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丰厚的古埃及文明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埃及学是对古埃及历史、文献、宗教、建筑等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下，埃及学都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门冷僻学科。然而，随着近年国内外学界对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研究的重视，埃及学也迎来了大发展。从1822年创立至今的200余年间，埃及学研究从早期对文物的发掘和文献的整理，发展到对古埃及社会、政治和宗教等方面的深入探索。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埃及学研究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传统研究的新发现
作为埃及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埃及考古学为埃及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下，考古学者在埃及重点发掘城市遗址，并对业已发掘的墓葬和神庙遗址进行重新发掘。埃及考古学者哈瓦斯（Zahi Hawass）发布了他在开罗郊外的萨卡拉墓地的一系列新发现：发掘主要集中在两座可以追溯到古王国时期第五王朝、第六王朝（约公元前2500年至前2100年）的古墓，其中一座坟墓的墓主为第五王朝一位名叫赫努杰德夫（Khenujedev）的祭司，另一座坟墓则属于一位名叫梅里（Mery）的宫廷官员，其官衔为“保守秘密的人”。这一发现为学者研究古埃及祭司阶层与世俗贵族的斗争提供了新材料。
哈瓦斯在发掘现场。图片来自egypttoday.com
此外，埃及学家亚辛（Fassi Yassin）带领的团队在卢克索东部发现了一座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的“完整城市”。尽管目前的发掘区域仅限于该城市的北部地区，但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瓦齐里（Mostafa Waziri）指出，研究人员在该地区发现了一些古罗马时期的住宅建筑、两座鸽子塔以及一些手工业金属作坊。在这些作坊中发现的一系列罐子、生产工具以及铜制的罗马硬币也为学者研究罗马时代的平民生活提供了考古证据。
在埃及红海沿岸港口贝雷尼克市，波兰和美国联合考古队发现了一尊罗马时代的佛像，其年代可能在1世纪至3世纪之间。最初，考古人员只发现了佛像的头部，认为这个头像可能是佛像与阿波罗、密特拉神/太阳神或其他神灵合一的形象，随后佛像的躯干部分也被发现。据联合考古队波兰方面代表团团长格威亚兹达（Mariusz Gwiazda）介绍，这尊佛像的材质较为特殊，并非来自印度本土，而可能是由在伊斯坦布尔南部地区或贝雷尼克当地开采的石头加工制成的。然而，寺院的建造者或供养人可能是一位或多位印度富商。这一发现表明印度佛像传播到了埃及，并且使用当地大理石材雕刻建造，佛教信仰可能是经由商人带到埃及的，并在这里与其他宗教并存。
在埃及红海沿岸港口贝雷尼克市出土的佛像。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未来，传统考古遗址的发掘仍会为埃及学的发展提供先决条件：通过考古学者的实地考察和发掘，这些遗址能为埃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直接的考古资料；研究者直接参与对遗迹的考古发掘和文物鉴定，也能助其更深入地理解古埃及社会。同时，传统考古遗址发掘还可以为古埃及文明的研究提供准确的地形地貌、历史背景等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对研究者深入认知和理解古埃及文明至关重要。因此，虽然现代技术在埃及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传统考古学与遗址研究仍然不可或缺。
囿于史料，以往的埃及学研究往往只关注精英阶层，忽视了古埃及文明中的多元色彩。而随着考古文献和资料的增加，当下埃及学家的社会史研究开始聚焦古埃及社会的多元性。比如艾哈迈德（Mona Akmal M. Ahmed）的研究聚焦古埃及儿童，通过比较古代埃及早王朝时期遗址中有关婴儿和儿童的数据，来揭示埃及早期居民进化的模式及其意识形态和信仰体系的发展。她通过分析儿童的骨骼遗骸和墓葬习俗，探讨了古埃及社会对待儿童的态度和方式。艾哈迈德发现，在早王朝时期，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较高，可能与当时的环境条件和医疗水平有关。此外，她还研究了当时儿童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以此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瑞查特（Jayme Reichart）的研究则聚焦古埃及景观设计中的五种鱼类，探讨它们在古埃及文化中的功能和象征意义，为研究古埃及文化和宗教信仰提供了一个新视角。通过对古埃及遗址出土的艺术品和文献的分析，瑞查特认为这些鱼类被视为节日的剩余产品，可能与古埃及人的宗教仪式和庆典活动有关。
此外，他还指出这些鱼类在象征意义上与太阳、月亮以及古王国时期的某些神明具有特定的联系。此外，还有学者对古埃及的信件、礼物、食物、劳动力、仪式、水源等进行了充分研究，如瑞贝卡（Rebecca Wang）的研究聚焦古埃及第十八王朝的礼物与贡品仪式，通过对古埃及文献、艺术品和遗址的综合分析，揭示了礼物与贡品在古埃及社会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社会交往和政治关系中的作用；索普（Sue Thorpe）则从古埃及私人信件中与宗教生活相关的记载出发，剖析古埃及的节日和社会职责，揭示了古埃及人的宗教生活参与程度及其对节庆和宗教仪式的态度；兰格（Christian Langer）研究了古埃及的强制劳动和被迫迁移等行政管理手段，通过对古埃及文献和遗址的分析，揭示了这些手段对古埃及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影响。这些研究使我们对古埃及社会的多元文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考古学和社会学在埃及学研究上的应用则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古埃及家庭结构、女性权利和亲子关系的重要信息。瑞格斯（Christina Riggs）基于考古、艺术和文献材料探讨了古埃及的家庭生活，指出家庭在古埃及社会中起着核心作用，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和关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罗伯森（Joshua Aaron Roberson）分析了古埃及亲子关系在法律文献中的表现，认为尽管父权制在古埃及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亲子关系仍然基于相互尊重和关爱。此外，近年对古埃及女性的研究也日益增多，研究者通过考古发现、文献解读和对性别理论的运用，揭示了古埃及社会中女性角色的演变。如美国学者库尼（Kara Cooney）研究了古埃及几位女王的统治和女性权力的表达，她认为，当女性统治埃及时，国家与社会都处于良好的运转中，因此女性的政治智慧不应该被低估。
可以预见，未来的埃及学研究将进一步转向多元化，学者将更加关注古埃及社会生活，包括社会结构、宗教实践、家庭生活、性别关系等，对古埃及人的社会认同和日常生活进行深入研究。
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科学技术在埃及学研究领域的广泛应用已成必然。例如，高分辨率卫星影像、激光扫描技术（LiDAR）与3D构建等非破坏性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古埃及遗址和墓葬的勘探及测绘，其所提供的详细的地貌和建筑物信息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古埃及的城市布局和文化遗产。美国国家地理学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就曾与埃及文物部合作，利用激光扫描技术对古埃及金字塔进行测绘，由此获取金字塔的精确结构和尺寸信息，帮助研究者分析古埃及建筑的设计、布局和功能，及金字塔的建造方式和历史背景；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萨利文（Elaine Sullivan）利用3D构建技术成功重构了埃及的神圣之地——萨卡拉墓地，以精确的方式重建萨卡拉墓地的结构和细节，为埃及学领域的教育和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为无法亲临现场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研究平台。
萨利文对萨卡拉墓地的模拟。图片来自数字人文项目Constructing the Sacred
此外，高分辨率卫星影像技术还能为研究者提供有关古埃及遗址和文化遗产的详细观察。研究者可以利用这些影像绘制准确的地图，进行遗产管理和研究区域定位。太空考古学者帕卡克（Sarah Parcak）就利用卫星发现了3000多个古埃及人定居点、十几座金字塔和1000多个失落的坟墓，并发现了塔尼斯城的网格，扩大了古埃及文明已知的范围。
分子考古学和遗传学的方法在埃及学研究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构建古埃及人的遗传特征、人口迁移和血缘关系等信息。研究者通过提取古埃及人遗骸中的DNA样本，对其遗传特征进行研究，揭示了他们的起源、族群关系和遗传多样性等信息。近年，德国图宾根大学和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首次破译了古埃及人的基因组，并得出了意想不到的结论：在埃及中部城市阿布西尔——梅莱克（Absir-Melek）发现的保存完好的木乃伊是来自近东、安纳托利亚和东地中海的欧洲人最近的遗传亲属；相比之下，现代埃及人与撒哈拉以南地区人口的DNA的共享程度要高得多。这些发现彻底颠覆了旧有的理论，促使埃及古物学者重新评估该地区的历史。遗传学公司帕拉邦纳米实验室（Parabon Nanolabs）则利用DNA和3D面部重构技术以数字方式重建了三具古埃及木乃伊的面孔，他们的皮肤颜色与现代地中海人或中东人相似，眼睛为深棕色。这些研究成果提供了关于古埃及人口起源和迁移的线索，有助于学者理解古埃及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帕拉邦纳米实验室复原的木乃伊面孔。图片来自帕拉邦纳米实验室主页
此外，研究人员还对古埃及王室家族成员的DNA进行分析，并揭示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和亲属联结，进一步验证古埃及王朝的传承模式。2010年，《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在对11具王室木乃伊进行详细检查后，发表了图坦卡蒙家族计划的调查结果：通过基因指纹识别，研究小组揭示了图坦卡蒙直系血统的五代谱系，其父母被确定为KV55（帝王谷第55号墓）男性（宣称为阿赫那吞）和KV35（帝王谷第35号墓）中的“年轻女士”（或为阿赫那吞的妹妹）。然而，到了2022年，《美国医学会杂志》的研究结果受到了质疑。泰姆斯（Joseph L. Thimes）重新分析了这篇论文的细节，认为他的发现很可能修改了这个家族的相互联系。《美国医学会杂志》提出的谱系显示，从尤雅（Yuya）和图雅（Thuya）（第十八王朝国王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王后提亚[Tiye]的父母，彼此之间没有遗传关系）到KV62（帝王谷第62号墓）中发现的图坦卡蒙的妻子安克珊娜门腹中的两个女孩胚胎，都存在直系血统关系。他发现，如果按照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即从父母到孩子进行分析，这张谱系表格看起来完全正常，但如果像在对某些姻亲关系的研究中那样横向审查这个列表，也可以检测到密切的亲缘关系。
同位素与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T）分析已是研究木乃伊的重要工具。对骨胶原、骨羟磷灰石和牙釉质进行同位素分析被广泛用于古埃及社会历史和个人生涯的重建。在此类分析中，研究人员根据具体的研究目标有选择地测量不同元素。例如，碳和氮同位素比率可用于估测古代饮食，锶、铅、氧、氢和硫同位素比率可用于追踪迁移并定位出生地。而由于古埃及人在制作木乃伊时通常会保留软组织，而相对于硬组织，软组织包含周转率较短的同位素信息，这为研究者了解古埃及人和社会历史提供了关键细节。来自法国的联合团队通过测量并分析20具木乃伊朱鹮和猛禽的羽毛中稳定的氧、碳和放射性锶同位素组成以及骨骼中的钙和钡含量，及其碳、氮和硫同位素组成，证实了木乃伊朱鹮和猛禽的野生起源。希腊埃及学研究所、国家考古博物馆和雅典医学中心对托勒密时期的一具木乃伊进行了完整的CT扫描，发现其牙齿的邻面龋洞填充了保护材料，这是在古埃及木乃伊中发现的第二例牙齿填塞案例，并与之前发表的研究非常相似，可能表明古埃及人进行了常见的牙科干预。尽管古埃及早期（从古王国时期到托勒密和罗马时期）的医学传统已为人所熟知，但其在牙科方面的实践却几乎没有证据，这一发现或许可被视作当今联合健康领域学科起源的一个新视角。2023年，开罗大学的科学家团队利用先进的CT扫描揭示了1916年发现的一具男孩木乃伊的新细节。扫描显示，这名男孩很可能来自一个富有且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因为他的身上装饰着49个由黄金和宝石制成的护身符。研究小组还发现这名男孩没有受过割礼，这在木乃伊中是罕见的，表明他可能不是埃及人，因此木乃伊制作可能也并不局限于埃及人。
开罗大学学者利用CT扫描木乃伊。图片来自telegraph.co.uk
数字化技术和数据库建设在埃及学研究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整合和共享大量考古和文献数据，可以为学者提供更方便的数据访问和跨学科研究的机会。考古学者将考古现场的记录、平面图、剖面图和照片等数据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建立相应的数据库。这些数据库提供了丰富的考古数据资源，包括遗址的地理位置、对出土文物的描述、年代测定等信息。例如，“数字卡尔纳克项目”（Digital Karnak Project）将卡尔纳克神庙的考古数据数字化，并建立了一个在线数据库；莱比锡大学与斯坦陵布什大学合作建立了“数字罗塞塔石碑项目”（The Digital Rosetta Stone Project），旨在制作罗塞塔石碑的协作数字版本，为学术界解决标准化和定制问题，创建学生可以理解的文档语言和内容数据，并制作具有高分辨率的3D石碑模型。
古埃及文献包括墓志铭、石碑碑文、纸莎草上的象形文字等，对这些文献数据进行数字化至关重要，这使得研究者能够方便地获取、搜索和整合文献资料。“埃及学文献数据库”（Online Egyptological Bibliography）项目旨在将古埃及文献进行数字化并建立一个全面的在线文献数据库，为研究者提供丰富的文献资源。同时，数字化和数据库建设使得研究者能够更轻松地共享数据和研究成果，促进跨学科合作研究。例如“底比斯测绘项目”（Theban Mapping Project）建立了一个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数据库，整合了神庙、墓葬和其他遗址的考古数据，为来自考古、历史和语言学等领域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研究平台。
底比斯测绘项目展示的一处墓室结构。图片来自底比斯测绘项目主页
古埃及神话对于埃及文明研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其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学者很难对其进行系统而完善的总结。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来自多伦多大学的格布斯（Katja Goebs）开发了名为Mythophor的数字工具，旨在整合埃及的神话系统，为研究埃及神话的学者提供便利。
长期以来，古埃及天文考古学一直受到天文学学者和埃及学学者的重视。无论是金字塔的建造还是木乃伊的制作周期，都被认为受到古埃及天文学知识的影响。为了深入研究古埃及法老时期的天文文献，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建立了古埃及天文学数据库（AEAD），搜集了古埃及法老时期天文文献的原始文献与研究专著。研究者可以在其中找到古埃及文本和文献中命名的恒星的信息，了解天文文献的位置和记录时间，以及天文表格和图表如何描绘天空。此外，希腊学者马拉维丽娅（Alicia Maravelia）开发了智能化的古埃及天文学考古软件，不仅能重新描绘古埃及的星空，还能辅助研究者解读有关天文学的丧葬文本。
在埃及古物学研究领域，研究者可以利用增强现实（AR）技术将虚拟的古埃及文物、碑文和艺术品等叠加到实际的遗址和博物馆展览中，观众通过手机、平板电脑或AR眼镜等设备，可以看到实际遗址及相关的虚拟内容。来自杜克大学的研究团队则利用虚拟现实（VR）应用程序，结合考古与文献发现，重构了古城孟菲斯。同时，他们还计划将这一应用程序与埃及学家共享，以便重构更多消失的古埃及城市。此外，意大利学者谷迪（Gabriele Guidi）创立了名为PERVIVAL的机构，旨在开发一个交互式的虚拟环境，以便展示博物馆复杂的藏品，这一虚拟环境将作为真实博物馆的补充而存在。这些技术不仅为埃及学研究带来了新视角，也使研究者和观众能够以全新的方式探索古埃及的文化遗产，为教育、旅游和文化传承提供了新的工具和体验。然而，VR和AR技术在埃及学领域的应用仍面临一些挑战，如数据准确性、技术可行性和设备普及性等。
上述方法和技术将成为未来埃及学研究的主要力量，协助研究者以更全面、多维度的方式研究和呈现古埃及文明，推动埃及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挑战与应对
当下，埃及学研究在方法论和理论上面临一些挑战，限制了研究者对古埃及文明的深入理解和全面解读。
埃及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对古代埃及语的释读，尽管这一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然存在大量未释读的文献和难以理解的文本。这主要因为我们目前对古埃及语言和语法的理解仍然不完善，导致释读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和争议。
此外，古埃及数据搜集和保护方面也面临一些问题，这可能对研究的可持续性和准确性产生影响。古埃及拥有丰富的文物，但也面临着文物保护和非法贸易的挑战，盗掘和非法交易活动可能导致文物的丢失和破坏。同时，由于埃及学研究涉及大量考古和文献数据，数据的搜集、整合和共享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然而，由于政治、法律和资源限制等原因，部分数据可能无法被搜集和共享，这给研究的进展和验证带来了困难。
现有的埃及学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和争议，可能对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解释性产生影响。首先，多数埃及学研究者往往只能在有限的样本中进行研究，导致对古埃及社会、文化和历史的整体性理解不足，以及对某些群体或地区的研究的偏重。其次，埃及学研究依赖于假设和解释，而这些假设和解释又往往基于有限的证据和不同研究者的观点。研究者对古埃及文化和历史背景的理解主要基于现代的观念和研究框架，也可能导致对古埃及文明的误解或过度解读。因此，埃及学家在进行跨文化和跨时期研究时，需要更深入地考虑古埃及人的价值观、信仰体系和社会背景。
综上所述，未来的埃及学需要加强跨学科合作和数据共享，着力保护文化遗产，以确保研究的可持续性；同时，须持续审视研究假设和解释的主观性，以提高对古埃及文明的解读的准确性和全面性。笔者相信，随着广大埃及学学者的努力与对先进技术的运用，未来的埃及学研究将能更深入、全面地揭示古埃及文明原貌，为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做出贡献。
作者：游华锐 郭丹彤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