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2001年8月9日，33岁的法裔摩洛哥人哈比卜·扎卡里亚斯·穆萨维在位于明尼苏达州的伊根泛美国际飞行学校注册入学。[1]这所学校提供驾驶商用飞机的全套培训，而且教学中配备有高仿真模拟器。
起初，穆萨维看起来和其他学员没什么两样——他看起来经济条件不错，跟人交流时温和友好，充满好奇，一心想要学会驾驶大型喷气式飞机。然而开学才两天，他就引起了带教老师的怀疑，因为他付学费的方式与众不同：8300美元的学费，他用百元现钞支付了大部分。[2]更怪异的是，他对驾驶舱门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兴趣，并且不停地询问纽约市内及周边的航线状况。
工作人员疑心陡增，在穆萨维入学两天后，该校决定向明尼苏达州的联邦调查局举报他。于是穆萨维被批捕，联邦调查局对他展开审讯，并申请搜查他的公寓，但最终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就在“9·11事件”发生的几周前，一名涉嫌违规移民的男子在事件发生地的某个飞行学校入学。我们今天回头来看这件事，不难发现其中疑点重重。
“9·11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月里，美国国内针对情报机构的不作为展开了轮番调查。雇佣数十万情报人员、预算高达上千亿的组织，为何会破解不了这个阴谋？调查结果纷纷指出，这是一次不可原谅的失误。
这当中，中央情报局（以下简称“中情局”）无疑受到了最为严厉的抨击，毕竟它的本职工作就是协调各家情报机构应对威胁，特别是来自境外的威胁。推算起来，“9·11事件”策划于1998年底或1999年初，各情报机构有29个月的破案时间，但机会全部被错过了。这起事件被哥伦比亚大学索尔兹曼战争与和平研究所所长理查德·贝茨称为“发生在美国本土的第二起珍珠港事件”。著名情报专家米洛·琼斯和菲利普·西尔伯扎恩则直言这是“中情局史上最大败笔”。
在众多事实和线索面前，这些专家的话引起了广泛共鸣。实际上，“基地”组织早在1993年就打破了对自*式爆炸的禁忌，并且他们的每次活动背后都有奥萨马·本·拉登的身影。
算起来，到事件发生时，出现拿飞机充当武器的想法已有近10年时间。1994年，一个阿尔及利亚组织在阿尔及尔劫持了一架飞机，目的据悉就是在埃菲尔铁塔上空炸毁它。[3]当年年末，作家汤姆·克兰西写了一部惊悚小说，讲述的是一架波音747飞机撞入南加州大学阿皮托大楼。这部小说一经推出，就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第一。1995年，马尼拉警方详细报告了一起自*式袭击计划，该计划的意图就是让一架飞机撞向中情局总部。
1997年，本·拉登的助理艾曼·扎瓦希里严格遵照首领的旨意，在埃及策划了一场*害游客的行动。
1998年8月7日，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同时发生爆炸事件，造成224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
2001年6月，就在穆萨维入读航空学校的几周前，一位来自亚利桑那州、名叫肯尼思·威廉姆斯的联邦调查局分析师曾给同事们发出一封电子邮件，其中写道：“我写这封信是为了提醒联邦调查局和纽约市政府，本·拉登有可能组织各方力量，派遣学生进入民航大学和学院。”他建议调查局总部对国内所有飞行学校进行备案，走访运营商，并编制一份所有申请培训签证的阿拉伯国家或地区学生的名单。这份建议被称为“凤凰备忘录”，它本应发挥极大作用，可惜当时没有被采纳。
在这么多证据面前，情报机构的不作为遭到了各方严厉的抨击。参议院联合委员会得出结论：“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情报机构手上明明有线索，却没能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把这些相关的点连接起来。”
对此中情局驳斥说，这种评估方法尽管可以理解，但在事发后大谈破解恐怖分子的阴谋当然简单得很。他们还援引心理学家巴鲁克·菲舍霍夫和露丝·贝思调研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就在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这一历史性事件发生前，两位心理学家曾邀请各方人士评估这次出访会有怎样的结果：会不会促成中美永久建交？尼克松会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外交之旅吗？
众人皆知，这次访问硕果累累，但我们要关注的是那些受访者在事后如何“...
回到“9·11事件”，或许这个阴谋在事后显得昭然若揭，但在事件发生之前真的那么明显吗？这难道不是另一个版本的“潜移默化的自我断定”？中情局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难辞其咎？[5]
实际上，全球很多地方都有恐怖组织，监控设备每一刻都在捕捉网络对话，但大部分不过是日常聊天中玩笑式的威胁。情报机构可以对每一个可能性立案，但资源怎么够用？到最后很可能都是虚惊一场，很难有什么实际进展。就像一位反恐负责人所言，他们的工作是被要求在一片红旗的海洋里给红旗分类。[6]
对于中情局和他们的辩护者来说，“9·11事件”不能归结于情报的收集和分析不力，而是因为情势过于复杂。争论从未停歇：一方坚称情报机构错过了极其明显的警告，另一方则认为中情局已经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毕竟人人都知道提前发现这类阴谋有多难。
但也有少数人提出，双方的论断有可能都是错误的。
II
自成立以来，中情局在招聘人员时就力求万里挑一。候选的情报分析师不仅要经历严苛的背景调查、测谎、财务和信用审查，还要接受一系列心理和医疗检查。所以说，中情局雇的人一定是出类拔萃的。
“候选人要经过两项类似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的测验：一是考查智力，二是考查心理状况。”一位中情局资深人士透露说，“这轮测试后，成绩不是遥遥领先的人都会被淘汰掉。我申请那年，入选比例大概是20000人里录取1人。中情局说自己是在万里挑一，这一点都不夸张。”[7]
不难发现，被录取的佼佼者们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们都是白种人、男性、盎格鲁－撒克逊人、美国新教徒。这其实是招聘中很常见的“同质趋向”现象：人们总是倾向于雇用那些外表和思维方式都接近于自己的人。这很容易理解，人们总是希望身边的人面对外在事物时，与自己有相似的看法、见解和信仰。一句话，人以群分。在对中情局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米洛·琼斯和菲利普·西尔伯扎恩这么写道：“1947年至2001年间，中情局的身份文化首次表现出一个持续性的特征，那就是（相对于美国和全球而言）他们的人员在种族、性别和阶层上高度同质化。”[8]下面是一位总督察在雇佣问题上的重要发现：
1964年，国家情报评估局（中情局的一个分支）中没有黑人、犹太人或女性员工，并且只有少数天主教徒。
据披露，1967年中情局大概有12000名非文职雇员，其中非洲裔美国人只有不到20人。据一名前中情局办案官员和招聘人员说，该局在20世纪60年代没有雇用过非裔美国人、拉丁美洲人或其他少数族裔，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80年代……直到1975年，情报委员会还公开禁止雇佣同性恋者。[9]
1979年6月，中情局因没有提拔一名女性职员而遭到起诉，一年后双方庭外和解。不久后，该局再次被一名有24年工作经验的职员起诉，原因也是性别歧视，最终该案以41万美元的赔偿结束。1982年，在一起类似起因的集体诉讼案中，中情局又赔付了100万美元。然而，中情局并没有因此大幅改变人事政策。“没有什么真正改变过。”一位分析师说。[10]
一位内部人士谈及他20世纪80年代在中情局的经历时这么写道：“秘密行动处招来的新职员，看起来和招募他们的人十分相似——白种人，大部分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中上层阶级，文科大学毕业生……很少有非白种人，很少有女性，少数族裔也很少，就连近几代亲属里有欧洲血统的人都很少。换个角度，从人员结构的多样性方面看，还比不上当初创建中情局的那批人。”[11]
1999年，在一场题为“美国情报与冷战结束”的会议上，35位演讲者中有34位是白人男性，唯一的例外是一名白人女性，她的任务是介绍晚宴上的一位发言人。[12]共计300人出席该会议，其中非白种人不到5人。
至于有权决定任务优先级的中情局官员一般会有怎样的文化背景，目前还没有公开的数字可供查询。但米洛·琼斯和菲利普·西尔伯扎恩指出：“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同质化状况，很容易推断他们当中很少会有人熟悉中东文化。”[13]这个说法也得到了一名前中情局官员的证实。
冷战结束后，人员结构的多样性遭到进一步挤压。获得过普利策奖的记者蒂姆·韦纳在《灰烬的遗产》一书中援引中情局局长罗伯特·盖茨的话说：“中情局越来越不愿意雇用有点不同的人、古怪的人、穿西装打领带不好看的人，以及沙盒游戏玩不好的人。我们用于考核候选人的各种测试，包括心理测试和其他测试，事实上会将一些拥有独特能力的人排除在外。”
一位前作战官员说，20世纪90年代，中情局的文化就一直保持着“白如米饭”的状态：在“9·11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月里，有一篇题为《国际情报与反情报杂志》的文章说：“从一开始，情报界配备的人员就都是白人男性，且都是新教徒精英。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属于当权阶层，还因为精英们把自己看作美国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守护者，并且有能力确保它们的推行。”
一些政府官员也意识到了中情局的同质化问题，并且提出了异议。他们担心中情局的人员构成代表不了要保护的社会群体，并且认为如果纳入更多女性和少数民族，那么将能鼓励更多人站出来提供情报。他们希望有一支更加包罗万象的队伍。
然而中情局的内部人士似乎总握着一个黄金标准不放：选用人员向来以能力为先，任何对这一优先级的削弱都会威胁到国家安全。就像你选人参加短跑接力，就要选跑得最快的人，即使他们的肤色和性别都一样，那又如何？你使用的选拔标准如果不是基于速度，而是其他方面，就会破坏队伍的整体表现。在国家安全面前，中情局决不容许将政治正确性置于安全之上。
必须在人才的优秀程度与人员结构的多样性之间进行某种权衡，这种观点其实由来已久。在美国，这也构成了安东尼·斯卡利亚大法官呈递给最高法院的一个重要论点的思想根基。斯卡利亚法官认为，要么直接承认更看重多样性，要么就是“彻头彻尾地糊弄人”。一个工人、学生或者其他性质的团体，如果是在择优选取的宗旨之下自然而然形成了某种多样性，那是一回事；但如果有意识地将多样性置于择优选取的标准之上，则只会与初衷背道而驰。
如果是参加一场接力赛，那样做会导致输掉比赛。如果是开一家公司，那就更糟了，可能会危及公司的生存。试想，无论员工的组成是多样性还是单一化，一家*公司还怎么供养员工。要说国家安全，那更是将本应保护好的国民置于危险境地。到了这个地步，所谓合乎道德伦理的行动方案又从何谈起？正如一位前中情局分析师告诉我的那样：“我们坚持认为不能妥协，那种‘扩大人员构成’的论调，不管究竟会导致什么都不可取。如果它导致组织竞争力下降，那就更是无稽之谈。这不是固执己见，这是爱国。”
到了2016年，安全专家的论调依然未变。前中情局分析师弗雷德里克·弗莱（特朗普上任后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在《国家评论》杂志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抨击了旨在提高中情局人员多样性的举措：“保卫国家免受威胁，这需要的是真正的精兵强将。要确保他们能在充满挑战的安保和法律环境中执行情报行动和撰写分析报告……中情局的责任过于重大，不可以被社会工程学的那些思潮影响。”
担心反间谍活动，也是中情局不愿意招募少数族裔的原因之一，只不过这个因素不太被提及。通常，只要呼吁改善中情局的人员构成，都会被以破坏人才的卓越性为由制止。中情局要的就是高精尖人才！国防安全不容小觑，决不允许将人员多样性置于能力之上！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言：“政治正确性永远不应高于国家安全。”
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非此即彼的两分法，实则是错误且危险的。
III
本书讲述的多样性，是指如何把不同想法的人聚集在一起发挥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这听上去是一个奇怪的目标。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正确、精准地思考，而不是把独树一帜作为目标。只有当自己掌握真理而大多数人都错了的时候，个人的不同想法才有意义；如果别人是正确的，那一个人的所谓“独特想法”只会把他带入歧途。相信这套逻辑人人都会认可。
还有一个常识性的观点也来自前文提到的斯卡利亚大法官：从多样性的角度去招募员工，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工作业绩。雇人的标准就应该是聪慧、有知识或者高效，如果不符合这些条件，那你为什么要招募此人，难道仅仅因为他与众不同？
在后文中我会向你解释，为什么上述两种直觉性观点都是错误的——至少在最迫切、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上是错的。如果你一心想要解决的问题关乎重大，比如气候变化、消除贫困、治疗疾病，或者设计新产品等，那么你就需要和有着不同想法的人一起合作，而不仅仅是找那些想法正确的人。这就要求我们退后一步，学会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工作业绩。
这样想来，我们关于“如何成功”的传统思考方式都带上了一些讽刺的意味。如果你去看科学或者通俗文学，会发现它们的关注点都是个体，探讨的基本上都是我们该如何提升自己或者身边同事的知识储备或洞察力。一些很棒的畅销书：比如安德斯·爱立信和罗伯特·普尔的《刻意练习：如何从新手到大师》、加里·克莱恩的《如何作出正确决策》，还有卡罗尔·德韦克的《终生成长》，也都是从不同角度着眼于个人能力如何慢慢获得提升。
另有一些优秀的书籍也遵循这样的思路，但方式略有不同。这些书的观点是：即便我们渐渐掌握了一些专业知识，也容易受到偏见和古怪思潮的影响，从而降低做出明智判断的能力。比如丹尼尔·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丹·阿里里的《可预见的非理性》和理查德·泰勒的《“错误”的行为》，主要讲的就是通过理解及防范这些偏见来提升工作业绩。
但是，过分聚焦于个体就有可能忽视我们常说的整体视角。我可以举一个蚁群研究的例子来说清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一个经验不太丰富的昆虫学家，很可能采用观察个体蚂蚁的方法来理解整个蚁群的状况。毕竟，小蚂蚁们作为个体也有着各式各样的行为，比如收集树叶、列队前进等，它们是忙碌的生物，令人着迷。
然而这个昆虫学家很有可能花上一年，甚至一辈子研究每一只小蚂蚁，却仍然对蚁群一无所知。这是为什么？因为蚂蚁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并不在于局部（即个体），而是当它们形成一个整体的时候。了解蚁群的唯一方法不是拉近镜头放大个体，而是把镜头放远。只需改变一步，你就可以发现整个蚁群是一个连贯的有机体，它甚至能解决很多非常复杂的问题——譬如建造结构复杂的家园，或者寻找食物等。蚁群是一个应急响应系统，它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这本书会告诉你，人类群体也不乏类似的有趣现象。如今，几乎所有最具挑战性的工作都是团队完成的，原因很简单：问题太过复杂，一人难挑大梁。在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中，由单一作者撰写的论文都在逐年减少。在科学和工程领域，90%的论文都是团队撰写的。在医学研究中，合著论文的数量与单独撰写的比例大概为3∶1。
在商业领域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趋势。由凯洛格管理学院的心理学家布莱恩·乌兹带领的一个研究小组，曾对美国自1975年以来颁发的200多万项专利进行研究，他们发现在36个分类中都是团队合作的成果居多，无一例外。金融市场也是如此。25年前，绝大多数股票基金都归个人管理，现在则多由团队管理。布莱恩·乌兹总结道：“人类创造力最显著的趋势是从个人到团队的转变，与单枪匹马相比，团队共创的情况越来越多。”
这就是为什么整体视角很重要。我们不应该继续从个体的角度去考察工作表现，而是要从群体的视角去看待问题。当你有了这种更全面的视角，就会发现我们称之为“集体智慧”的东西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群体的多样性。
当然，多样性分很多种。比如，性别、种族、年龄和宗教的差异有时被归类为人口多样性（或身份多样性）。这本书关注的不是人口多样性，而是认知多样性，也就是视角、见解、经验和思维方式的差异。这些概念之间经常（但并不总是）有重叠，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人，往往以不同的方式思考问题。我们将在后文中详细地分析这种关系。
认知多样性在几百年前并不那么重要，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往往是线性、单一的。一个能准确预测月球位置的物理学家不需要不同的意见来帮助他完成工作，因为他已经很专业了，任何其他意见都可能是错误的。我们通常认为，换一种思维方式可能会导致注意力的分散，但是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并非如此，持有不同观点的群体拥有巨大优势，而且往往是决定性的优势。
在这本书里，一门新科学的轮廓将会出现，这门科学将带你到达一些不寻常的目的地：珠穆朗玛峰的死亡地带，我们人类诞生之初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空军的基地，研究节食与健康的实验室……你将看到一些成功的故事，并剥开它们的层层细节，探究成功背后的隐藏逻辑。当然，你也会看到失败的案例，往往看清问题出在哪里之后，才能得到最生动的参照指引，从而找到正确的出路。
读完本书，你将获得一个看待成功过程的全新视角，这不仅对企业和政府有着深远意义，对我们个人也很有裨益。能够有效驾驭认知多样性的力量，这不仅是一个关键的竞争优势，也是获得革新与成长的必然选择。你甚至会信心满怀地说：我们正在迈入多元化的时代。
但首先，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思维实验，通过它们来理解认知多样性的含义及其重要性。之后，我们会回到“9·11事件”的发生过程，进一步探究这起现代史上最具典型意义的情报失利案。往往，真实的案例才最能说明问题。
IV
2001年，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的两位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和高彦正田挑出两组实验对象：一组是日本人，另一组是美国人。他们观看了同一段水下场景的视频。当被要求描述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时，美国人大多谈到了鱼，他们似乎特别能记住事物的细节。“我看到三条大鱼向左边游去，它们有白色的肚子，还有粉红色的圆点。”日本人则更多地谈论水底的环境而不讲里面的具体事物。“我看到了像是溪流的东西，水是绿色的，底部有岩石、贝壳和植物……对了，还有三条鱼向左边游去。”[14]
两组人所陈述的景象不同，正好印证了他们不同的文化背景：美国人更讲究个性化，关注的是具体事物；日本人相互依赖性更强，看重整体环境。
在下一阶段的实验中，实验对象会在录像中看到新的水下场景，有些东西是他们之前见过的，有些没有见过。当原来的东西被放置到新的水下场景时，日本人就很难再把这些事物辨认出来，可能是因为环境改变，他们的注意力被分散了。但美国人的表现恰恰相反，他们完全无视周遭环境的变化。
对于研究人员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非常惊讶的结果。几十年来，心理学的一个中心原则是：人类都以基本相似的方式理解世界，正所谓“真理是普遍的”。尼斯贝特曾说过：“我始终认为人类思想的本质都是相似的……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底层认知过程。毛利牧民也好，狩猎者也好，互联网创业者也好，他们都使用同样的思维工具进行感知、记忆和因果分析等活动。”
但水下实验表明，即使是我们与世界最直接的互动——仅仅是一次观察世界的行为——也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存在着系统性差异。尼斯贝特的这篇研究论文至今已被引用数千次，并催生了一个颇受关注的研究项目。退一步来看，我们可以说美国人和日本人所使用的参照框架不同。当然，即使是同一个文化群体肯定也存在个体差异，但是平均来看，美国人的参照框架更趋于个性化，日本人则趋于环境依赖。每一种框架都有各自侧重的信息重点，都会挑出它所认为的水下场景的重要特征。而每一种框架也都包含盲点，它们看到的都不是事物的全貌。
现在，假设你可以把两者合并成一个团队，看看会发生什么。我们知道，在分开的时候，他们各自只看到了事物的部分面貌，忽略了一些特征。但是如果合并在一起，他们就可以把各自看到的东西汇总起来陈述了。通过合并两个局部性的参照框架，一个整体全貌就会显现出来。现在，我们对水下场景的真实面貌就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这个实验也在首次尝试着去推翻之前提到的那种直觉性“常识”。你应该记得斯卡利亚大法官说过，一个组织要么直接承认更看重多样性，要么就是“彻头彻尾地糊弄人”，这意味着多样性和卓越性之间必定有一个取舍。当然，对于一些线性任务，比如接力跑比赛，这种逻辑确实有道理。
然而水下场景的实验反映出，换一种情况上述逻辑可能就站不住脚了。如果两个人的观点都不完整，那么将他们的观点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形成更多元、更全面的洞察，而不是适得其反。可以这么说，就算两个人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或者都忽略了什么，但他们是在两个不同方向上各自犯错的，这意味着如果把他们融合在一起，拼起来的画面也许会更加丰富和准确。
下面让我们来试着解决一个问题——我称之为“洞察之谜”。这可以让你用一种不同的思路去理解前文说过的逻辑。这个问题如下：
假设你是一名医生，正在治疗一位胃部患有恶性肿瘤的病人。目前对病人做手术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不能除去肿瘤，病人就会死亡。有一种激光射线，如果以足够高的强度击中肿瘤部位，就能消灭肿瘤。不幸的是，在这种强度下，射线在触及肿瘤之前必须要经过的健康组织也会被破坏。可是如果强度较低，射线虽然不会伤害组织，但也不会对肿瘤产生实质威力。那么，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既用射线破坏肿瘤，又不伤害健康组织呢？[15]
如果你觉得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这很正常。超过75%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死局，病人肯定没救了。但现在，请你读一下这则看似无关的故事：
在一个乡镇的中心坐落着一座堡垒，周围被农场和村庄环绕，有好几条乡间道路通向这座堡垒。有一支叛军誓要攻下这座要塞，但得知每条通往要塞的道路底下都埋藏着地雷。地雷的设置是这样的：如果只是一小群人，可以安全通过，但是一支大部队就会引爆它们。于是，将军把他的军队分成好几个小队，把每个小队派到各条道路的路口待命。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将军发出信号，每一队人都沿不同道路按序前进，最终全军在同一时间到达要塞。就这样，将军的攻占计划取得成功。[16]
现在再看看医生的难题，你想到解决办法了吗？调研显示，超过70%的人在读了这则关于攻占堡垒的故事后就找到了拯救病人的方法——在患者周围设置多支射线枪，用每支枪发出10%的辐射，这样就能在不损害健康组织的情况下击毁肿瘤。有趣的是，人们在听了攻占堡垒的例子之后，就能联想出一个解决方案，可之前怎么都想不到。
当然，这是一个人为设想的案例，不过它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加进不同视角的确可以帮助解决疑难问题。比如在这个案例中，有军事背景的人就有可能帮到肿瘤专家。诸如此类的案例不是要强调谁正确、谁错误，而是为了证明通过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可以激发出新的见解，找到新的类比，想出之前难以想出的解决方案。
此外，这个案例也从另一个角度推翻了人们的一些固有认知。在面对一个棘手的医疗问题时，人们通常想到的是多找一些医生来会诊，毕竟医生拥有最丰富的医学知识。但是，如果这些专家拥有的是同质化的学术背景和培训经历（也可以理解为相似的参照框架），他们很可能会存有相同的盲点。很多时候，你其实需要借用一个局外人的眼光，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问题。
解决复杂问题通常需要多维度的视角，因此需要各种不同观点的注入。美国管理学家菲利普·泰特洛克这样说过：“视角越是多样化，人们就越能在更宽广的范围内找到解决方案。”诀窍就在于，要找到有不同视角且能有效解决眼前问题的人。
V
在继续解析“9·11事件”之前，我先简单介绍另一个研究领域——感知盲点，这也是本书的一个核心概念。感知盲点指的是一种当局者迷的状态——每个人都能通过某种参照框架来感知和理解世界，但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参照框架本身。感知盲点的存在说明：我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能从异见者身上学到不少东西。
感知盲点是2005年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在美国肯扬学院的演讲主题，那场演讲被《时代》杂志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毕业演讲之一。演讲从一个鱼缸开始，说有两条小鱼在水里游着，突然碰到一条从对面游来的老鱼向他们点头问好：“早啊，小伙子们，水里怎样？”小鱼继续往前游了一会儿，其中一条终于忍不住了，他望着另一条问道：“水是个什么玩意？”
华莱士的观点是：我们的思维模式常常会形成某种惯性，以至于我们很难注意到自己对现实的感知已经被过滤了一层。其实在生活中的大多数领域，人们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方式都各不相同，并且能够互相启发。但问题在于很多人都意识不到这一点，就像英国喜剧演员约翰·克莱斯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那些看不到自己理论体系的人，处境就危险了。”
记者雷尼·埃多·洛奇举过很多关于感知盲点的例子，有一个就发生在她自己身上。她有段时间手头很紧，没有钱全程坐火车去上班，所以不得不骑自行车走一段路。正是这段经历让她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
在平日通勤的火车站上下楼梯时，我发现了一件让人很不舒服的事：我乘坐的大部分日常公共交通工具的站台上都没有无障碍设施，没有坡道，没有电梯。对于推童车的父母、使用轮椅的人，或者需要搬运大件东西（比如一个架子）的人来说，要想顺利坐上车几乎是不可能的。要不是我自己需要搬自行车，我永远也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从未注意到，无障碍设施的缺乏正影响着这么多普通市民。[17]
这段经历让她对世界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她以前不知道这种情况的存在，也根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一扇新的窗户在她面前打开，让她发现了一个盲点，也认识到自己的视角一定存在更多盲点。当然，我讲这个例子并不是想说所有通勤车站都应该配备某些设施，而是希望用它来反映这样一个问题：只有对成本和效益有了充分的认识，我们才能进行有意义的成本效益分析。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先看到事物的全貌，然后才能理解它们。这有赖于人们拥有不同的认知视角，并通过互相帮助来看清各自的盲点。
即使想要跨出自己的参照框架，也是很难做到的，我可以用“婚礼礼物清单悖论”来直观地解释其原因。婚礼前，夫妇们常会发出一份他们希望收到的礼物清单。但很有趣的是，参加婚礼的客人很少会依照清单来购买礼物，他们大多喜欢亲自挑选一份独特的礼品以表心意。
究竟哪种礼物更受欢迎呢？2011年，哈佛大学的弗朗西斯卡·吉诺和斯坦福大学的弗兰克·弗林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招募了90名参与者，将他们均分成两组，一组人是送礼者，另一组人是收礼者。随后，收礼者被要求去浏览亚马逊网站并列出一份礼物清单，每件礼物的标价要在10美元到30美元之间，送礼者则需要从这份清单中选择礼物，或者自己另外挑选一份独特的礼物。
实验结果很有说服力。送礼者认为收礼者一定会喜欢自己另外挑选的礼物，甚至满怀感激，因为这些礼物中包含着个人的心思，足够独特。但是他们错了，事实上收礼者更喜欢自己清单上的礼品。
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发现，赠送婚礼礼物时也有同样的情况发生：送礼者喜欢选一些自己觉得独具匠心的礼物，而收礼的夫妇则更喜欢自己婚礼清单上的东西。
这就是因为感知盲点的存在。送礼者很难跨出自己的参照框架，显然他们自己喜欢某份礼物，所以才会去挑选它，他们想象的是自己收到这份礼物时的喜悦。而另一边，收礼者因为口味偏好不太一样，所以无法对这种喜悦感同身受，否则他们一开始就会把这些礼物放在清单上了。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人口多样性（人种、性别、年龄、阶层等方面的差异）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增加群体智慧。如果团队成员的个人经历比较多样化，那么这个团队对人类同伴的认识就会更全面、更细致。不同的参照框架能够被连接起来，这让他们的视角更广，盲点更少。美国经济学家查德·斯巴伯教授发现，在法律、健康和金融服务领域，人种多样性增加一个标准差，生产率就能提升25%。[18]麦肯锡对德国和英国公司的分析发现：高管团队的性别和人种多样性排在前四分之一的公司，其股本回报率要比排在后四分之一的公司高出66%之多[19]；对于美国公司，这个数字是100%。
当然，同一人种的人经历也各有不同，民族与民族之间有差异，民族内部的人与人之间也存在着差异。但这不会改变刚才提到的观点：将具有不同经历的人聚集在一起，可以拓宽和加深对外部事物的理解，尤其当你想理解的是人本身。这也解释了另外一个发现：同质群体不仅容易表现不佳，而且连如何表现不佳都可以推测出来。当你被相似的人包围时，你们彼此拥有相似的感知盲点，甚至还可能互相强化这些盲点。这一现象有时被称为“互为镜像”：周围的人对现实的感知和你一样，他们把这种感知投射给你，你又像镜子一样返还给他们，结果你们相互强化了一些不完整或者完全错误的判断。要知道，确定性与准确性成反比。
举个例子，哥伦比亚商学院教授凯瑟琳·菲利普斯曾带头开展过这样一项研究：研究者安排了多个小组去解开一系列谋*案之谜，各小组收到大量复杂的材料，包括不在场证明、证人证词、嫌疑人名单等。其中一半案件由四个好朋友组成的小组负责调查，另一半的案件则是由三个朋友加一个陌生人的组合来调查。所谓陌生人也就是一个局外人，一个与其他人所处社会环境不同、有着不同感知视角的人。根据我们在前文中的分析可以猜到，有局外人的小组无疑会表现得更好，实际上也确实好得多，他们在75%的案件中都找到了谜底，相比之下，同质化小组的正确率只有54%，还有几位单独找答案的个人，正确率仅为44%。
两种团队执行任务的过程迥然不同。多元化的一组人发现集体讨论时很难在认知层面达成共识，因为观点的差异很大，所以很容易发生争论和分歧。他们通常能够得出正确答案，但一直无法完全确定。不过，正是因为对案件进行了全面和坦率的探讨，他们才真正触及了案件复杂的本质。
同质化的团队则正好相反。他们觉得讨论的过程非常愉快，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互相认同。实际上，他们只是在照搬别人的观点而已。尽管最终的判断很可能是错误的，但他们对自己的答案却深信不疑。没人指出他们的视觉盲点，他们自己也无从感知这种盲点的存在。既然接触不到其他观点，他们对自己的观点就越发肯定。这也反映出了同质化群体存在的严重风险：他们很可能是在过度自信与严重误判之下做出了决策。
VI
1996年8月23日，奥萨马·本·拉登在阿富汗托拉博拉的一个山洞里向美国宣战。录像画面里是一个胡子及胸的男人，他衣着简单，外面罩着一件战服。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后来发生的事件，回过头来再听他的宣战声明，无疑会感到惊悚。但当时，来自美国头部情报机构的一位内部人士这样描述中情局对这段视频的看法：“他们不相信这个胡子拉碴、蹲在篝火旁的高个子男人会构成什么威胁。”[20]
当时，相当一部分的中情局工作人员都认为本·拉登看起来很原始，对像美国这样的科技巨头来说构不成什么威胁。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是克林顿总统任期内的一位高级官员，他表达出疑惑：“一个住在山洞里的人，他的情报能力怎么会超过全球顶尖的信息大国？”[21]另一位熟悉中情局的专家称：“由于这家伙住在一个山洞里，中情局无论如何也找不出理由投入资源去深入调查他和他的‘基地’组织。”[22]
其实，本·拉登之所以穿着极为简朴的衣服，举手投足在西方人眼里也显得很原始，是因为他正代表着“先知”，这些表现在某些人看来极其神圣，极大地强化了本·拉登的威望和影响力。
正如劳伦斯·赖特在普利策奖获奖著作《塔影蜃楼》中所说的那样，本·拉登精心策划了整个行动，他的“形象”是有特殊含义的形象，而且可以迷惑不懂的人。
至于洞穴，它有着更为深层的象征意义。穆罕默德从麦加成功脱身后，就是在一个山洞里避难。他所在的洞穴被一系列神圣的阻隔物包围起来——一棵原地生长出来、遮住入口的相思树，一些神奇的蜘蛛网和鸽子蛋，追兵因此认为洞穴里空无一人。
所以山洞本身就带着光环，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本·拉登把自己幻化成“先知”，这个山洞就是他做对外宣传时的有利背景。正如一位学者和情报专家所说：“本·拉登所做的是战略性部署。”劳伦斯·赖特则说：“这是本·拉登天才般的公关技巧的产物。”
本·拉登传达的信息铿锵有力、效果显著，但只有拥有内部视角的人才读得懂，很多人都受到了强烈触动。他的追随者迅速扩展到2万人之多，他们在1996年至2000年间接受了集中培训，且大部分人都受过大学教育（工程学居多），很多人可以说五六国语言，后来成为“基地”组织炭疽研究人员之一的雅兹德·苏法就拥有萨克拉门托加州州立大学的化学和实验科学学位。
危险信号已经呈井喷状态，但中情局的内部考量却认为这算不上什么大事。中情局配备有最聪明、最优秀的人员，这些人的职责就是分析威胁，并就威胁的轻重缓急进行排序。然而，“基地”组织的名字排得非常靠后，这倒不是因为情报人员没有尽力做好分析，而是他们无法将看到的事实关联起来。
米洛·琼斯和菲利普·西尔伯扎恩在《构建卡桑德拉》一文中写道：“有经验的情报工作者由于文化差异的关系低估了威胁。”一位学者和情报专家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中情局无法察觉危险，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认知黑洞。”琼斯和西尔伯扎恩还提出：“本·拉登喜欢用诗歌发表声明，这也是导致分析人士被误导的原因之一。”例如在2000年美国海军“科尔号”驱逐舰遇袭后，他就吟唱了几句诗：
裹挟着狂妄、傲慢和虚妄的力量，乘风向前，
她缓慢驶向灭亡。一艘小艇正等着她乘风而来。
在亚丁，年轻人站起来，奔赴带来毁灭的战争。
最终，强权也将惧怕毁灭者。
对于出身中产阶层的分析师而言，这看上去十分怪异，甚至近乎奇幻。本·拉登为什么要用诗歌来发号施令？这与“生活在山洞里的原始人”的最初印象完全匹配。然而诗歌在这里有一种特殊的含义，甚至是神圣的。中情局在研究这些问题时使用的参照框架是扭曲的。就像琼斯和西尔伯扎恩所说：“在中情局总部的认知里，这些诗歌远离现实，更像是宇宙里的事物。”
中情局始终没有发现危险已经迫在眉睫。我们要探究的问题：不仅仅是中情局在2001年秋季没能将线索串联起来并最终看破阴谋，更是整个情报体系的结构性溃败。集体协作的目的是扩大和加深理解，但中情局的人员构成过于同质化，以至于创造出了一个巨大的集体盲点。
2000年7月，穆罕默德·阿塔和马尔万·谢赫希从欧洲飞抵佛罗里达，入学哈夫曼航空飞行训练学校，开始进行训练。与此同时，齐亚德·贾拉开始了他在佛罗里达飞行训练中心的学习，他被学校的老师赞誉为“完美学员”。哈尼·汉约也在亚利桑那州接受着高级模拟机培训。“终局”即将到来。
怎么会有人发动一场永远也赢不了的战争？这对那些西方中产阶层的分析师而言简直匪夷所思。
1998年，一份提交给总统的每日简报中就提到过本·拉登劫持飞机的打算，但没有讨论自*式袭击的可能性。其实所有的点都已经呈现在画面上了，但还需要一个多元化的团队将它们连接成一幅“阴谋”地图。
时至2001年夏天，袭击计划已酝酿成熟，19名劫机者都已抵达美国境内。
与此同时，中情局高级官员保罗·皮勒（白人，中年，毕业于常春藤盟校）却一再低估发生重大恐袭的可能。“有人提出，应该重新定义现阶段下的反恐任务，需要准备应对所谓‘灾难性’‘大规模’或者‘空前可怕’的恐怖主义行动，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他说，“事实上，目前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或者大部分反恐支出的类项，都与这几个标签没什么关系。”[23]
事发之后中情局曾自辩称：尽管一些讯息和备忘录多多少少暗示了潜在的危机，但当时的确做不出能得到这一观点的合理分析。深究来看，中情局不是在研究细节的时候出了纰漏，而是在全局观方面存在问题。正如一位情报专家所说：“这倒不是某几份情报报告，或者具体政策上的问题；这是在认知层面，对一起历史事件的深层次误判。”
米洛·琼斯和菲利普·西尔伯扎恩推测，本·拉登“很可能”已经知道美国情报系统存在“黑洞”。因为9月9日，也就是袭击发生前48小时，他竟“有胆量打电话给在叙利亚的母亲，并一五一十告知‘两天后，你将听到一个大新闻，之后我会和你断联一段时间’”。然而情报机构用于调查“基地”组织的资源非常有限，他们虽然拦截了这通电话，但从拦截到解释分析竟用了72小时之久。等到他们真正开始研究这段电话录音的内容时已为时过晚。
9月11日上午5时，穆罕默德·阿塔在波特兰机场的旅馆起床。他剃了胡子，收拾好东西，与室友阿卜杜勒阿齐兹·奥马利一起下楼去前台退房。早上5时33分，他们把房间钥匙交还给前台，坐上一辆蓝色的日系轿车。几分钟后，他们开始办理飞往波士顿的美国航空公司5930次航班的登机手续，之后转乘美国航空公司11次航班飞往洛杉矶。[24]
几乎在同一时间，瓦利德和怀尔·谢里从波士顿郊区牛顿镇的帕克酒店432房间退房，前往洛根国际机场与穆罕默德·阿塔会合。艾哈迈德和哈姆扎·阿尔·加姆迪带着两张联合航空175次航班的头等舱机票出发前往机场。其他劫机者也都开始行动。
没有一名劫机者被安保人员拦下，因为机场方面根本没有接到任何威胁警报。劫机者甚至被允许携带长达4英寸①的刀具进入机舱，因为情报人员根本想不到，正是靠着这些刀具，劫机者就把喷气式客机变成了致命的炸弹。
前两架飞机是在早上8时左右起飞的。8时15分，波士顿空中交通管制中心的空管员发现异常：美国航空公司11次航班偏离航道，经由马萨诸塞州伍斯特上空向左飞去，而它本应该转向南边。8时22分，飞机的应答器停止发出信号。6分钟后，飞机陡然倾斜，仿佛要一头冲向哈德逊河谷。8时43分，飞机以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掠过乔治·华盛顿大桥。
很快，它就如同一枚子弹般穿入了双子塔的北塔。
VII
那些抨击美国情报体系的人说得一点没错，“9·11事件”完全可以避免。只不过，他们把问题归因于中情局工作不力，没能发现如此明显的警告。而事实上，就像声援中情局的人反复强调的那样，那些批评者本身也陷入了一种“潜移默化的自我断定”。中情局看不到的信号，这些批评者很可能也看不到，因为他们的组织构成同样不够多元化。
中情局因不够多元化而造成了感知盲点，这只是我们分析出来的原因之一，但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人员构成的同质化在很大程度上击垮了世界上最高尖端的情报机构。这一分析也带来了全新洞见，那就是换一个人员构成更加多元化的情报组织，它对于“基地”组织能造成的威胁，甚至对全世界方方面面的其他危险都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我们不难想象，融合不同的参照框架，使用不同的视角组合，将能创造出一个更全面、更细致、更强有力的“综合体”。
中情局中有相当高比例的工作人员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他们几乎从没经历过经济困难，没有被人疏远过，没见识过极端主义，没有目睹过某些早期迹象最终演变成激进行为的全过程，也没有过其他可以真正为情报工作提供重要见解的类似经历。可以说，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要是摆在一支多元化的团队当中，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组合成一个群体的时候确实存在缺陷，因为他们的参照框架高度重叠。这绝对不是在批评作为白人、新教徒的美国男性，我认为，正是由于被安排在一个缺乏多样性的团队里，才导致这些人的才华遭到埋没。
最直击要害的一段证词来自中情局内部。前副局长卡门·梅迪娜是当初为数不多的进入中情局高层的女性之一，她在总部工作的32年里，一直呼吁改善人员结构，提高多样性，但大多徒劳无功。在2017年的一次专访中，她做了一段十分精彩的陈词，可以说直击这起美国历史上最大情报失利案的腑脏：
中情局尚未实现自己的多元化目标。如果美国国防安全机构中几乎所有人的世界观都趋于一致，那么我们从何处入手，去理解我们的对手及预判他们的行为？所以，我认为情报界必须要理解、吸收更多不同的观点和视角。
她接着说道：“如果慎重考虑去纳入不同的想法、相左的观点和不同的经验背景，那么你对世界的理解就会更全面，也更准确。”
或许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即使中情局嗅到了危险信号，并准备对基地组织实施渗透行动，他们也很难达成目标。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特工团队也同样缺乏多样性。
情报专家米洛·琼斯指出，中情局里几乎没几个分析师能够听说读写汉语、韩语、印地语、乌尔都语、波斯语或阿拉伯语，而讲这些语言的人占到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根据学者艾米·泽加特的说法，2001年毕业的秘密特工班中，只有20%的人能流利地讲出非罗马语系的语言。直到1998年，中情局里还没有一个办案官员能说普什图语（阿富汗的主要语言之一）。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数十年里，美国政府苦心开发出不少专门针对突然袭击的检测及预警方法，但与其说这些方法不奏效，倒不如说根本没有被真正启用过。[25]可以这么说，全世界人力成本最高昂的情报机构从来就没有脱离它的起点。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讲述“9·11事件”的电视剧还指出了另一个罪魁祸首：情报机构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导致它们不能进行有效的信息互通。事实上也确实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存在，比如2001年5月，在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一次激烈会晤中，前者拒绝透露有关哈立德·穆罕默德·阿卜杜拉·米赫达尔的信息，而此人恰恰就是后来77次航班的5名劫机者之一。一些人指出，当初要是中情局愿意透露自己知道的信息，联邦调查局就能意识到基地组织的特工已经到达美国境内。
诸如此类的原因不容忽视，[26]但将它们简单归为“9·11事件”情报失利的问题根源也有失偏颇。实际上，最深层的原因非常微妙，不那么好发现。不过数十年来，很多人都曾指出多样性这个问题，卡门·梅迪娜本人也曾在2017年的讲话中指出：“（缺乏多样性这个问题）极具讽刺意味。因为最应该有能力以高效方式处理不同观点的组织就是情报组织。”
这或许也是中情局的最大悲剧。米洛·琼斯指出，中情局的整个历史都在重复“9·11事件”的轨迹。我与琼斯在伦敦会面时他说到，每一次这样的失利都可以直接且无可辩驳地归因到情报机构存在感知盲点这一事实。在这场激烈的长期辩论战中，无论是支持还是抨击情报机构的阵营，都忽视了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批评者认为事后看来威胁显而易见，这没错。支持者称中情局已经雇佣了顶尖人才，这样的威胁本就很难发现，这也无可厚非。
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位情报分析师都不应该成为这起事件的“替罪羊”。他们没有懈怠，没有在工作时睡大觉，也没有玩忽职守，通常用来形容表现不佳的负面词汇不应该用来形容他们。他们也不缺洞察力、爱国主义精神和职业道德。事实上，没有一个情报分析员缺少任何东西。只有当他们汇聚成一个组织的时候，缺失的那一块才会显现出来。
中情局的问题就在于：个人感知到位，但集体失明。也正是在这个悖论的交叉点上，我们看到了团队多样性的必要性。
①编者注：1英寸约等于2.54厘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