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长三角几何中心的湖州，正在爆发出更多“大能量”，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探索新路。
4月18日，《湖州市生态文明典范城市建设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发布仪式在北京举行。湖州市委*陈浩说，“这次发布的《条例》是全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地方立法的一次创新探索，标志着湖州法治护航生态文明建设迈上了一个新高度。”
作为“两山”理念的诞生地、中国美丽乡村发源地，湖州在被赋予光环的同时也承载着更多使命和责任。近年来，湖州作出多样探索，成绩斐然，走出了一条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创新之路。2023年，湖州实现美丽浙江考核“十一连优”；获评2023中国最具生态竞争力城市；成为全球首个响应“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城市……
近日，湖州市委改革办（市委生态文明办）改革二处（生态文明处）处长潘婧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湖州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经历了从觉醒到先行到示范再到典范的过程。明年是“两山”理念提出20周年，这20年是湖州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最快、标识度最高、与城市发展契合度最高的20年。湖州在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绿色转型、制度建设等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打法和体系。
湖州市吴兴区。澎湃新闻记者 谈婧媛 摄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湖州的经济发展也丝毫没有落后。数据显示，2023年湖州地区生产总值再上新台阶，达4015亿元，增长5.8%；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74400元和47455元。
在探索共同富裕、实现经济与生态平衡发展的过程中，湖州究竟做对了什么？“湖州模式”又蕴藏着怎样的绿色发展逻辑？
从“诞生地”到“样板地”
四月春日静美，太湖南岸游人如织，和煦的阳光掠过清澈的湖面，洒下一把把令人着迷的碎金，地标式建筑月亮酒店犹如一枚闪耀的指环镶嵌在太湖之滨，这里是浙江湖州。
月亮酒店。视觉中国 资料图
时间拨回到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的*来到湖州考察，“两山”理念由此诞生。
近20年的时间长廊里，从产业转型到全民参与，湖州坚持刀刃向内，在绿色发展道路上破土开荒，实现了“人有我无”的突破。
2014年5月30日，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联合下发《浙江省湖州市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方案》，湖州成为全国首个地市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2015年7月，湖州获得地方立法权，并将首部地方法规锁定在生态文明建设上。2016年6月7日，历经30余次修改的《湖州市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条例》正式对外公布，成为全国首部生态文明示范区地方性法规。
之后，在马不停蹄的探索和实践中，湖州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累累硕果。2022年，湖州因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成效显著获得国务院督查激励。同年6月，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又赋予了湖州建设生态文明典范城市的新目标新定位。至此，湖州的“两山”实践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3月29日，《湖州市生态文明典范城市建设促进条例》经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将于5月1日正式施行。这部《条例》被认为是助力湖州实现从“示范”到“典范”进阶的“龙头法规”，更是地方立法如何更好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尝试。
在4月18日举行的发布仪式上，湖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主任孙贤龙表示，为了做好开门立法，各个参与部门广泛收集各地各方面意见建议600余条，在立法中察民情、聚民智，着力将“群言群语”提炼为“法言法语”。同时，始终把握立法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积极回应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矛盾，把解决问题的原则、思路、方法梳理为“法言法语”。
他介绍称，《条例》围绕“五个典范”，设置了规划与布局、绿色低碳发展、生态保护修复、污染防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十个章节，共七十九条，全面涵盖“典范城市”的内容要义。
湖州市委改革办（市委生态文明办）改革二处（生态文明处）处长潘婧对澎湃新闻表示，湖州作为生态富集型地区，闯出了一条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并且走在了一条正确的、通向未来的道路上。而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来说，提升国际话语权很重要，湖州力图通过具体的举措，以点带面、以量变引起质变，为国家做出湖州探索，成为参与者、示范者。“希望通过本次《条例》的发布作为引爆点，以推动更多的国际资源向湖州汇集。”
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12月8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中，湖州市被COP15认定为生态文明国际合作示范区，这也是全球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
湖州市委*陈浩表示，生态文明建设永无止境、制度机制创新永无止境。湖州将加大探索实践，努力在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方面形成更多可学习、可复制、可推广的湖州经验。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
“典范城市”，意味着走在前列。对于湖州而言，不仅是在“龙头法规”上谋划新篇，湖州在促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上也已形成了发展样板。
在黄模敏工作的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办公室内，有一扇落地窗，周围被新生的绿意围绕，时常让他感受到大自然的疗愈力量。这间办公室是由原先农民家的老房子改造翻新而来，附近的农家小院和树木也被他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于2017年立项，它是湖州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最佳注解之一。
“生态融合文旅，有很多想象空间，但是真正要做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作为公园的运营负责人，黄模敏说，如何把文物价值、生态价值更好地转化为经济效益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他认为，地方政府把经营权交给企业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全国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全方位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黄模敏所在的企业拥有30年的运营权，全面负责遗址公园旅游的保护、利用和运维等工作。
“思路决定出路。” 黄模敏介绍，除了服务品质，产品设计尤为重要，尤其在生态保护的红线范围之内，需要一些奇思妙想。园内的遗址博物馆相较于传统的博物馆，融入了更多的美学设计。“这里不仅是一座公园，也是研学基地，将文保资源与生态资源相结合，涵盖考古、博物、艺术、生活，拥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从遗址公园望去，盛开的油菜花覆盖了整个田野，与翠绿的山丘交相辉映，构成一幅充满诗意的春日图景。不少研学与自然爱好者在公园内享受乡村生态之美。这里却很难看到一根烟头、一张废纸，游客甚至不会大声说话。
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受访者供图
“我的理念是利用环境去影响人类的活动。游客有行为规范，运营也有规范，比如在参观线路上，没有一栋房子是乱建的，所有设计都经过前期勘察，对环境的影响几乎为0，这是很难做到的。” 黄模敏坦言。
澎湃新闻了解到，这片区域以前被称之为安吉的“北大荒”，随着考古遗址公园的建成，周边也“活化”焕新。园区中的工作人员大都是当地人，不仅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人均收入也随之大幅提升。
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澎湃新闻记者 谈婧媛 摄
今年3月27日，全国首单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也在安吉落地。水土保持生态产品是指通过水土流失预防、保护和治理，使生态系统为人类社会提供可持续利用或潜在使用的各种供给与服务。该项目涉及安吉县黄浦江源石门坑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河垓区块。
黄模敏再度拿下了这个项目，拥有6年的开发经营权。他认为，石门坑的漂流项目丰富了考古遗址公园的旅游业态，两地间的车程不过半个小时。除了一年中三个月的漂流旺季，其余时间，石门坑可成为生态研学的一部分，比如开展无痕露营，研究区域内动植物的生长，寻找水系中的生物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石门坑项目的业态植入和布局均为前置规划。“这里处于生态保护区，不能建设污染性项目，要坚决杜绝破坏性开发，合理有效地形成生态产品价值转换。”黄模敏说。
保护与发展的良性循环
如今，面对全国文旅各种花式“卷”，湖州将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全域发展乡村旅游，走出了一条生态美、百姓富的“湖州之路”。
湖州发展乡村旅游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更是拥有“乡村旅游第一市”的美誉。
地处太湖西南岸的湖州长兴县，是“五山一水四分田”的半丘陵半平原地区，工业一直是长兴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相较于德清、安吉等国内著名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同样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长兴县在旅游发展上起步较晚。
2010年1月31日，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发布，提出积极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森林旅游和农村服务业，拓展农村非农就业空间。彼时，长兴县开始将眼光瞄向乡村旅游。
长兴是闻名遐迩的“古银杏之乡”，小浦镇八都岕生长着3万余株银杏树，其中百年以上的古银杏超过3000株。连绵12.5公里的古银杏林被誉为“十里古银杏长廊”，是当地最美的自然风光。
过去，村民们靠卖银杏果增收致富。不过，前几年，由于银杏果价格走低，市场需求减少，古银杏树便陷入了疏于管护的境地。
转变发生在2021年，长兴县全面落实“林长制”工作，古银杏树保护得到了高度重视。在保护和利用的有效结合下，形成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的良好局面。2022年，长兴县全面推行林长制工作成效明显，受国务院激励表彰。
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长兴县林业部门与检察院等多方联动，共同推进古银杏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提高了当地群众的养护意识。古银杏养护覆盖率也从27.4%提升到82.4%，近2000株古银杏的生长状况得到改善。
针对古银杏的保护，小浦镇还专门成立了古树保护基金，每年约有1/5的景区门票收入会纳入古树保护基金。
有了古树保护基金之后，也成立了专门的养护团队，摘银杏果的人工费是300元/天，也是村民的经济来源之一。“古银杏是一种自然资源，在未建立完善的机制之前，尽管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有，但村民并不会自发养护，现在由政府统一管理，经过这几年的养护，银杏树的长势一年比一年好。去年景区最多一天的人流量达到了3万人。” 八都岕景区负责人钟耀说，“古树越长越好，吸引来的游客越来越多，流量带来的门票的收入又可以赋能古树的保护，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八都岕景区。受访者供图
澎湃新闻了解到，景区核心村域（方一村）380户家庭里将近有200户从事旅游相关行业。钟耀笑言，旅游得到发展以后，村民更加积极团结，“不用出去打工，坐在家里就有钱赚了。这两年，很多外出务工的村民想回村发展。”
湖州市委改革办（市委生态文明办）相关负责人徐晟表示，“我们在乡村调研时发现，旅游发展比较出色的几个村，村民的环保意识很强，地上有垃圾他们都会主动清理干净。生态文明建设是跟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们自发性地把环境保护好，也就形成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一些老百姓告诉我，他真正体会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据农民日报报道，2023年，长兴县小浦镇共接待游客145万人次，旅游经济综合收入超2亿元。
绿色产业发展的“湖州模式”
好生态推动好产业，近年来，湖州的绿色经济也持续向前。
在长兴县天能集团的循环经济产业园内，池水清澈见底，鱼群在水中嬉戏。这里的池水是处理过的工业废水，达到城市二级用水标准，可以用来浇花养鱼。
循环经济产业园于2009年建成，构建了“生产—销售—回收—再生利用”的闭环产业链和循环生态圈。这种模式系全国首家，年回收处理30万吨废铅酸蓄电池，产出约20万吨再生铅，约2万吨塑料，约3万吨硫酸，所有物质实现循环再利用，物料、金属、塑料回收率达99%，废酸、废水100%回收再利用。
事实上，长兴县除了旅游业蓬勃发展，产业优势也远近闻名，拥有“蓄电池之乡”的美称。21世纪初，当地从事铅蓄电池生产的企业、家庭作坊多达200多家，但整个行业却处于粗放式的无序发展阶段。“企业竞争无序、环保治理无序、生产的装备水平也参差不齐。”天能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志远坦言。
2005年，长兴第一次对铅蓄电池行业进行整治，企业数量随之断崖式锐减。2011年开始，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铅蓄电池行业转型升级全面拉开，长兴县也开始了第二次大刀阔斧的行业整治，陈志远介绍称，“铅蓄电池含有重金属，对环境会带来较大的伤害。以铅蓄电池为例，最早的熔炼状态是把电池敲碎，得到所需要的铅，剩余废弃物放进炉子里焚烧，不仅污染空气还会形成污染物。”
2012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与环境保护部共同制定了《铅蓄电池行业准入条件》，以促进铅蓄电池行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在此背景下，铅蓄电池企业转型有成功也有失败，以长兴县的200多家企业为例，在一轮轮“洗牌”中，大部分企业逐步被淘汰，坚持到最后的16家企业中有2家成为超百亿的龙头企业，引领整个行业发展。
陈志远表示，天能集团在2014年转型初期也面临亏损的窘境，不过，后期随着清洁生产以及行业准入标准再度深化，反而实现了产值增长以及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从单一的蓄电池生产，到现在的铅基电池、高能锂电池、钠离子电池，燃料电池，还对废旧铅蓄电池、锂电池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天能集团绿色循环产业园内景。澎湃新闻记者 谈婧媛 摄
如今的天能集团营收过千亿元，跻身中国500强，它的发展轨迹是湖州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
一直以来，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似乎总是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但湖州已经证明，生态文明和产业发展可以实现“双向奔赴”。
去年年底，有媒体在报道中这样形容湖州：在中国最富庶繁华的长三角地区，27座大大小小的城市都是创新发展的高手。在这个区域的几何中心，有座城市看上去非常特别，它体量不大，却身怀绝技、肩负使命。
湖州曾在规划中提出，到2035年，生态文明典范城市的“湖州模式”要在全国推广，基本实现高水平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经济发展质量、生态环境水平、人民生活品质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并成为美丽中国的重要展示窗口。这是湖州面向未来、造福百姓、成为标杆的追求，也是为全球生态文明贡献中国智慧的决心与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