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你觉得我们的新宪法怎么样

第二十一章
你觉得我们的新宪法怎么样

因此，应该珍视吾国人民的精神，悉心培育他们关切国事之心。不要太过苛责他们的错误，应该教导他们改正。

——托马斯·杰斐逊

法兰西债台高筑，面临极其严峻的考验。到了18世纪70年代中期，部分由于其在美国革命中的军费支出，路易十六的波旁政府陷入了长期的财政危机。再加上饥荒肆虐，财富又积累在少数人手中，民众的怒火越发不可抑制。杰斐逊对普通法国人的贫困状况深感震惊；帕茜一直都忘不了他们初到巴黎的时候，乞丐把马车团团围住的情景。

君主制和法兰西迎来了空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税赋分摊不均，征收随意。王室的奢靡开支和战争的高昂军费成为两项最沉重的负担。然而，贵族阶级和神职人员身上却负担较少，因为他们大部分是免税的，相反，平民阶级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税赋。因此，社会关系极度紧张，阶级对立持续发酵。在1786年8月给路易十六的一份备忘录中，财政大臣查尔斯–亚历山大·德·卡洛讷这样写道：“眼下的形势，增税已经没有可能，借贷只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削减开支只是杯水车薪。”在卡洛讷的敦促下，国王召开权贵会议——这是150多年来的首次——商讨改革方案。“此事当然引起了举国上下的关注。”1787年1月杰斐逊在给约翰·杰伊的信中说。不过，杰斐逊并非鲁莽之辈，他在信中提到，解决如此严重的问题需要采取灵活的对策。

杰斐逊1787年3月写信给一个朋友说：“如果他们的提议超出了国民习惯上能够承受的水平，那么就可能遭遇失败，而且这将无限期地阻碍最终目标的达成。”

权贵会议失败了，召开三级会议的呼声高涨起来——呼吁者包括拉法耶特侯爵。三级会议是贵族、神职人员和平民在中世纪设立的制度，其目的是为了辅佐君主。此前的最后一次三级会议召开于1614年。

希望进行大规模改革的脚步加快了。一位民主派人士在三级会议即将召开之时写下了下面这段话，真切地反映了时代精神：“我们谈论着要为国家制定一部新的宪法，（就好像）这是一件轻而易举、自然而然的事情。”他继续写道：“在那些日子里，狂喜的人们只看到希望，只知道庆祝，几乎不去考虑，在自由的第一根地桩打下之前，在遭到封建君主、特权教士、大行会和旧习俗反对的原则确立之前，我们还有无数的障碍需要克服。”

正当法国人民处于君主专制的水深火热之中时，美国民众却面临完全相反的问题。“我国政府的碌碌无为一天比一天更有甚之，”约翰·杰伊1786年10月给杰斐逊写信说，“国家债务累累，国库空虚，只能寄希望于人民的智慧或是激情带来变革。”

问题在于到底是依靠智慧还是依靠激情。在新英格兰，由于沉重的债务负担，一个独立战争老兵丹尼尔·谢司领导的团体发动了起义。杰伊告诉杰斐逊：“马萨诸塞眼下法纪败坏。”

1786年11月间，约翰·亚当斯写信给杰斐逊，期望消解他对谢司起义的忧虑。“对最近发生在新英格兰的动荡不必过分担忧，”亚当斯写道，“事情的起因是马萨诸塞州议会过分心急地想要摆脱债务。他们征收了一项新税，结果超出了人民能够承受的范围。不过一切问题最终都会得到解决，经过这场暴乱，政府只会变得更加强大。”

杰斐逊松了一口气，他对亚当斯说：“只要大家都理性地处理问题，那就不必担心局势会失去控制。”

当然，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英国人会利用这一时机给美国制造麻烦吗？杰伊写信给杰斐逊说，美国领土上可能有加拿大人的阴谋活动，通过“马萨诸塞的叛乱者和一些加拿大*物之间存在的某种默契”。杰伊还担心，英国人可能会利用一种“趁机捣乱的观点”：“美国大西洋沿岸各州和西部各州的利益是相悖的”，以及“后者的发展将损害前者的利益”。

杰斐逊给在美国的一位记者写了封信，希望能将自己的观点传达到国内。这时的杰斐逊已经不是1783~1784年那个毫无实权的议员了，他采取了一种更温和、更乐观的调子。毫无疑问，比起离美赴法之前，驻法这几年的经历让杰斐逊的政治观点变得更加民主。他写道：

既然我们政府的基础来自人民，那么政府的首要任务自然应该是让人民满...

在1787年1月30日星期二写给麦迪逊的一封信中，杰斐逊显示出他对政治的领悟，以及他对施政者与受政者两者性质的深刻理解。

他说，社会有三种存在形式：第一种是没有政府的社会（“就像印第安人那样”），第二种是“每个人的意愿都有公平影响力”的社会，第三种则是“强权社会，所有的君主制国家和大多数的共和国都是如此”。杰斐逊接着说，当然可以认为第一种是理想社会，但是在“任何人口众多”的国家，这样的存在形式都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他摒弃了那种人人自由、共同生活在“没有政府”的社会的伊甸园式图景。人类应该致力于建设第二种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绝大多数民众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和快乐。当然，它也有其弊端，最主要的是它容易经受动荡。但与君主制的压迫相比，这一点就算不上什么了。”

他说，自由需要耐心、宽容和坚忍。实现共和国的理想非懦弱怕事者所能为。他写信给麦迪逊道：“我倒觉得时不时地来场叛乱不是什么坏事，它之于政治世界就像风暴之于自然世界一样必不可少。”

1787年2月底，杰斐逊离开巴黎，独自一人展开了一趟游历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旅程。他写信告诉威廉·肖特：“建筑、绘画、雕塑、古迹、农业，还有穷苦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这些时刻都在我的心上。”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乡村美景和美食佳酿令他心醉神迷。“我现在身处谷物、美酒、橄榄油和阳光之地，”他的信上说，“就算天堂也不过如此吧。如果我不幸死在巴黎，请你一定要把我葬在这里，让我沐浴在阳光之下。我敢肯定，它能够让我死而复生。”他热爱古罗马统治时期的遗迹，热爱古老的石桥和高架的水渠。他还爱上了尼姆的卡利神殿，一座1世纪时建立的古罗马寺庙。这座神庙后来激发他设计了里士满的弗吉尼亚州议会大厦。1787年6月10日星期日，杰斐逊回到了巴黎。

回到巴黎的他发现，世界一片光明。在美国，制宪会议5月开始召开。他密切关注会议的进程，并对其中一项提案提出质疑。该提案规定，州立法机构通过的任何涉及国家事务的法案，联邦国会均拥有否决权。杰斐逊深知人性，也深知国会，他认为国会不过就是人性的放大而已，因此，他相信，国会将无法抑制自己对权力的滥用，并会认定一切事务都涉及国家利益。

1787年6月26日星期二，8岁的波莉·杰斐逊抵达伦敦。按照计划，波莉将托付在伦敦的阿比盖尔·亚当斯临时照管，但她不愿意和同来的船长，一个叫拉姆齐的男人分开，而拉姆齐船长也不愿意和萨莉·赫明斯分离。阿比盖尔·亚当斯在给杰斐逊的信中写道：“你原本安排照顾波莉的老乳娘病了，这次没能和她一道来。她随身带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是你身边那个仆人的妹妹。”

萨莉·赫明斯没有肖像留存于世。从有限的资料可以得知，14岁的萨莉陪着波莉·杰斐逊来到亚当斯夫妇伦敦的宅邸时，从外貌上看几乎完全是白种人，而且“非常漂亮，一头直发垂在后背”。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样貌多多少少地显露出韦尔斯家族的特征，也就是说，相貌很可能跟已故的托马斯·杰斐逊夫人，也就是她同父异母的姐姐，有一些相像之处。也可能大约14岁的萨莉发育得很好：阿比盖尔·亚当斯所猜测的她的年龄比实际要大一两岁。

此外，我们知道拉姆齐船长想要带着赫明斯在无人监护的情况下横渡大西洋回美国，不难想见，他的兴趣所在并不只是多一个谈话的对象。因此，有理由相信，萨莉·赫明斯在1787年夏到达欧洲的时候，已经出落成窈窕的少女。

亚当斯夫人立刻就发现，波莉是个童言无忌的聪慧的孩子。到了伦敦之后，她被从拉姆齐身边带走，就开始抽泣起来，大概是因为她在航程中与拉姆齐变得很亲近，而且可能很喜欢他。亚当斯夫人为了安慰她，就提起了她的姐姐帕茜。“我告诉她说，我一次都没见她姐姐哭过，”亚当斯夫人事后写信给杰斐逊：“结果她回答我说，姐姐年纪比她大，比她懂事是应该的，而且姐姐有爸爸陪在身边。”她又告诉杰斐逊：“我给她看了你的画像。她说她不认识画像上的人，她说她连你都不认识，怎么会认得画像上的人呢？”

亚当斯夫人在信中说，杰斐逊应该来伦敦接他的小女儿，最好把帕茜也一起带来，这样或许能“让她的妹妹不再排斥启程前往法国”。这一天结束的时候，阿比盖尔报告说：“小波莉……抹干了眼泪，上床睡觉了。”

一夜的休息在这个小女孩身上产生了神奇的效果。阿比盖尔写信说，到了27日星期三，她“已经完全一副随遇而安的样子……昨天的气恼、难过一扫而光。真是个好孩子”。

亚当斯夫人对萨莉倒是不知道该如何作想，她有点儿搞不懂她：“陪同（波莉）的那个女孩几乎还是个孩子。拉姆齐船长认为，她在巴黎派不上什么用场，他想把她带回美国去。当然了，这事该由你来决定。她看上去很喜欢波莉，脾气也挺好。”

1787年7月1日星期日，杰斐逊派他的法国管家阿德里安·帕蒂去接波莉和萨莉，同时向亚当斯夫人衷心地表示感谢。他宣称繁忙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三四个月以来拖下的事务都堆到一起了”——令他无法亲自前来。

得知父亲没有亲自来接自己，只是派了个人来，波莉大发脾气。她紧紧抓住阿比盖尔不肯放手，只顾着大声啼哭，“又记起了之前的种种伤心事”。阿比盖尔写信给杰斐逊说：“她今天早上跟我说，她抛下了弗吉尼亚所有的朋友，横渡大洋跑来见你，你至少应该抽空亲自接她，而不是派一个语言不通的人来。”为避免杰斐逊以为自己是在责怪他，她又加了一句：“我只是转述她的原话。”

波莉·杰斐逊和萨莉·赫明斯于1787年7月15日星期日到达巴黎。杰斐逊写信告诉阿比盖尔：“她已经完全不记得姐姐了，对我倒还是有点儿印象”——看来，她之前在伦敦对阿比盖尔·亚当斯说不记得杰斐逊的那些话，并非当真如此。

波莉平安抵达之后，杰斐逊坐下来给妻妹写信，感谢她和她的丈夫长久以来为自己年幼的女儿所做的一切。他在给伊丽莎白·埃普斯的信中这样写道：“她的读写、礼仪举止都无可挑剔，姨父、姨妈对她的悉心照顾让我们感激不尽。你们现在虽然不在她的身边，但她对你们的感情丝毫未减。请将她的这份敬爱视作对你们的微薄回报吧。”

想到费城制宪会议，杰斐逊给约翰·亚当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函：“这真是一次半神英雄的大会。”

其中一位半神英雄——詹姆斯·麦迪逊，此时却满腹忧虑，他写信给杰斐逊道：“再没有比此次大会的召开更引发普遍焦虑的了。”弗吉尼亚局势非常动荡，“在民众中……据传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情况虽然还没有糟到像马萨诸塞那样的地步，然而一场干旱导致粮食作物歉收，“征税也是造成不满的原因之一”。一些监狱、法院和政府办公室遭到了“蓄意焚烧”。

杰斐逊的其中一个担忧是，美国可能会改弦易辙，倒退回世袭权力制，甚至可能确立一位君主。他近距离接触路易十六宫廷的时间越长，这种担忧就越强烈。

这样的谣言从来没有平息过。西德尼勋爵1787年9月14日星期五从伦敦写信给多切斯特勋爵称：“这里有传言说，美国正寻求推立一位汉诺威王室成员为君主。如果他们确实提出了这样的请求，怎样处理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需要我们慎重考虑。”据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相信，与英国重新联合的“最有可能的形式”是“立在位英国国王的一个儿子为君主……签署一项家族协定”。

多切斯特于1788年发回伦敦的一份报告中说，这样的计划全都失败了。据称，汉密尔顿的计划是“建立一个君主国，将王冠戴在一位外国王子的头上……但是提议被否决了，尽管它在大会上获得了一些强有力的支持”。

在制宪会议召开的这一年，一位英国间谍——很可能是乔治·贝克威思——给在伦敦的英国外交大臣寄去密信，称美国的君主主义有萌芽之势。“眼下，从新罕布什尔到佐治亚各州，没有一位绅士不对现任政府嗤之以鼻。他们深信这样的政府低能无效，无一不盼望一个君主国的出现。”这封信接着写道：

这些人现在分为三个阵营：

第一阵营提议建立一个类似纽约州政体的联邦政府，下设一年一届的行政院、参议院和众议院。

第二阵营希望推立一位终身任职的国家元首，并设三年选举一次的两院制议会。

第三阵营意欲确立一个世袭制君主国，政府形式与英国的极为相似。

其中，第一阵营中的许多人以华盛顿将军马首是瞻，第二和第三阵营则将眼光投向汉诺威王室，希望推立国王的一个儿子为国家元首。

第三阵营的势力最为强大，当中不乏一些美国国内能人志士。……

通过其他消息来源了解到，美国国内才干卓著的人士普遍强烈地感受到，有必要建立一个君主国，他们认为当前的政府既没有效率，也不配获得尊重。不过，他们在确立何人为君主的问题上分歧巨大，有些人主张推举一个美国人，有些人主张推举一位英国或法国王室成员。

杰斐逊担忧封建君主控制美国国政，但他同时也相信，一个国家必须国力强盛，没有实力就没有自由。1787年，他看到了在尼德兰共和国发生的一场危机，认为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美国警惕。当时，尼德兰总督（得到英国支持）和爱国派（得到法国支持）之间爆发了冲突。在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的军事干预下，爱国派遭到镇压，尼德兰总督取得了胜利，而法国则未能履行自己当初对爱国派的承诺。杰斐逊在1787年11月给杰伊的信中写道：“这件事给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无论结盟的原因是出于道德、荣誉、利益还是战争，一个在任何时间、任何形势下都可以依赖的盟国是不存在的。”

在杰斐逊看来，一个国家想要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他告诉杰伊：“因此，我们只有全副武装起来，才会是安全的。”

制宪会议在费城结束的第二天，乔治·华盛顿就派人给身在巴黎的杰斐逊送去一份宪法草案的副本，本杰明·富兰克林也派人送了一份，与此同时，谈论宪法的信件雪片般涌至杰斐逊的朗雅克府。在看过草案的副本之后，约翰·亚当斯对杰斐逊说，他觉得这份草案“经过精心的考量，达到了维护邦联完整、增进各方感情、统一思想模式的目的，其成果值得赞许”。

亚当斯问杰斐逊：“你怎么看《权利法案》？难道不应该在通过宪法之前先行通过这一法案吗？”

杰斐逊秉持同样的观点。第一次读到这份草案时，他就表达了强烈的异议。“你觉得我们的新宪法怎么样？”他写信给亚当斯道，“我承认，里面的部分内容让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赞同大会提出的这一草案。”

有关总统任期的具体条款让他感到不安。“总统四年届满后可以一再连任，直至终身。”杰斐逊说，“理智和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一位最高行政长官的任期可以不受限制，那他一定会终身任职。经过一两代终身任职的行政长官后，世人便会认为这个职位是终身职位。从此往后，每一代的继任都将充满阴谋、贿赂、武力，甚至是外国干涉。”

他把自己不认同的内容之起因都归咎于英国，由于英国报界长期以来都在夸大美国局势的动荡，以致“最后全世界都相信了这些话。英国上至大臣，下至百姓都开始相信这些话，更不可思议的是，就连我们自己都信以为真”。杰斐逊继续说道：

我们的13个州已经独立了11年。这期间只（在马萨诸塞）发生过一次叛乱。也就是说，每个州每150年才会有一次叛乱。在此之前，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在150年间未曾发生过叛乱？如果不给统治者时不时地敲敲警钟，提醒他人民仍留存反抗精神，哪一个国家还能存续人民的自由？让人民拿起武器吧。方法是通过事实来纠正他们，并且宽恕、安抚他们。如果一两个世纪之内只是丧失几条人命，这又有什么要紧呢？自由之树需要不时以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浇灌，因为这对它而言是自然的养分。我们的制宪会议对发生在马萨诸塞的暴乱过于担忧了。

杰斐逊承认自己有些夸大其词：“由于眼下缺少可以转达你的具体信息，因此我任由自己的论点抒发了一番。既然我们无法提供消息，至少可以满足于逗乐解闷吧。”

1787年12月20日星期四，杰斐逊写信给麦迪逊，就宪法的具体条款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欢迎将权力分为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分支；他赞赏联邦政府确保了足够支撑良好运作自由和权力，而“无须屡屡诉诸州立法机构”；同样让他感到高兴的是，“联邦立法机构被赋予了征税的权力，仅凭这一原因，我支持设立由人民直接选举的众议院”。

杰斐逊不同意将权利宣言（或法案）排除在外，这样不能保证“宗教自由、新闻自由、自由不受常备军侵害的权利、反垄断的权利、人身保护法令的永久性和始终如一性，以及获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

他表示可以容许这些事项在未来通过修正案或召开新的会议解决。最后，他同意由批准程序决定宪法的最终命运。“毕竟，我的原则归根到底是服从大多数人的意志。”他对麦迪逊说，“如果他们批准了整部宪法草案，那么我衷心地表示赞同，并希望他们能在日后发现问题时随时修正。”

可他越想这件事，就越希望有关权利的问题能够在新政府组建之前得到解决。杰斐逊建议，前9个州批准宪法，剩余的4个州则否决它，直到将有关个人权利的宣言补充进去。

尽管如此，他最终还是决定接受宪法草案的现状。他于1788年5月写道：“确实存在一些缺陷，让我一开始无法接受。不过，完美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应该对此感到满足。”

这是一个理解杰斐逊观点的要义：他下笔力求完美，但他会发现并汲取好的事物，而不会让两者拼得鱼死网破。

杰斐逊怀着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新宪法的批准进程。他从各方获知了各州会议的投票结果，并记录下来。1788年5月，他相信宪法的通过已是定数。当月15日，他说：“总统和新的国会很可能于9月在纽约就任。”

从一开始，杰斐逊就认识到了总统职位的重要性。詹姆斯·门罗在写给杰斐逊的信中谈到，华盛顿“再度投身公职之际，他所选择的道路不仅对他本人，而且对我们大家而言都值得关注：人的本性存在缺陷，如果他放纵这些特质——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一点与人类脆弱的本性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对美国人民来说将是一场灾难”。

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维系在一个人的身上。

1788年4月，杰斐逊结束了一趟欧洲旅行回到巴黎。在一堆信件中，他一眼便认出了玛丽亚·科斯韦的笔迹，于是迫不及待拆开她的信笺，顾不上读其他信件便坐下来给她写了回信。

他说自己在旅途中梦到了她。“身在海德堡的时候，我真希望您就在我的身边……事实上，我牵着您的手游遍了整个花园。”他写道，“您一定要……再给我写封信来，信里如同我对您的情感一样饱含深情。”他给她讲了个有关鼻子和阳具之间关系的笑话，是他从劳伦斯·斯特恩的小说《项狄传》中学来的，这在当时是相当常见的调情暗示。

不过，在这趟旅途中，他的心里可能同时有了萨莉·赫明斯的影子。在杜塞尔多夫，他被荷兰画家阿德里安·范·德·韦夫1699年创作的一幅画深深吸引，画中描绘的是亚伯拉罕与年轻的女仆夏甲圆房的情景。杰斐逊形容这幅画“非常甜美。若不是他已作古五六千年，我真愿意身为亚伯拉罕”。

1788年5月，他在朗雅克府写信给一位朋友：“巴黎俨然成为政治的熔炉。整个世界都围绕着政治疯狂地运转。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孩童，他们没有任何别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