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译林出版社推出全新的“塞林格作品集”：《麦田里的守望者》《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图/译林出版社
《麦田里的守望者》在中国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古欣
本文首发于总第893期《中国新闻周刊》
“我将来要当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有那么一群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玩。几千几万的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就是在那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是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做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那个名叫霍尔顿的男孩在《麦田里的守望者》里这样说。
二十岁那年读完《麦田里的守望者》后，苗炜时常出现幻听。他执着地认为很多文艺作品里的声音，都是霍尔顿说话声的变体。2010年，霍尔顿的“制造者”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在美国一个小镇去世，已是媒体人、作家的苗炜在网上发起了接力朗诵的纪念活动。三四十个人，有非常年轻的读者，也有中年大叔，大家围成一圈，在英文版朗诵的轻声伴读中，用了七个小时持续不断读完了中文版《麦田里的守望者》。声音汇成严肃而低回的海浪，苗炜觉得，阅读塞林格有治疗作用。
这个霍尔顿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出身富裕家庭，行止叛逆的中学生，第四次被学校提出开除后，不敢回家面对父母，就带着一笔钱跑到纽约，在那里他住小旅馆、抽烟喝酒，还误打误撞地招来妓女，跟形形色色的人混了两天两夜。他对身边所有人都不耐烦，觉得他们是“假模假式的”伪君子。原本他想逃离这个世界，去西部做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但与妹妹菲苾告别之际，看着菲苾坐在旋转木马上一圈圈转个不停，他最终决定不出走了。
自上世纪50年代诞生于美国作家塞林格笔下，霍尔顿·考菲尔德就成为一代美国青年的偶像。小说刚上市就遭到家长抗议，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逐渐意识粗砺话锋下的美好心灵，这本书也进入美国中学生必读书目。巧合的是，在地球另一边，《麦田里的守望者》与塞林格的其他作品进入中国也经历了同样曲折的历程，但最终塞林格以他极为宽广的爱与反思意识在人们心中投下长久回响。
从黄皮书到漓江出版社
1980年，刘硕良调到漓江出版社时，外国文学编辑就他一人。那时各地普遍只有一家国营的省级人民出版社，过去常年施行“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方针，以出版面对本省的政策性与农业技术读物为主。如今主打出版外国文学类书籍的译林出版社前身就是江苏人民出版社下的《译林》编辑部，当时尚未独立。而漓江出版社也只是刚刚挂牌，人员都借用广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编辑。
但改革之风已在出版业吹起，大家都想找突破口。湖南人民出版社带头推出《走向世界》，很多人把眼光投向中外交流、域外文化。刘硕良打算从外国文学中破局。当时的外国文学图书出版依然遵循改革前的惯例，主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承担。50年代末，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领导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选编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有影响力的一套外国文学丛书（因为封面设计为网格状，又被藏书者称为“网格本”），“文革”期间出版一度中止，“文革”后又恢复起来。
在两大社的夹缝中，刘硕良想找自己的路子。他觉得传统的出版路线 “不够重视20世纪外国文学，看不起诺贝尔文学奖，甚至认为诺奖是资产阶级的”。 而走市场路线的一些出版社着力引进侦探小说，即使零散地出一些外国文学作品，但总体来说计划性不强。刘硕良有自己的想法，“只有巴尔扎克和高尔基肯定是不够的。”
1981年开始，漓江出版社陆续推出小开本（36开本）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大多篇幅不长，方便随身携带阅读，让读者感觉很新鲜。有翻译家看到书后主动给漓江出版社投稿，出版社也有意识地邀请译者，一来二去，刘硕良与很多北京、上海的译者，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专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翻译家施咸荣就是其一。
施咸荣刚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调任社会科学院美国文学研究室，在人文社当编辑时他曾主编介绍当代英美文学动态，又有丰富的文学翻译与文学编辑的经验，曾主编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翻译了《在路上》（合译，1962年）《麦田里的守望者》（1963年）《等待戈多》等现代派作品。理所当然，刘硕良“盯”上了他，他与施咸荣紧密通信、探讨业务，施咸荣很感动，有意帮漓江出版社编点书。
施咸荣写信告诉刘硕良，根据自己实际工作经验，一本读物如果能“针对读者需要，又兼顾作家地位、作品的艺术性和社会内容”，一般能站得住。这与刘硕良“兼顾作品的经典性与可读性”的出版思路不谋而合。施咸荣告诉刘硕良，自己正在动手校正60年代翻译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很好读，“文革”前出过内部发行的“黄皮本”，但没有公开出版，现在他愿意将校订后的书稿拿给漓江出版社正式出版。
刘硕良60年代在广西日报工作时，在单位的图书室里读到过这本黄皮书，封面只有书名、作者名和“内部”的字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下挂牌的作家出版社出版。刘硕良读后觉得耳目一新，从未读到过将十几岁青少年的心理还原得如此真实的作品。 经施咸荣的介绍，他更意识到这本书的文学性，遂决定出版。
1983年，漓江出版社在“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里推出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封面是纽约的高楼大厦背景下一个倔强的小男孩，随书附施咸荣所作“译本前言” 与美国华裔作家董鼎山的文章《一部作品的出版史》，希望能够使国内读者更多地了解美国社会对此书的看法。
《麦田里的守望者》推出后，在文学爱好者里引起不小轰动，很多文学青年一买好几本。刘硕良记得，80年代小青年在街头、公交碰上有一句暗号：“你有了吗？没有我送你一本。”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对话说的“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
《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朱伟当时在《人民文学》当编辑，他至今珍藏着这本定价0.83元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他是从董鼎山在《读书》开设的专栏里知道有这么一本书的。同年漓江出版社又推出了“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书丛”，朱伟紧跟步伐，买下了丛书中的第二本，由桂裕芳翻译的莫迪亚诺的《爱的荒漠》。那些年，漓江出版社前瞻的选题品位，着实为文学界刮来新鲜之风，《日瓦戈医生》《洛丽塔》《挪威的森林》《恶之花》《霍乱时期的爱情》这些如今长售不衰的文学经典都由漓江出版社在80年代首次引进。
客观上讲，上世纪80年代的翻译文学热，也与当时中国的特殊的环境有关。当时，中国尚未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出版社不用获得授权，就可以组织翻译大批的外国文学作品。在文学普及的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版权混乱，不只《麦田里的守望者》，凡是在中国热销的外国文学，市面上版本总数不胜数，制作良莠不齐。90年代译林出版社率先取得《麦田里的守望者》在国内的独家授权，这种乱象才开始得到抑制。
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黄皮本”
1983 年漓江出版出版《麦田里的守望者》
叛逆与治愈
叶兆言算是中国作家中最早接触到《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一批人，他读的是60年代的黄皮本，当作一种反叛的书来看。诞生于“反修”背景下的黄皮书，原是用于批判资产阶级文艺“人性论”的反面教材，只面向司局级以上干部与著名作家，却在年轻人中偷偷流行。70年代初，《麦田里的守望者》与《带星星的火车票》都出现了手抄本, 在知青中流传。叶兆言觉得自己后来能当作家的原因之一是发现自己可以像塞林格那样在作品里说话，“可以说粗话，可以骂人，还可以那么吊儿郎当的”。 与叶兆言同代的50后作家徐星，则在80年代写过一篇著名的小说《无主题变奏》，充斥着“他妈的”“混帐”，被认为是直接模仿《麦田里的守望者》。
不止一代的中国作家与《麦田里的守望者》发生共鸣。麦家的笔名就取自《麦田里的守望者》，他说，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让他发现原来小说可以像自己平时写日记那样去写，进而萌生了写小说的想法。70后的作家苗炜则说，自己读这本书时觉得，“哇塞，有个叫霍尔顿的跟我一样，也觉得周围的所有人都很蠢。” 对那时的中国作家，塞林格像把钥匙，释放了一些无名的情绪与激动，也打开另一种书写方式。学者董衡巽曾论述过，当代作家陈建功、邓刚、陈村的一些小说中“都照出塞林格的影子。”
在作家邱华栋看来，之所以这么多人与这本书发生共鸣，是因为这本书属于文学当中的“成长”谱系，它触动到“我”的困苦、“我”成长中隐秘的躁动，让读到的人都觉得这本书跟我有关系。 “蛮多青少年往青年过渡时，需要给自己选择一个风度，他们就到塞林格的小说里找。”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这样评价。顺应这种社会情绪，译林出版社在1997年推出官方授权版《麦田里的守望者》，着重以青春与成长为主题打造这部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也越来越成为青年人用来证明自我，或者互相识别的隐秘身份标签。
青年作家周嘉宁也曾隐秘地参与这种符码价值的交换，在参加复旦大学的招生面试前，她在心中预先将“你最喜欢的一本小说”这个问题的回答设定为《麦田里的守望者》。她直言，“其实那时候没有读懂，只是觉得只要说出这个答案，考官就能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高中生。”
陆建德认为，大众对霍尔顿的认知局限于叛逆青少年，但应该看到他更为丰富的细腻温情的一面，比如，“霍尔顿爱护妹妹，对尊重的老师十分感念，不要简单把他看成游离于有利于社会之外的人，其实除了隔膜也有温情。”今年年初，周嘉宁又把《麦田》拿出来读了一遍。她的一些朋友觉得年轻是读《麦田》最好的时候，但周嘉宁不这么看。在陆续读完塞林格的其他作品，了解塞林格的二战经历与他的禅宗思想之后，周嘉宁从这本书体会到比17岁阅读时体会到的更多的温柔与爱。实际上，对人类生存的关怀与对理想精神世界的追寻是塞林格书写一以贯之的主题。
“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你心里破碎了，看这本书得到治愈，但是你不知道这种治愈怎么发生的。” 在塞林格百年诞辰的分享活动上，作家苗炜将阅读塞林格的体验表述为打破又重建的过程。对此塞林格的儿子回应，“塞林格的作品之所以治愈是因为主题的普适性，每个人都会在不同时期发生迷失，沮丧，因而他的作品才在全世界各地受到欢迎。”
译者施咸荣的儿子施亮回忆，父亲一度将书名拟为《麦田里的看守人》，又觉得不妥。施咸荣认为这本书虽然不乏言辞尖锐，但骨子里追求公平世道，含有作者的拯救情怀。后来施咸荣从一本书里看到描写看守灯塔的守望员，内心有所触动，才将“看守人”改为“守望者”。据施亮分析，“守望”一词有宗教含义，在《圣经·旧约》中出现过十二次。施咸荣的译法得到公认，后来的译者都沿用了“守望者”的译法。
重译与再版
经历漫长谈判，1992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这之后，所有在版权保护期内的作品在中国出版都需要获得正版授权，译林出版社作为最早具有购买版权意识的出版社，1996年率先从大苹果版权代理公司手中购得《麦田里的守望者》在内地的独家版权。
一方面，译林出版社继续出版老一辈翻译家施咸荣的译本；另一方面，也开始开拓年轻翻译家孙仲旭的译本，分别在2007年与2014年出版孙仲旭的双语本与单行本，增加《麦田》在中国的受众。
《麦田里的守望者》原作中有很多粗话、俚语。曾有美国家长对小说里的粗口进行统计：全书共有237个“Goddamn”、58个“bastard”、31个“Chrissake”和6个“fuck”。如何在中文语境下翻译好这些粗话、俚语是施咸荣需要处理的难题，他使用口语方式，融入了当时青年人的表达习惯，朱伟至今对漓江版《麦田》中出现“瘪三”“阿飞”“麦乳精”这样浓重时代印记的词汇印象深刻。
这种口语化的翻译得到读者与译界的双重认可。施咸荣的朋友、翻译家李文俊在翻译《九故事》时也借鉴了这种方式。但既然以口语翻译，适时推出贴近当下语言习惯的译本就十分必要，青年翻译家孙仲旭的版本补充了这一缺口。70后作家路内曾比读施咸荣与孙仲旭的两个版本，他曾打趣，“施咸荣老师的译本挺好的，但他译本里的‘他妈的’永远没放对地方，仲旭把‘他妈的’按汉语中应该的位置都放对了。”
塞林格的其他作品也在陆续引入。早在1987年，塞林格的短篇小说集《九故事》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过，大约2002年前后，浙江文艺出版社购买了这本书的版权，并邀请翻译家李文俊与青年译者何上峰重译。“九九读书人”原副总编辑、现独立出版人彭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内版权竞争相当激烈，一般外国文学版权签约以五年为一期。2006年，浙江文艺出版社手上的《九故事》版权即将到期，那时彭伦刚做出版不久，一位浙江文艺出版社的退休老编辑将塞林格的《九故事》推荐给他，彭伦读后十分喜欢，得知浙江文艺出版社不准备续约，就决定把版权买过来。
彭伦拿到《九故事》版权的花费并不多，令彭伦印象深刻的是版权合同中对书的出版方式有明确的约定。根据塞林格本人的意愿，书的装帧内页不能有插图，封面设计不能有画，不能有任何别人的序言或推荐文字，书名的字号要比作者的字号大，不能将作品放在丛书中出版。彭伦曾将《九故事》最初印有塞林格的签名封面设计稿发给塞林格的文学经纪公司审核，得到塞林格回信，要求删掉自己的签名。彭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塞林格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持原貌，降低一切干扰阅读的因素，也因为他严格的要求，曾与一些国际出版商产生纠纷。英国某出版社在出版《九故事》时，曾将其中一篇《献给艾斯美的故事:怀着爱与凄楚》单独作为整本书的标题，惹得塞林格很不高兴。
彭伦在编辑《九故事》时又读到塞林格另外两本小说，也十分喜欢，于是一鼓作气把这两本从未在中国翻译过的作品版权也买下来。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同行将译者丁骏推荐给彭伦，彭伦主动联系丁骏，当时，丁骏还是陆谷孙先生的研究生。得知丁骏也是塞林格迷，两人一拍即合，丁骏很快开始翻译。2007年到2009年，彭伦所在的“九九读书人”图书策划公司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陆续推出《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至此，塞林格生前发表的四部作品集全部都在国内出版。
2010年后，译林出版社获得了塞林格公开出版的四部作品在中国的独家版权。在译林出版社的牵线下，丁骏与塞林格基金会挑选的中英双语环境下长大的文学教师合作，根据对方的阅读反馈，一句一句讨论原来的译文，花了两年完成审读校对，将译本准确度进一步提升。
2018年译林出版社推出全新的“塞林格作品集”，包括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孙仲旭译）《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丁骏译）。这是塞林格作品简体中译本第一次在塞林格基金会的指导下结集出版，由塞林格的儿子马特·塞林格亲自指导修订。这套书籍严格执行塞林格意愿，装帧从简，封面上没有图片，只有作者名与书名。这或许暗示着经过了57年的传播，中文世界对塞林格的接受与阐释在贴近塞林格本人原意的努力上又进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