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69岁的道光皇帝去世。在位30年的道光，带着对鸦片战争失败的极度郁闷、国门洞开的万般不解走进皇陵，去向爱新觉罗氏列祖列宗谢罪领过。
新登大位的咸丰皇帝刚刚20岁，正是英气逼人、大有作为的年龄，也是帝国臣民的希望。咸丰下诏，要求大臣们大胆进言，如实反映朝廷在用人、行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求振兴图强。
这是新皇帝给天下展示的一个姿态，广泛征求意见获得咨询参考，以求确立新的施政纲领。从政治上考量，也是新皇帝对大臣们的政治见解和能力水平的考察。不少人踊跃表现，积极上书。其中，40岁的礼部右侍郎曾国藩迅速起草一份名为《应诏陈言疏》的奏章，呈献给新皇帝阅览。
曾国藩认为一切的重点在“用人”。他毫不客气地指出，道光朝以来，官场“以畏葸为慎，以柔摩为恭”，“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守者”多而“有为者”少。特别是非常深刻地作出一条千古论断：“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
曾国藩凭着对满清官僚体系的深刻洞察，用“退缩、琐屑；敷衍、颟顸”8个字，直指封建中央集权体制的要害所在，足可为镜鉴之经典。
京官处在官僚体系最顶层，直接为皇权服务，无论天生优越的满清贵族，还是靠科举攀爬的汉族士人，无论掌管核心的军机重臣，还是抄写誊画的刀笔小吏，无不充溢着一种位居中枢的骄心傲意。因为他们是皇帝身边的人，大小之事均为皇帝服务，帝国的最高权威在他们手中得以伸展，一举一行浸透着龙声鹤气。
同时，最是无情帝王家。处于权力巅峰的官僚们，又以一种胆颤心惊的方式度日，以高度的警戒之心揣测圣意，提防同僚，小心翼翼地进行自我保全。对一个承平盛世已久的王朝来说，核心官僚层的这种保全显得暮气十足，早已没有开局之初那种昂扬进取的精锐之气。上层官僚一个个都是人精，人人都假装埋头为帝国机器忙碌，而实际上则世故地窥视着皇权的风吹草动，穷极一切心思做着文牍辞藻的无用之功。因为，他们心里最清楚，只要乖巧听话，只要不触怒圣威，便可以在帝国权力核心层高枕无忧，保住一家一族的富贵荣华。
谁都不知道，那些拖着油腻长辫子，迈着精准四方步，在紫禁城内外奔走的大小官僚们，心底究竟埋藏着多么深沉的城府。他们一副为大清报效尽忠的高昂姿态，可是在具体事务上一推三二五，全不承担政治风险和时代责任，一味在用词造句、程序形式等细小琐事上反复计较，无论大事小情动辄向上请示，日渐消耗着王朝的基业。
相反，远离权力中枢的地方官员则没有太多精神压力，潇洒自在的多。府道州台县，一级压着一级，一级敬着一级。在官僚体系内，他们既相互掣肘约束，又彼此关照共存，虽然可能被上一级欺凌得如丧家之犬，但转过身来又可以向自己的下一层级耀武扬威，直至鱼肉最底层的百姓。这个食物链上，最大的智慧还是保全，不过这种保全更需要周旋于方方面面，相对讨好皇权关系更复杂、牵拌更多样。面对官场现实，坚持下来不被吞噬掉，就可以获得利益最大化。靠读圣贤书成长起来的官僚群体，情愿不情愿、自觉不自觉地把君子之道丢弃一边，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平平庸庸是王道，得过且过保长久，哪管什么朝廷指令与百姓诉求，稀里糊涂应付过去就行。
当官僚阶层严重板结、蜕化，系统性痼疾成为一个无解困局。对那些锐意进取的有志之士、有识之才，不啻为灾难。因为，要想生存下来，无论京官还是地方官，首先必须遵循“退缩、琐屑；敷衍、颟顸”的潜规则，必须做最听话、最驯服的人才可以立足，所谓的异类要么被合流同化，要么被排斥扼*，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逆淘汰”。
泱泱华夏，缺的不是人才，而是发现人才、培育人才、激越人才的生态环境。对此，曾国藩在奏章中充满忧虑地发出警告：“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不知道咸丰皇帝是否认真看了这份奏折，也不知道他看后如何评价。但此后60年的大清王朝，果如曾国藩预料的那样，面对内忧外侮，能臣干才匮乏。就在这份奏折上呈后一年多时间，让大清王朝元气大损的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一批汉族精英，在练勇剿乱、大办洋务过程中崛起为实力派，可是在风雨飘摇的王朝末年，这只能是勉力裱糊江山的徒劳，挽救不了无药可救、病入膏肓的乏才之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