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文进｜陈巨来篆刻艺术概论

少年陈巨来

斝，音甲，是青铜礼器中一种酒器，陈巨来先生生而以此为名，便与金石古物相关联，宜其一生醉心金石，亦异数哉。郑逸梅先生《篆刻巨擘陈巨来》一文中提及：“巨来原名斝，因名其室为斝斋，又榜更生藤斋，取义是庭中植有紫藤二株，突遭虫厄枯萎而死，过了五年，忽抽芽重茁，吴湖帆、谢稚柳各绘一扇，作为纪念。”然而通常所知的陈巨来斋名是“塙斋”，塙字音确，是确切的意思。以斝斋闻名者，当推袁克文，是他得了汉永始玉斝而取此斋名，藉以表示古缘之厚。

塙斋

巨来为陈先生之字，后以字行，又号鬯石，别署安持之外，又有牟道人、石鹤居士等。他的祖籍，更具体而言，应是浙江省嘉兴府平湖县乍浦镇。他的生辰，据陈甸《乍浦东陈族谱稿》所载，应是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乙巳阴历三月十九日酉时。

牟道人

由《乍浦东陈族谱稿》可知，陈巨来是迁浙平湖乍浦陈氏第十三世裔，其族一世始祖在明嘉靖年间，由南应天府（今江苏南京）上元县大井村迁来，初以行医闻。第九世祖名朝伟，字焕文，号兰圃，清太学生。曾祖、祖父、父亲都曾入仕，或候补，或有实缺，但皆非科举正途出身，疑或出自保举或纳赀。其家又以经营木材而日丰，遂成平湖大族。

曾祖父陈佩琏（一八〇五—一八五六），字景清，号云溪。清太学生，候选知府，加三品衔，赏戴蓝翎，晋二品，以捐赠受旌，锡帑建“乐善好施”牌坊。

祖父陈钺（一八三一—一九〇四），字少溪，号敦五。曾署理沭阳县知县，补受震泽县、南汇县知县，均未到任，诰封资政大夫。

陈巨来之父陈鸿周（一八六七—一九四八），字渭渔，后改演周。清同知衔，福建候补知县，又以直隶州知州加知府衔，曾委署惠安、漳浦等县，辞未到任。陈渭渔之所以能入仕为官，是曾北上遍访显宦父执，其时经太平军兵燹之祸，家道渐衰，陈渭渔赖同乡大僚钱应溥援引，所以能候补福建省内知县等职，但多未补上实缺，真正任职的是在福建提学使姚文倬帐下佐幕时，做过提学使署科长。陈巨来是其父在福建做官时所生，所以据说通晓闽语。

陈渭渔生七子一女：长子斝（巨来）；次子隽，早夭；三子夷同（字旸若）；四子统照；五子学敬、六子皎，皆夭折；七子延，又名上咸（字左高，以字行）；长女襄。

陈巨来三弟夷同（一九一〇—一九四〇），原名树坚，字旸若，亦善篆刻，陈巨来印风工整妍秀，旸若则朴茂而饶天趣。巨来先生辑《安持精舍印冣》，即附録有陈旸若篆刻四十余枚，惜早逝，陈巨来恸而尝集陈后山句为题遗作云：“险絶天与力，成家托弟昆。捐世不待老，一变归九原。”又云：“缘有三年尽，功收一日长。更堪悲手足，未许细商量。”

七弟陈上咸（一九二四—二〇一一），字左高，一名延，字次阮，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国立复旦大学文学学士。曾先后任职于大同中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等单位，是研究中国日记史的专家。“在大同中学执教时，与吴子建的父亲同在语文教研组。”（《陈茗屋眼中的吴子建》）

陈巨来先生的外家即清末一代词宗况周颐（一八五九—一九二六）。一九二四年，陈先生与况氏女维琚（字绵初）订婚，时年二十岁。先生《安持人物琐忆·吴昌硕轶事》云：“余于二十岁（甲子）与况氏订婚后，即由先外舅蕙风先生率领时诣缶庐进谒，其时渠已八十一岁矣。”

陈巨来与夫人况绵初

陈巨来先生修习篆刻，启蒙老师是陶惕若。关于师从的时间，陈左高《文苑人物丛谈》云：“（陈巨来）从家庭教师陶惕若秀才学古文及篆刻，时在一九二〇年。”当时陈先生十六岁。按：一九一一年辛亥，先生随父迁居上海，赁屋于成都北路善乐坊八号，陶惕若馆于陈家始自一九一八年戊午，因此至先生随陶师习篆，也应在上海。陶惕若原名善干，浙江嘉兴人，其叔祖即前清官至督抚的陶模，陶氏在嘉兴也是名门望族。陶惕若能绘事，善山水兼及草虫小品，又能治印，从浙派，后又曾馆于南浔嘉业堂刘翰怡家。对这位启蒙老师，陈巨来的评价是：“初，余曾学刻于秀水陶惕若（善干）师，惜毫无所得，在家闭门造车。”（《安持人物琐忆》）

巨来先生真正在篆刻上步入康庄大道，应是在拜了名家赵叔孺先生之后。赵叔孺岳丈是闽人林寿图，以是赵完婚于闽，并纳赀分发在福建为同知，当时陈巨来之父也正好在福建候补知州，所以当时两家结了世交之谊。辛亥鼎革，又同寓居沪上。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赵叔孺先生轶事》：“在十七岁时（一九二一年），偶得吴缶老所刻‘癖于斯’一章仿之（仿时未知为吴也），适先生（即赵叔孺）至舍拜年，余未下楼见之。先君以余所临褚河南《孟法师碑》字、所瞎刻几个印样示之，求为指正，内‘癖于斯’在焉。先生一见即判定云：‘世兄的字，太差了；这刻的印，大有道理，将来必成名家的。’”这是赵陈师徒之初会，虽未谋面，已得指教，陈巨来所谓“不料，这聊聊二句话，竟似判决书，断定了余之终身”。而陈巨来首度面谒赵叔孺，则在一九二一年秋，“是年秋，在钮姓长者宴会中余始初见先生同座，即自报姓名，求先生训教。先生即喻曰：刻印章法第一，要篆得好，刀法在其次也……余闻之后，得此启发，窍门乃得进了，于是遂每星期日必诣其府中请益矣。时商务之影印《十钟山房印举》正出版，余购得后，先生命专心研摹，自有心得，比我教你，要好得多云云。自此之后，余乃得窥门径，艺日有所进矣。”

陈巨来与启功、罗福颐合影

正式执弟子礼拜在赵叔孺二弩精舍门下，当在一九二四年，时陈巨来二十岁。他自己的回忆如下：“故余于甲子元旦（是日立春，俗名岁朝春）清晨，由先君率余正式及门侍函丈也。其时余尚学其篆法刻印，先生谓余曰：“你最好专学汉印，不必学我，学我即使像极了，我总压在你头上……”自后余即以专仿汉印为事。”

赵叔孺先生于篆刻，诚为近世之大宗师，论者以其与吴昌硕、黄士陵、王福厂、齐白石，并称“近代篆刻五大门派”。赵叔孺治印之渊雅合度，恍若画中工笔，与吴昌硕之酣畅写意，正可谓旗鼓相当，可相映成趣的。“他刻印早年从浙派入手，中年以后以邓石如、赵之谦为宗，上追秦汉。在他的作品中，刻古小玺和宋元圆朱文，都秀挺绰约，有独到处。”（《玺印源流》）而“宋元圆朱文”之矩度，“秀挺绰约”之韵致，都是影响陈巨来一生治印至深的法门要旨。沙孟海先生《沙邨印话》云：“若安吉吴氏之雄浑，则太阳也；吾乡赵氏时棡之肃穆，则太阴也。”陈巨来《安持精舍印话》则云：迩来印人能臻化境者，当推安吉吴昌硕丈及先师赵时棡先生，可谓一时瑜亮。

陈巨来在龙华公园

在具体评价乃师篆刻之成就时，陈巨来曾说：“（先生）刻印初宗赵次闲，四十以后始一以撝叔为法矣。自来不论书画篆刻，苟专事摹仿某一大家之派，而无自己面目者，总难成名，而先生以学撝叔卒能继吴缶翁之后，为印人首领者，盖其原因有三：一、撝叔所作，变化多端，面目至多，先生亦无所不能，且其所作仿六国币、汉封泥，以视撝叔更为挺而且稳。二、撝叔于汉凿印至少仿作，先生于汉官印最擅长，汉六面印中白笺、启事诸作，偶一仿之，一刀既下，从不修润，神采奕奕也。三、先生之作，得一秀字，与撝叔之浑不同，故得能成此大名耳。”此虽陈巨来誉师之辞，但以此标准反观陈氏印风，亦庶几近之。赵叔孺的篆刻，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可以说是直承汪关之遗风，其最擅处自推元朱文及朱白文小玺莫属。“他的圆朱文，端严大方，基本上用元、明以来细朱旧法，偶然也参以邓石如、赵之谦的新体。用笔光整劲挺，精到之作，往往突过前人。”（沙孟海《印学史》）。这种造诣，对于陈巨来印风的形成，也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了。

起初陈巨来篆刻也在赵叔孺指授下，用心于赵之谦兼及黄士陵。韩天衡先生主持编撰的《中国篆刻流派创新史》中评价赵之谦“好古敏求，才情勃发，新面迭出”；评价黄士陵“吉金妙谛，貌拙骨妍，生面别开”。再加上陈巨来业师赵叔孺本身的精妙，便使其在习篆刻的起初数年，已获益匪浅，所刻佳制，也颇有可观之处。例如陈巨来二十二岁时（一九二六年丙寅）仿制赵之谦“小脉望馆”一印，就得到赵叔孺的嘉许，谓其所作已颇有赵之谦形神，并欣然奏刀，为陈巨来仿刻“撝叔”边款，以示提携奖掖。一九六七年，时年六十三岁的陈巨来复在此印加刻边款云：“此印为余手摹，二弩老人见而喜之，为加边款，距今已四十有一年矣。开箧得之，不禁怅然……”二弩老人之所以“见而喜之”，当喜其徒天资悟性，喜其得传人也。

陈巨来在寓所

一九二六年，陈巨来结识吴湖帆，是其篆刻艺术精进飞跃的转折点。陈、吴初晤，在《安持人物琐忆·吴湖帆轶事》章节中有着生动详实的描述，大致情形是这样的：一九二六年夏天，吴湖帆拜访赵叔孺，时陈巨来侍师侧，而吴湖帆初未对陈巨来稍加关注，陈亦不识其为谁何。至吴湖帆出所藏《常丑奴墓志》，请赵叔孺审定，见到吴氏自跋落款，陈始识荆湖帆，前有吴湖帆自刻“丑簃”一印，得吴让之柔、黄牧甫挺，即大为佩服，随即赵叔孺出所藏《云麾将军碑》，后页有陈巨来为其师所刻“叔孺得意”一印，亦令吴湖帆至为钦叹。由此两家惺惺相惜，遂定交。并且订交伊始，吴湖帆便有金玉之言相赠，谓陈巨来刻印大好，且神似汪尹子，愿将秘藏之《宝印斋印式》十二册借与陈巨来作为攻印参考。这《宝印斋印式》即汪关传世印存，陈巨来得此，不啻练武者获武林秘籍。只是当时陈巨来如无吴湖帆点拨，竟还未知汪关为何许样人。至得见此谱，乃一借七年，寝馈其间，遂得大成。陈巨来自言：“余生平治印，白文工稳一路，全从此出。”吴湖帆不秘私藏，慨然借阅以资陈氏借鉴取法，亦引人称赏，于陈巨来一生篆刻修为可称是厥功至伟矣。据说吴湖帆治印初已具规模，至与陈巨来相交，识其秉赋，遂于篆刻上不作深入矣。

陈巨来、张大壮、叶潞渊、马公愚、邓怀农、来楚生合影

因此，想要理解陈巨来，亦需先理解汪关。汪关是明末黄山人，字尹子，故世称“汪尹子”，寄居娄东（即今江苏太仓），“他所刻的印，专以汉印为法，能在工整中兼有疏宕剥落的情趣，汉印的神髓，在他所刻的印中得以再现”（《玺印源流》）。“汪关白文取法汉铸，朱文取法元人，他善于运用冲刀表现光洁圆润的笔意，白文注重并笔，强化了印面的含蓄感，特别是刻朱文印，在笔画的交接处，故意留有‘焊接点’以显示笔画的醇厚稳扎，为其首创。”（《中国篆刻流派创新史》）陈巨来精研汪关，学到的正是汪关雅妍圆润的风貌，生气盎然的神采，典丽雍荣的气度，所谓“华贵妍秀，嫩处如玉，秀处似金，具有沁人的书卷气息”。

世传对陈巨来治印影响至深者，有两部印谱：一即吴湖帆所藏之汪关《宝印斋印式》十二册，陈氏白文印章得力于此最多；另一部据说是平湖葛书征辑《宋元明犀象玺印留真》（《玺印源流》谓之《元明清三代象牙犀角印存》）。葛氏所辑成书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计六册。论者谓陈氏乃由此书而转攻宋元元朱文者，恐不可全信。盖《宋元明犀象玺印留真》中一切印章皆为嘉兴汤临泽以旧材仿造而成，有些印章或是参照了珂罗版画中古人钤印样式，遂依样刻就，有些则臆造了，计自宋徽宗至明董其昌、黄道周等人用印凡一百数十方，黑格朱钤，并配绘钮式，初时一班篆印名家如丁辅之、高野侯、赵叔孺、褚德彝等，皆为所惑，故此谱初行时，陈巨来或曾阅而借鉴，以后汤氏所造层出不穷，且渐趋粗陋，遂使葛氏起疑，由此真相暴露，而陈巨来是尽晓个中原委的。因其早在十九岁时已识汤临泽其人于沪上，《安持人物琐忆·记造假三奇人》一文中，明确记载了汤氏如何仿造此批犀象古章的经过及手法，所以要说陈巨来由葛氏所辑此谱而一变印风，或者说是其治宋元元朱文的转折点，则夸大其辞了。

陈巨来与日本友人

诚然，陈巨来篆刻的最大成就，莫过于元朱文。这是他足以傲视同侪的絶诣。即便其师赵叔孺，犹且推重揄扬几至不遗余力，最著名的当然就是一九四〇年赵叔孺在陈巨来自辑《安持精舍印冣》中，为其题刻的那段褒奖之辞云：“陈生巨来，篆书醇雅，刻印浑厚，元朱文为近代第一。”

赵叔孺为陈巨来题边款

陈巨来的元朱文印，精雕细琢，结字秀挺绰约，竭尽流转圆润之能事。就其源流而言，其师赵叔孺即以精于玉箸篆入印，在民国印坛独树一帜。陈氏宗法乃师而又别辟蹊径，变赵氏之静穆冲和而为婀娜妍丽，似天女下凡，红莲出水，纤尘不染又美不胜收。“其朱文工整，停匀，对称，流畅。陈巨来是不世出的天才，不仅同侪方（介堪）、韩（登安）、吴（朴堂）难望其项背，老师辈的赵叔孺、王福厂其实也不在话下，古今第一好手并不过誉。”（王家葵《近代印坛点将録》）赵叔孺、陈巨来师徒同调，皆以元朱文为拿手好戏，赵氏誉徒之切，亦见深情，况且青出于蓝，确也实至名归。若以精工秀美而论，陈巨来当之无愧为近世第一，而其师高人一筹处，胜在渊雅高逸，这或许即是所谓的“印外功夫”使然了。在元朱文治印上，陈氏于赵师同样追求明快、干净、匀整、精致的线条美感。这种审美上的一致性，促成了这一派印人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方寸之中尽量以出神入化为能事。有人这样评价陈巨来的元朱文：“在陈巨来的印章中，则将一切不符合元朱文的东西都净化殆尽了，宁静而深沉。”这一评价生动地描绘出这位艺术家痴迷于一种风格几至于偏执的程度。

民国以来的小篆细朱文印章刻法，大约可成两大派：一派赵叔孺、陈巨来为代表，属元朱文偏胜，相对而言承继了明清擅此印风各大家的传统，如汪关，林皋、巴慰祖、胡唐、邓石如、赵之谦一系；另一派以王福厂、韩登安为代表，善以铁线篆入印，有其创新之处，“其横笔画略弯，微呈弧形，似钢丝虽受力而弯但劲力内含”。此派自然以王福厂为领军人物，其书法功力与赵叔孺难分伯仲，淳古拙重更有一功，且以振兴日渐“衰落”的“浙派”为己任，用刀自丁敬“碎刀短切法”中赋予己意，形成流畅飘逸中含有古质端庄的独特风貌，人称“新浙派”。

陈巨来的白文印，最擅长处是仿汉铸白文，与同擅此道的叶潞渊先生相比较，叶先生追求斑驳的并笔与边框，而陈氏所作，“篆法方圆适宜，增减合度，布局疏密得体，精严稳健，线条光洁坚挺，醇古静穆，与元朱文印的气格、风韵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篆刻流派创新史》）。

兹以本册所辑选择数例，以期尝一脔而知鼎调，体会陈巨来是如何取法于古人，借鉴于近世，而臻于顶级成就的。

“梅景书屋”“吴湖帆潘静淑珍藏印”“待五百年后人论定”“曾藏吴兴许氏申申阁中”等，皆为陈巨来元朱文印章中倾心之力作，人或目为“惊世骇俗之絶品”，亦不为过。所以称絶者，一在章法，二在篆法，并辅以刀法，三法具而功自成。陈氏自述其心得，谓“要之，元朱文篆法纯宗《说文》，笔画不尚增减，宜细宜工，细则易弱，致柔软无力，气魄毫无；工则易板，犹如剞劂中之宋体书，生梗无韵。必也使布置匀整，雅静秀润，人所有，不必有，人所无，不必无，则一印即成，自然神情轩朗。”

“待五百年后人论定”

“曾藏吴兴许氏申申阁中”

“梅景书屋”一印，横画较多，因此陈氏在篆法上，虽极重《说文》，也须将笔画加以调整，在横平竖直基础上，稍加弯曲圆转，特别是“书”字，圆转婀娜，妙似吴带当风，四字横向笔画都与边框相接，有平有斜，更有“书”字、“屋”字，一笔斜弧探出于左上，一笔探出于左下，形成呼应，而“梅”字、“景”字则有三笔弧形笔势作平行状，又有排比对称之美。

“梅景书屋”“吴湖帆潘静淑珍藏印”

“吴湖帆潘静淑珍藏印”，字多而线条绵密，陈氏善于处理这种多字符朱文印，线条看似粗细停匀，实则其间的微妙变化真是妙不可言，到达了只可意会的境界。比如每一笔的起始与收口，那种劲道是恰到好处，即觉稍加停顿又自然不落痕迹，有种断金切玉、拗折铁线的功夫，而弧形线条中部的收束，也是那样的顺理成章，随势而成，毫不做作，弧度更似拉弦而弓背弯、满月而轮廓圆，既有笔意，又具弹性。线条之间相互交错，也并非简单的贯穿，他充分领会了汪关处理此类交错结点稍使线条扩张的独到手法，即今人所谓的“焊接点”形式，可使细秀的笔画在交汇处稍得熔融凝结而得其张力，避免了柔靡与纤弱，当然这种方面也是极其细微而别存匠心的。

综上可见，陈巨来元朱文“诸作不论印文字数多寡，字构方圆，章法均能精研匀落，篆法婉畅妙曼，线条光洁妍美，犹如青春美女，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已臻于无可挑剔的地步，成为元朱文印创作的最高峰，估计后人无法逾越”（《中国篆刻流派创新史》）。

关于刀法，陈巨来《安持精舍印话》中曾云：“客有就余而问曰：‘君于篆刻歴有岁月矣，于刀法必究之有素，何谓冲刀？何谓涩刀？何谓留刀？此中微妙可得闻欤？’余曰：‘夫治印之道，要在能合于古而已，章法最要，刀法其次者也。’这与前文述及，赵叔孺面谕陈巨来所说“章法第一，刀法其次”这一法门正是一脉相承，其旨不二矣。然而篆刻毕竟是要落实到刻刀上的艺术，冲切二法，可涵盖综之，而旧传篆刻有一十三种刀法之说，陈巨来认为是古人故弄玄虚，未足效法探究。事实上，陈巨来用得较多的，不过是冲刀及刮削修整之法而已。

汪关善用冲刀仿汉铸印，所作醇静浑厚，此册中“倩盦”一印，与汪关“逍遥游”一印相比较，从中可窥见陈氏用心取法之处。“倩盦”一印以方正平稳见长，满白文之并笔与留红，疏密对比强烈，“倩”字白多红少，上白下红，“盦”字则上部留红于左右，下方留红于横贯，白文印中并笔古朴，朦胧，斑斓，有冲和含蓄之美，可以说与汪尹子“逍遥游”有同工之妙。

倩盦

“行严”与“章士钊”二印，一朱一白恰为对章。白文仿汉官印，笔画满白，虽望之平正简易，却是转折刚健，气力内蓄，笔致宽阔而不觉臃肿，特具庄严凝重的气概，益觉大方雅正且古朴，有庙堂风范。陈巨来此方白文体现了他对汉印浑厚静穆之气的深刻体悟与把握，其并笔与留红的处理，简直是顺理成章，如水到渠成一般自然妥帖，毫无刻意安排与做作。如“章”字上半部分中心一点留红，恰是眉心一点朱砂，于端严中复见俏丽，下半部分左右两边留红，与左半“钊”字的白多红少，相映成趣。与“士”字的红多白少又斜角对应，唱和相随。“钊”字右侧立刀旁并笔更觉浑然大气。“行严”一印则用黄牧甫刻法，笔致刚劲，刀法硬挺，一般黄牧甫朱文印线条注重平直光洁，陈氏之印则处理成若断若续，此二字中“行”字笔画少而“严”笔画多，一松一紧，反而形成视觉反差，平正中略带倚侧斜行的笔势，于细微中打破平衡，这是黄牧甫印风精妙处，陈巨来可谓参透个中三昧。黄牧甫有朱文宽边框“伯严”一印，与陈巨来此方“行严”一印相比较，形式上有相似处，如同样的宽边框处理，而在篆法及字形安排上，陈更灵动活泼，黄则正襟危坐。

“章士钊”与“行严”

“巢园旧主”一印，粗细不一的边框略似封泥。封泥印其边为泥面，不是印章本身所有的。故宽窄不一，阴文印章钤于泥中而呈现的阳文线条，有着刚中带柔的韧性，体现在此方印中亦极见其致。字形大小特意处理成左右不一致，“巢”与“主”略偏于扁方，“园”与“旧”稍大而方正，对角布局之匀称又打破了四字章田字形布字的呆板机械，“巢”字头上三笔与“主”字头上一点，也颇觉灵动俏皮。

“巢园旧主”

“沈能毅长寿年” “张嘉琳尔绩甫长寿年” “自怡印泥”“吴湖帆潘静淑珍藏印” 四方都是满白而且有三方都是多字印，在字形笔画篆法上安排都有巧思。

“沈能毅长寿年”

“沈能毅长寿年”篆字取圆势，所以宽博的粗线条与圆转的笔画转折相辅相成，圆厚而味醇，柔韧而婀娜，圆笔致使留红的空间可以更多一些，而且红色的空间形势比采用方笔更丰富些，整体上不觉得滞气。

“张嘉琳尔绩甫长寿年”

“张嘉琳尔绩甫长寿年”则方笔多于圆笔，亦方亦圆，此印横笔较多，所以横向留红的穿插安排便显得至关重要，陈巨来先生将其处理成或长或短或断或续的状态。“尔”字下半部分将网络状的笔画处理成细小的数点而已，所谓意在笔先，无声胜有声的妙趣，可见一斑。“张”字与“长寿”的“长”字，处于同一水平第一行的左右两端，篆法上也尽量避免了雷同。

自怡印泥

“自怡印泥”是为民国期间人称“泥皇茶圣”的夏自怡所刻，夏氏善治印泥，也是茶道高手，且精鉴赏，通医术。陈巨来为刻此章，章法上采取左侧均衡右侧增减的手法，左侧两字体量大小看似上下均衡，只是将“泥”字三点水一笔与边相融合，“印”字上半部分与边相贯通，便使气通于外，“印”字横势与“泥”字也是形成对比的好手段，右侧则将“自”字缩小，“怡”字放大，竖心偏旁并且刻意夸张延伸，使得此字的留红便有纡回逶迤曲折延展之美，竖心旁最下一笔延伸向右成横势，更是高妙心思，变纵为横，有效地避免与“泥”字三点水雷同。

“吴湖帆潘静淑珍藏印”则主要欣赏其并笔的处理，如“帆”字、“潘”字、“静”字等，取势大方，并笔自然而安稳，既不影响字形的辨识，又适当地化零为整，增强了多字印的整体性。试想如果不加并笔处理，多字繁琐笔画共存于方寸之间，难免琐碎零星，似尺笏之屋观感湫溢狭隘，经此手法，便使字与字之间、笔与笔之间的留红，或多或少，留存空间富有节奏感韵律感，疏密得宜，倍觉精神，否则眉毛胡子一把抓。在陈巨来先生所治印中，是断不会出现这种碍眼的作品的。

有论者以为陈巨来朱文胜于白文，见此数例，不亦感觉偏颇乃尔。

“文昌文氏觉厂书室珍藏”“玉还”“吴下阿蒙”“破虏后人”都是细白文。细白文篆刻难度只在满白文之上，因下刀如笔，不可修饰更改，要的就是这股爽辣利落的韵度。

“文昌文氏觉厂书室珍藏”

“文昌文氏觉厂书室珍藏”一印加界线边框，十个字处理成四三三排法，刀法藴藉，起收稳健，且藏锋有力度，这种力度并不因为线条的纤细而难以彰显，况且此印文字线条虽细，但细微处仍有粗细转折的变化，仿佛书法中的锥划沙屋漏痕，凝聚成一种洗练的风格。

“玉还”

“玉还”一印采用周秦小玺的规制，白文而加边框，文字整洁清丽。此类印章也是陈巨来老师赵叔孺先生最所擅长的，陈氏此印，刻画险峻，有奇逸之气。

“吴下阿蒙”

“吴下阿蒙”更觉刚劲犀利，下刀可谓“稳准狠”，此四字笔画疏密悬殊，“下”字篆书仅二笔，作者刻此印全取方硬之势，直来直去，不稍加变形增益，反觉干净快意。此印与另一方“破虏后人”都有着将军印的风格。

“破虏后人”

“破虏后人”凿刻之迹更显著。将军印往往是在行军中急于使用而直接以刀在印面刻画而成，故天趣横生，有时奇妙不可思议，又称“急就章”，当今印坛醉心此类者颇众，于陈氏则偶或为之，却也无所拘碍，又保持着他一贯的风格特征，那就是虽然洒脱但不荒率，整饬之中稍见天真。

“孟朴长寿”

“孟朴长寿”是一方仿六朝子母印中的母印风格，笔画精严凝练，处理为方中带圆，生动而婉约，特别是横竖笔画交错的地方，都如墨书于纸稍有涨溢的那种效果，甚觉斑驳，这自然是师自汪关的典型特征。所见汪尹子“长州娄氏”“子孙非我有委蜕而已矣”“王时敏印”等朱文章，于笔画交错处都特具其致。相同风格的陈氏作品，还有“程潜印信”一印，也是六朝铜印变圆为方的典型。

“迢迢阁”

“迢迢阁”一印，虽也是细秀朱文，但严格意义上还不属于“元朱文”印，盖“元朱文印”其印边框线条的粗细程度，应与印文线条保持一致，而此印边框宽阔，印文细谨，当不在元朱范畴。林皋有印“风月纵横玉笛中”，胡唐之“城东十四郎”，皆类此。

“秦更年印信”

“秦更年印信”，用新莽官印刻法，这种风格讲究笔画匀称，字形稍长，方圆相济，陈巨来此印亦如是法，工整秀丽。在新莽官印五字印中，往往在排字上采取最后一字独占一行，前四字则两字一行，一印之中分排三行的格局，如“汉氏文园宰”“奋武中士印”等，便是此类典型，所谓“五德三统”也。陈巨来此印也采用这种排法，最后“信”字拉长独占一行，印文采用标准的缪篆，方中带圆，既不像西汉官印追求圆劲，也不像东汉官印那样方正，处理得肥瘦适中，有着端庄严谨之美。

“红线女印”

“红线女印”，采用秦及汉初官印样式，其特征是在印内用田字形框将印文四字逐格分开，白文印文与阴刻的框格线条相辅助，可使笔画较少的字，在视觉观感上借助框界分隔的线条，而觉丰富，无寡淡味。如此印中“红”与“线”两字笔画较多，“女”字笔画较少，加上边框四围，“女”字笔画少的弱势无形中得以增强。“红”“线”两字绞丝偏旁易重复，所以采取了不同的篆法，“红”字右边“工”的曲折与“女”字的曲折笔势，也具对称呼应的形式美。此方章于劲挺方整中寓含纤秀绮丽之美，貌古而端丽，实在也是很符合印中主人的身份特性的。

“吴湖帆＂

“吴湖帆”三字朱白相间印，于一印中包含朱文、白文两种表现形式，妙在朱中见白，白中有朱，朱白形式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这种朱白文共处一印的刻法，传始自后汉。此印取左白右朱布字之法，朱白的原则，视字之笔画多少来定，往往刻成朱文的字，笔画宜少，如此印中之“吴”字。笔画多者大都处理成白文，刻法须有“朱如白、白如朱”的效果，方称妙构，此印得之。刻此类印章，其要诀就是在于“工稳”，陈巨来治此类印自然是得心应手，当行出色的。

陈巨来先生治印，无论印面还是边款，都极“讲究”。印面讲究章法，讲究情致，以合乎用印者的身份地位或者气质风神，同时也讲究篆法，不求险僻晦涩，大都以《说文》为法，平正大方，合规中矩，恐怕如非深于小学兼通音韵训诂者，无以至此。陈氏边款，也是令人称道的，除了常见的单刀法，又以隶书边款著称于印坛。他的单刀边款自然是以刀就石，易如探囊一般。隶书边款，据说皆为得意之作而加之，风格上直承汪关，柔美稳健而内涵劲力，又将隶书章法横向排列，务求规整的陈规加以变化，变得左右上下参差错落，极富天趣。他的边款文字，也是或长或短，短者仅“巨来”两字而已，长者不啻一篇言简意赅的印论。

巨来先生印艺之高超精絶，确乎取决于他对这门方寸艺术的讲究，欲得佳制，必讲究起稿，即所谓的“治印墨稿”。陈巨来先生曾言：治印需先仔细拟稿，论文字当审其增减、疏密；论章法当谋其分朱布白、揖让呼应；至于笔画分边以及左右关系，尤须刻意经营。先须胸中有印，然后纔能刀下成印。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有《陈巨来治印墨稿》一书，阅之乃于陈翁于此道之用心，令人钦佩。据陈茗屋先生为此书所撰前言可知：巨来先生在篆刻印稿前，是习惯用一种产于日本美浓的土纸，裁成比印稍大的小纸，然后把印面朝天，蒙上美浓纸，用铅笔在四周界定大小轮廓，再经数次对折定位，并于对折中产生的折背处用毛笔笔腹轻拖留痕，即成极细之界线，印稿以毛笔书成后，舌舔濡湿，将有墨字一面覆于印面，盖两层毛边纸，以指甲砑磨，墨迹自然移印于石面上，此所谓“水印上石法”，是由陈先生老师赵叔孺先生处传承得来的。

高式熊先生曾言，陈巨来先生篆刻的一大特点，就是极其细心，这点也体现在印章刻成后的拓印手法上，又是极其“讲究”。高式熊并言：陈巨来钤一印，总得花上抽两支香烟的时间，不慌不忙，气定神闲。陈茗屋先生则很具体地描述过陈先生钤印的方法：“巨来先生的习惯，自己的印作向来不直接蘸取印泥钤盖，他嫌当时的各种名牌印泥，即使是张鲁庵印泥都还不够细腻。他是用右手无名指蘸取印泥，一遍又一遍渡到印面，再事钤盖。所以先生亲手钤的印蜕神情毕现，弥足珍贵。”

艺术家的性格特点，有时会是他艺术风格形成的关键。陈巨来先生的性格，无疑是丰富的，矛盾的，立体的，世俗的，又是饱受争议的。自其《安持人物琐忆》付梓面世以来，一夜之间，声名鹊起，赏之者倾倒于他嬉笑怒骂，不拘小节的处世风格。即使是与先生素未谋面的晚生辈，在阅读此书后，亦不觉掩卷莞尔，而脑中自然会形成一个有趣的人物形象，一位袖珍的白面书生，即非一本正经、满口仁义道德的老学究，又非见利忘义、虚伪做作之徒。他与三教九流，都能谈笑与共。他好戏谑，冷嘲热讽，阅尽世态炎凉；他又人情练达，知进退，善应酬。有时冷眼旁观，隔岸袖手，有时置身事中，左右周旋调停，并自喜于纵横捭阖之功。他既有傲骨，甚至眼高于顶，自鸣得意，而对于有真才实学者又肯服膺接纳。他寡人有疾，好谈风月，甚或口无遮拦，好臧否人物，以至于促狭尖刻。他于势利者、权贵者、矫揉造作者，总是给予无情的嘲讽，但同时他本身也重阀阅门第，推重出身世家。他欣赏并身体力行着洒脱放怀、不羁绳墨的名士风度，同时又深谙世故。他力求自食其力，不愿仰人鼻息。了解了陈巨来先生的性格，再反观其篆刻艺术，便觉有才气，有品位，有风度，有个性，同时又不是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的样貌，是有着强烈气场的大家手笔。他将这门艺术做到了极致，使人难以望其项背，以此一艺安身立命的陈巨来先生，自具一种不输人前的自信与自负，并且有根有据有底气有实力，谁又能否定他这种自负的可贵呢。

陈巨来爱好广泛，交游广阔，师友众多。除了业师赵叔孺先生，令他最折服的恐怕还是袁寒云先生，继而是溥心畬、张大千，再或是吴湖帆、吴昌硕等。他又与政界的程潜等稔熟，又周旋于当时沪上一干文人墨客中，无论是遗老遗少，还是诗人*客，学界名流，甚至闺阁阃闱，都能左右逢源，相得甚欢。他有一项篆刻之外的爱好，就是爱听苏州评弹。陈巨来先生是当时沪上名书场——沧洲书场的老听客。时有“沧洲八怪”之号，以称誉八位资深行家听众，陈先生便是此“八怪”中人。他甚至毫不讳言，戏称自己是“沧洲一霸”，有时兴之所至，还亲自设计噱头，让台上演员吸纳进说表中去，以丰富这门艺术，而此时的陈巨来先生往往得意地陶醉于自己的创意之中。本册中收有一对六面印风格的对章“怡盦”与“黄异庵”，即是为著名弹词名家黄异庵先生所刻。苏州评弹之外，对于京昆艺术，陈巨来先生也是懂行的。

陈茗屋先生在《陈巨来治印墨稿》中又说“近年来，随着广大爱好者的品位的提高，加上《安持人物琐忆》的发表，巨来先生受到从未有过的关注，其印风尤其是元朱一路，风行天下”，甚至风头之健，几过于吴昌硕、王福厂乃至其师赵叔孺等前辈耆宿。而事实上，他神采过人的元朱文絶技，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攻此一道者皆奉陈翁为圭臬祖师矣。此一现象在海上印坛，更是显著，拥趸效仿者，至今方兴未艾，且有逾烈之势。而得列安持门墙从其学者，著者则有吴子建、徐云叔、陆康等，其中以徐云叔承继最为明显。徐云叔先生自辑《怀荫轩印籍》，谢稚柳先生为题云：“此云叔私刻印，都百余钮，其流派自秦汉以降，无不具备，浑厚灵秀，并擅其妙，其中如元朱文，工整清刚，近时擅此者，尤为少见，良足赞叹。”沙孟海先生更有评云：“二弩先生静润谧栗，嫥工细朱，精能之极，亦颇前无古人，赵氏高足陈君巨来，功力转深，赵先生题其谱録，褒为当今一人，赵陈既皆谢世，徐君云叔承巨来衣钵，旅居美洲，琢画不辍，一脉之传，望之若人。”

余尝作《民国海上墨林并肩点将録》，不揣浅陋，戏将民国间海上凡游于艺者，统括书画印三方，座次一过。以海上墨林如星耀银汉，一百单八犹恐不及其数，遂并肩双取，两家连属，数乃倍之，瓦肆敬亭家口中所谓“一字并肩王”也。至马军五虎将，推王福厂先生为首，以陈巨来、方介堪两先生殿以天立星双枪将董平。陈之于方，虽颇多龃龉，然则二弩门下，可与陈翁相颉颃者，惟方介堪一人而已。（安持目无余子，琐忆中嬉笑怒骂，即尊长者亦不讳言，如《世说新语》《儒林外史》者流，虽不乏信口，人终爱其口无遮拦，若以梁山「没遮拦」一位归之，亦严丝密缝，可发一噱。）陈与方一时瑜亮，若相逢一笑，亦快事也。乃以两家赞词，拈来权作结语云：

傲物凭元朱，敢将姿态摹天女；

恃才负鸟虫，直教鱼鸿封印符。

丁酉夏海上漫笔于白轼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