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发布｜布鲁肯塔尔博物馆：创新思维（闲置艺术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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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萨彬·卢卡（Sabin Adrian Luca）、达娜·罗克萨那·贺里博（ Dana Roxana Hrib ）、亚历山德鲁·索诺克（ Alexandru GH. Sonoc）

自1817年开馆以来，位于锡比乌广场的布鲁肯塔尔宫在其两百多年的历史中不断地见证创新。此后，布鲁肯塔尔博物馆于2001年成为罗马尼亚第一个获得欧盟文化遗产奖（Europa Nostra）的博物馆，并于2011年被欧洲遗产协会评为“最佳文化遗产”卓越项目。此外，布鲁肯塔尔博物馆也是罗马尼亚首个致力于文化品牌塑造的博物馆，并于2012年被希德咨询公司评为“潜力最大的罗马尼亚文化品牌”。

位于布鲁肯塔尔宫左侧的蓝宫 © Muzeul Nation Brukenthal,Sibiu,Romania

因此，博物馆不仅是过去两个世纪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幸存者和胜利者。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时期和历史不确定时期之后，它都成功地保持了其文化身份，并由热忱和敢于创新的工作者继续书写其历史。

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生平

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1721年7月26日生于诺克里克乡，1803年4月9日在锡比乌去世）是锡比乌诺克里克乡皇家法官迈克尔·布雷克纳的六个孩子之一。布雷克纳出身于特兰西瓦尼亚萨克森富裕的农民家庭，父亲是皇家法官。因布雷克纳在库鲁克军队起义期间（1703－1711）对皇室效忠，布雷克纳被查理六世赐封贵族姓氏冯·布鲁肯塔尔。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的母亲苏珊娜·康拉德·冯·海登朵夫是他父亲的第二任妻子，是省政府顾问（1696年被封为爵士）的女儿，其外祖父是新教路德宗牧师。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在诺克里克乡完成了他的小学教育，之后在特尔古穆列什的一个神学院学习（他也在那里接受拉丁语和匈牙利语教育），并为学业前往锡比乌。

父亲于1736年去世之后，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开始在政府部门工作，于1741年和1743年间为省政府总督编写文件。后来他离开罗马尼亚在国外继续法律学习，先后于1743年和1744年在德国哈雷和耶拿学习。从1743年3月2日开始，他成为维也纳共济会会所“三枚大炮”成员。后来被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克二世任命，于1743年在哈雷建立共济会会所“三把金钥匙”，作为柏林共济会“三个球体”（成立于1740年）的分支。

1744年，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爆发后，返回特兰西瓦尼亚，并与锡比乌市市长的女儿、金匠大师索菲亚·卡塔琳娜·克鲁克纳·冯·克洛克纳（1725—1782）的孙女结婚。他之后和这位美丽、富有、聪明的女人有了一个女儿，并将她命名为索菲亚·伊丽莎白（1749—1753）。由于这次婚姻，他在锡比乌获得了公⺠身份，并被聘为法律秘书助理。他于1749年成为司法部门的高级秘书，之后成为副公证人。他于1753年3月8日前往维也纳，打算在玛丽亚·特蕾西亚王后那里求得特兰西瓦尼亚的一官半职。因其作为律师和外交官的杰出素质和在共济会中的成员资格，1753年3月25日他开始了一段特殊的职业生涯。通常，一个像他这样非传统贵族出身而且不是天主教徒的年轻人很难有这样的机会。1754年，他成为特兰西瓦尼亚州的秘书长，也是第一位担任该职位的撒克逊人。1759年至1760年间，他在维也纳担任特兰西瓦尼亚撒克逊代表，并于1760年成为该省政府的全职顾问。1761年，他被选为撒克逊州长，并于1762年成为省长，继而晋升为世袭男爵。他于1765年开始管理大法官法院并获得了匈牙利圣斯蒂芬骑士十字勋章。在特兰西瓦尼亚没有州长的情况下，他被任命为州政府主席，后来于1777年至1787年这段时间担任特兰西瓦尼亚总督。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是特兰西瓦尼亚唯一有撒克逊血统的总督，也是在玛丽亚·特蕾西亚王后继任者约瑟夫二世上台之后少数连任的总督之一。他出色的能力和高的忠诚度密不可分。

约翰·恩斯特·曼斯费尔德(1738—1796)在1779 年所作的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半身像刻版画 © Muzeul National Brukenthal, Sibiu, Romania

在维也纳长期停留的经历，使他有机会与官员、共济会、贵族收藏家以及精通书籍、艺术品与古董的学者、经销商结交，并开始对收藏产生热情。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充分意识到艺术和文化可以为社会带来许多积极的能量，因此希望自己的藏品对公众开放。1778年，他开始在锡比乌中央广场修建一座宫殿，这座宫殿后来成为现在布鲁肯塔尔国家博物馆的核心。

作为帝国的高级官员，他通过参与公共行政改革、建立新的税收制度以及将特兰西瓦尼亚的地位提升为世袭大公国，为特兰西瓦尼亚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在司法层面，巫术被非刑罪化，有辱人格的惩罚形式也被废除，同时常设刑事法庭也建立起来。他还响应玛丽亚·特蕾西亚王后政策，建立军事边境，同时发展农业、采矿和一些社会援助项目。然而，他提出的一些措施由于不符合当局的利益未能获得批准。比如他主张建立新教大学就违背了哈布斯堡王朝—洛林王朝的宗教政策。他如百科全书般的知识面、对特兰西瓦尼亚复杂现实和微妙平衡的洞察以及远见、勤奋和社交能力让他在其相对较长的任期期间都比较顺利。然而，约瑟夫二世的弟弟和继承者托斯卡纳大公利奥波德二世却认为他是一个狂热、野心勃勃、腐败、拥有顽强内心和涉及非法商业的人。尽管玛丽亚·特蕾西亚王后对他感激且信任，他的指控在14年后被宣布不成立。作为州长，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采取一种保守的态度，与代表撒克逊人利益的过于激进和仓促的改革相违背，这导致他与皇帝发生纠纷。

另一个导致他于1787年1月7日被免职的原因是贵族的敌意。一是他没有对1784年至1785年之间霍瑞雅（Horea）, 克劳卡（Cloca）和克莱恩（Crian）三地农⺠起义采取积极镇压；二是他与特兰西瓦尼亚帝国军队司令弗里德里希·冯·普雷斯将军的消极合作。尽管他曾获得圣斯蒂芬大十字勋章，在他下台后，退休金少到只有约为其任职总督期间薪水的六分之一。他选择不问政事，将余生奉献给他的收藏和产业管理。在他被撤职后，利奥波德二世反而对他⻘睐有加，将他兄弟迈克尔·冯·布鲁肯塔尔的三个儿子封为世袭男爵。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于1803年去世，被破例埋葬在锡比乌福音派大教堂讲坛前。

为了保留收藏和财富，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采用了一种不同寻常的遗嘱形式——财产单传男性。遗嘱于1802年1月3日生效，指定侄子的儿子——还是婴儿的约翰·迈克尔·约瑟夫·冯·布鲁肯塔尔为唯一继承人。1790年之后，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的收藏还在不断增加，它们后来为锡比乌路德教会文理中学所拥有，并在特定时段向公众开放。其流动资产以36000弗罗林的价格售出，用于保护这些藏品。根据他的遗嘱，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和其唯一继承人兄弟男爵乔治·彼得·卡尔·冯·布鲁肯塔尔的财富由后者的侄子弗朗兹·约瑟夫·冯·布鲁肯塔尔男爵继承。他继承了叔叔买下的许多庄园，并立遗嘱将布鲁肯塔尔宫的管理权交予锡比乌教会。

在解决违背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遗嘱的纠纷和有关保存藏品所需积累资金这两个问题后，布鲁肯塔尔男爵博物馆于1817年2月25日向公众开放，直到1948年才更改名称。它是哈布斯堡帝国境内乃至世界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公共博物馆之一。以促进文化发展为目的，将毕生的财富和热情积累的收藏的管理权交给教会，是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男爵在其在世和去世之后对其家族座右铭“我将服务于我的信仰和国家”的最好诠释。虽然作为一名政治家，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没有超越官房学派、改革派绝对主义和由中世纪沿袭下来的地产社会的局限性，但他成为了家庭以及撒克逊社区和当地收藏家的楷模。

对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男爵收藏和文化工作的一些评论

因其收藏事业和对学术研究、艺术和文化工作的热忱，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男爵被认为是启蒙运动在特兰西瓦尼亚最重要代表，也是中欧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在他去世之后，特别是随着19世纪下半叶体制形式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科学界开始认可他在文化上做出的贡献，他的收藏也在欧洲学术界享有更高的知名度。

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预见到他的收藏在未来的教育意义, 并将其赠予锡比乌路德教会文理中学以对公众开放。由于其藏品的价值、教育意义以及对艺术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性获得充分承认，他在去世之后被追授为特兰西瓦尼亚第一家博物馆的创始人。他的半身像出现在多件艺术作品当中，其中包括约翰·恩斯特·曼斯费尔德（1738—1796）在1779年所作的刻版画和约瑟夫·希克尔（1736—1807）于1717年绘制的肖像画。后者现被收藏在布鲁肯塔尔国家博物馆。他的半身像还出现在博物馆窗户的巴洛克式框架上，身穿斗篷，被其收藏围绕，有书籍、印刷品、地图、古董、硬币和奖章。在布鲁肯塔尔的收藏中，有一个作品非常具有代表性，那就是由约翰·迈克尔·罗特玛·冯·罗森布龙（Johann Michael Rottmayr von Rosenbrunn）（1654 —1710）于1710年绘制的《科学与艺术的胜利》（库存第982 号）。这幅作品描绘了理性对时间的寓言性胜利，换言之，依靠由特定属性的女性代表的科学和艺术，理性分别在面对转瞬而逝的瞬间和死亡时取得胜利（在这里代表时间的柯罗诺斯和代表死亡的桑纳托斯一致）。基于男爵对其藏品的社会性的认识，位于哈布斯堡帝国东侧的城市锡比乌得以与欧洲进行对话，促进当地与周围地区文化的发展。作为锡比乌的风向标，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男爵在1790年时就允许“尊贵的外国人和鉴赏家”参观他的藏品，这和法国大革命认可公⺠的文化权利并为他们提供参观国有藏品的机会有关。在这一点上，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显然受到了约瑟夫二世的影响，他允许公众参观维也纳美景宫的皇家艺术收藏品。有证据显示，在1784年就已经有人在锡比乌宫殿参观男爵的收藏品。据维也纳年鉴记载，男爵在维也纳特兰西瓦尼亚总督府大楼内的绘画收藏是哈布斯堡帝国首都当时最重要的私人收藏之一。一个城市指南曾指出，男爵的收藏被放置在一个公共建筑物（此建筑在1766年时也是男爵的住所，并在玛丽亚·特蕾西亚王后支持下做过整修），艺术爱好者可以在那里观赏他的收藏（其中许多来自低地国家艺术家的作品）。到场参观的还有许多外国游客，他们来自中欧、西欧（德国和英国）以及奥斯曼帝国，其中还包括1791年到访的土耳其大使和1826年到访的瓦拉几亚贵族迪尼科·戈列斯库（Dinicu Golescu）。除了供游客观赏，男爵收藏在这个哈布斯堡帝国边境小镇中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化含义。

《科学与艺术的胜利》© Muzeul National Brukenthal, Sibiu, Romania National Brukenthal, Sibiu, Romania

本着在特兰西瓦尼亚州传播开来的文艺复兴晚期的人文主义传统精神，和启蒙运动时期具有的对百科全书知识的渴望，男爵不仅对15至17世纪古老和罕见的书籍表现出收藏兴趣，同时也对较为近代的不同语言的作品感兴趣（包括以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和英语编写的书籍）。这些书籍涵盖多个领域，从神学、古典文学、哲学、科学到硬币收集、古董、艺术品和矿物。在绘画、版画、书籍、硬币和奖章的购置上，男爵通常都会咨询多个艺术家、学者和鉴赏家。这些收藏的库存保管都由他的员工接手。此外，他还通过与学者和鉴赏家通信，试图找出画作的作者。从19世纪到今天，管理库存和与学者沟通的工作由博物馆保管人接手。尽管对硬币、奖章、雕刻过的宝石和矿物的兴趣让男爵与“珍奇屋”的古老传统联系在一起，但其建立的图书馆为我们展现了一个18世纪开明、见多识广的收藏家的形象。他的收藏根据不同学科进行组织和系统化分类，这在当时的中欧是独一无二的。他这样做可能与他想将收藏留给新建的新教大学的愿望有关。通过哈布斯堡当局批准建立的锡比乌路德教文理中学，男爵希望提高已有的教育质量。他将收藏捐赠给这所学校，并提供8000弗罗林作为教师福利和教授绘画与工艺老师的工资。

在18世纪，特兰西瓦尼亚富裕资产阶级已经开始用绘画和版画装饰自己的家。硬币和奖牌收集以及家庭图书馆也很常见。其亲戚影响，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可能在早期开始就对硬币收集感兴趣。他在1754年2月5日买下叔叔丹尼尔·康拉德·冯·海登多夫的全部硬币收藏，包括金币、银币和铜币。他在维也纳学习和工作期间，也有机会见到如弗里德里克二世、弗朗西斯一世和一些学者、贵族的贵重钱币藏品。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对硬币收藏的特殊兴趣也表现在他做的收藏清单上，其中包括关于这个主题的通信、关于钱币学的文献以及订购放置展品的特殊家具。这些家具保存至今，它们的抽屉上都装上了锁。硬币通常被视为“历史的见证人”，男爵拥有由不同工作室发行的相同历史人物的画像，这正如他拥有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一样。在他去世的时候，他的钱币收藏包括17510枚以上的金币、银币和铜币，其中大部分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男爵的个人性格受到了钱币学家的赞赏，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硬币纪念性目录作者阿博特·斯蒂芬·斯孔尼维斯纳（Abbot Stephan Schönwiesner）也为男爵做过颂词。

缘于他对书籍的热情，在18世纪特兰西瓦尼亚的背景下，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可以与特兰西瓦尼亚大臣塞缪尔·特勒基伯爵和阿尔巴尤利亚罗马天主教主教做比较，他们分别是特尔古穆列什和阿尔巴尤利亚两座知名图书馆创始人。这也解释了塞缪尔·特勒基在他的图书馆里保留另外两位收藏家肖像的原因。按照历史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赛韦特（Johann Friedrich Seiwert）的说法，男爵的图书馆藏有16000册图书。最近的研究分别在他购买书籍的拍卖行以及他的顾问和代理人网络取得进展。最新研究显示，他的书不仅影响他的购买选择和保存展示收藏的方式，还影响了他对庄园的使用和采取的政治决定。与男爵其他的收藏不同，除了一些捐赠和小型售出之外，他的图书收藏保存完好，数量在其去世近一个世纪以来不断增加。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遗嘱将大部分的资金都用于保存和丰富他的收藏，这也有可能跟他希望将锡比乌路德教文理中学改造成新教大学有关。

布鲁肯塔尔国家博物馆欧洲分馆 © Muzeul ational Brukenthal, Sibiu, Romania

出于中学时期对人文主义产生的兴趣，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还收集有希腊和罗马古董。在男爵的众多古董中，以罗马碑文纪念碑和雕塑最为重要。此外，他的收藏还有多种各年代的“奇珍异物”，比如在特兰西瓦尼亚村庄别尔坦（Biertan）附近发现的早期基督教陶器祭品以及一个描绘葬礼的埃及古董雕像和乔纳森·厄尼斯特·曼斯菲尔德雕刻有男爵肖像的石棺。

在目前研究阶段，男爵的考古收藏清单仍然难以以足够的准确度进行重建。在特兰西瓦尼亚，只能将特尔古穆列什法学家阿兰卡·吉尔吉（Aranka György）（1737—1817）的收藏与其比较。自19世纪初开始，女神赫卡忒的雕塑就受到广泛关注，早在男爵的绘画收藏的价值被广泛认可之前，就已经是第一篇关于男爵考古收藏的科学论文的主题。此外，文艺复兴时期和现代的浮雕宝石也凝结了男爵对古董、艺术和矿物学的热忱，它们之中大多数被镶在现代装饰戒指上。

有一点非常奇怪，那就是男爵没有任何古生物学收藏，这可能跟他对法国世俗社会观点和上帝在自然历史和社会中的作用的看法有关。特兰西瓦尼亚的化石还引起过意大利生物学家拉扎罗·斯帕兰札尼的兴趣。特兰西瓦尼亚编年史记载有天文现象、异常生物怪物及东南欧第一个植物标本（约翰·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鲍斯纳·冯·鲍斯纳恩收藏）。比较起来，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的务实心态不仅体现在矿物收集上，还体现在他在优化果树和动物品种、外来食物和植物风土驯化这样可盈利事务的投入上。男爵兴趣的多样性不仅体现在他所做的农业和牲畜繁殖实验上，还体现在他图书馆里植物和动物学藏书以及大量自然主义绘画收藏上。他对大自然的兴趣培养了他对矿物学的热情。在哈布斯堡王朝对特兰西瓦尼亚的矿石资源表现出兴趣的背景下，男爵于1770年至1780年之间开始收藏矿石，它们大多数来自特兰西瓦尼亚。他的收藏不仅可能是东南欧最古老的矿物收藏之一，还是欧洲迄今为止保存最久的收藏。据男爵的侄子、历史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赛韦特（Johann Friedrich Seiwert）描述，男爵收藏的矿物被放置在八个陈列室中，其系统性模式的灵感来自于维也纳的皇家矿物收藏。男爵的矿物收藏因其规模、多样性和完整性于1798年受到国际认可，他本人也获得耶拿矿物学会的荣誉会员资格。

布鲁肯塔尔国家博物馆罗马尼亚分馆 © Muzeul National Brukenthal, Sibiu, Romania

在博物馆二百周年诞辰之际，布鲁肯塔尔宫永久展览也进行了现代化更新。最近研究显示，博物馆的档案和藏品表明了男爵对时钟、光学和数学仪器的兴趣的迹象，这在之前都鲜为人知。

收藏大量古代和当代绘画、印刷品和百科全书式作品，来为公众服务，这样的愿景已经超越在文艺复兴时期应贵族艺术和学术娱乐而生的“珍奇屋”。后者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推崇的斯多葛式生活方式，在重商主义泛行时期逐渐演变为一种囤积方式，这从根本上否认了收藏的社会属性。在这一点上，男爵的收藏是为人们了解当地历史和其自然资源、鼓励艺术和科学发展服务的。他的官方信件和钱币收藏都显示，作为帝国官员，他在为特兰西瓦尼亚撒克逊社区利益服务的同时也为全省居⺠的普遍福利服务。他的故土特兰西瓦尼亚在匈牙利王国境内，但却是由哈布斯堡—洛林王朝统治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独特分支。普遍君主制的概念不仅体现在皇家宫殿上，同时也反映在其发行的系列奖章以及帝国肖像画上。这些画像旨在向臣民普及天命所归的正统仁君形象。

布鲁肯塔尔国家博物馆自然历史分馆 © Muzeul National Brukenthal, Sibiu, Romania

男爵深信超越所有种族、宗教和意识形态差异的知识分子革命，将其藏品遗赠给锡比乌福音派文理中学这一举动，不仅强调了它们的教育意义，同时也为这座城市提供了在未来文化对话的机会（尽管锡比乌处于神圣罗马帝国东部边缘位置）。因此，从18世纪历史演变的角度来看，男爵最高程度地反映了进步爱国者的理想模范，他的行动也遵循了他家族的座右铭。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建立公共博物馆的想法也与另一位德国政治家、诗人歌德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开始关注私人收藏家，并为由国家支持的博物馆的稀缺感到惋惜。男爵的绘画收藏的水平在当时可以与一些王室收藏相提并论，但不同于其他贵族收藏（通常是继承遗产，或继续保留或在拍卖中出售）的是，他的收藏旨在为公众服务，这一点也是资产阶级收藏的共同性。他的遗嘱规定，社区、宗教和世俗代表必须维护这一遗留下来的文化财富并为下一代保护它。

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去世后博物馆历史亮点

19世纪上半叶，越来越多人对男爵绘画收藏的价值产生怀疑，其中包括马里耶-加布里埃尔-弗洛朗·德·舒瓦瑟尔-顾菲耶（Marie-Gabriel-Florent-Auguste de Choiseul-Gouffier）、卡赞奇·费伦茨（Kazinczy Ferenc）以及来自维也纳的约翰·特罗斯特教授。他们指出，被认为是最著名画家所作的欧洲艺术作品数目过于庞大，这很不正常。基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欧洲小博物馆中常见的缺乏文化和比较研究机会的情况，这些著名艺术家必须像玛土撒拉那样活到969岁才能完成所有这些作品。尽管不同于在画廊作短暂停留的批评者那样草率评论，但在怀疑的声音首次出现后，拥有传统生活方式和保守价值观的锡比乌社会再难以接受男爵的文化馈赠。

布鲁肯塔尔国家博物馆医药分馆 © Muzeul National Brukenthal, Sibiu, Romania

出于各种原因，绘画收藏从来都不是博物馆咨询委员会的主要关注点，他们只对这部分收藏给予最低限度的保护。男爵去世近一百年之时，1848年至1849年匈牙利革命期间，博物馆被革命势力占领，他们计划将藏品分别转移到特尔古穆勒什博物馆和艾乌德博物馆，作为他们遭受到的损失的赔偿。在1892年11月28日，迈克尔·姆萨基（Michael Msaki ）教授（1858—1927）成为画廊策展人之前，博物馆的策展人都不是艺术史学家，也从未接受过艺术方面的教育。跟曾在维也纳和莱比锡学习艺术的姆萨基教授不同，他们通常是神学家、历史学家或古典语言学家，因此他们主要关注图书馆而不是画廊。博物馆的画作不仅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还需要重大的修复工作。修复工程于19世纪末开始进行，成功修复了许多作品，这也是在现代标准下研究其作者的第一步。维也纳美景宫修复部门部长爱德华·杰里施（Karl Schellein ）（1820—1888）教授于1881年首次访问锡比乌，在其去世前设法修复了12件作品。随后，他的工作由维也纳美术学院馆长爱德华·杰里施（Eduard Gerisch）（1853—1915）接手，在1896年至1899年期间完成所有其他作品的修复工作⑪。许多来自维也纳、柏林、慕尼黑、阿姆斯特丹和海牙的国外艺术鉴赏家也参与到画作的归属认定中，包括西奥多·冯·弗里梅尔（Theodor von Frimmel）（1853年—1928）、卡尔·沃尔（Karl Voll）（1867—1917）、亚伯拉罕·布雷迪乌斯（Abraham Bredius）（1855—1946）和科内利斯·霍夫斯泰德·德·格鲁特（Cornelis Hofstede de Groot ）（1863—1930）。

布鲁肯塔尔国家博物馆狩猎分馆 © Muzeul National Brukenthal, Sibiu, Romania

从19世纪末开始，尽管博物馆顾问委员会（负责博物馆借出展品的保险、运输和归还事宜）持保留意见，迈克尔·姆萨基（Michael Msaki ）教授仍坚持将博物馆收藏送到国外参加展览（包括维也纳、巴黎、布鲁日、爱尔福特、安特卫普、伦敦、慕尼黑、布拉格），这样做也让画作的来源更加明确。19世纪末期对博物馆绘画收藏的研究和认证对锡比乌和撒克逊社区稍稍起到振奋作用，但研究和认证结果直到1921年才被正式认可。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一些来自德国和美国的收藏家开始对博物馆收藏进行首次竞标（特别是扬·凡·艾克所作的《围着蓝色头巾的男人》，此画被看作是“博物馆的瑰宝”），但被博物馆顾问委员会和锡比乌福音教会长老以博物馆创始人希望保存馆藏完整性的理由拒绝。

布鲁肯塔尔国家博物馆图书馆 © Muzeul National Brukenthal, Sibiu, Romania

1898年至1912年期间，特兰西瓦尼亚年轻一代的画家曾多次向博物馆咨询委员会和当地社群表达过对特兰西瓦尼亚当代艺术发展的支持。首先，以卡尔·德尔施拉格（Carl Dörschlag）（1832—1917）和年轻画家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威尔曼（1866 —1959）向博物馆咨询委员会致信，已完成男爵期望给予年轻艺术家经济支持和收购艺术家亚瑟·库林作品为理由，呼吁在博物馆内为年轻画家开设工作室。之后，在媒体发起的公开讨论之中，来自布拉索夫的画家、“进步”团体的意见领袖恩特·洪格（Ernst Honigberger）和柏林国家美术馆第26届展览之际，博物馆决定购买一些国外现代画家的作品。但这种做法在1921年被证实是失败的，因为博物馆财政资源长期短缺，没有办法建立现代艺术画廊，收购价值较低的艺术品会与画廊的主题不符，甚至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也分散了对欧洲绘画大师作品研究可以投入的精力。这场讨论的最终胜利由博物馆顾问委员会和锡比乌福音派教会长老所代表的“保守派”团体取得，他们希望保持博物馆绘画收藏的完整性和原始特色。正是在这个时期的中欧，国家博物馆以及区域、社区博物馆开始成为国家身份的重要场所，这场讨论还让国家艺术收藏的建立被提上议程，这样的想法在19世纪中叶几乎是不存在的。同时讨论的还有关于特兰西瓦尼亚撒克逊社区的历史和文化收藏的建立（包括宗教艺术、中世纪和现代武器、⺠族志），以及为艺术教育服务的藏品。该项目得到受托人和公众支持，博物馆因此收到大量遗赠、捐赠和出售获得款项。

修复过程中的布鲁肯塔尔宫 © Muzeul National Brukenthal, Sibiu, Romania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配合全国解放运动以及第一批学者社团的出现，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对区域博物馆和⺠族文化社区博物馆的意识开始增强，它们在身份认同中扮演的角色也逐渐被认可。1856年，得益于米科·伊姆雷（MikóImre）伯爵（1805—1876）的捐款，特兰西瓦尼亚博物馆学会得以建立，其宗旨为建立一个特兰西瓦尼亚本土博物馆。该博物馆于1872年在克卢日大学开放。同样，依靠地方行政长官奥尔莫斯·西格蒙德（Ormós Zsigmond）（1813—1894）的捐款，巴纳特博物馆于1872年在蒂米什瓦拉成立。

同时成立的还有于1875年在圣格奥尔基成立的塞凯伊国家博物馆（该博物馆于1879年将所有权归于塞凯伊社区集体所有）以及于1861年成立、1905年8月19日向公众开放的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文学和文化博物馆。这些成果都是受布鲁肯塔尔博物馆的影响。19世纪最重要的特兰西瓦尼亚撒克逊历史学家——乔治·丹尼尔·特乌奇（Georg Daniel Teutsch）主教（1817—1893）将这一现象归因于特兰西瓦尼亚克鲁日博物馆和布鲁肯塔尔博物馆的竞争。作为向公众开放的私人博物馆，后者在多种条件下成为特兰西瓦尼亚撒克逊地区的博物馆。这种想法在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逝世百年纪念之际（1903）得到巩固，但在当时从所有权、其遗产和展览的性质和结构的角度，布鲁肯塔尔博物馆未能转变成真正的特兰西瓦尼亚撒克逊国家博物馆，后来更是由于对男爵遗嘱的争议被推迟。1912年，将特兰西瓦尼亚撒克逊所有公共收藏和博物馆进行统一管理的目标被提出，这在1867年至1918年重大社会政治变革之后也被视作是必要的。在这之后，撒克逊人失去了他们的传统地位，成为特兰西瓦尼亚的三个政权之一，也成为奥地利—匈牙利境内和罗马尼亚境内众多少数⺠族中的一个。直到1918年，国家都没有干涉布鲁肯塔尔博物馆的管理和发展。博物馆将工作人员人数减少，将福音派中学的神学家和教师作为管理人员，将展示特兰西瓦尼亚撒克逊的艺术和文明作为发展政策。该博物馆的活动得到了当地许多知识分子建立组织的支持，其中包括特兰西瓦尼亚研究协会（成立于1840年）、特兰西瓦尼亚自然科学协会（成立于1849年)、特兰西瓦尼亚喀尔巴阡山脉协会（Siebenbürgischer Karpathenverein，成立于1880年）、塞巴斯蒂安·汉恩地方艺术运动协会（成立于1904 年）和撒克逊古物的收购和维护策展人协会（成立于1918年）。在19 世纪和20世纪初的扩藏中，除了许多考古、历史和⺠族志物品之外，最珍贵的物品还包括宗教书籍、礼仪服装、银器、东方地毯、共济会用具以及特兰西瓦尼亚绘画、雕塑和家具作品。博物馆图书馆的收藏也相应增加，除了各种当地的旧书和珍本书及基本手写书籍之外，其包含的手稿收藏还包括男爵和他家人的各种私人和公共历史文件。

经过修整后的博物馆内部的前庭 © Muzeul National Brukenthal, Sibiu, Romania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俄罗斯和罗马尼亚军队占领特兰西瓦尼亚的预防措施，博物馆藏品中最珍贵的部分（绘画、各种金银饰品，包括硬币和奖章）被转移到维也纳，再到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在举办1914年著名的奥斯曼地毯展览之后，仍然保留有博物馆收藏的大量安纳托利亚地毯，在布达佩斯被罗马尼亚军队占领之后，这些文物在1919年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1918年后，博物馆出现了困境。一方面是由于罗马尼亚当局对奥匈帝国强加汇率，企图削弱以前属于帝国领土人⺠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的原因来自于一些有影响力的罗马尼亚报刊的敌意。然而，在1928年至1940年期间，由于社区的各种支持，特别是来自建立于1930年的男爵博物馆之友协会的支持，仍是教会财产的布鲁肯塔尔宫得以恢复和扩建，并进行其研究活动和遗产推广。此外，因为在这个时期，罗马尼亚没有德语高等教育机构，很多德国文化精英都希望博物馆能成为德语社区代表性研究机构。1920年，博物馆还收入了特兰西瓦尼亚喀尔巴阡山脉博物馆（1895年开放）的收藏。其创始人埃米尔·西格勒斯（Emil Sigerus）（1854—1947）收藏了大量特兰西瓦尼亚艺术家的作品、家具和文档。该博物馆还收藏了来自特兰西瓦尼亚撒克逊福音派教堂的宗教艺术品并在锡比乌大教堂展出, 其在16至18世纪便已闻名的陈列和墓碑也作为展览一部分展出。此外，博物馆还收到罗马尼亚政府的小额补贴，用于购买罗马尼亚文学书籍。

无法修复的亚特兰蒂斯的两个瓮 © Muzeul National Brukenthal, Sibiu, Romania

1940年11月20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为罗马尼亚境内德语人群的唯一代表。在当时罗马尼亚政府管辖下，该组织成立了“德国族群”组织。该机构掌管罗马尼亚境内德语人群的宗教、社会、文化和教育事务，并在1918年之后申请到了罗马尼亚当局的政府补贴，但很大一部分还是依赖于他们从德国获得的补贴。锡比乌福音派文理中学——布鲁肯塔尔博物馆藏品所有者也由“德国族群”接管。不论是在罗马尼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入轴心国成员国（1941年6月22日）之后，还是1944年8月23日的反法西斯政变和之后的战争延续，锡比乌市都没有直接遭受军事冲突的影响。在“德国族群”招募的志愿者的帮助下，博物馆最重要的藏品被转移到阿格尼塔的教堂，并于1945年8月至1946年上半年期间逐渐返回锡比乌。但在战争期间被送往德国的一些宝石后来再也没有寻回。据目前所知，同样在战争时期丢失的还有在1948年之前在阿夫里格夏宫存放的14幅画作，这个地方于19世纪晚期被重建为治疗精神疾病的疗养院。1946年，罗马尼亚政府对曾和纳粹德国合作的德国人采取集体惩罚措施，考虑将博物馆国有化。这一意图因将关键私立教育机构国有化立法的出现（1948）未能实现。在维也纳东部任何其他德国出版社都不复存在，博物馆1947年年鉴的出现就显得尤为重要。1950年，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文学和文化博物馆永久闭馆，其馆藏与布鲁肯塔尔博物馆的馆藏保存在一起。

作为博物馆的新主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政府没有遵守其创始人的遗愿，严重破坏了收藏的完整性。1948年到2006年11月，共有19幅博物馆的画作被“借到”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1960年，国家档案馆也带走了布鲁肯塔尔博物馆的手稿收藏。博物馆的遗产在随后几年因为其他的原因也有所减少。1968年5月，博物馆被偷走八幅画作，其中四幅被国际刑警组织于1998年在美国私人收藏中发现并将其归还给博物馆。1974年，为了建立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布鲁肯塔尔博物馆的许多收藏被转移到布加勒斯特，其中包括由安东·斯坦瓦尔德（Anton Steinwald）在阿尔巴尤利亚城堡被囚禁期间绘制的参与1784年起义的农⺠肖像。

废弃物中发现有柱子的一部分和一个巴洛克式瓮 © Muzeul National Brukenthal, Sibiu, Romania

自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布鲁肯塔尔宫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工作，同时根据现代博物馆学要求和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重新布展。此外，在购买政策和文化遗产价值的推广上，博物馆越来越强调罗马尼亚文化元素的重要性，德国文化元素所占比重越来越小。尽管在罗马尼亚文化机构都受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但1950年以后创建的组织逐渐开始取得一些在早期甚至19世纪都难以实现的成就。同时，博物馆工作人员数量开始增加，他们的专业能力问题也越来越重要。

1956年，博物馆恢复了新闻简报（当时被称为《研究和交流》）的印刷，并出版了博物馆指南和各种其他材料，以便推广收藏品。为了更好地研究馆藏，特别是于1962年在国际展览上展出的艺术品，博物馆还重新建立起了与外国专家的交流。在1948年至1989年期间，博物馆的部门因新展览和专业部门的出现而多样化，这对于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和评估都是必要的。1957年，由特兰西瓦尼亚自然科学学会创立的自然科学博物馆与布鲁肯塔尔博物馆合并，成为后者的一部分。1963年，⺠间技术博物馆在邓布拉瓦锡比乌（Dumbrava Sibiului）自然公园成立（1967年10月17日开馆），作为博物馆人种学部门的一部分。1966年，狩猎武器和战利品博物馆成立，目前以其创始人奥古斯特·施皮斯上校（1864—1953）的名字命名，他曾是罗马尼亚皇室皇家狩猎事务的前负责人。1972年，以锡比乌古老而丰富的制药传统（锡比乌1494年就开始出现药房，也是顺势疗法创始人塞缪尔·冯·哈內曼所在地，他当时是男爵的图书管理员）为基础的药学历史博物馆在一座曾在17世纪为药房的建筑物中成立。1975年，博物馆內设立了修复区域实验室和文化遗产办公室。

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收紧让博物馆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不少困难。在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担任罗马尼亚共产党*期间，博物馆创始人的名字只在跟艺术画廊有关的场合被提及。1988年，历史部门的新展览在旧市政厅阿尔坦堡（Altemberger）府邸举办，该展览的主题为强制规定的“罗马尼亚所有历史博物馆”，没有考虑到当地的⺠族文化特性。在1989年12月革命之后和其后17年的漫长过渡时期，尽管博物馆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缺乏资金而未能充分参与到国内外的一系列科学研究和展览中去。

经过修整的布鲁肯塔尔宫花园 © Muzeul National Brukenthal, Sibiu, Romania

ASTRA博物馆大楼（现名为ASTRA国家博物馆大楼）于1990年作为一个独立博物馆成立，其组成部分为之前提到过的⺠间技术博物馆（现名为ASTRA传统⺠俗文明博物馆）、弗兰兹·宾德⺠族志博物馆（1993年开馆）和特兰西瓦尼亚撒克逊埃米尔·希格鲁斯人种学和⺠间艺术博物馆（1998年开馆）。布鲁肯塔尔博物馆的人种学收藏被转移到这个新机构。

根据宗教教派有权要求国有化财产权利交还的相关立法，福音派教会于1948年要求国家归还布鲁肯塔尔宫及其所属藏品的所有权。2005年11月21日，这项申请被通过。2006年3月，罗马尼亚政府同意与福音派教会共同管理布鲁肯塔尔国家博物馆。这在罗马尼亚是首例。2007年，锡比乌市与卢森堡市一起成为欧洲文化之都，这和布鲁肯塔尔国家博物馆组织的活动馆）密不可分。博物馆建筑和展览空间几乎完全翻新，更好地利用展览或科学研究丰富现有文化遗产。

布鲁肯塔尔宫的地下室修复后的石膏铸造复制品 © Muzeul National Brukenthal, Sibiu, Romania2018年，该机构拥有九栋建筑物，分别作为欧洲、罗马尼亚、当代艺术、历史、自然历史、药学和狩猎分馆以及图书馆。

布鲁肯塔尔宫200 年变迁之后的重生

虽然博物馆成立于一个辉煌时期，建造在特兰西瓦尼亚首都的一个宫殿中，并拥有在18世纪使维也纳享誉盛名的收藏，但过去和后共产主义时期在博物馆施行的错误政策使其在2006年一度没落。2007年，锡比乌成为欧洲文化之都，罗马尼亚也成为欧盟成员国。从那时开始，博物馆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中包括建筑修复、永久和临时展览、收藏、研究、沟通和社会参与。自2008年以来，它被列为国家重点机构。

布鲁肯塔尔国家博物馆的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相应的现代化调整。作为博物馆两百年前落成时所用建筑，布鲁肯塔尔宫是最近改造的最重要见证。它反映了关于文化遗产的心态变化，也提供了信息更新、公众定位和提高认识这些新亮点。

另一个地下室放置有石膏制品，在相邻的地方存储有其复制品 © Muzeul National Brukenthal, Sibiu, Romania

2006年，博物馆中不到25%的空间可供公众使用，超过一半的展厅都被闲置。为了使其充分发挥其功能，博物馆建筑物修复被首先提上议程。在世界建筑文物保护基金会和特兰西瓦尼亚德国撒克逊基金会的支持下，布鲁肯塔尔宫的主立面2017年修复，同年，其后方立面也在福音派教会和迈克尔·施密特基金会的帮助下修复。后来的修复工作资金来源于罗马尼亚政府和博物馆年收入。

博物馆内部的前庭在2006年之前堆有一堆废物和垃圾，2007年庭院经过整修，加入了长椅、花卉布置和适度照明，这个地方如今被用来举办海报展览、音乐会、戏剧和其他活动。在2006年对博物馆建筑中的废弃物品进行分类时，还发现有来自亚特兰蒂斯的两个瓮和其他重要石雕。尽管它们对于界定建筑物建筑上的特征尤为重要，但这两个瓮已经无法正常修复。此外，在这些废弃物中还发现有柱子的一部分和一个巴洛克式瓮。尽管这些建筑元素的起源目前仍是未知，但它们在2007年修复之后成为布鲁肯塔尔内庭装饰的一部分。

在2006年之前，布鲁肯塔尔宫从未有过花园。如今，在宫殿的花园里可以看到各种植物，例如崖柏、玉兰、玫瑰、喜马拉雅杜鹃花、黄杨属植物、绣球花等。在这个后院中的长凳、凉棚和季节性植物的装饰盆在不同的时间会按照巴洛克审美方式进行不同排列。

布鲁肯塔尔宫阁楼 © Muzeul National Brukenthal, Sibiu, Romania

除了布鲁肯塔尔宫庭院发现的废弃物外，还有来自博物馆其他建筑、地下室和阁楼的数百吨的碎片和垃圾被处理掉。布鲁肯塔尔宫的地下室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哥特式布景。这里曾经组织过一个特殊的展览项目，汇集了一系列对保护要求极高的展品，它们是墓碑、石瓮及其复制品、不完整的彩陶炉灶和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到20世纪之间的石膏铸造复制品。这些展品损坏程度严重，在经过修复之后成为哥特性叙事展览的理想对象。该展览是罗马尼亚唯一以此为主题的永久展览。

自2009年以来，在另一个地下室（之前被泪干朽真菌感染，还需细致清洁）放置有石膏制品，在相邻的地方存储其复制品。

目前对博物馆的研究正在进行，包括对布鲁肯塔尔宫阁楼的参观考察。

同样从2006年开始的是博物馆内遗产流通路线的优化，至今仍在继续。因此，在考虑到保护和安全措施的基础上，在同一个系列的展览旁边添置了新的存储空间，以避免藏品在馆外空间流通。它们是制图室和制图存储室，分别对应版画雕刻室和印刷绘画室。

制图室和制图存储室，分别对应版画雕刻室和印刷绘画室 © Muzeul National Brukenthal, Sibiu, Romania为了使馆内欧洲艺术收藏和建筑的历史及文化模式更加和谐，布鲁肯塔尔宫的一楼和二楼在三楼之间进行了复杂的*。

2006年初，罗马尼亚艺术永久展览在一楼展出，二楼展出有当代艺术临时展览和欧洲艺术永久展览。

2006年，博物馆内开设了当代艺术画廊，其展厅最初仅用于临时展览。由于当代艺术收藏品的数量在一段时间后不断增加，画廊于2014年改建为当代艺术博物馆，并将其存储空间对公众开放。这样的举措在罗马尼亚史无前例。罗马尼亚艺术品于2008年迁入蓝宫，这是一座位于布鲁肯塔尔宫左侧的历史建筑，游客可以从布鲁肯塔尔宫直接进入。在罗马尼亚艺术展览附近组建了一个新的存储室放置罗马尼亚艺术收藏。

2008年到2015年这段时间，我们采用了几种不同方法解读欧洲艺术永久展览。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学校里的艺术教育就以多个不同角度被讨论（目的为促进研究，有时展品会一直留在学校），通常会涉及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的生平或各种主题（因其更高的叙事潜力对公众更有吸引力）。考虑到艺术主题教育的优势以及现有用于修复画作的资金和其他可能，博物馆选择了将艺术教育以多个主题的方式进行。其次，展品展示方式也引起广泛讨论在以画廊方式展示（20世纪50年代后期实施的在白墙上线性展示）和整体气氛布展这两个选择中，博物馆选择了后者。因为该建筑是一座省级的巴洛克式宫殿，大多数展厅都十分狭小，以整体气氛为主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也更能引起公众对这个地方历史的兴趣。此外，博物馆还增加了颜色运用这一重要元素。虽然几乎不可能重现墙上最初的装饰画图案，但主楼层的展柜采用了明亮、强烈的色彩，用来放置男爵的矿物、古董和钱币收藏。

以上决定的历史准确性有待确定。虽然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为建立博物馆捐赠了他的宫殿和收藏，但他的个人物品、家具、装饰品以及其他使这座宫殿充满魅力的物品在18世纪他去世之后由他的亲属继承或被出售。

一楼的六个展厅保留了原有的装饰特色、壁纸、装饰画和小家具。其余展厅里的装饰性特征都被移除，只覆盖有白色的绘画。为了突出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的室内氛围，博物馆进行了现有收藏和展品修复的大量研究。然而，为了保持叙述的一致性，每个展厅的特点都很突出。

在关闭了50多年之后，两个东方艺术展厅被改造成了钱币和银器存储室（统称库房）。它们在2016年都进行了翻新，其中一间展厅在同年开始展出更适合其特色的远东艺术装饰永久展览。

其余的展厅要么是被重新定位，要么是被安全翻新。博物馆一楼永久展出的叙述和博物馆北翼男性化的叙述一致，在那里是男爵以战斗场景主题绘画装饰的生活空间，包括其卧室、办公室、秘书室以及布鲁肯塔尔家族的肖像画廊。博物馆南翼叙事偏女性化，这里包括银器室、起居室和卧室，由圣经场景的主题绘画装饰。在这两个部分之间，博物馆主楼层的几个展厅藏有来自特兰西瓦尼亚各种教派（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教堂的绘画、雕塑、礼仪纺织品和用具，其中一个展厅还展示有特兰西瓦尼亚新教教堂中罕见的安托利亚地毯。

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经在布鲁肯塔尔宫的图书馆迁入到一个独立的建筑中（特意在第二个庭院中修建），并停止对游客开放。但由于公众对宫殿原始功能的共同关注，博物馆首次安排了一个展厅来展示图书馆媒体。这个厅里展示有七十卷图书，其中一些是男爵的具有说明性功能的图书收藏、书写套装和其他配件，这对一个18世纪的图书馆来说具有跨时代意义。同时展出的还有被称作“纽伦堡鸡蛋”的怀表（一种16世纪晚期的钟表，可以挂在项链上、别在腰带上或放进钱包里）。

常设展览中还加入了“珍奇屋”收藏。这个展厅里继承了“珍奇屋”的传统，展出内容从乔治·欣茨的绘画到自然景观稀有物品，再到古物和微型复制品这样的人工制品，塞缪尔·冯·布鲁肯塔尔的收藏很好地将科学和文化价值结合在一起。

在宫殿南翼的二楼仍有翻新工程在进行。在已经翻新的北翼，有几个主题展厅，在这里，神话场景和风俗场景以18世纪静物绘画的方式展示。此外还增加有年代特有的家具和厨具以及绘画作品的一部分。

2015年至2018年，除了壁画和镶木地板之外，一楼和二楼的翻新完全由博物馆团队执行。团队包括五名协调员，分别负责修复、保护、欧洲绘画、装饰艺术概念和传播。来自历史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和药学博物馆的策展人也参与了该工程。修复、保护、展示、展词由博物馆四十人组成的团队完成。

馆内展览在2010年更新后，在布鲁肯塔尔宫的一楼和二楼展出约500件文物。目前随着翻新的继续，加上地下一层和地下室宫殿永久展览中的323件展品，展品总数达到2258件。

由于二楼的南翼还在施工，官方网站更新、新的指南和音频导览等工作仍有待完成，要预估公众反馈还为时尚早。然而，已有一些线索表明公众对布鲁肯塔尔宫旨在推动新趋势的新常设展览有好感。

在对馆内大部分区域进行翻新以及对其常设展览进行现代化改造后，布鲁肯塔尔国家博物馆于2017年举行其对公众开放二百周年纪念。作为罗马尼亚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博物馆不仅因其历史、规模和收藏品质而闻名，跟这里举办活动的数量和质量也有关。文化遗产的研究、归档、保存和修复工作的成果以及教育活动的经验分享（关于馆内几乎所有馆藏出版物的大量发行）在国内外都得到认可。这也反映在博物馆积极参与许多展览与国内外科学活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科学研究中（其中许多发表在馆刊Brukenthal. Acta Musei 以及通过博物馆网站www.brukenthalmuseum.ro免费浏览的出版物《布鲁肯特图书馆》（Bibliotheca Brukenthal）上）以及在国内外博物馆界获得的奖上。博物馆举办的活动广受公众欢迎，访客数量自2007年不断增长，博物馆成为罗马尼亚访客最多的博物馆之一。博物馆受公众欢迎程度还体现在其宣传材料和出版物销售以及新闻报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