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商期
1997—2008年
· 前言 ·
随着时代的进步，市场经济形态正在悄无声息的发生变化，行商时期由于没有雄厚的资金支持，所以大多数虫草然多为奔波于牧区和县城之间。
如今既有了资金基础，又有了丰富的经验和人脉。于是，慢慢有了定点经营模式，挖草、收草、运草都有专人负责。
很多人斥责过分营销冬虫夏草的功效，然而，做生意的哪家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扬长避短呢？冬虫夏草是一味中药，确实有不俗的提高免疫力是功效，但它也只是一味中药，并不是救死扶伤的鲜草，要客观对待。
其价格上涨并不仅仅是对其功效只言片语的宣传，背后涉及到的问题很多。今天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时期——坐商期
1997年，阿尼玛卿山地区启动了夏秋牧场承包到户的工作，2002年完成了四季牧场承包到户的目标。此时虫草价格每根突破一元一根的价格，外来挖草的人趋之若鹜。掀起一股“挖草热”，被称为“软黄金”的冬虫夏草让不少人看着眼红。在这段时期中坐商期逐渐形成。
01禁采与限采
地方政府从未遇到如此众多的外来人口压力，不得不采取以下几个措施：
一、限制外来采挖人数的办法，采集证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发明；
二、设置关卡，阻挡和驱离区外人员。此时当地户口成为采集的通行证，能够打通关卡的长途汽车司机财源亨通。
1995年以后虫草价格一路上扬，从5000元/kg一口气涨到2003年的30000元/kg。虫草收购商完成了原始积累，与大城市的经销商建立供销关系，他们逐渐分化而成为坐商。
自2001年《虫草资源采集管理办法》实施后，有效抑制了来自区外庞大的采集人数。2001年来兴海有10万人，减至6万多人；2002年来兴海挖草的人数达到8万人，减至3.5万人，2003年由于非典缘故减至1.3万人。
2003年以来保持在1.5万人左右。这些材料从反面说明，当时地方政府所遇到的流动人口的压力是史无前例的。也从侧面说明，冬虫夏草的价值是被认可的，至少可以证明不管它涨多高，总有人买单，这才让越来越多的人从中看到商机，这样馋人的香饽饽谁还不想咬一口呢。
02政府的退出与转变
当行政手段无法控制挖草大军的涌入时，政府才意识到草原承包制所确定的牧民拥有使用和管护草原的权利受到伤害，县乡村退出与民争利的共管模式，牧民获得草原使用和转让的权利。
原来由县乡村共同管理，集体享有利益的方式变为村与户的共管，家庭享有80%的草地费。这一转变肯定了牧民对草山的收益权和管护权，外来采挖者遂大幅减少，政府的管理开始变得越来越有成效，兴海县在20132014年所划定的46万亩虫草采集区域，基本做到每百亩草山控制在2人以内，总采集人数控制在9300人左右。
对于政府来说，工作重点是负责社会治安、生态保护和天气预报等公共服务；对于外来采者来说，虫草资源不再是“野生无主”，也非集体所有的公地，而是地各有主。
每个家庭的承包草山受国家政策的保护，牧民的管护权比过去更为神圣，由于天气对虫草生长具有不确定性，采集费居高不下，虫草市场的不测，外来者难以承受买山采挖的巨大风险。
与此同时，虫草资源归家庭自己做主采挖，或者转包给虫草商人，外来者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做雇工赚取稳定的工资。
1997—2003年是草原承包全面落实和推行的重要时段，也是土地制度转换的过渡期。在公有制惯性作用下，牧民作为土地主人尚不知如何面对纷繁多变的虫草现象，而地方政府面对潮涌般的挖草人员流动也显得手足无措，只好采取既往那种齐抓共管的举措。
在利益分配上，县乡与牧村之间均分了虫草带来的好处，除了县乡职能部门，村干、会计、关卡工作人员和长途汽车司机也从中受益，而拥有承包地的牧民则收益甚微。
在1997—2003年之间有关虫资源利益分配的比例说明各级部门从虫草资源中获利颇丰，而牧民作为土地承包者却收益甚微。
所谓“限采”就是设置一些准入条件，事实上却是最大限度地容纳和接受采集者以获得采集费收入：为什么会有盛况空前的挖草人涌入青藏，此与当时的公有制语境、管理模式和利益分配均有关系。
03虫草与生态移民政策
我们惊奇地发现，在许多合同文本中都出现关于草山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这既不说明牧民政府文件学得好，也不是各级政府的硬性要求，而是牧民和国家在生态保护方面产生共鸣的结果。
在青藏经济嵌合于政策，此言不虚。虫草对社会政策的传导或者贡献，地方政府的认识颇为独到。地方政府给虫草赋予了崇高的政治意义——牧民能否安居乐业依赖虫草生计，从而影响三江源移民政策是否成功。
这里隐含的意义是，虫草资源使牧民可以自行解决生计问题，以此缓和地方政府的经济窘迫和国家投入不足的问题。在市场领域，政治性传导影响，准确地说扭曲了市场。
虫草的上涨是对治疗功能无限夸大和炒作的结果，后来则演变为与腐败有瓜葛的礼品经济而一路狂奔。在禁采限采阶段，牧民承包草原的收益受到三方面的侵蚀：政府分肥，外来者的争夺，草原系统的失衡。
虫草价格因市场炒作和腐败消费问题而疯狂上涨，“草民”大量涌入，疯狂采挖，政府强力限制和禁止区外人员挖草。地方政府既想从中获利，又不能有效管控无序的人口流动，对于越来越大的草原压力束手无策，于是政府退出利益角逐并且转变社会治理方式；虫草商人从药材商中分化出来演变为坐商；文化禁忌进一步松动，文化与经济分离的速度加快。
这一个阶段主要突出的问题是市场扭曲和虫草价格的过分上涨，这里主要原因是狼多肉少，是政府和外人入侵。经过一些列演变以后，如今趋于稳定，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也慢慢进入了电商时期。根据前车之鉴，外省人员大规模入侵带来了一些列问题，如今的人工草入侵也势必会带来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