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初，沈酔在长沙文艺中学上初中，因跟高年级的同学一起闹学潮，被开除了。沈酔决定离家出走，去上海投奔姐姐、姐夫。
当时，有一艘英国怡和公司的小火轮客船从长沙直开上海。沈酔买了一张统舱船票，带了两件换洗衣服就离开了家，甚至没去向父亲辞行。
姐夫余乐醒曾去法国参加过勤工俭学；又去苏联留过学；而且北伐战争时，他任叶挺“铁团”的团教导员……，仅凭他的经历，沈酔就佩服得五体投地。
姐姐来信说，姐夫在上海也混得不孬。沈酔心想，有姐夫这样才学兼备的亲戚栽培，难道还干不出一番事业来吗？
到了上海，正如姐姐信中所说的那样，姐夫确实混的不错，漂亮的洋房，比父亲的“沈家
大屋”阔气多了。
沈酔认为这才叫本事呢！靠自己的才能挣下家业，而不是象父亲那样靠祖产、靠地租过寄生生活。
沈酔哪里知道，这时的姐夫已完全不是北伐时的姐夫了。这时的姐夫已是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长。
初到上海，姐姐、姐夫让沈酔先玩几天再给沈酔找工作。沈酔便骑上自行车到处闲逛，鳞次栉比的高楼，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奇装异服的男男女女，看得沈酔眼花缭乱。
半月后，沈酔又一次催姐夫让他介绍沈酔参加革命工作，姐夫问：“你口口声声喊要参加‘革命’，你懂得什么叫‘革命’吗？”
沈酔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说：“革命？！革命不就是象你们北伐时那样吗？”
姐夫：“你还年轻，有些问题一时也很难说清楚，以后慢慢会明白的。如果你想参加革命的话，那我就向上面反映一下，先在我这里当交通联络员吧，我这里正需要人呢。”
沈酔高兴地从沙发上蹦起来，拉着姐夫的手，说：“一言为定，你要我干什么，我干什么。”
姐夫把沈酔按回沙发上，郑重其事地说：“这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你要好好考虑一下，参加这个组织，首要一条是严守团体秘密，对任何人，包括父母、妻儿都不能泄露，否则是要受纪律处分的；要绝对服从上级命令，参加了，就不能任意退出；不能擅自结婚，要结婚也必须经团体审查，批准才行；还有，这个工作有时是要冒危险的，没有胆量可不行！给你三天时间，好好考虑考虑，想好了再找我，填份简历表，免得日后怨我这个作姐夫的没交待清楚。”
当时沈酔刚刚十八岁，正是乐于冒险的年岁，越是神秘的事情越是想去做。沈酔当时就向姐夫要了张简历表，填了。
沈酔就这样高高兴兴地踏进了军统，开始了特务生涯。
当交通联络员，初识戴老板沈酔化名叫陈沦，主要任务是给姐夫管辖的法租界、英租界、华界及沪西四个情报组及一个行动组和几十个直属通讯员递送文件，取回情报。
有一天，姐夫叫沈酔去杭州给戴老板送封信。几个月来，经常听人说到戴老板，大多数人都很怕他，沈酔也不免有些紧张。
当时，复兴社在杭州警官学校办了一个特训班，戴笠兼任特派员，他经常去那里办公。
到了警官学校，沈酔交出姐夫给戴笠的信，一个卫士把沈酔送到戴笠的办公室。
卫士向戴笠报告，毕恭毕敬地双手把信递上。
戴笠微笑着打量沈酔，边拆信边问：“你是新来的吧？”
沈酔机械地点了点头。
戴笠指了指沙发，示意沈酔坐下，匆匆地看完信，就坐到沈酔旁边，问起沈酔个人和家庭情况。
看到戴笠那么和气、亲热，沈酔便毫不拘束地把情况告诉他。当沈酔谈到自己被学校开除的事儿时，戴笠哈哈大笑起来说：“年轻人干点莽撞事没什么！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是让学校开除的。只要你在这里好好干，大有前途。”
戴笠越说越上劲，站起来双手叉腰，说：“你知道我们这个组织是当前最先进的革命团体，它进可作革命的先锋，退则保卫革命的安全，这是项很神圣的工作，你好好干，就前途无量，你很幸运呵，这么年轻就能参加到我们这个团体里来！”
戴笠足足跟沈酔谈了一个多小时，临走时，他掏出一百元钱，让沈酔在杭州玩玩，并拍着沈酔的肩膀说：“你以后常到我这里来玩吧，我儿子跟你同岁，在上海上大学，放寒假你就同他一道去南京玩。”
回到上海，沈酔把情况告诉姐夫，姐夫说：“戴老板这么喜欢你，这可真是难得呵！说不定戴老板有心要栽培你呢！”
事实果然如姐夫预料的那样，第二年，也就是1933年5月，戴笠就提拔沈酔当了上海法租界情报组组长。
情况是这样的。原法租界情报组组长徐昭俊，摸来的情报常常不实，戴笠怀疑这个脱党分子又与共产党发生了联系，命令姐夫派人把徐昭俊押送南京。
姐夫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沈酔去完成。
徐昭俊是黄埔三期毕业学生，懂军事，会打枪，而沈酔当时除送信跑腿外，什么也不懂，连枪也没摸过，怎么能把他押到南京呢？
姐夫灵机一动出了个主意：他写封信让徐昭俊拿着，说是沈酔犯了“团体”纪律，让他把沈酔押送到南京。
当时徐昭俊很高兴，一路上总是盯着沈酔，深怕沈酔跑了。
实际上，沈酔怀里也揣着一封押送徐昭俊的信，也在暗中盯着徐昭俊。
当火车开到南京车站时，南京方面早已派了认识沈酔的人在站台等候。
下车后，接站的人跟沈酔握了握手，却没人理徐昭俊，只是示意他上车。
徐昭俊忙指着沈酔向来人悄悄地说：“他是送来的犯人！”
沈酔心里觉得好笑，因为当时他没上车，怕徐昭俊借旅客多的机会逃跑，所以沈酔仍然装着什么也不知道，随同他一起钻进了汽车。
当车开到特务处秘密监狱附近的北门桥时，车停了下来，来人从沈酔手里接过信，就让沈酔下车了，因为一般的工作人员是不许走近监狱的。
徐昭俊见沈酔一下车就有点急了，冲着车里其他的人嚷道：“他是犯人，他是犯人，怎么把他放了？”
车里的人冷笑道：“没错，没错，押来的是你！”说着还把头伸出来，笑着对沈酔说：“没你的事啦，你回去吧！”
沈酔高兴地点点头，为自己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而得意，立即跑到鸡鹅巷53号（戴笠在南京的办公室）。
沈酔把押送徐昭俊的经过绘声绘色向戴笠作了汇报。
戴笠高兴地夸沈酔能干，并当即写了一个条子给沈酔姐夫，让沈酔代替徐昭俊担任法租界情报组组长。
听到这个决定，沈酔着实吓了一跳。
情报组的情况沈酔是了解的，组里组员成份很复杂，不仅年龄都比沈酔大，而且阅历都比沈酔深，有的是黄埔学生，有的出身土匪，沈酔这个初中尚未毕业的小青年怎么管得了呢?沈酔连忙摆手，说：“不行！不行！我可管不了那些人？”
戴笠见沈酔那副着急（有点可爱）的样子，反而笑了起来，说：“怕什么？他们又不吃人？多动动脑筋嘛，要想让组员信服你，首先你自己就要学会一套搞情报的方法，对组员要奖惩分明，恩威并用，特别不听话的，还有团体纪律嘛！我这是给你个锻炼的机会，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沈酔也只好硬着头皮承担了下来。
情报组工作所涉及的范围很广，除着重收集刺探共产党和进步组织的情况外，还要收集其他反蒋势力的情报和了解地方军阀往上海所派的代表人物的活动情况。
为了不负戴笠的栽培，不辱没所谓“革命先锋”的称号。沈酔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情报组长当好。沈酔一方面向组里的组员请教，另一方面冥思苦想地找刺探情报的门路。
沈酔发现上海常常发生火灾，救火员可以爬房顶，自由地进出受灾者的家里，而且上海还有所谓的“业余消防队”，一般人都可以报名参加。
于是，沈酔自己买了一套救火员的服装，自愿报名参加“业余消防队”。哪有火灾就往哪跑，不是为了去救火，而是“趁火打劫”，企图从受灾者家里寻找有用的情报。
不久，沈酔就发现自己这个办法实在太笨了，不仅很难发现什么有用的情报，而且弄不好还有被烧死的危险。
正在沈酔一筹莫展的时候，却碰到了一个意外的好机会。
一天，沈酔正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发现与同桌的一个青年说着一口地道的湖南话，一问才知道，他是湖南湘光通讯社的记者，被派到上海湖南湘光通讯社驻沪办事处工作。
沈酔突然灵机一动，跟他拉上老乡，并对他说：“我给你们当个义务通讯员怎么样？不要报酬，只需发给我一个记者证。我有了新闻线索一定发给湖南湘光通讯社。”
对方听沈酔这么一说，很痛快地就答应了。
从此，沈酔对外的公开身份就成了湖南湘光通讯社驻沪办事处的记者，化名陈仓。
有了记者这块招牌.沈酔就可以大摇大摆地挎着个照像机出入各种场合，收集情报。
渐渐地，沈酔的工作进行得顺利多了。沈酔除自由参加各种文艺团体的集会外，还可以自由地去采访某些会议代表或知名人士，从而窥察他们的思想动态。
上任第一刀初到情报组，组员们大都不把沈酔放在眼里，表面上敷衍沈酔，背地里各行其事。只有一个叫黄漫芝的内勤人员待沈酔还不错。闲来无事，他就把组里的情况告诉沈酔，有时还带沈酔出去玩。
一天，黄漫芝领沈酔去附近一家赌场闲逛。黄漫芝不象其他人那样去买筹码，而是领着沈酔直往里走。不但没有人拦阻，反而有人迎上来笑着打招呼。
赌场门面虽不大，里面可不小，除了各种方式不同的赌博场地外，还有供赌徒们吃饭、休息的地方。不进赌场是很难看到这种场面：赌台四周的人大都象饿鹰似的盯着轮盘或骰子，赢了钱的，两眼发亮，想着再赢上一倍；输了钱的，急得眼睛发绿，嗓子眼里都要伸出手来，把输掉的钱捞回来。
赢者贪婪的目光，输者绝望的神情，让沈酔觉得不舒服。看了一会，沈酔就拉着黄漫芝走了。
打那以后，沈酔再也不愿去赌场闲逛了，就寻找了一些认为比较正当的娱乐，如打网球、游泳、骑马等。
沈酔刚参加了骑射会不久，有天早上，天蒙蒙亮，沈酔就去外面跑马，骑着马在一条新开的、尚未竣工的公路上奔驰时，突然发现半山坡上一个伸出半截的棺材头的木板活动起来。沈酔向来不信鬼神，但看到棺材板一动，也不由得有些惊诧，立即下马，握着手枪走过去看个明白。
谁知，棺材头的木板推开后，从里面爬出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小伙子：手里还端着一个咖啡壶。他见了沈酔就用熟练的中国话说：“早上好！请跟沈酔一起喝杯咖啡吧！”
沈酔毫不犹豫地把马拴好，坐下跟他聊了起来。
原来他是一个白俄青年，父母死后，无钱租房子，发现这个地方很幽静，就把棺材里的尸骨拖了出来，把里面打扫干净，每天晚上睡在里面。白天有时就出去打短工，有时穿着整齐，象个阔少爷，去偷、去骗，只要能搞到钱，他什么都干。他还得意地告诉沈酔说，住在这里既不怕人偷，又不怕人抢，比住在高楼大厦里还“舒服”。
沈酔想，如果利用他收集些情报倒也不错，他们就这样认识了。沈酔总是叫他“毛子”，他也毫不在意。
不久，有几个新认识的青年约沈酔去苏州、杭州游玩，沈酔顺便邀了毛子一起去。
毛子倒很爽快，说：“只要你管饭，去哪里都行。”
同行的共五六个人，大都是西服革履，衣着整齐，只有毛子，刚刚三四月份却只穿件衬衫和短裤。
当沈酔们几个人兴致勃勃地来到苏州虎丘，登上一个约三四层楼高的山崖时；远处带状的小溪、依依的垂柳，近处盛开的鲜花、碧绿的草坪尽收眼底。突然同伴中一个大腹便便的阔少说：“这儿可真高！谁敢从这里跳下去，我送他100块钱。”
“说话算话？”毛子急不可待地问，他大概长这么大也没有过这么多钱。
“钱就在这里，你敢吗？”阔少得意地一拍衣兜。
沈酔尚未来得及制止，毛子已经“嗖”的一声跳了下去，接着就是一声惨叫。
沈酔等人跑下崖，只见毛子的一条小腿无力地耷拉在一边，骨头已露了出来。他面无人色，满头大汗。
沈酔把毛子扶起，毛子却伸出一只惨白而颤抖的手对阔少喊道：“钱！钱！拿100块钱来。”
这件事比赌场的情景更使沈酔震撼，前者拿命运作赌注，后者拿生命作赌注，这都是为了钱啊！
钱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沈酔想，一年多以前，自己负气离家出走，若没有姐夫的帮助，戴笠的提拔，是不是也会堕落到他们那种地步呢？
想起来不禁有些后怕。此时，沈酔又想起了在浦东区看到的一件事情。
一天，情报组的一个组员得到一个情报，说上海浦东区工人村共产党正在召开秘密会议。区长就决定要行动组前去搜捕，沈酔因初上任不久，对什么都感到新鲜，也就跟着一起去了。特务们赶到地下党开会地点——浦东工人区时，被一个在村口望岗的年轻工人发现了。
他转身就往村里跑，边跑边喊。一个特务一枪打在他的腿上，他摔倒了，特务们一拥而上抓住了他。
可是当特务们包围开会的地方时，与会者早都跑走了。
这个会场就是这个年轻工人的家。他家的房子又矮又小，室内只有一张破木板搭的单人床和床上那鱼网般的棉花套外，还有几把破木板凳。屋里墙角有一个只剩几粒米的小陶罐。
看样子他跟沈酔年岁相当，但是比沈酔显得粗壮。在往回解押的路上，沈酔禁不住问：“你看，你跟共产党闹了半天，结果还是穷成这样，你这是何苦呢？”
他不屑地白了沈酔一眼说：“跟你说，你也不懂，这是革命！”
“革命？”沈酔不觉心头一震，心想：姐夫和戴老板都说，我们是在干革命，这个同龄人也说他是在干革命。我们的“革命”有钱有官，冠冕堂皇；他的革命，缺吃少穿，*头坐监。
相比之下，沈酔觉得还是跟着戴老板干“革命”比较合算。
想都这儿，沈酔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儿。一个人要怎样去做才能巩固，发展自己已有的地位，平步青云呢?很快，沈酔就找到了答案。
自从毛子跳崖之事发生后，沈酔再也不愿和其他年轻人一起出去游玩了。沈酔自己买了支猎枪，到哪里去游玩都把猎枪一背，边打猎边游览，别有一番情趣。
这天，沈酔因公去浙江顺便到普陀山去游玩。当时正值香火旺季，善男善女们三五成群地到山上寺中烧香、还愿，听经师讲经。
山上苍松翠柏，林中庙宇飞檐，念经声阵阵，木鱼声梆梆，人人的表情都是那样虔诚，肃穆。
这是一个多么圣洁和幽静的地方呵！沈酔信步来到庙中，想看看香客们如何磕头作揖、顶礼膜拜。
路过讲经殿时，只见一群佛门信徒正虔诚地坐在蒲团上聆听法师讲经。
这位法师年岁并不大，约四十来岁，他身着袈裟，光头危坐，犹如一尊佛像，显得那样神圣、庄重。真怪，这法师怎么这么面熟?在哪里见过?一时想不起来，于是沈酔也加入信徒们的行列，坐下来听他讲经。
他讲得头头是道，声音悠长而悦耳，真象是从天上传下来似的。
讲罢，他说：“各位居士明天请早。”信徒们便纷纷离去。
沈酔仍坐在那里不走，眼睛直直地盯着他。
他诧异地看了沈酔一眼，忙走过来，笑眯眯地冲沈酔一合掌说：“阿弥陀佛！朋友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这下沈酔才想起来，他曾跟沈酔作过邻居。
沈酔当情报组长之后，曾住在英租界“静安别墅”一个白俄老太太办的公寓里。这所公寓，环境很幽静，里面住的都是单身的男子汉。白俄老太太做得一手很好的俄国菜，她不仅出租房子而且包饭。
在这个公寓，有一个比较神秘的中年人，衣着整齐，风度翩翩，戴着一副玳瑁眼镜，很象个学者。他和气而又沉默，从不与邻居们来往，有时在餐厅、楼道碰见了，他也只和善地笑着点点头，不说话。
连房东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沈酔出于好奇曾偷偷地跟踪过他，发现他在上海除了吃喝玩乐，和漂亮女人跳舞外就不干正经事，沈酔想他大概是海外某阔老的公子吧，否则谁又能象他那样逍遥自在呢?
沈酔望着面前这位身披袈裟已摘掉了眼镜的邻居，实在迷惑不解。他什么时候出家了呢？
他拍拍沈酔的肩，邀请说：“老弟奇怪吧？来，到我屋里坐坐，我慢慢告诉你。”
他的卧室与其他出家人一样简单、朴素。他从床铺底下拿出几听贴着素菜商标的罐头和一瓶上好的白酒请沈酔吃。
沈酔不喝酒，只夹了几筷子罐头菜。出乎沈酔意料的是这些素罐头里面大都是荤菜，他一边吃喝,一边讲起了他的身世。
他父母早亡，是南洋经商的叔叔供他上了大学，他原想发奋读书就能有所作为，所以读书很刻苦，是上海工科大学的高材生。毕业后，他因国内没有靠山，始终找不到与他专业对口的工作，他想去南洋找叔叔，可是年迈的祖母无人照顾。他苦闷极了。
闲居在家时，他看见祖母整天烧香念经，出于一时的好奇顺手翻看了一下祖母的佛经，并问祖母是否明白这书中的意思，祖母告诉他说，很多都看不明白，但寺里有时会花钱请来高明经师给讲解，所以多少懂得一些。
祖母的话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便开始潜心研究佛经。凭着他的聪明和才识，他很快就当上了经师。每年香火旺季他就到各名山古寺去讲经。
他讲着讲着渐渐激动起来，话语变得异常激奋，说：
“在如今的世道，知识才学有什么用，社会不需要你，老老实实地做人，就无立足之地。我要生活、要吃饭，我不能靠叔叔一辈子。我自己没有后台，没有钱财，要想自立就得弄虚作假或者是投人所好，或者制服别人。我没本事制服别人，只好放弃我的学业，投人所好。现在我每年讲三个月的经，就挣够我一年的花销。其他九个月我就往上海一住，袈裟一脱，西服一穿，凡人一个。”
说完他又哈哈地大笑起来，并对沈酔一举杯，说：“喝！今朝有酒今朝醉！”然后一仰脖，把一杯酒一下全倒进嘴里。
告辞后，沈酔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躺在床上辗转不宁，无法入睡。
赌徒的眼睛，毛子的断腿，浦东工人的破被，邻居的袈裟都一一呈现在沈酔的面前。
赌徒的道路太悬，毛子的道路太蠢，浦东工人的道路太险，邻居的道路呢，沈酔说不出来。
沈酔觉得他所说的投人所好和制服别人的手段倒是可以兼而用之的。沈酔自信自己有这个能力，便下决心要把这两种手段运用到沈酔的工作中去，因为沈酔不愿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无立足之地。
常言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那位法师的话虽然给了沈酔很大的启发，但要付诸行动却不是那么简单。
情报组十四个组员，个个老奸巨猾，人人嗜好各异。他们表面上对沈酔唯唯诺诺，实际上各行其事。沈酔绞尽脑汁想制服他们却又不知从哪里下手。
找了个机会，沈酔把组里的情况和自己的苦恼一一告诉戴笠，戴笠笑着安慰沈酔说：“年轻人别着急嘛，干什么都要慢慢来。对部下要根据每个人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对那些不服从命令,软硬不吃的就要抓住他的小辫子，狠狠整治一下；*一做百，这样他们就不会再不听话了。”
戴笠“言传身教”，沈酔确实长了不少“见识”。沈酔就开始整顿情报组。首先逐个地摸底调查，然后决定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办法。
沈酔发现组里大致可分为三种人：
一种是仗着自己的资历老，玩世不恭，根本就不把工作放在眼里，这种人不多，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个黄埔四期毕业的组员叫周迅予。
一种是本人有其他的正式职业，同时家里又比较有钱。这种人软硬不吃，用金钱收买吧，他并不在乎钱，因为钱他有的是，给纪律处分呢，他更不吃那一套，他可以从此不再给情报组提供情况，谁也奈何不了他。要制服这种人比较棘手，其中有个叫范广珍的组员，他的情况就很典型。
第三种人较多，他们主要看风使舵，别人好好干，他们也不敢怠慢，别人吊儿郎当，他们也乐得偷懒，反正是“法不治众”嘛。
于是，沈酔决定先拿周迅予“开刀”。
周迅予是四川人，三十多岁，个子不高，原来是四川军阀派在上海的联络人，言行举止不象个政客，也不象个军人。他每天借搜集情报为名，进赌场，逛妓院，搞投机生意，向组里汇报工作时，就胡编瞎造，并接受四川军阀给他的特别费。
为了掌握他的情况，沈酔经常到他家去串门。他常常不在家，他老婆罗华是个没什么文化的家庭妇女。丈夫不在家时，她总是向沈酔诉苦，说她丈夫不给她钱，不管家，一天到晚在外面玩。
沈酔装得很关心她的样子说：“这可真难为你啦！你整天操劳家务，他要是常不给你钱，你可怎么过呀？”
这女人听了感动地说：“组长呵，没想到你年纪轻轻，说话这样通情理。你可要好好帮帮他呀！别让他在外面学坏啦！”
沈酔忙接过话头说：“这好办，只要你把他每天干些什么，和什么人接触的情况告诉我，我就好想办法帮助他。这样吧，我每月从你丈夫的奖金里扣下四十元钱给你过日子，你不要告诉他。”
他老婆听了这话，真是千恩万谢，答应一定把她丈夫的情况如实告诉沈酔。
几个月后，沈酔把周迅予不务正业，玩忽职守，与四川军阀派到上海的人往来等情况，完全掌握了。就向上级写了一份报告，要求给予周迅予纪律处分。
这时沈酔姐夫已调到杭州警官学校去当教务主任去了。新来的区长吴迺宪很快把上级的批示交给沈酔，让沈酔把周迅予押到南京总部去。
于是，沈酔又采用了第一次姐夫教沈酔的方法。
沈酔假装对周迅予说：“总部让你、我去南京办事，马上就出发。”
他老婆和他毫不怀疑，出门时，他还对他妻子说：“我到南京去给你捎两只板鸭回来。”就高高兴兴地跟沈酔走了。
到了南京，周迅予就被总部关了起来。他老婆知道内情后，悔恨莫及，跑到沈酔家大吵大闹。
为了躲开她的纠缠，沈酔悄悄地搬了家。
这事发生后，组里一部分组员都不敢象以前一样敷衍了。
可是，那个范广珍仍然是我行我素，不肯买沈酔的账。他的公开职业是法租界的华探目，他父亲又是一个帮会头子，所以他很骄横。对于这种人用金钱利诱或纪律处分都行不通。
怎么办呢？虽然他一个人不服从沈酔并无伤大雅，但是沈酔心里总是不舒服。后来，沈酔才了解到，他这个人很爱虚荣。他之所以参加法租界情报组，也无非是想多个头衔，并没有把这工作当成一回事。
针对他的虚荣心，沈酔向戴笠要求发给他一枚“甲种光华”奖章，说是表彰他协助工作有功。
范广珍对此非常高兴，把奖章高高地挂在他家客厅的正面墙上，来了客人，他就要炫耀一番。打那以后，他对沈酔交给的任务总是尽力完成，从不推卸，不过沈酔还是不能放心，又通过他的关系和500元的活动费，介绍一个黄埔六期毕业的特务阮兆辉去法租界巡捕房当华探，表面上协助他工作，实际上是通过他的关系去搞情报活动。
在整顿小组的过程中，沈酔尝到了耍手腕的甜头，开始进一步分析了解周围所有的人。
沈酔逐渐意识到，上海特区区长其实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真正主宰沈酔命运的只有戴笠。他的一句话，可以使人平步青云，也可以把人送进监狱。
沈酔下决心绝对忠实戴笠，尽力地干好工作，讨他喜欢。不久，戴笠又派沈酔去他掌握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兼当督察员。
当时，上海真茹、暨南大学的学生运动闹得最凶。戴笠指示说：“一定要严密注视学生的活动，防患于未然。中国的许多大事件，多数都是学生闹起来的。”
那时，沈酔早已把自己少年时曾在学校里闹学潮之事忘得一干二净；一心只想多干事情，以讨戴笠的欢心。
上海的大学大都集中在郊外江湾、真茹等地区，所以沈酔每星期都要骑摩托到那里，收集情报，了解学生活动情况。
有一次，复旦大学的右派学生告诉沈酔说，当晚几个大学的进步学生要在江湾校外的庄稼地里秘密开会，可能是共产觉组织的。
得到这一情报，沈酔请示了上海特区，并由侦察大队派两个组去搜捕。
这天夜里很黑，当沈酔领人来到指定开会的地点附近时，就让两个组的人分别从两边包抄，先不要行动，沈酔自己带两人从正面走过。
当时沈酔装成学生样子穿一身白西装，假装碰巧从这里经过，沈酔想只要那里有动静，行动组就可以立即扑上去，免得黑咕隆咚地乱搜反而暴露目标，让开会的人跑了。
不曾想行动组的人还未撒开，就听见“呼”的一声枪响，沈酔觉得好象有人在左胁处猛击了一拳似的，连忙低头一看，左胁下的白西装上已经染上了血。
沈酔当时并不觉得疼，就把衣服提起来用手一摸，原来是一枚小手枪的子弹，正好卡在两条肋骨中间，顺手就把它拔了出来。
这下，血就顺着内衣一直流了下来，沈酔忙靠在旁边的一个电线杆子上，嘴里喊：“追上去，追上去！”
结果，两个组的人追了半天也只抓到了那个开枪的青年。
那青年见沈酔被打伤了，满脸怒容地说：“我不知道打中了，要是知道打中了，我就再开几枪打死你。”
这个青年后来被押送南京去了。按规定，一般是抓到重要的政治犯后尽快往南京一送就了事。
沈酔挨了一枪后，住了两个星期的医院就好了。
沈酔一出院，就发现情报组有一个叫胡继业的组员经常不露面，沈酔到他原来的住处一打听，才知道他已经搬到千爱里附近的日本人居住区去了，还不断地给日本人提供情报。
对这种情况，沈酔不知如何处理才好。正赶上戴笠的儿子戴藏宜借了沈酔三百元公款，快到发饷时他也不还给沈酔。
沈酔很着急，告诉了区长。区长训了沈酔一顿，说：“谁让你借给他？发不出薪水你想办法！”
沈酔一生气就跑到南京去找戴笠。那时，沈酔到底是年轻，见了戴笠开口就要债。
沈酔：“你还我三百元钱，藏宜借了我的钱不还我，我又找不到他，明天就发薪水，我拿什么给组员呀？我只好问你要。”
戴笠开始被沈酔说得一楞，听完后，他反而笑了，说：“对，对！对组员不能失信。他借钱不还，当然应该来找我，以后可不准再借钱给他。”
说完，戴笠就给沈酔开了张三百元钱的支票。
为这事，后来过年的时候，戴笠把沈酔叫去陪他吃饭，当着沈酔的面，用鸡毛掸子把戴藏宜打了一顿，骂他没出息，让他向沈酔学习。
那天，戴笠替儿子还完债后，就开始问起情报组的情况，沈酔连忙把胡继业的事汇报，建议把胡继业开除。
戴笠摇头说：“不行！留着这种人是个祸害，必须干掉。”
沈酔：“那你派行动组的人去干吧！”
戴笠：“不！这次你亲自干。”
沈酔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尽管沈酔很想取悦戴笠，很想尽力去完成任何工作。但是让沈酔去*人，沈酔是没想到的，也不愿去干这种事。
沈酔脱口而出：“不！我干不了，你还是让别人去干吧！”
戴笠：“不！我就让你去，这是命令。”
戴笠声音不高，但这句话如雷贯耳，震得沈酔目瞪口呆，顿时满头大汗。
戴笠见沈酔那副惊恐的样子，就缓和一下语气说：“怕什么？青年人慢慢锻炼嘛！胡继业把情
报交给日本人，这种做法就是汉奸行为，把他干掉就是为国除奸，为民除害。你懂吗？”
沈酔：“懂，只是我什么也不会，怎么能干掉他呢？”
戴笠：“这好办，我写个条，你去找技术股和行动股，他们会教给你个好办法的。”
沈酔无法推脱了，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临走，戴笠又写了一个条子“发陈沦特别费贰百元”。
沈酔当时心里一怔，这二百元就是等于是*人的赏钱，接到这条子，手都有点抖了。
沈酔怀着紧张的心情离开戴笠，到特务处行动股去。
戴笠在电话里早已通知了他们，有人接过条子后，就递过来一根又薄又尖的竹刀，沈酔伸手去抓时却被那人一下给拦了回来。
“这是有毒的竹刀，快极了，刀尖上有剧毒，只要碰破一点皮这人就别想活！”说着他又小心翼翼地掐着刀柄，把刀装进一个牛皮套里交给沈酔。
沈酔又拿条子去领了二百元的特别费。
回上海的路上，沈酔的心情忐忑不安，口袋里的竹刀和二百元钱仿佛有千斤重。
沈酔胆子虽大，但要沈酔亲自去*一个人，这太不可思议了。
火车轰隆隆地向前飞驰，沈酔望着车窗外匆匆掠过的房屋、树木发呆。心里反复地问自己，难道我将变成刽子手吗？这样做对得起母亲吗？沈酔苦恼极了。
沈酔明白，戴笠是想借此来考验沈酔对他的忠实，如果这次不按他的意思办，势必不能再取得他的信任。可是人命关天呀，怎么能凭戴笠一句话就去*人呢?
母亲临走前不是一再叮嘱沈酔：“你在外面不管干什么，都应记住：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
算了，不干这工作了！沈酔越想越不安，愤愤地站起身来，走进列车的厕所，从衣服口袋里掏出用纸包着的二百元钱和竹刀，想把它们一起扔进茅坑，然后远走高飞。
然而，手举起来了，可怎么也扔不出去。这沉甸甸的一包银元扔掉了多可惜！沈酔每个月的薪水、办公费等加起来也只是二百多元，这竹刀和二百元一扔，等于扔掉了一切：金钱、地位、前程。赌徒的眼睛，毛子的断腿，浦东工人的破被套，邻居的袈裟又一一在沈酔眼前浮动。
沈酔举起的手又慢慢地放了下来。不能扔，扔了怎么办呢？现在连大学高材生都找不到适合的工作，我一个初中未毕业的青年离开了戴笠的提拔，又到哪里去找这种一个月二百多元钱的差使呢？
沈酔心烦意乱地回到家中，打开房门一眼就看见了母亲的照片。母亲的照片镶在桌上的镜框里，沈酔觉得她那慈祥的目光突然变得异常的严肃，仿佛盯着沈酔说：“孩子，你要干什么？”
沈酔不由自主地扑到桌边，跪在母亲的像前喃喃地说：“妈，我怎么办？我不干怎么办？”
沈酔伏在桌上几乎要哭出声来。
沈酔翻来覆去地想，干，还是不干？总下不了决心。沈酔开始失眠了，连着两夜没睡着觉，白天昏昏沉沉吃不下饭。第三天，沈酔实在受不了啦，跑到药铺买了两片安眠药吃了下去。睡一夜，脑子总算清醒一些。沈酔想起戴笠的话“这是为国除奸，为民除害嘛”，良心总算找到了一个“避难所”，决心下定了，心情也平静下来。
沈酔再次跪在母亲的像前说：“妈，原谅我吧，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呀。”
头几次，沈酔去胡继业家，他妻子在身边。他神色惊慌，总说他有病，现在不能出去工作。沈酔表面上安慰他，让他好好养病，心里想着怎么下手。
有一次，他妻子送沈酔们出门，沈酔故意说：“老胡有病，可真难为你了，里里外外都要你操劳。”
他妻子忙说：“可不是，我一会儿不在身边都不行，有时我早上出去买菜，回来晚了，他都要发脾气的。”
沈酔这才知道，他妻子早上不在家。
一天早上，沈酔带两人一起躲在他家马路斜对面的人行道树后，见他妻子提着菜篮子走出大门，沈酔让其他两人在外看着，自己悄悄跑上楼去。
门是带上的，没有上锁，沈酔轻轻推门进去，胡继业还没起床，他听见门响慌忙坐起来，一见沈酔，当时吓得脸色发白，结结巴巴地说：“组长，我，我没干什么，我真的是有病，腰疼！”
沈酔的心里也嘣嘣乱跳，强作镇静地笑着说：“你别动，我学过医术，会按摩。”说着，掀开被子，按他指的地方给他按摩了几下，沈酔边按摩边想，再不下手就晚了。
沈酔索性心一横，从腰里拔出竹刀就扎了下去，没有见扎在哪，只听“啊”的一声惨叫。沈酔扭头就往外逃。
沈酔也不知自己是怎么下的楼，到了街头，沈酔对两个人说了句：“你们在这里看着。”就跑回家去了。
进了家门，沈酔连忙用肥皂把右手洗了又洗，实际上右手根本没沾上血污，但沈酔总觉得上面不干净，好象这只手不属于自己的一样。
后来，那两个看守在胡继业家的组员跑回来告诉沈酔，胡的妻子买菜回去后，很快就从楼上大哭大叫地向楼下跑，可能是去叫巡捕来，他们就赶快溜回来了。
当时沈酔正在用早餐，刚把餐刀挑一点黄油抹在面包上，一听到这情况估计胡已被沈酔*死了，右手拿着的西餐刀一下就掉进了牛奶麦片的盆子里。
沈酔一语不发，轻轻地把左手拿的面包放下，跑回房内仰面倒在床上，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究竟是恐惧?是得意？还是后悔？沈酔自己都弄不清楚，只是两眼发呆地看着房间中央悬着的一盏电灯，躺了多少时间沈酔也记不清，最后才慢慢地坐了起来，对着母亲的照片，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声：“妈，我*人了！”
好久好久，沈酔脑子里还仿佛听到胡继业的惨叫，听见敲门声，就以为有人来抓沈酔了。沈酔害怕得不敢在家里呆着，拿了两件衣服就跑到了南京。提心吊胆地过了半个月，只有一家小报上登出胡继业被*的消息，其他方面都没有任何反应。
戴笠一个劲地夸沈酔干得漂亮，有出息，又发给沈酔一笔奖金。
渐渐地，沈酔悬着的心定下来了，胆子也大多了，沈酔想，原来*一个人竟这么简单，这么轻而易举。自己仿佛也觉得这是干了一件抗日爱国的事，就更加心安理得。
1934年底，为了跟中统争夺势力，戴笠特意挑选沈酔去兼任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少校行动组组长，这以后，沈酔对戴笠就更忠实了。
沈酔认为自己能21岁当上少校行动组长兼法租界情报组长，那完全是戴笠的栽培。于是就决心永远忠于他。
有一次杜月笙托人告诉沈酔，要沈酔加入他所组织的“恒社”，对此，沈酔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沈酔觉得那样就太对不起戴笠了。
不久，杜月笙为了拉拢沈酔，又送给沈酔一部很漂亮的小汽车。
沈酔很喜欢那辆车，但想起戴笠曾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沈酔觉得自己只应该为戴笠效犬马之劳，不应该再为他人服务。
于是，沈酔断然退回了汽车。
戴笠知道这事后，对沈酔大加赞赏，他特意把沈酔叫到南京一起吃饭，说：“做得对！我的人如果都成了杜先生的学生，那我还依靠谁呢?你要永远保持这样就好！”
沈酔对人忠诚，工作能力强，能抗得住诱惑，这三条，一般人同时具有的，凤毛麟角！
各位看官，您以为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