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渴望找到一种表达方式安置自己的人,一路上迈着轻盈细碎的步子,将漫长的时间交付于探索和冒险。最后,他找到了导演这件事。引领他抵达这里的不仅仅是天资和机遇,还有日复一日的准备和苦等。
文|林秋铭
编辑|姚璐
摄影|尹夕远
故事的两个版本
最初,它被认为是一个天才成名的故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导演,过去从无影视作品,第一部剧集作品便惊艳四座。时隔三年,他拿出了第二部作品,依然叫好声不断,甚至被认为超越了处女作。接着,更多关于他的故事背景逐渐显露,他过去是传奇乐队Joyside的吉他手,是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毕业生,这些迥异的身份带来了接近「爽文」的刻奇叙事——天才总会有一次又一次华丽的转身。
但只有凑近细看,关于这则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才有机会被讲述:一个渴望找到一种表达方式安置自己的人,一路上迈着轻盈细碎的步子,将漫长的时间交付于探索和冒险。最后,他找到了导演这件事。引领他抵达这里的不仅仅是天资和机遇,还有日复一日的准备和苦等。比起天才,他更愿意称呼自己「笨蛋」。
我们的故事主人公辛爽,此刻坐在一棵大树下。每天下午两点,他要遵循安排,静静地在院子里等待记者们的来访。每天回应着相似而重复的问题,让他有点疲倦,为了提神,他不停抽烟,再把烟屁股一根根整齐地插在地砖缝中。
他维持着礼貌的笑容和平和的语速,请求采访不要持续到太晚,「晚上我和我儿子约好了去密室逃脱」。
问题大多围绕网剧《漫长的季节》展开。这部背景选定在东北地区的网剧以豆瓣开分9.0,大结局收官于9.5分的成绩,成为今年现象级网剧。三年前,辛爽的另一部作品《隐秘的角落》也曾掀起了热烈的讨论。在一个夜晚,「爽门」两个字登上了热搜。辛爽给国产剧行业带来了新鲜锋利的美学,以一种横空出世的势头。
少有人知道的是,网剧《隐秘的角落》最初定下的导演并不是辛爽。在那之前,他还是一名广告导演,拍商业广告、MV和短片,没有拍过任何影视剧集。
转折发生在一次「赌气」之后。辛爽记得,在一次聚会上,朋友向一位影视剧导演介绍他,「辛爽也是导演」。那位导演只是回了一句话,「我们还是不一样,我是拍故事的。」辛爽懵了,那句话被他记了很久。他想,好吧,那我也试一下拍故事吧。
《隐秘的角落》剧照
2018年,担任综艺节目《幻乐之城》音乐总监的梁翘柏邀请曾经合作过的辛爽去节目试试。
《幻乐之城》里的辛爽是好战的,他迅猛又直接地走进自己未知的领域。节目中,导演根据抽签分配资源,来拍摄故事短片。辛爽抽取到了A级资源,这意味着最大的场地、最好的设备和最多的预算,但他坚持和另一位导演换来了最贫瘠的C级资源。他的好战指向自己,「我想对自己来一下狠的,你不是觉得你行嘛,给你最差的资源,试一下你行不行。」
一起搭档拍摄的演员李光洁在节目中说,他和辛爽的共同点在于,「我们都不会让自己待在一个安全的空间里」。
《隐秘的角落》和《漫长的季节》的制片人卢静后来问辛爽,为什么那么认真在做《幻乐之城》。辛爽回答她,他没有机会讲故事,所以他就要抓住每一个他能讲故事的机会,哪怕只是一个短片,「我能让业内的人看见我可以讲故事」。
上了《幻乐之城》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好像把我整个人生给掰了一下,接下来我必须要往这个方向走。那一刻,你感觉得到了一张好牌,让你这么打。」辛爽说。
卢静和辛爽的结识,正是在《幻乐之城》播出以后。一位平台的制片人向她提起,他曾经给辛爽投递过20多个项目,辛爽都不感兴趣,问卢静有没有项目,可以和辛爽合作。
节目的热播让辛爽备受追捧,卢静想,说不定他正处于膨胀的劲头上,并不是一个合作的好时机。但由于不好拒绝制片人的好意,她将手边一个小众、尚未成型的项目递了过去,第二天就收到了辛爽的回复,「我已经看完了,能不能把原著小说也给我看看?」小说寄去了,他又迅速发来回复,「小说看完了,我们能不能见一面?」
两人见面时,卢静发现辛爽并非她想象中志得意满的模样。他非常谦虚,同时表达了对项目的兴趣,两人决定开始合作。也是在那次交流,他们聊到了卢静正在开发的另一项目《坏小孩》(《隐秘的角落》原著小说),当时这个项目有另外的制作团队。
不久之后,《坏小孩》的开发遇到了瓶颈。有一天卢静向辛爽求助,说剧本卡住了,能不能帮个忙看看。只过了一晚,第二天,两人见面,辛爽交出了十几页的改编思路,上面写满了笔记。
如同猫科动物一样,辛爽在丛林里,静心等待、迅速出击。
「他那会儿还不知道说我想换导演,他根本没把它当成自己的项目,都能那么认真地去对待。」在那次讨论之后,卢静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辛爽或许可以成为《隐秘的角落》的导演。
因为《隐秘的角落》和《漫长的季节》的合作,卢静和辛爽已经成了挚友。在这个5月的晚上,外界因为这部剧集正陷入喧嚣,卢静郑重地说,她不认同套用在辛爽身上的、看起来圆润的天才叙事。出生1981年的辛爽,今年已经42岁,「他算不上很年轻的导演,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也不是科班出身、上去就能拍故事的,他很珍惜这些拍故事的机会。他努力了,他珍惜了,他去做了,他才被看见了。」她说,「辛爽并不是一下就迈到这儿的。他走到这里花了很长的时间,一步一步一步,那些小步子是很碎的,也很艰难的。」
辛爽在《幻乐之城》现场
旅程的开始
冒险的起点,在吉林四平的一座名为梨树县的小城。辛爽在这里长大。
这座小城不大,横竖不过四五条街道。辛爽的妈妈在运管系统工作,他生活在家属院,家人都来自公务系统,他们期望他也能留在四平,做一份安稳的工作。
但是辛爽只想当摇滚明星。在耳机里,他认识了崔健、黑豹。初中,青少年辛爽开始了自己的表达,他溜进学校,在大烟囱上用喷漆留下醒目的涂鸦和大字。大学报考中国政法大学的理由很简单,他想离开四平,去北京。听说北京卧虎藏龙,有很多摇滚乐队,离「摇滚明星」就近一些。
大二那年,刘昊在排练室第一次见到小他一级的辛爽。辛爽刚进大学不久,是一支哥特风格乐队的主唱,又瘦又高。他看过辛爽的演出,辛爽的演唱方式很特别,唱歌时只盯着鼓看,全程背对着观众,唯一张扬的存在是一头红色的头发。但刘昊觉得,不论是写歌还是弹吉他,辛爽都是个「特有灵气的人」。加上排练室里认识的另一个朋友边远,三个人一拍即合,准备组个乐队,名叫Joyside。辛爽是这支乐队的鼓手,后来又成为吉他手。
乐评人郭小寒很早就是Joyside的乐迷,那是21世纪的最初几年,她常坐着公交车去看他们的演出。她的目光很少会落在具体谁身上,他镇静,毫不张狂,音乐表达因此变得内敛,「摇滚乐就是看谁更炸,谁更有明星范儿,他不是,但作品是一起磕的」。
他们三人一起生活了三年多,住在北京世纪村的地下室。房间里放两张床,一个月租金300多元,和外界沟通的方式是一台搁在窗台上的寻呼机——只有那里有信号。白天,刘昊骑自行车去各个酒吧问老板有没有演出的机会。一个月能争取到两三场演出,门票一张十块钱,最惨淡的一次,只卖出去两张门票。酒吧拿走一部分,剩下的钱,一人平分两块,买素馅饼都有些不够。
几乎没有收入,他们常常没钱吃饭,逛饿了,三个人碰头琢磨,今晚找哪个朋友蹭一顿。吃完,抱着啤酒瓶去退钱,退来的钱还能再管一顿。边远记得,最开心的记忆是几个人漫无目的地溜大街,在惠新东街附近闷头瞎逛,蹲坐在路边喝啤酒。地下室里没有日光,阴暗潮湿,为了不让自己「烂掉」,他们经常在街头溜达,翻晒自己。20年后,当我们面对面坐着,回忆这个画面时,边远的语气突然变得柔和,「那会儿阳光的味道我都能记得」。
那是初期的Joyside,青涩野生,他们都喜欢美国摇滚乐队Nirvana那样自由无章的表达。在当时的一部纪录片里,辛爽表情沉静地总结Joyside,是在一个安全的国家,「寻找冲撞的感觉」。
那时候,北京的摇滚生态原始而混乱。可供演出的livehouse很少,连台下看他们演出的观众都是零零散散的同一拨。乐队演出通常开始得很晚,三四支乐队抽签决定排序,如果轮到最后上场,得等到凌晨一两点以后。等待的时间里,他们喝酒。
他们解释,最开始喝酒是因为害羞,缓解紧张的情绪,喝着喝着就搂不住了,酒精最终成了演出的一部分。要么观众带着酒瓶上去把酒洒了,要么喝多的乐手跟人急了,打架去了。
那时,辛爽是乐队里唯一有工作的人,朝九晚五。他在一家公司做音频编辑,工作内容是给娱乐节目剪片花的配乐。上班族兼任摇滚乐手的辛爽每天是这么度过的:早晨,他背着吉他上班,把琴靠在办公室一角,下班后拎着琴去酒吧演出,演完喝个烂醉。后半夜回家睡觉,第二天再着急忙慌地奔向办公室。
辛爽很快意识到,这种表达方式让他并不愉快,「我对那种生活方式有一点厌倦了。」他承认,「每次演出,在台上喝得特别多,东倒西歪的,也不知道自己在弹什么。一天又一天地重复那个事儿。」在那样的状态下,创作和表达是低效的,音乐无法再满足自己的表达欲。
2006年,一次在13club演出,辛爽弹着弹着,发现手里吉他的声音变得干巴巴的,他抬头一看,喝大了的边远正躺在他的效果器上,把音效摁灭了。他感到一阵烦躁,「那一刻突然觉得,我不要这样,我想换一种生活方式。」演出结束,大家坐在五道口的马路边上喝啤酒,辛爽拎着一把琴,走出来对着他们说,「我不玩了。」
其他人没说话,看着辛爽这么头也不回地走开了。没有人为此感到伤感,在当时,乐队们犹如云朵一样聚聚散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音乐只是乐手们表达的众多洞穴之一,「就去干别的事了呗,想玩点别的。」刘昊说:「我觉得他不论做什么肯定挺对的。他喜欢挑战、冒险。」
事实上,接下来要做什么「别的」,辛爽也不知道,他只是想要停止当下的生活,所以做了一次干脆的决定。
不可避免地,这支乐队给辛爽的创作和表达留下了底色。成为作家以前,班宇做过乐评人,他曾经在哈尔滨看过Joyside的演出,「Joyside是一个不太一样的朋克乐队。Joyside不追求爽,他们在乎的是吉他怎么弹更美,而不是在意朋克的造型、态度。辛爽和Joyside有共通的地方,他们都追求浪漫的表达,都有一个真正的关于爱和浪漫的内核。」
回忆辛爽当年的离开,边远感到释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也不见得非得说大家在一起玩音乐,到现在,他能做自己喜欢的事,能做得这么有成就,对我来说,挺梦幻的,从认识他到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很奇妙、很神奇。命运好像一直把我们联系着。」
多年过去,如果给Joyside的音乐定下一个主题,边远选择了「生命的无限可能性」,「这个乐队所有人的轨迹都是不同的,但是它们会有交织,会有融合。」
离开Joyside不久,辛爽也离开了那份朝九晚五的工作,他仍然有「强烈的表达*」,于是跟朋友一起开了广告公司。为此,他看了有关影像的基础工具书,学习摄像原理。但他从未设想过,自己要通过这些介质传达什么,「我去看那些东西,我只是爱看而已,我只是愿意了解那个东西,但未来我要拍什么东西,没想过。」
接下来,他想试试成为一名讲故事的导演。
一个会魔法的人,和他的同伴
要说服一个相当成熟的团队接受一个从未拍摄过剧集的新导演,这件事让卢静犯难。
这是2019年。除了辛爽以外,《隐秘的角落》的其他主创大多都和卢静一起合作了网剧《无证之罪》,有剧集经验,都是电影学院毕业的科班生,彼此信任,配合默契。面对辛爽,他们势必会产生质疑。卢静只能在每个决定中,「力挺辛爽到底」,说服他们支持辛爽的选择。
卢静记得辛爽第一次跟主创们见面的场景。那天,他们聚在一起开会,辛爽把ipad界面投到了电视,屏幕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辛爽先跑到电视前,一顿讲,又跑下来一顿讲,跑上跑下,气喘吁吁。「那种状态,特别可爱和真诚,特别特别努力。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会让大家喜欢他,信任他,愿意跟他一起战斗的。」卢静说。
信任,在这个团队中尤为重要。《隐秘的角落》中,辛爽让小白船飞上了天。对于现实主义题材的剧集而言,这种场景很是抽象。哪怕辛爽找来很多参考,缺少后期特效的呈现,大家也还是一头雾水。只能依靠纯粹的相信,才愿意帮助他实现那个镜头。
在编剧潘依然看来,辛爽和别的导演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辛爽不强势,从不会逼迫他人接受他的想法。和辛爽合作,她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互相「叮叮当当」碰撞的感受。是才华和诚恳,让辛爽成为了一位拥有决定权的「船长」。
到了《漫长的季节》,剧组在东北勘景,有一次,太阳快下山了,车在一片玉米地旁抛了锚。主创们下车拉着行李,在玉米地旁边等待救援。阳光洒在玉米地上,特别好看。后来有一天辛爽突然问卢静,我们可以在昆明找一片那样的玉米地吗?
昆明不像东北,有大片的玉米地,只能从头开始种。卢静知道,辛爽不是一个会说「我必须要」的导演,他有他的方式让人信服。他往自己的ipad里存了许多玉米地的参考图,给所有人细细地讲,耐心地给出他的理由,这块玉米地会被放置在哪场戏里,作用是什么。卢静听完点点头,「不管怎么着,都得把这个东西实现。」
剧本筹备时期,每天下午三四点,编剧们把汇聚来的想法拿到辛爽面前,「测试」他的反应。如果收到好东西,辛爽的眼睛会亮一下,空气里好像响起「咔」一声,合上了。编剧潘依然每天都会期待辛爽眼睛里的亮光,「当他真的有感觉的时候,我就相信他一定能拍得特好。可能他最后拍的不是我最想的,但那不重要。」
潘依然记得,刚刚建组的时候,辛爽就明确地定下了剧集的最后一场戏,老年王响要见到年轻王响,冲他喊,「往前看,别回头」。「你看他的表达那么真挚,就觉得那个东西对他非常的重要。」出于对辛爽的信任,她觉得自己得想办法,让这个时刻变得顺理成章。
一个特别清晰的人——这是班宇对辛爽的评价,他作为文学策划参与了《漫长的季节》剧本的写作。班宇觉得,辛爽像「一个优秀乐队的贝斯手」,话少,谦逊,每一句话说的点都很准确,「那个音不用多,但是要又少又准,每一下都给到很舒服的位置」。
「聪明又善良」,在《漫长的季节》中饰演王响的范伟向《人物》这样形容辛爽。
最开始,范伟不理解为什么导演执意要给三个男人画上老年妆。每天早晨4点,他们要在妆造上花费5个小时,这大概是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我心里想,干嘛啊每天?按常理来说,18年,一个正常的人,他怎么会变得这样老?」直到他从监视器里看到了王响和儿子王北的一场戏,王响耷拉着眼皮,满头灰发,乐呵呵地和王北说话,他立刻明白了辛爽的用意。
「这张脸告诉人们的故事太多了。」范伟说,「如果你愿意理解王响这个人的话,能看到他的丰富,看到他的复杂。如果不是那么理解的话,会觉得王响没那么可爱。老婆孩子出现这样的结果,他没有直接关系,也有间接关系。现在年轻人看那个时代的父亲,不一定喜欢得起来。这张老脸能够帮助王响,让人对这个人物有唏嘘感。他需要反思的,需要补偿的,都在这张脸上了。」
《漫长的季节》里的王响
大部分时间里,范伟和辛爽的合作都十分契合。唯一一次他们有过分歧,是在王阳去世的那场戏。疼爱的孩子死去了,父亲的悲痛难以自持。范伟认为这场哭戏一定不能过于外露,要遮和藏。拍摄前一天,他问辛爽,现场的氛围能不能帮助演员,让观众不要关注演员的那张脸?
辛爽认为,如果来一场大雨,这场戏就太「顺」了,他希望那天是阳光明媚的。光照十足、温暖和煦的小河边,躺着一个湿漉漉的孩子。那样的场景因为平淡日常而显得更加残酷,犹如生命中随时可能撞上的时刻。范伟觉得辛爽的处理很新鲜,他很快被说服了。
编剧潘依然觉得辛爽会魔法。《隐秘的角落》中的小白船、《漫长的季节》中的雪景,王响穿过玉米地跟过去的自己的擦肩而过,都是他有魔法的地方。「他让你忽然就飞起来了,感觉双脚离地了,那一下啊,就飞起来,挺爽的。」
剧中饰演龚彪的演员秦昊,最喜欢的一场戏是龚彪和黄丽茹在电影院里的对话,两人就弗洛伊德展开了一些讨论。这场戏的台词是临时调整的,开拍的前一个小时,辛爽迅速把剧本飞页(拍摄过程中调整的剧本)交给演员。拿到飞页的秦昊非常惊喜,「台词写得太有趣了,我连『的、地、得』都不用改,包括停顿。」辛爽的「魔法」,让包括秦昊在内的所有人都对他产生了「无条件的信任」,「有意见分歧的时候,大多数我都会同意辛爽,他要的东西我都会给他」。
《漫长的季节》里,龚彪和黄丽茹在电影院。
《漫长的季节》2021年的冬天在昆明开机,80%的主创仍是原来的伙伴,卢静却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由于前一部作品的成功,辛爽成了众人心里的「神」,他说什么便是什么。开剧本会时,辛爽提出想法,大家都不再说话。他着急,「你们为什么最近剧本会都不怎么说话了,你是怎么想的,你一定要说呀。」
辛爽和卢静相信,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是不会通过导演的「一言堂」实现的。服从的团队会逐渐失去生命力。
卢静后来一一和主创们聊天,「你们一定要敢跟辛爽说『No』,哪怕听他的也没问题,但一定要把你们的想法告诉他,要不然我找你干啥?我找别人都能干,你不要做一个辛爽的执行者。」
「如果做个人的东西,会比现在会简单很多。我在家里写一首歌自己录下来,就已经完成了。我们现在选择一个那么复杂的方式,所有要说的东西都是要跟观众沟通的。表达不是凌驾于沟通前提存在的。」在经历了乐队年代最自我的表达之后,辛爽好像自然地领悟了做导演的奥义。
4月25日,《漫长的季节》在豆瓣开分,他从睡梦中醒来,得知了这件事。他打开页面,第一反应是松了一口气,接着哭了起来,躺着足足哭了半个小时。在这些赞誉和评价到来之前,他曾经害怕让他人失望,「万一我做的是错误的方向,万一观众其实不太喜欢这样的方向,我就感觉自己辜负了所有人的信任。」
旅途的发现
《漫长的季节》剧本创作初期,辛爽接到家里的电话,父亲心梗住院了,生命垂危。
他后来形容那时候的自己,是「很安全地坐在小院里聊创作,这个人物应该这样,那个人物应该那样」,在剧本里编织每个人的命运,直到接到那通电话,他好像被一种强劲的力量,吸进了现实生活。现实与创作在这一瞬间形成互文,他成了被命运编排的人,「这个东西特别残忍,特别残酷。谈论死亡和真正面对死亡是两回事。」
他赶到父亲身边,陪父亲走过了最后一个月。他从小和父亲关系很好,上大学时,他和父亲之间写过很多封信,父亲尊重和平视他。
在病房陪护的日子里,有一次,辛爽听见父亲嘴里含糊不清地念叨着一个词:「白驹过隙啊。」
他没听清,凑近问:「什么?」
父亲缓慢地重复了一遍:「白驹过隙。」
词语落在空中,两个人都沉默了。辛爽没有问父亲为什么突然会想到这个词,那一刻是想表达什么意思。他们都意识到,生命这么短暂,这四个字就算作是父子之间简短的告别了。
《漫长的季节》里同样有一段告别。龚彪去世后,黄丽茹跑到殡仪馆,送丈夫最后一程。拍摄那场戏时,摄像师最初只分别架了两个简单的全景机位和特写机位,辛爽觉得不对,他又增加了一个机位。那个机位摄录了黄丽茹进入停尸房的过程,她没有扭头看龚彪,而是径直走到操作台上,拧开保温壶的盖子,倒水,动作缓慢、细致,为最后的离别拖延时间。
对于辛爽来说,这是这场戏最重要的价值。在他心里,黄丽茹结束动作,坐在龚彪身边讲话时,这场戏就结束了。她后来说的话和隔墙传来的痛哭声,对他而言反而是更常规的操作。
班宇记得,去年秋天,在七棵树附近的一家餐厅里,他和辛爽正在讨论这场葬礼的细节,他建议辛爽这段戏可以再精简一些。眼前的辛爽解释自己的想法,说着说着,突然流下了眼泪。
「那一刻,我想我爸了。」辛爽后来向我们解释他的泪水。他全程参与了父亲的后事,选合适的骨灰盒、为父亲擦拭身体、穿寿衣。这个亲戚问他,盆带了没,火化证带了没,证件带好没。那个亲戚说,一会儿你得先说点什么。告别被拆解成许多具体的小事,让他没有时间处理悲伤、真正面对死亡。和黄丽茹一样,他也在这些琐碎的动作中拖延时间,「可是无论再怎么拖延,最终还是得转头去面对。」
在病房里发生过的父子对话被辛爽写入了剧本。他不愿意在剧集正热时,披露父亲去世的细节,把一部集体创作的作品解释为个人情感的宣泄,「我怕观众会把这个事理解成,导演你拍这部剧是不是要纪念什么东西,要了结自己的什么心愿。不是的。」但是在创作过程中,他无法逃避地,调动了这些人生经历的总和,将痛苦反刍一遍。
在病床前看着痛苦的父亲时,辛爽心里在琢磨一件事,「到底啥是命啊」。他把这句话交给了剧里的龚彪。瘫坐在KTV的龚彪醉醺醺地对着空气喊,「到底啥是命啊,我咋不服呢,你让他下来,我跟他唠唠。」
在不止一次的采访中,辛爽都提及,自己信命。在他看来,过去经历的所有事情,不论是转行做导演,还是顺利做出两部剧集,没有一件事在他的想象和计算之内。努力当然会带来一定的必然性,但任何一种结果里势必有一部分不属于必然,他对无法掌握的规律心怀敬畏。
他相信世界上存在一双发牌手,「那个东西挺悬疑的,时时刻刻,你都不知道它会给你什么」。命运给主角王响发了许多好牌,他是「桦钢的火车司机」,是「在厂里受人尊敬的大拿」,在最为顺遂得意的时候,命运继续给他发放坏牌——儿子、妻子的死亡,事业的坍塌。在他躺在火车道的那一刻,命运又调侃似地把「天使一样的」王北发给了他。
成为导演之后,辛爽找到了希望讲述的母题,「比如说碎尸案、*人案这些故事,其实它在我们生活里边不太经常见到,但是我们能通过它们也好,去展开那些人的命运,看看他们身上哪些特质是可以共情到我们身上的。我的兴趣所在,是讲人是怎么生活的,人是怎么面对自己的困境的。」
过40岁生日时,辛爽感受到了衰老。他需要把手机离得远一些,才能看清手机上的字。他通过体检报告来阅读自己的身体,尿酸高了,血糖高了。
他把这些生命体验安放在剧作中。《漫长的季节》中,龚彪有一场回家的戏。他打开客厅里的电视,一边喝着啤酒,一边不停地「叨叨」,一旁为客户做美容的黄丽茹嫌他吵,两个人拌起了嘴。
创作龚彪时,他面对的就是步入中年的自己。辛爽喜欢看《马大帅》,但总在深夜看。趁着家人们都睡着了,他才悄悄挪到客厅,打开电视看《马大帅》,把音量尽可能调到最小。
现在不玩乐队了,他仍偶尔买吉他、音箱,买来就放在一旁,几乎没有使用的机会。儿子一听他弹琴,就说,「你别弹了,太吵了。」他只好给琴连上耳机。原本属于他的书房变成了儿童房,他在阳台上摆一把椅子,躲在这里看书。
这位正意气风发的导演,面对命运,秉持着少见的平静感。你很难将他听候命运发牌的态度理解成悲观。他认为,那是一种中性的情绪,他想让观众明白命运的无常,「咱俩现在坐这聊,我脑子就能想象到,有一天我躺在病床上要死,马上面对死亡那一刻,那个东西是离你很近的,它会分分钟就会发生的事,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但它一定会发生。」说起死亡,他仰起头来,语气平淡。
「命运给我发了好牌,让我可以去拍《隐秘的角落》,让我可以去拍《漫长的季节》,这就是我主观上能感受到的东西,它对我还挺好。」他顿了顿,「它希望我做一个导演。」
很慢的笨蛋
《漫长的季节》大结局播出后,剧组举办了一场庆功宴,主创、演员去了大半。这部讲述时间与命运的网剧,也为他们中的命运轻轻画下了一个转折点,有人被看见,有人重新得到了关注。重聚的时候,大家凑在一堆聊彼此最近发生的改变,谁也不肯先离开,直到都喝多了,一个接着一个被送走。
送完他们,辛爽感觉到,这段时光快要结束,他已经站在门口,马上就可以推门出去了。
他形容过去创作的日子,就像「泡在一个浴缸里」,憋一口气,把自己浸没在水中。
卢静记得,拍摄夜市断电、店员小露遇袭的那场戏时,剧组遇上了问题。拍摄地点是真实的夜市,不可能真正切断整个片区的电源,只能安排工作人员蹲守着,在同一时间关灯。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演员还提出了表演逻辑上的问题。时间越来越紧张,第二天没有补拍的机会,制片主任跑来问卢静怎么办,辛爽走上前说,「给我5分钟」,接着,他独自走到街道的另一头,一处离人群很远的地方。在场所有人都立定不动,目光转向了辛爽。
在卢静心里,那是无比漫长的5分钟,她不知道辛爽会如何化解这个难题,「我只知道那五分钟里,他的压力应该很大。」看着辛爽遥远单薄的背影,卢静想,他得多孤独啊。
5分钟之后,他掉头回来,给了一个决定。
事实上,那样的时刻像潮水一般,不停地在拍摄过程中翻滚涌现,有时候是5分钟,有时候是10分钟,这让他「常常垮掉」。在它们到来的时候,他会选择藏起来。
周围的人都知道辛爽的习惯,拍摄现场总有一个小帐篷,如果上午进展没有那么顺利,或是遇到了问题,中场休息时,他会一个人溜到小帐篷里去,趁着午饭时间,弹琴、听很躁的音乐,反复听重金属,hardcore。
没有人会去打扰他,「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刻对他来说,挺重要的吧。除了那些时间,他基本上都要面对大家。」《漫长的季节》的另一个制片人宋存松说。
释放压力的方法之一是买帽子。他有上百顶帽子,每天选择其中一顶戴上,这让他感到安全。帽子又变成了各种各样的滑雪面罩,在人来人往的片场,可以只露出两个眼睛。最后囿于导演的职能,要和演员交流,面罩一直没派上用场。为了让自己放松,他总是伴着city pop风格的歌单睡觉。剧组*青后,无意间再听到那份歌单,他吓出一身冷汗。
辛爽有很多顶不同的帽子
他不是一个喜欢做决定的人,但在片场,他每天面临着至少几十个决定,因为「可能犯下的错误」感到焦虑和手足无措。「我不想成为掌控者,但是没办法,这个职业的需求就是这样。不管你逼不逼迫,你都得迅速决定,因为大家都在等着你。」
宋存松记得一个画面,《漫长的季节》拍到三分之一的时候,一天,他去现场找辛爽。辛爽正给演员走完戏,回到监视器前。宋存松着急和他说事,把他拦了下来。那时临近中午,四周明晃晃的,充足的阳光打在辛爽脸上。宋存松吓了一跳,他看到辛爽的黑眼圈很重,嘴角皲裂,还起了好几个水泡。宋存松第一次那么仔细地观察到辛爽的疲态,「确实是到人体生理上的极限了」。
辛爽最喜欢的导演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好莱坞,伊斯特伍德是出了名地充满活力。从1971年正式出道做导演,到现在,93岁的他依然在掌机,创作欲愈发强烈,几乎以一年一部电影的节奏在向外输出。东木的电影每一个拍摄环节都规整、精确、充满效率,从不拖期,所有东西都是算好的,「像人写字,工工整整地放在那儿」。
辛爽对这位老先生充满好奇,把他的幕后纪录片翻来覆去地看。东木的生命早就和片场相融,电影变成了他的呼吸,和吃饭、喝水一样日常。在东木的剧组里,每个人都可以在晚饭前回家。
「我特别喜欢他那种放松的创作方式,他没有把创作看得很重大。」辛爽笑着指了指自己,「我是相反的。笨蛋,很慢。」
他无法在创作中感到放松,只觉得一次比一次紧绷,担心「会不会,怎么办,不太好」。为了缓解,他只能尽可能地做准备。
在剧组,他随身携带的两件物品,是吉他和iPad。iPad永远连接着一个充满电的充电宝,用来随时记录笔记。这些笔记是辛爽的「笨办法」,他必须清楚地记录,接下来的三天内每个人要做什么。在和《人物》约定采访的前一天,他看提纲直到凌晨两点半,预先准备好如何回答每一个问题,「压力非常大,非常紧张」。
真正的痛苦开始显露。在他看来,最大的痛苦之一,是和生理做搏斗。「如果你有更高的要求,你就要牺牲你睡觉的时间。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出飞页的时间如果太晚,第二天就会耽误其他部门的进度,「我也觉得很内疚、很抱歉。」
这些笨办法的结果是,最短的一次,他一晚上只睡了15分钟,调整剧本的时候睡着了,一觉惊醒,手指还在 iPad 上没有挪动过。
合作到现在,卢静仍旧有一种跟着辛爽一起奔跑的感觉。
不管是一同出差还是去哪里,卢静从来没有见过辛爽在飞机上睡觉,他始终捧着书在读。只要是对剧本创作有帮助的书,他都会下单寄到卢静的家里,交代卢静,「你要去看」,如果卢静出差去了其他城市,他会再寄一本到新住处。每隔两天,他就问她,卢静,你看了吗?有时候他会开玩笑,卢静,你怎么不努力了呢?
他渴望成为一个松弛的创作者,「我在找一个工作方法,如果我能把创作这个事调整成跟呼吸、吃饭、喝水一样,那个时候……好像真的就可以了。」
与黑猫一起散步
辛爽爱看寓言故事,在故事里寻找人的困境和本真。网剧《隐秘的角落》里,他讲述了三只小鸡被狐狸吃掉的故事。执导的短片《婚礼》中,伴娘对着镜头哭着讲了一个蜜蜂和蜂蜜的故事,「即使是《猫和老鼠》,它讲的也是人生的困境,Tom是Jerry的困境,Jerry是Tom的困境。」
记忆最深刻的,是小时候读过的一本名为《黑猫历险记》的故事,来自一位捷克的儿童作家拉达。因为喜欢这个故事,他在二手书网上重新把它买了回来。它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
一只住在农场里的黑猫,名叫米克什,有一天,它突然学会了开口说话。它喜欢一本正经地戴上手套,蹬上靴子,穿帅气的上衣。他和农场的小男孩、小猪巴西克、山羊波贝什成为了好朋友。直到有一天,它不小心把农场奶奶的陶壶打碎,决定勇闯天下,买把新壶回来。在新世界,他去了马戏团,遇上了一群新伙伴,带领马戏团的朋友们再次闯荡江湖,展开了惊奇的冒险。
这是一则明亮温暖的故事,米克什聪明、正直,懂得克制,即使得到说话能力,它依然遵守这项技能的规则,从来不滥用本领,不大声嚷嚷,很有礼貌。
辛爽有着和米克什相似的「不自溺」,他一度把这三个字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很多情况下人会有一种错觉,在某件事情上做得挺好的,就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哪里都能说两句。这个世界上的看法太多了,我还是享受沉默,除非是有人真的要问,或者要求助的时候,我才会小心翼翼地回答点什么东西。」
他觉得自己和猫挺像。猫不依赖于任何事物,即使喜欢什么,也要保持一个独立的空间,不会特意越界。养猫多年的他,身上没有一根猫毛。即使是家里和他关系最亲密的小猫,看到他也只是走过来,拿脑袋蹭他的手,让他挠几下,就扭头走了,「我觉得这种关系特好」。
这一点得到了周遭朋友们的同意,他们认为,辛爽身上有猫科动物的多种属性,敏锐、精准,目标明确,不发一言地迅速接近猎物,「像猫科动物,有时候能藏起来,有时候还挺凶悍。」刘昊说。
拉达的故事里,米克什在冒险中一次次拔节成长,在不同世界里试错,毫不慌张地走向自己认定的事情。辛爽经历了同样惊奇的冒险之旅,一路走来,他优雅地探索。对于做导演这件事,他未曾有过强烈的使命感。他渴望的是安放,导演的身份只是容器之一。
目前来看,这趟旅程还不赖。采访时,辛爽在空中比划出一个环绕在他身边的圆形,向我们展示,在这场旅程中,他建立了一块自留地,他的伙伴们被他容纳其中。在那个空间里,他有安定的感觉。「我之后可能不会融入到大的生态里面,不想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我的生存方式,我只希望自己尽量地放松,把它变成一个很小的生态。」
秦昊觉得,辛爽有东北人血液里自带的,那种饱满的「情义跟倔强」。「辛爽觉得大家在一起打仗过,就希望一直都在一起,」秦昊说,「我没有跟辛爽求证过,我从我心里边的感受来的。」
2021年,《隐秘的角落》大热以后,卢静、宋存松和辛爽合伙开了一家影视制作公司,名叫「哪里哪里」。
「哪里哪里」是辛爽取的名字,是一个人受到夸奖,害羞谦逊的语气。「这个很重要,不管我们做了什么事,不管成绩是什么,一定要记住这个感受。」卢静说。
他们想通过公司的模式,保护好难得建立的「小生态」,和一群有共识的人做小而美的事,「当拍摄需要多花成本的时候,我们有自己决定的权力,我们可以更自由地选择想做的项目。自己成立公司的意图是,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创作。」卢静说,「《漫长的季节》现在的成绩,它带来的不是焦虑,是自由。」
辛爽有同样的感受,「这次《漫长的季节》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最舒服的地方是,因为它,我们在后边还可以继续自由地创作自己想做的东西,可以不用强迫自己去做不愿意做的东西,大家看见了你们的小生态,它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作品。它是成立的,它不是我们自己幻想出来的。」他又强调了一次,「它是真的成立的。」
辛爽的父亲去世时,卢静和其他主创们正在长沙制作电视剧《亲爱的小孩》,他们希望能够在这个时候陪伴他。卢静采取的方式是向辛爽求助,「我说我特别需要他,希望他来帮我看一看素材,用这种方式去分散他的注意力。」
那天收工以后,他们带着辛爽遛大街,没有特地去哪家店,只是边聊边走,拍搞怪的合照,一直在街上待到了凌晨四点。谁也没有提及死亡,没有唉声叹气,只是告诉辛爽,哪些地方好好玩好漂亮,哪些地方下次可以来取景。他们心照不宣地保护着辛爽的边界。
每部作品之后,辛爽会在心里完成一次清空的「仪式」。结束所有的宣传、交流,他就把《漫长的季节》封存起来,「不会再想,也不会再提及这个东西」。仪式结束,他要回到自己的世界里,重新找到下一个「值得讲的故事」。
《漫长的季节》在昆明拍摄,主创们把各自的摩托车都运到了这里,做了约定,等剧集拍摄结束,要好好骑行一番。
*青那天,摩托车一股脑从剧组冲了出来,他们一口气行驶了几百公里。一路上,辛爽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放松。他不再需要成为一个决策者,只需要跟着车队,在公路上飞驰。从中午骑到天黑,路过层层叠叠的山谷,湖泊,终于抵达大理。钻山洞时,同伴们都会拧响马达「交流」。
在大理,辛爽终于不再那么紧绷。朋友们发掘了新爱好:美甲。理由是,做美甲时两只手动不了,看不了手机,辛爽可以从这些事务中松一口气。
那几天,辛爽在小臂上纹了一双外星人硕大的眼睛,每次拍照,他都可以抬起胳膊,给自己换上外星人的眼睛。底下还有一句法文:「他人即地狱」,来自萨特。但如果你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会漫不经意地回答,「吃面包要蘸黄油」。
他向《人物》展示了脚上的帆布鞋,帆布鞋上穿插着CHANEL的包装绳作为鞋带,他眨眨眼,「这两个东西会形成一个新的意义」。
他最近读了《与瓦尔泽一起散步》。瑞士作家、诗人罗伯特·瓦尔泽在人生的后半段被诊断出精神疾病,长居疗养院。他年轻的仰慕者卡尔·泽利希常去看望他。他们俩在疗养院附近的郊野漫步、登山,穿过森林、河流、小镇、奶牛群,在初春的草坡和冬日的飞雪中漫谈。这些谈话被记录成文。
瓦尔泽对泽利希说:「如果一个艺术家缺乏爱,他的天赋有什么用。」辛爽对这句话深有共鸣,「在这次《漫长的季节》里也是,我没有找到那个逻辑和原因,没有想通我们是拿什么样的动机去做所有的人物。直到我那天看到那句话,它反过来证实了我们这次创作的逻辑,就是爱所有的人物。最后这个作品做出来,观众得到的不是一个很压抑、很残暴的东西,他们得到的其实是一个安慰。」
由于长年处于贫困和无人赏识的境遇中,瓦尔泽在生命最后20年放弃了写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彻底远离表达。无穷尽的自然天地化身他的稿纸,他行走在其间。散步和交谈替代写作,让他得以再次安放自我,再次找到和世界对话的方式。
和瓦尔泽一样,辛爽也经历过表达方式的转场。他很久没有再写过歌,试过几次,发现写歌的能力正在慢慢消失,但他很快对这个转变释然,「确实也不悲伤,因为你有其他的表达方式」。
当下的他明确了一件事,那就是自己可以成为一个讲故事的导演,完成和观众的有效沟通,但对于未来,他仍没有定数,「现在的这种明确,是所有条件促成了你能看见的那条路。也许走到某处,其他条件又让你转向了。如果能走到那儿,我就走到那儿,如果走不到,我也会选择转向。」
当所有人以为他已经抵达目的地时,冒险才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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