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网综合
8月10日，解放军报报道了在“两弹结合”试验中冒着生命危险坚守在地下控制室内的“阵地七勇士”。近日，“阵地七勇士”之一的佟连捷主动联系记者，建议记者去采访一下已去世多年、时任基地第一试验部政委的高震亚的家人。
“高政委是我们7个人中级别最高的……本来名单中没有他，可他觉得自己是领导要以身作则，主动要求到地下控制室……我们几个都拿了二等功，就他没立功。”电话里，佟连捷强调了寥寥三点，但一位英雄口中的英雄已经跃然纸上。
直到和高震亚的家人当面细数他的一生，记者发现，当年在地下控制室里经历的生死考验，一直被高震亚视为几十年革命生涯中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被他视为一名革命军人的“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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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名——访“两弹结合”试验“阵地七勇士”之一高震亚的家人
■解放军报记者 杨明月
最爱听女儿吟唱的儿歌
“为了咱们国家什么都不怕，勇敢把敌*”
如果在网络上搜索“高震亚”三个字，会发现这位为了国防科研和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的革命家，并没有在身后留下什么记录。只有加上“阵地七勇士”一起搜索时，才能在一些报道“两弹结合”试验的文章中瞥见他的名字。
不留痕迹就是高震亚想要留下的“身后名”。他的家人告诉记者，在高震亚退休后，他们多次劝他写回忆录，或由人代书，都被他坚决拒绝。
许多故事因此湮灭，无人知晓。2002年，原国防科工委干部学校副校长高震亚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追悼会上，他的同事念读的一段生平让家人听得“心惊肉跳”：“他英勇坚强，身先士卒，机智勇敢，先后参加了攻打叶县、孙祖等30多次战斗，尤其是在1943年的滨海区战斗中，他率领特务连与日本士官队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指挥得当，勇猛顽强，取得了战斗胜利，受到军区首长的嘉奖，为抗日战争作出积极贡献。”
家人们对此惊讶不已。他们所认识的高震亚，是一位为部队培养大批人才的教育家，是为了“两弹一星”事业呕心沥血的科研工作者，然而这段和日本鬼子拼刺刀的经历，连和他在山东抗日军政大学相识、携手走过半生的老伴赵莹琦也未曾听闻。
高震亚去世后，有一次二女儿高琦听到大姐高祝捷哼唱起一首儿歌，勾起了她的童年回忆，两人一起合唱起来：“我的爸爸是个好爸爸，为了咱们国家什么都不怕，勇敢把敌*……”
高琦回忆，他们小时候父亲工作特别忙，偶尔回家早一点，就喜欢把孩子们召集到一起给他表演节目，这首儿歌高震亚最爱听，一直是他们的固定表演曲目。
也许那时候，听着孩子们唱歌的高震亚，正在心底默默回忆着自己“为了咱们国家什么都不怕，勇敢把敌*”的青春。
留给妻子的一封“遗书”
“你自己照顾好老人，把孩子拉扯大”
这是一次筹划许久的出行——9月10日，高琦和丈夫专程从北京来到东风革命烈士陵园，纪念父亲诞辰一百周年。
这片戈壁滩有着独特神奇的魅力。那些在上世纪基地一穷二白时来到这里、见证过初创时期艰辛的“东风人”，离世后几乎都回到了这片土地。
“我爸这一辈子去过很多地方，唯独这里他一直牵挂着，念念不忘。”高琦说。在烈士陵园里，高震亚墓与同在地下控制室待过的几位战友王世成、颜振清、张其彬的墓离得很近。
1966年10月26日，“两弹结合”试验前一天，在外工作了几个月刚回来不久的赵莹琦在家中“意外”看到了丈夫高震亚。匆匆一见，她甚至没留意到长年留着寸头的爱人突然成了光头——当年曾撞见高震亚剃头的“阵地七勇士”徐虹说，高震亚那时是做好了“上战场”的准备，要“剃头明志”。
“那时不知道他要执行什么任务，我们家属得到的通知是要演习。”赵莹琦回忆，高震亚像往常一样嘱咐她说：“如果演习出现问题，你就跟着火车离开。”因为丈夫没有透露任何信息，赵莹琦并没觉得那会是一场“特殊”的演习。
10月27日当天，赵莹琦和基地的许多家属一起上了火车，但火车并未启动，他们很快又回了家。晚上，疲惫的高震亚回到家，两人没谈论任何有关工作的内容，哪怕洗衣服时赵莹琦看到了高震亚衣服兜里的一封“遗书”，也没有多想。这是同在基地工作多年的夫妻俩形成的默契。
直到2006年，“两弹结合”试验解密后，赵莹琦才知道，原来40年前的那一天，在距离发射场坪只有160米的地下控制室内，她的丈夫正参加着一场一旦失败就意味着牺牲的演习。
赵莹琦想起了那封早已不知去向的“遗书”，里面只有两句话：“如果我不幸牺牲，你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你自己照顾好老人，把孩子拉扯大。”
传承几代人的“家风”
“生活要低调，不许给组织添麻烦”
“两弹结合”试验后，“阵地七勇士”除了高震亚外，其余六人都荣立了二等功。家人并不知道像这样的立功机会高震亚放弃了多少次，在他的一生中，唯一能看到、摸到的荣誉，只有一枚他在1988年7月获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对于荣誉的刻意“回避”，在高震亚的家中也传承了下来，成为特殊的“家风”。3年前，高琦的儿子成小龙在单位组织下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历史展览馆参观，他惊讶地看到了姥爷的名字和雕像，连忙给家里打电话询问，才知道姥爷竟然是这样一位大英雄。
“老头子告诉我们生活要低调，不许给组织添麻烦。”已经94岁的赵莹琦，一生都极为“顺从”她的爱人。两人在同一个单位上班时，高震亚不允许她乘坐自己的公车：“那都是公家配给我的，你们无权享受。”他这样说。
高琦告诉记者，这些年她总想写写父亲，但每每都被母亲劝了回去：“你爸说了不要给他写东西。”不仅是高琦，连多年从事文学创作的大女儿高祝捷，也没写过一篇怀念父亲高震亚的文章。
但高琦仍有很多关于父亲的回忆想要诉诸笔端：高震亚退休后，有过一段和她一起生活的经历。空闲时父女俩喜欢闲聊，父亲经常说起他在辍学后当长工的日子。那时他每天吃不饱饭，人又很瘦，200斤的货物只能咬着牙硬扛。直到1938年，他入伍参加革命，才开启了一段崭新的人生。
在高琦的想象中，将用“我的爸爸是个好爸爸”作为回忆文章的标题，从他们为父亲唱儿歌开始讲起，那些父亲没有书写下来的故事，她将通过她的笔写下来，每一笔都是孩子对父亲的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