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在第三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上，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会长、成都市原市长葛红林表示，政府可以通过增强投资活力、农村活力、城市活力，来促进经济发展，重点是改善营商环境，深化农村改革，缓解城市住房压力。
盘活央企国企的闲置工业用地可缓解住房压力 还可增加财政收入
葛红林表示，政府可以通过增强投资活力、农村活力、城市活力，来促进经济发展。
首先是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增加投资活力。营商环境仍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企业担心地方政府对企业承诺不算数、政策不兑现、新官不理旧账等等；政府也担心企业对政府的承诺不算数、项目投资额缩水、进度大打折扣，甚至找个借口搬迁到政策更优惠的地方。葛红林曾提出成立中国投资保险公司的建议，对于企业来说，可以在有关协议和合同中将地方政府承诺的招商引资政策作为保险标的，既可以单项，也可以整体进行投保，防范经营风险；对于政府来说，也可以将企业的承诺投保，防止企业说大话、骗优惠等假投资的行为。
其次是通过深化农村改革，增强农村活力。他认为，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则是只能出不能进，即农村经济居民可以放弃农民身份，进城入户，反之，城市居民却不能“移民”到农村，由此也限制了“人才下乡”。这不是长久之计，需加快引导城市资源、资本、人才、技术等向乡村流动聚集，为乡村振兴增创新动能。
三是通过缓解住房问题，增强城市发展活力。葛红林表示，解决城市住房问题，依赖市场化配置资源是不行的。每个城市需要根据未来的产业发展，确定常住人口的增减，形成一个合理的数量变动区间和“天花板”，制定相应的住房保障和房地产业政策。除了征地拆迁、居民动迁以及旧城更新改造的路径外，应充分盘活利用央企和地方国企在城市中的闲置工业用地。土地变为地产，还能立竿见影地增加地方财政的当期收入，缓解因疫情导致的财政压力；还可以将住房条件的改善作为促进消费的动力，带动装饰建材等其他产业。
大宗商品涨价关键因素是资本力量和资金推动
葛红林提出，政府必须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四大职能，而且必须贯穿于整个经济发展工作之中。
关于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葛红林以前一段时期大宗商品价格出现过快大幅上涨为例，他指出，实业界对此观点较为一致，即它严重偏离了产业运营过程中的价格链。在供需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成本也不支撑价格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资本的力量和资金的推动是本轮上涨的关键因素。
5月12日和5月1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均对大宗商品市场进行了发声，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价格受到影响回落。葛红林表示，对于政府的调控有不同看法，有的人认为上涨是市场行为，政府不需要调控；但是更多的人认为，当市场炒作殃及到了“六稳六保”时，政府必须干预，“该出手时必须出手”。
除此之外，政府要不断注入经济发展的活力。葛红林表示，他在成都当市长时，根据成都的情况来确定政策框架，成都经济发展的特征是远郊像西部、近郊像中部、城区像东部，可以当作国家的1%的样本，因此提出了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市场体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管理体制的"六个一体化"，不仅释放了城市发展活力，更释放了城乡互动的发展活力。
葛红林提出，促进经济活力的另一个关键是安居乐业。政府的工作就是要不断提升、丰富和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什么有的地方人口出现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产业下滑、就业不理想，公共事业下滑、人居不理想。
“城市CEO”不能频繁变换 减少领导变动代价
葛红林表示，新时代更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批治城有方、治城有为的“城市CEO”，就像培养和造就一批职业化经理人一样。
他认为，要高度重视政府工作的人因问题。“城市CEO”的变换不能频繁，应建立一个变动判据，没有极特殊的情况说明，届中变动属于工作不胜任，干满一届属于工作正常，对于治城有方、治城有为的特殊优秀“城市CEO”，应当鼓励他们连续任职超过两届，同时参照脱贫攻坚战的做法，跟进对他们的提级，用足用够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同时减少领导变动代价。
“我做了11年半的市长，第一届的前3年，只是当了学徒，直到届满时，似乎找到了一些城市管理的感觉。进入第二届，社情民意了解更深了，透过现象看问题更准了，拍板决策更精了，也不容易被人蒙了。进入第三届，就有点游刃有余了，重大工作的成效开始展现了，也有了成就感。一个重大的工程、产业化项目，从招商到建设、从运营到盈利，往往要10年左右的时间。”葛红林说。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顾志娟 编辑 陈莉 校对 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