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平津沦陷。12月14日，大汉奸王克敏出任日军扶植的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
上图就是王克敏，长得就是一副汉奸相。
1938年初，时任军统天津站站长的陈恭澍接到戴笠的指令：制裁王克敏。
所谓制裁，在军统的词典里，就是暗*。
王克敏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办公地在北平，为啥要天津站的陈恭澍去制裁呢？这一来是因为北平站虽大，却没有专门负责逮捕、刺*等任务的行动单位，而距北平很近的天津站有；二来北平站代理站长毛万里虽是资深特工，但对于暗*行动不擅长，而天津站的陈恭澍则素以暗*见长，有军统第一*手之称。
接到电令后，陈恭澍要行动组长王文（也叫王文翰）甄选武艺强、枪法精且有敌后刺*活动经验者六七人，备好武器待命。然后将天津站事务做一简单交代，便只身潜入北平。
陈恭澍甫抵北平，即积极活动，很快便从既是冀东同乡又是军校同学还是复兴社同仁的张作兴口中，捕捉到一条线索，即张作兴借住的姐姐家有一邻居，是东北军一个下台的旅长，姓武，与张闲谈比较融洽，还时不时一起喝两杯。老武酒后话多，无意间说到一个原来跟着他当连长、营长的，很没出息，居然给王克敏当了卫队长……
对于陈恭澍来说，这个东北军出身的王克敏的卫队长，是极佳的运动对象。
经北平站、天津站密侦获知，武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下台后也没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但其人具强烈爱国心，对日本鬼子和汉奸走狗充满愤恨。这显然可以利用。
经张作兴的引见，陈恭澍与老武进行了会面，暗示了自己的身份，在得到对方愿为抗日效力的表态后，又告知了想利用给王克敏当卫队长的老武的那个老部下锄奸的想法。
老武深明大义，表示愿意去做这个老部下的工作。但他这个老部下的确没出息，当老武向他暗示要其择机刺*王克敏的意图后，竟吓破了胆，表示绝对不行。但他也表示，绝对不会出卖老长官。
陈恭澍得知，这个卫队长姓卞，并非王克敏亲信，薪水也不高，勉强可以养家。遂鼓励老武继续与之接触，他自己不敢干，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也可以，并在给予金钱贿赂的同时，承诺事成之后还有一笔不小的报酬。
在老武多次动员和金钱的作用下，这个卞队长说出了他自己的意见：
第一，不能在王克敏的家中动手。这一来会让他为难。你想呀，当遇袭后，他怎么办？是尽自己卫队长的职责跟刺客对打，还是等着挨打？再说了，王一死，往轻了说，他的饭碗砸了；往重了说，他一家老小的性命难保。
二来呢，也因为王家的院子很深，警卫很多，刺客来少了十个八干不成。时间稍长，还会有日敌增援，到时不仅干不成，连脱身都难。来多了也不行，人多了目标大。现如今北平已是日本人的天下，人聚集多了可能还没能接近到王家的院子就被怀疑遭逮捕了。
第二，不能在王克敏办公地点以及从王家到办公地的路上动手。因为这是警卫的重点，布有重兵，没有可以利用的时机。
卞队长说得倒也在理。
陈恭澍要老武继续做卞的工作。不久，这个卞队长透露了一个信息：最近一个时期，王克敏每周一下午的两点，要到煤渣胡同的铁路俱乐部，与日本占领军的联络部长喜多成一举行例会。王克敏就是一个日本人控制的傀儡，大事小事都要听日本人的。但日本人经常到王克敏那里让人看到不好，王克敏经常到日本人那里也不好，所以选中了一个表面看上去属于民间娱乐场所的铁路俱乐部，以打麻将娱乐的名义接受日本主子的指示。
卞队长说，每周一下午两点前五分钟，王克敏先到，两点整，喜多成一到，双方很准时。每次去，王克敏座车在前，另有一警卫车在后，将抵煤渣胡同时，警卫车超越王克敏座车，在门口布置好警卫后，王克敏再下车进入俱乐部院子。王的座车上除了王本人，只有一名司机和一名警卫。警卫车上是四五名警卫。因卞并非王逆亲信，到煤渣胡同都是卫队的副队长跟随护卫，副队长才是王的亲信。
卞队长暗示，最好能在铁路俱乐部动手。一来是因为这样可以撇清与他本人的干系，二来则因为那里的警卫力量相对薄弱。
陈恭澍得到这一信息后，亲自到煤渣胡同蹲守侦察。果然与卞队长说的一点不差，即每周一下午的一点五十五分，王逆的两台车准时到达铁路俱乐部。
铁路俱乐部在煤渣胡同的最东头，从胡同东口数第一个院落就是。俱乐部门口有两个伪警察站岗，但警察不佩枪，是徒手站岗。这里的交通网络四通八达，便于行动后撤离。不利之处是同在这条胡同中，往西不足百米，就是日本东城宪兵队的驻地。
反复权衡后，陈恭澍决心就在铁路俱乐部门前，待王逆座车刚刚停稳时动手，速战速决，行动后迅速撤离。
经过遴选的天津站行动组七个组员，在行动组长王文的带领下，很快被召到了北平。七个人带了八支手枪：两支大眼撸子（M1911A1），两支半自动的三号驳壳枪（bolo），四支二十响的插梭盒子（M1932）。
大眼撸子口径大，近距离停止作用强，对行动目标可以确保一枪毙命。二十响火力密度大，对警卫人员能形成有效压制。为什么要带两支三号驳壳枪，不理解。猜测这两支三号驳壳可能属于同一人，应是某个枪手使习惯了，使出枪感了，顺手。
行动组扮作路人，单独或二人携伴分散开，反复多次到煤渣胡同和东西南北相邻的街巷，熟悉刺*行动场地的环境和撤退的路线。
1938年3月28日，星期一。下午一点四十，行动总指挥陈恭澍，面朝南坐在斜对着煤渣胡同的东四牌楼大街的一个路边小吃摊上，脱掉帽子，要了一份小吃慢悠悠地吃着。
现场指挥王文，站在煤渣胡同东口距铁路俱乐部仅十数米的一个字画装裱店，假意欣赏书画作品，等待着指令。
第一行动组以蓝子春为首的三人，扮作各种各样的路人，散在胡同的东口。按分工，该小组负责对目标王克敏的刺*。
第二行动组以王文璧为首的三人，从胡同的西口，或骑自行车，或步行，向着东口行进。按分工，该小组负责压制王逆的警卫，掩护第一小组的行动。
行动记号规定，陈恭澍从坐着的小板凳上陡然起身，意为目标出现，行动组做突击预备。待陈将手中的帽子戴到头上，行动开始。
一点五十分，王逆座车出现，沿东四牌楼大街由南向北驶来。陈恭澍抓起帽子陡然起身，各小组不动声色地向煤渣胡同东口处的铁路俱乐部靠近。
王逆的两台车接近煤渣胡同东口，前车减速，后车超越，左转驶入胡同，后车随后驶入，两车很快停在了俱乐部门口。
陈恭澍将手中的帽子戴到头上。
就在他戴上帽子的瞬间，胡同内枪声大作，大眼撸子单发的爆响，二十响快慢机连发的怪叫，刹那间盖住了周围的一切声响。
枪声持续了一分多钟，停止了。好似一阵暴雨下过，之后便归入寂静，跟什么都不曾发生一样。电影电视剧中经常爱表现的人们疯狂的叫喊与奔跑并没有出现（因日本宪兵队驻此，这条胡同本来行人就不多），警笛声声、铁蹄哒哒的场景也没有出现。近在不足百多的日本宪兵队大概还没有来得及反应，战斗便已经结束，行动组的组员便已经撤离了现场。
陈恭澍不敢回到他借宿的毛万里家，在八大胡同的二等和头等窑子住了两天，之后混出北平城，回到了天津。王文等七人行动组中的五人，也先后混出了北平回到冀东。不幸的是其中的蓝子春、徐自富二人未能逃离出城，被捕后遇害牺牲。
因刺*发生在铁路俱乐部，负责护卫王克敏家院的卞队长并未被追究。老武也没有因为此次刺*行动被发现什么。但日本人为了报复而在全城的大搜捕中，却意外发现了其与东北义勇军联系的证据，武因此被捕，惨遭酷刑。三个多月后被释放。但因受刑太重，回家后没几天便含愤死去，这应该算是为国捐躯了。
最令人沮丧的，是这次刺*行动中，只是打死了几个警卫和一个日本顾问，偏偏王克敏并未被*死。原来，那天和王逆一起来的，临时多了一个日本浪人，也是伪政权顾问的山本荣志。当枪声响起时，该浪人奋不顾身地将王逆压在身下，为王挡了枪，被射身死。而王逆克敏，则只是受了轻伤。
不过附逆终究没有好下场，从那以后，王逆被吓破了胆，一直活在恐惧之中，惶惶不可终日。抗战胜利后，王克敏以汉奸罪被捕，后死于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