要是历代佛门弟子、大译师对《甘珠尔》的阐释和论著。
《甘珠尔》于永乐九年（1411）在南京的番经厂开雕，共1000余卷。据说此书的刊刻与永乐帝的爱妃去世有关，他为了给这位妃子祈求冥福，派使臣前往西藏取经，请来了质量精审的《蔡巴甘珠尔》抄本。永乐帝很是珍视，于是以它为底本付梓翻刻。永乐版《甘珠尔》存世只有两部，都为当年永乐帝所赐，一部原藏萨迦寺，现藏布达拉宫；一部现存拉萨色拉寺。这两部书大部分都是用朱砂或云砂所印，灿然华丽，可见当日的郑重。《丹珠尔》约3000卷，开雕是万历年间的事情，地点也从南京移到了北京的番经厂。印本流传也极为稀少，十分珍贵。
内府之外，朝廷在北京的各中央机构也会根据需要刊刻图书，包括北京国子监（俗称“北监”，与南京国子监相对而言）、秘书监、钦天监、御马监、都察院、吏部、兵部、工部、太医院等。北京国子监刻书主要提供给学生，种类比较多，经史诗文都有。其中有一些书被多次刷印，甚至经过多次修板、补板，可见很受欢迎。
嘉靖年间《京师五城图》。
北京书坊刻书与南方的金陵、建阳等地相比，并不算发达。但也出现了一些书坊。比如正阳门内大街东下小石桥第一巷内有一家书铺名叫金台岳家，弘治十一年（1498）重刻《奇妙全像西厢记》，上图下文。嘉靖年间，有一家汪谅金台书铺位于正阳门以西第一巡警更铺对门，刻了不少重要典籍，比如《司马迁正义解注史记》《梁昭明解注文选》《唐音》《武经直解》，大多是根据宋元善本翻刻，质量上乘，在北京书肆中享有盛誉。此外还有金台鲁氏、国子监前赵铺、刑部街住陈氏、宣武门里铁匠胡同叶铺等等。这些都是见于文献记载的。
此外还有一家，过去我们不了解，但出土的实物揭示出它的存在。1967年，在上海嘉定县（今嘉定区）城东公社发现了明代墓，墓主姓宣，墓中出土明代成化年间北京一家叫永顺书堂的书坊所刻的南戏戏文《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新刊全相唐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新编说唱包龙图断白虎精传》等说唱词话16种。
作者丨袁媛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王青
导语部分校对丨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