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河南大学文学院校聘副教授 林萌
2021年10月，英国BBC选出了世纪百大剧集榜单，美剧《绝命毒师》（Breaking Bad ，2008-2013）在这份榜单上位居第三。五年时间，它还获得了11项艾美奖。应当说，在深刻的立意、精巧的细节和优秀的演绎之下，《绝命毒师》完全担得起这些殊荣。美剧《绝命毒师》讲述了一位化学老师在身患绝症之后，为了给家人留下财产，利用自己的化学知识制造毒品，并成为世界顶级毒王的传奇犯罪故事。一个落魄教师的违法之路何以具有如此魅力？
《绝命毒师》海报
《绝命毒师》的主人公沃尔特·怀特（Walter White）不是英雄，甚至连好莱坞所倡导的平民英雄都算不上；也难以简单地用成功与否来衡量沃尔特的一生，他确实大发横财，却只能在五十岁的当口以见不得光的方式谋划人生转机。唯有一点，沃尔特热爱他的家庭并希冀通过一技之长完成突围。在此意义上，《绝命毒师》又具备了好莱坞叙事的核心要素：家庭与事业、阴谋与不屈的抗争。只是《绝命毒师》是反讽的，这不仅基于它的反英雄设置，更因它通过一个边缘人物的失败抗争，展现了“美国梦”的虚无与荒诞的另一面。
“美国梦”的核心是：只要足够努力，你就能取得成功，过上理想的生活。这影响了世世代代的美国人，为其建国、西进乃至成为世界霸主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美国梦”又将成功紧紧地捆绑于物质财富，商界精英、企业高管、金融大鳄、股票之神成为了“美国梦”的顶层样板，被所有人趋之若鹜。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自由竞争”、“成王败寇”是“美国梦”的实现路径与结果；勤奋、智慧、勇气是“美国梦”的个人实践基础。
初出茅庐的沃尔特毕业于名校，专攻化学，学习勤奋、聪明过人。毕业后沃尔特和几位同学兼好友一起创办了一家化学科技公司，事业蒸蒸日上。但很快，他被好友排挤出了公司，偏安于一所普通高中担任化学教师，为偿还高额房贷不得不在洗车店做兼职。或许沃尔特只是一个天才的化学家，并不能适应“自由竞争”的游戏规则，总之，他的第一次“美国梦”的实践失败了。
但命运并不打算放过沃尔特。已经习惯了平庸的沃尔特被查出得了肺癌，命不久矣，而就在不久前他的妻子斯凯勒*了。考虑到他还有一个患有残疾的儿子，沃尔特遭遇了史无前例的中年危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以前的学生杰西·平克曼，并与他一起开启了制毒之路。这也对应了全剧的名字“Breaking Bad”即美国俚语“变坏”的意思。
至此，虽然沃尔特做出了令人遗憾的选择，但毕竟是为了身后之事——他要为儿子和没出生的孩子留下足够的钱，经过周密计算需要737000美元——哪怕这是违法的举动，但它具有换回观众同情与理解的动机。只是，随后被后悔、愤怒与*裹挟的沃尔特，开始由一个善良而绝望的父亲与丈夫向一个梦魇中的冷血恶魔转变。他后悔于退出能带来财富与地位的科技公司，愤怒于好友盗走了他的创意与作品，而*则来自于他再次窥见了第二次实践“美国梦”的可能——作为化学天才，他制出了全美纯度最高的冰毒，在打败了几个竞争对手后，开始谋划自己的商业帝国。
沃尔特就此忘记了他奋斗的初衷——为家人带来美好生活。在虚无的存在感与荒诞的梦想追逐中，他一点点地耗尽亲情与真挚，成为麻木的挣钱机器，甚至抱怨妻子洗钱的速度太慢，哪怕“黑钱”已经堆满了整整一个仓库。被“美国梦”裹挟前行的沃尔特，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境后，放弃了一切顾虑。
当然他的人生并非没有转机，在妻子斯凯勒多次崩溃后，沃尔特曾想放弃制毒。但“美国梦”的游戏规则里还有一条是：看似属于个人的奋斗历程，一定会因为利益的合作、瓜分甚或争夺而陷入到无尽的命运齿轮中，没有谁能全身而退。沃尔特有一个疯狂的崇拜者盖尔，他曾以合作者和徒弟的身份与沃尔特一起工作，最终因为要取代沃尔特而被*掉。他在一本送给沃尔特的书的扉页写有对沃尔特的致敬。而这本书阴错阳差地被身在DEA（美国缉毒局）的汉克看到，这成为了沃尔特最终败露的导火索。讽刺的是，处处谨慎的沃尔特倒在了他对虚荣的无法自拔。
于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对抗变为了家人间的价值观念对立，充斥其间的还有法律、道义、亲情与成功的理念。“美国梦”是促人奋进的助推剂，在影片的闪回场景中，刚刚买下住宅的沃尔特抱着*的妻子做出了许诺：“唯一的途径就是奋进（up）”；但“美国梦”也是走向深渊的诱惑力，它隔绝社会规则，清除外界干扰，以异化的姿态要求他/她一往无前地追逐成功。在《教父》三部曲里，阿尔·帕西诺饰演的迈克尔正是如此，在走向帝国唯一领袖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家人和亲情，孤独终老。迈克尔与沃尔特一样挣扎于人性与*，家庭与成功，陷入了浮士德般的困境——出卖灵魂换取魔鬼的诱惑。
事实上，“美国梦”并非它所宣扬的那么公平，它并不面向所有人，它的行业壁垒和职业天花板使社会的绝大多数人，被排斥于物质财富的顶层设计之外。当然，教师或洗车工等蓝领原本也可以是令人满意的、收获人生意义的职业选择，但在“美国梦”的许诺中，它们得不到相应的认可与尊严。这是一个体制的悲剧。正如美国批评家大卫·皮尔森所言，在新自由主义的犯罪学下，罪犯往往不是心理障碍的产物，而是一个精于思考和计算其行为风险与回报的理性经济行为者。（林萌）
来源： 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