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59年的夏天，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会议。一天，朱德夫妇在游览庐山植物园后，提出要去小天池喇嘛塔看看，当地的陪同人员听说朱德要去庐山喇嘛塔，感到十分为难。
因为当时宗教工作的指导思想已越来越“左”，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掀起“献庙”高潮，山下九江市区已有10余座寺庙被“献”了出来，和尚都集中去种菜，尼姑则去打草绳。此外，这座喇嘛塔是由蒋介石捐金修建的，会不会政治上有问题?
朱德夫妇在诺那塔前的合影
陪同人员怕闯祸，忐忑不安地说.”庐山是有座喇嘛塔，是不是.....”朱德见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神态，便哈哈大笑起来，说，“塔里的喇嘛叫诺那，他可是红军的老朋友。”
诺那活佛早期活动
诺那活佛原名赤乃降措，清同治三年出生于川边恩达县，父亲是藏人，母亲是汉人。自幼被选为噶拉寺活佛。7岁坐床,法号诺那。
他通晓汉、藏、梵语，研习红教典籍，为莲华生大士教派高僧。曾在拉萨、印度游学，在康藏颇有声誉。
清末，十三世达赖在抗英斗争失败后，见清廷腐败无能不能倚重，加之与驻藏大臣交恶，竟转而投靠英国，疏远中央，走上民族分裂的道路，不仅停止供应驻藏大臣粮秣乌拉，并征调藏军阻击奉调入藏的川军。
宣统二年，川、藏两军在工布江边发生激战。这时,诺那活佛正受聘于工布江达的土司白马策翁家讲经。策翁倾向于拉萨,准备率众与藏军合击川军。诺那反对分裂，力劝策翁归附朝廷。
他见策翁固执不悟,以活佛的地位声望,联合左右亲信,袭*策翁于经堂之上，将首级献于川滇边务大臣行辕，并发兵攻藏。当时的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曾申奏朝廷,建议册封诺那活佛为西康大总管。
1917年9月，川军战败，诺那等被带到拉萨并遭到监禁，后逢十三世达赖喇嘛年关大赦，被流放到加玉宗。
由于诺那是佛教造诣和密教修炼极高的僧人，从而看管诺那的加玉宗的两个宗本聂隆哇和称东群则特别照顾诺那，让他在山上一小寺庙里自由居住，还让他收了很多徒弟。逐渐，当地信仰他的人很多，外人根本不知道他是有人监管的流放者。
之后诺那寻得恰当时机逃出流放地加玉宗，和一个去拉萨朝佛的道孚人一起沿着大路来到康定，并于1924年到达北京。
诺那活佛在内地的活动
当时北京政府由段祺瑞执政，诺那面谒段祺瑞，说起自己遭遇，并游说段派兵攻打昌都，收回失地。段大为叹服，以一千元为供养,并安置驻锡之所。答应他在大局安定之后，送他回西康恢复旧业。但是，内地此时仍然处于军阀混战的状态,中央政府对边事鞭长莫及，诺那依靠中央政府力量回西康的愿望也一再搁置。
诺那主持修建在重庆通远门外七星岗上的菩提金刚塔
后四川军阀刘湘的驻京代表李公度崇信佛法，遂拜请诺那移驻重庆。诺那欣然应允，由北京来到重庆，在重庆从事讲经说法等宗教活动。当时四川军阀刘湘和当地部分知名人士，都纷纷皈依其门下为弟子。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刘湘于1929年举荐他前往南京，面见了蒋介石和戴传贤等民国要员，并被委任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封呼图克图称号。
太虚大师
此时，内地以太虚大师为主的佛教界人士发起了佛教改进运动，改变清末以来汉传佛教发展的颓势，提倡佛教改革。特别在僧制方面，向西藏寺院学习，依藏传佛教修行的次第、严格的戒律、寺院的管理等方面来规范内地的佛教。
当时在内地的藏传佛教僧人也积极参与到这一汉藏佛教之间的交流中，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此一时期滞留内地的诺那也是其中之一。由于他懂汉语，医术高明以及在佛学上深厚的造诣，赢得了内地佛教僧人及信徒的敬仰，声望一时极高，上至政界大员，下至普通百姓，有很多人对他产生了信仰。
诺那受任西康宜慰使1935初，中央军16军因尾追红军进入西康，国民党中央趁着军队入驻，为了钳制桀骜不驯的西康省主席刘文辉，遂任命诺那为西康宣慰使，前往西康配合政治宣传，联络地方势力阻止红军，并伺机削弱刘文辉在西康的势力。
当年6月，诺那以中央特派的宣抚大员身份，由成都启程入康。诺那身着黄色缎袍，外披红缎锈金袈裟，坐在黄缎八人大轿内，前列锦旗十面，轿上罩黄缎金顶宝伞，真像一尊活佛。前后簇拥着武装警卫数百名，声势煊赫，前所未有。
过雅安，刘文辉率在雅安的文武官员，到羌江渡口迎接。到康定，又受到十六军的代表西康行政督察官员陈启图、康定县长华浩然的欢迎。康定城中的喇嘛寺都组织了鼓乐队和幢幡宝盖欢迎。诺那一到东门，各寺鼓号齐鸣，唢呐悠扬，将诺那簇拥至他下榻的南无寺。
第二天，诺那身坐黄轿，前面彩旗开道，后面宝盖笼罩，挨次到各庙拜佛，敬献哈达。接着，公署积极召开宣慰大会，邀请康区关外各县土司头人，和寺庙主持人前来参加。
诺那与刘文辉失和
大会于八月在康定举行，宣慰大会后，诺那把各县土司头人、寺庙堪布等留下二十余人，会同公署秘书长韩大载、汉文秘书兼藏文秘书江安西、宣慰组长兼地方武装组长邦达多吉等人，举行秘密会议，号召反映地方情况要打破顾虑，多揭露刘文辉的暴行。
事后公署收到控诉二十四军横征暴敛、为非作恶的书面材料三百余件，公署全数转报国民党中央。
此事为刘文辉侦知，亦搜集诺那超出宣慰范围的不轨行为向上呈报。行政院认为这是两派不合、互相攻评的地方细故，未予置理。
此后，双方关系公开恶化。但由于中央十六军驻扎康定，刘文辉对诺那亦无可奈何。
诺那在康定住了三个月，并给各县赠送了茶包等礼品，决定先赴康北宜慰，然后再去康南，公署成员及部队均随诺那于九月离开康定。
康定塔公寺
诺那途经康定塔公寺，惠远寺派人来报，说约有一个排的散兵，来历不明，正在泰宁(今乾宁) 抢劫寺庙财物，请诺那派武装予以追剿。公署当即派邦达多吉和江安西，率领部分随从武装，追至乾宁附近，将这批散兵包围缴械，追回所抢寺庙财物。
经查明都是刘部在丹巴被红军击溃逃散的兵卒，集体逃到这里约二三十名，都发给路费，派队送到康定新都桥，令其各自回家。这一问题解决后，公署继续前进，至道孚诺那驻灵雀寺，同时武装组长邦达多吉也率领他的地方武装到道孚。
邦达多吉
邦达多吉，精明干练，曾被西藏地方政府委任为驻乍丫部队的代本。其家族为西藏三大财阀之一，民国二十二年，因与西藏地方政府争夺货源失和，遂率所部二百余人，离开昌都地方，驻扎巴塘一带。
他这二百多人，是他在乍丫任代本时招募的私人警卫武装，全是乍丫人，配备英国步枪。
当时刘文辉的二十四军一部在丹巴被红军击溃后，散兵无人收容，为避免去康定被十六军缴械，所以多数都逃到与丹巴交界的道孚。
诺那决定把这些兵的武器收缴，免其到处生事，坑害百姓，但如强行收缴，必会发生武装冲突，为免造成伤亡，只宜智取。遂由诺那出面，设宴邀请三个营排长以上的军官，到灵雀寺赴宴。这些军官不知是计，都欣然前来赴宴。
酒至半酣，由公署秘书长韩大载代表诺那宣布，公署奉中央命令，以该地士兵军纪败坏，*扰百姓，为免滋生事端，现经决定，凡留道孚的军队，先行上缴武器，再全部由宣慰使公署收容改编。
这些军官手无寸铁，无力抵抗，而且众寡悬殊，抵抗也徒劳，只好照韩大载所说，签署了令他们的士兵交出全部武器的命令。
江安西于是率领全副武装的警卫大队士兵二三十名，到各营驻地，向士兵宣读了他们长官签署的缴枪命令，士兵们见长官都下令缴枪，不敢不听，便将全部武器交出。
这时噶卡头人派人又来报，说是有支来历不明的部队，约一营人，驻在葛卡，因还不知道驻道孚部队已被缴械，毫无戒备，正好收拾。
江安西到了葛卡，时已半夜。见全村都无灯火，知人家都已熟睡，只桥头有一哨兵，他们先将哨兵擒获，威胁他不准出声，说出驻军情况，于是偷偷进入营地，很快控制了营长欧显廷。
士兵和全营军官见营长被两个执刀的人左右挟持，便无人敢反抗，交出全部武器，江安西遂将两处士兵一起押到康定新都桥，发给路费，令其各自回去。
公署见自己不费一枪一弹，就解决了二十四军一团多人，很受鼓舞。当即诺那召开秘密会议，商讨今后如何继续解决二十四军驻军部队。
诺那在会上用藏族的谚语打比方说:“我们解决二十四军在关外的部队，好比人吃大蒜，吃一个口臭，多吃还是口臭，大家要全面考虑问题。”
大家讨论后认为，巴安还有傅德铨一个整团，应该派队去解决。只要把傅团解决了，康南也就可以归公署管辖。
会上有人认为，对于刘湘派来作为诺那的警卫队随同入康的两连人，不过是摆摆排场，不便派去打仗，留下来实无用处，不如把他们遣回重庆，免得碍手碍脚，也减轻后勤负担。
又有人提议，江安西可以组织一批精干力量，带去肃清康北各县二十四军的残余部队，撤销各县原任县长，另委派行署任命的县长。
会后诺那向大队长秦伟琪说明，贵部已完成刘军长指示的护送任务，请即率部返回重庆。秦伟琪见诺那不断吃掉刘文辉的部队，怕他有一天也会吃到自己头上，现在听说叫他们回重庆，当然很乐意。
诺那处理瞻对纠纷
瞻对老照片
后江安西听说，瞻对还驻有二十四军一个排，便率警卫排，绕到瞻对，去解决这个排。江安西到了瞻对，见诺那已先到瞻对。
诺那为什么到了瞻对呢?因为瞻对历来分为上瞻对和下瞻对，各有土司治理。上瞻对的土司名叫甲日.多吉郎加，下瞻对的土司名叫都噶·巴登多吉。
多吉郎加有一个女儿名甲日.却麦卓玛，极其泼辣精干。两家土司积有夙怨，矛盾很深，时常发生冤家械斗，前些年双方为争夺草场，向县府起诉。地方县长亲往查勘，见这片草场都在下瞻对境内，上瞻对只在交界处有宽仅一米、长约数米的一小地段，照理这片草场应属下瞻对所有，遂把这片草场断归下瞻对。却麦卓玛不服，上告到重庆行辕。行辕认为这是一件小事，便命令诺那就近处理，诺那因此到了瞻对。
却麦卓玛见诺那来了，便先往参拜，并愿皈依诺那为女弟子，诺那见她很精干，颇为喜爱。卓玛为了讨好诺那，便调集上瞻对的地方武装，先解决了二十四军驻瞻对一个排的武装，并说原任县长接受了下瞻对土司的贿赂，裁判草场事不公。
在诺那的默许下，将瞻化县长师爷(秘书)、通司 (翻译) 逮捕枪决，诺那便委派卓玛为瞻化县长。下瞻对土司巴登多吉见诺那如此偏袒卓玛，再不敢提草场的问题。殊不知此事为后来诺那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刘文辉的第一次反击
李韫珩（1877—1948），字抱冰
刘文辉深知诺那是依仗中央军李抱冰为庇护，在康定遏止其采取军事行动，以致造成诺那在关外毫无忌惮为所欲为，不但缴了他一团多人的枪，还把他派到康北各县的县长*的*，驱逐的驱逐，靠边的靠边，这些情况使他甚为恼怒。
当时侦知刘湘派给诺那做警卫的两连人，已被诺那遣回重庆，江安西和邦达多吉又去了巴安，公署内部空虚，正好乘机偷袭，解除诺那的武装，免他再制造事故。
刘便密令他驻在康定郊外的团长张行，率兵两营，避过李抱冰的耳目，到道孚偷袭公署，并告诫张行，此去只解除诺那的武装，对诺那和公署人员，不能损伤毫发。
不料刘文辉这一偷袭计划，被公署在康定留守的秘书陈济博侦知，事先电告了诺那。诺那于是发出号召，调集道孚、炉霍、瞻对等县地方武装，连同公署警队，共组织了一千余人，由邛布.拉麦彭错率领出战迎敌。
彭措率部在葛卡进入松林口的地方设伏，待张行率部全部进入林内小路，以鸣枪为号，两旁伏兵各分三路同时出击，奋勇冲*，用密集的枪弹，把张行部截作几段，林外的伏兵，也乘势反击，大获全胜。张行大败，不得不匆匆收容残部，败退回康定。
诺那进攻傅团受挫
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月下旬，邦达多吉侦知刘文辉部傅德铨团有一个营，驻在巴塘和白玉之间的沙马地方，有一个连去白玉催粮未归，巴塘城区，只有一个多营的兵力，正好乘机解决，于是贸然采取行动，将傅德铨抓了，拘押在康宁寺内，强令其下令要全团缴枪。
傅德铨失去自由，自知无力反抗，只得缴械。邦达的甲本（营长）白登为预防有变，将傅德铨的老婆和他的养子拘留，作为人质，并将缴获的全部枪弹集中存放在团部内一间空房内。
不料傅德铨留了一手，秘派一亲信传令所属驻沙马的一个营，立即赶回巴塘救援。该营奉命之后，昼夜兼程，赶回巴塘，并于深夜发动进攻。
邦达不敌被迫撤退到巴塘东部日得地方，驻在纳卡活佛的住所内。傅团见邦达的部队已退到日得，为泄私愤，抄了邦达多吉驻巴塘的住宅。助战的僧众群众，也趁机将邦达在巴塘的动产，除放牧在郊外的骡马二百余头外，都洗劫一空。
邦达多吉于十一月中旬到达巴塘，但败局已无法挽回，即率所部押解傅德铨的妻、子由得日退到巴塘东郊小坝冲，后又退到巴塘北区的松多村。
江安西到了巴塘，在松多村会到了邦达多吉，准备调集人马，对傅团发起进攻。
民国二十五年(1936)二月初，晚上十点钟，邦达多吉率前锋部队，向傅团发起进攻。但傅团早有准备，在城内关帝庙及附近民房二三层楼内，居高临下向邦达攻城部队用机枪密集扫射，击伤邦达的管家四郎降村和甲本白登，并击毙邦达士兵数名。邦达部队及地方武装一片混乱，邦达见状，遂下令后撤，退至底塘公、四里弄及康宁寺驻扎。
诺那阻击红军失败
恰恰这时，北上的工农红军进入了西康的乡城、稻城等地，向甘孜进军。重庆得此情报，便命令诺那率领所部，并调集地方武装，阻击红军北上。
诺那奉命后，因为前次解决刘文辉的队伍，得了很多便宜，认为对付红军也是一样，便自不量力，调集地方武装千余人，于1936年2月，在道孚、炉霍一带，两次同红军接火。
结果可想而知，诺那及地方武装根本不是红军的对手，于是被迫退到甘孜，但仍不甘心，又勾结德格土司泽汪登登和大头人夏克刀登率领骑兵数千人，在甘孜的白利寺一线，再次阻击红军。又被红四方面军八十八旅二六五团击溃，夏克刀登被俘。
诺那见势不妙，便由甘孜逃到瞻对，欲由瞻对逃往巴安，与邦达多吉与江安西会合。没有料到他到了瞻对，上瞻对土司甲日·多吉郎加和女儿却麦卓玛，因害怕红军，不知逃避到哪里去了，土司官寨，空无一人，只有下瞻对土司都噶·巴登多吉还未动。
真是冤家路窄，巴登多吉对诺那偏袒却麦卓玛心怀不满，见诺那逃来瞻对，只有秘书长韩大载和拉麦彭错同他在一起，卫士也只有十余人，势单力孤，正好报复，便率领自己的武装一二百人，将诺那团团围困，开枪将诺那的卫士打死，将诺那、韩大载、拉麦彭错等三人生擒。
巴登多吉认为拉麦彭错助纣为虐，不是好人，立即枪决。但对诺那和韩大载，则不敢伤害，尚待计议如何处置。有人建议，诺那是西藏的逃犯，应送往拉萨处置。但有人认为诺那是红教活佛，德格一带都是红教寺庙，恐被截救。
正犹豫不决间，适有一小队红军，由雅江到瞻对去甘孜与主力会合。巴登多吉等认为诺那同红军打过仗，是红军的仇人，便把诺那送交这队红军，请予严办。
诺那圆寂
诺那同韩大载被带到甘孜，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不但未被严办，反受到很好的优待。一日三餐，红军都按藏族的生活习惯，供给酥油、糌粑、奶饼和牛肉等上等食品。
王维舟
红军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还接见了他。对诺那以礼相待，耐心向诺那讲解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宗教政策，并派专人照料饮食起居在极困难条件下，对诺那特供鲜奶和米粥，揭穿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种种造谣污蔑。
诺那终于解除了对红军的偏见和疑虑，并与红军以诚相待，帮红军学藏文，藏歌，藏医，讲述康藏历史故事，甚至向红军提出借兵，收复被达赖藏兵占领的丹达山以东的失地。
但诺那年事已高，不堪劳累，连年东奔西走，此次因行军打仗，又受到惊吓，心力交瘁，很快病倒床榻。
朱德总司令派来了最好的医生，诺那婉言谢绝用药:“我已年老将死之人，用此西药殊为可惜，留着给红军将士用吧。”
1936年5月，红军的医务人员尽力治疗，但救治无效，诺那在甘孜圆寂，终年七十三岁。
诺那死后，红军首长责成韩大载为他办理后事，并赠送大洋二百元作费用。韩大载按诺那遗愿将其火化，把灵骨盛入特制的小佛龛内，计划护送到康定，听候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安排。
国民政府得知诺那圆寂，便下令追封诺那为普佑法师，撤销宣慰使公署，将诺那灵骨护送到庐山小天池建塔安葬。
后记
庐山诺那塔 摄影：朱希实，2020年11月
特殊的历史时期造就特殊的历史人物。纵观诺那呼图克图一生，事迹错综复杂，他出生在国家危难之际，一生经历了清朝覆灭、民国建立、外敌入侵、康藏纷争等一系列事件。
他进入内地后，积极为弘扬藏传佛教而奔走，与同时期在内地的藏传佛教僧人一道，配合内地僧人，对汉传佛教的改进做出了巨大贡献，形成了汉藏佛教之间交流的一个高峰，其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诺那塔内的诺那佛像
在这种交流中，也增强了当时的国人对边疆尤其是藏区知识的了解，使国民意识到西藏当下的政治局面及边疆不安全因素的存在，为中央政府对藏区的经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虽然诺那也曾参与政治并有所作为，还在他的晚期一度做出过错误的政治选择，与长征中的红军为敌，并成为俘虏，但是在与红军相处日久后，放下了对红军的偏见和疑虑，并能与红军以诚相待。
诺那呼图克图
总体来讲，诺那呼图克图一生的政治立场仍然是正确的、可取的，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的明争暗斗中，他坚定地与中央政府保持了一致的政治立场，在纷乱错杂的政治局面中，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加强汉藏文化交流，这些都是得到历史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