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仙故事与北京城的宇宙论意义
文丨鞠熙
摘 要
“京师多狐”的记载历来多见，狐仙故事盛行不衰，但以往研究主要从文学和宗教的角度入手，忽略了北京城市景观与中国传统宇宙论的同构性。从田野调查、笔记小说和报纸新闻来看，19世纪以后的北京内城各处城楼，常被认为是狐仙居处而香火鼎盛，这一方面因为城墙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另一方面也因为时人相信动物与人类共享同样的宇宙秩序。经由狐仙故事，角楼成为撑天的山岳，城楼标记出空间等级与界限。动物与人类共享的北京城，是中国神话中“天倾西北”式宇宙观的缩影。“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因为有动物信仰及其故事的存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北京城不是仅有人类建筑与文化的城市，更是万物共生共享、山水皆有其灵的神话世界。
关键词：北京城墙 动物信仰 城市景观 宇宙论
一、引言
城墙曾是北京的标志。作为建筑物，它曾是国都威权的象征，亦是北京转型的证明。[1]在建造之初，城墙脱离于居民的生活世界之外，其沿线各处建城楼、角楼，既有瞭望和防御的作用，又是皇权与都城睥睨四野、俯瞰众生的视觉标志物。用喜仁龙（Osvald Siren）的话说，城楼使城墙缓慢的节奏突然加快并冲向高潮，而气势恢宏的角楼就是整个乐章中最壮丽的休止符。[2]帝都的城墙的确不是为日常生活而建，它是国家的在场，不是舒适的田园。然而，城墙一旦出现，就如同自然长出的大树一样，很快就被植物和动物当作了它们的家园。至少从明代开始，我们就看到有狐狸居住在北京城墙上并显灵的记录，经由它们，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与神话世界实现同构，人们赖以栖居的城市也获得宇宙论意义。
清末时期从崇文门向西的内外城交界城墙
正如文学研究者们相信，透过诗学文本中的北京形象，不仅能发现地域美学的建构，还能透视文化的权力结构。[3]透过民间故事与相关信仰活动，我们也能重构出人们观念与想象中的北京景观美学，并进而理解城市空间的秩序及其在宇宙论上的意义。从现有资料来看，城楼上供奉狐仙绝不是19世纪以后才出现的新现象，只是由于资料原因，我们对18世纪以前北京城墙与城楼中的狐仙知之甚少，即使笔记小说中偶有提及，但也仅是只言片语。19世纪以后，记录作者亲身经历或街巷异闻的笔记杂著数量大增，其中多有提及狐仙祭拜，与此同时，以《申报》为代表的新兴报纸也提供了更丰富可信的信息。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笔者在北京城内进行田野调查时，还有很多老人仍能回忆起20世纪中期以前与狐仙打交道的经历。①多种不同资料的叠合，使我们可以了解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城墙上的狐仙故事。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呈现这些故事的全景，并由此展开对北京城之宇宙论意义的讨论。
二、北京狐仙信仰及研究概貌
“京师多狐”的记载历来多见。《古夫于亭杂录》记元至正年间，有西山老狐入京城，找名医范益治病。[4]明万历年间《五杂俎》称：“齐、晋、燕、赵之墟，狐魅最多。今京师住宅，有狐怪者十六七，然亦不为患。北人往往习之，亦犹岭南人与蛇共处也。” [5]明末《万历野获编》中也说：“狐之变幻，传纪最夥，然独盛于京师。” [6] 史上关于它们的记述最大的特征是善于变化成人。到了清代中期以后，一方面狐仙故事仍然盛行不衰，另一方面关于黄鼠狼与刺猬成仙的记载也大幅增加，“四大门”的信仰开始在北京流行。
所谓“四大门”，指的是四种灵异动物，即狐狸、黄鼠狼、刺猬和蛇，简称为胡黄白柳（或胡黄白常），有时也加上老鼠（灰），统称为“五大门”。人们相信，这几种动物经过修行可以成仙。只在家庭之内活动的为“家仙”，修行等级更高的动物需要开坛作法，即成为“坛仙”。为了开坛，仙家会通过附体的方式“逼迫”某些人为他们服务，这些人就是香头。通过作为灵媒的香头，仙家可以治病、预言、占卜，甚至解决社区冲突，而香头之间也有严密的组织关系，形成了诸如师徒制、开坛、朝山进香等一系列社会制度。[3,7-8]
妙峰山金顶王奶奶殿内的胡三太爷与胡三奶奶
关于四大门的香头已有不少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从清代到民国，开坛做法常常被视为“邪术”而遭到禁止，香头家中的四大门祭坛因此带有秘密性质。然而，公开祭祀四大门动物的地方并不少见，它们或自成一庙，或附着于其它公共建筑。从目前搜集到的情况来看，仅以北京城内而言，在城楼中祭祀狐仙、水口处祭祀蛇仙、粮仓旁祭祀鼠仙（也有说是兔仙），庙宇中专辟侧殿或在胡同内修建过街楼同祭四大门，都是常见的现象。其中最重要、最常见，也最能反映北京城的空间秩序与宇宙论意义的，莫过于将城楼作为狐仙庙。
狐仙栖居于城楼，这与它们的修行方式有关。在四大门的序列中，狐仙被认为是法力最高、最有灵性的动物。李慰祖基于田野调查写成的《四大门》一书中说，人们相信狐仙是四仙中最有仙风道骨、灵力最高的族群，它们大多在郊野或山中修行，不像黄鼠狼那样自甘堕落于俗世。[7] “北京通”金受申也认为，北京民间供奉的胡门，往往“如此缄默，深合清静无为之道”，与黄门的幺魔小道不同。[9]黄鼠狼与刺猬之流一般住在普通市民的厨房、仓库等处，但狐狸却不同，它们总是住在高处，要么是富贵人家的阁楼，要么是高大建筑的顶层。清康熙年间成书的《檐曝杂记》中说：“京师多狐祟，每占高楼空屋，然不为害，故皆称为‘狐仙’”。[10]由于有这样超凡脱俗、喜居高处的特性，狐仙便与环绕帝京的高大城墙结下了不解之缘。乾嘉时期成书的《夜谭随录》中记：“京城敌楼，内外凡五十座，高大深邃，往往为狐鼠所栖。” [11]到了民国时期，郭则沄仍然相信：“世但传京师正阳门天狐，而不知各城楼皆有之。” [12] 当然，狐仙也不仅只出没于城楼中，东岳庙的后罩楼、前门外的珠市口过街楼，都是他们显灵并接受公开供奉的地方。城楼原本并非为了狐仙而建，但正是狐狸出没显灵，却让城楼“有仙则灵”，在人们的观念和想象中类似于城市四方的山岳，最终成为拱卫这方“小宇宙”的天柱。
三、特点各异的城楼狐仙及其故事信仰
本文将从内城东北隅角楼开始讲起，沿城墙按顺时针方向说明各处狐仙崇拜的情况。详细介绍这些故事与相关活动，不仅是钩稽北京民间信仰的历史，更是为了系统性地呈现各处城楼狐仙的不同身份与特征，为下一步总结北京城市空间的景观秩序及其宇宙论意义奠定基础。
（一）
内城东北角楼中借家具的红姑娘
最早关于城楼狐狸的记录，应属成书于乾嘉时期的《夜谭随录》和《阅微草堂笔记》。《夜谭随录》的作者和邦额是满洲旗人，长期在京中生活，此书是他历年经历见闻的汇纂，与《聊斋志异》相比幻想色彩较淡而记录性更强。书中记，内城东北隅角楼内有一狐，可化为女子。守城的士兵称其为红姑娘，敬畏而加以崇奉。传说红姑娘本是河北松亭关的狐狸。乾隆年间伐噶尔丹，骁骑校尉赫色在凯旋回京的路上救下了她。她为报恩而来到北京，以凭空变出酒食、家具而闻名。[11]从种种蛛丝马迹来看，这一故事很可能来自于当时市民在东北角楼祭拜狐仙的活动。首先，《夜谭随录》强调守城士兵往往能见到红姑娘，这个故事就是听他们讲的。红姑娘只出现在东北角楼，从未离开这里，这与《聊斋》等小说中与人类纠缠不断的狐女们大相径庭，而类似吸引人们前去朝拜的庙中神仙。其次，红姑娘的神迹正是四大门动物们的常见“功能”——出借家具。北京长期流传着狐仙出借家具的信仰。据说乡民需要家具的时候，可以开出一张单子到狐仙住处烧香祈福，第二天便会看见所要借用的什物都在该地放着，用完之后再放还原处。[7]这一情节原原本本的反映在红姑娘的故事中。故事中说，当赫色之子娶妻需要家具时，红姑娘显灵为他取来，“事毕，已皆失去矣”。[11]
东北角楼被认为是助人的狐仙所居之处，守城士兵都相信她的存在，人们在此处敬奉狐仙香火是相当有可能的。但可惜的是，自19世纪末期以后，东直门内俄罗斯北馆的势力越来越大，整个东北角楼靠城墙内侧都成了东正教教堂及俄国人墓地所在地。东北角楼的狐仙香火应即在当时已经断绝，故事也渐渐无人知晓，《夜谭随录》是我们目前唯一的资料来源。
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摄东北角楼
（二）
内城东南角楼的狐仙与灵媒
内城东南角楼位于东便门以西，俗称东便门角楼。在清末民国，东南角楼也许是北京城里最有名的“狐仙楼”，近些年，随着《午夜北平》和《侠隐》的走红，“狐仙楼”的称谓又开始深入人心。它的名气其来有自，光绪年间成书的《右台仙馆笔记》中记：总司京师狐政的“狐总管”就住在东便门角楼上，京城居民如有为狐所欺者，具酒食、撰疏文，诉之于角楼下，狐总管就会像人类官僚一样惩罚这些作恶的狐狸。[13]
不过，东便门狐总管依赖于灵媒，且惧怕人类官僚。民国年间成书的《洞灵补志》中详细记录了时人在东便门角楼祭拜的情形。当时东便门角楼下住了一位女巫，充当“仙爷”灵媒，用符水为人治病，往往有神效。东便门角楼下挂满了人们还愿谢神的匾文。据说，清末侍郎乌克瑾的夫人得了怪病，于是他也去这里求神祈药。正当侍郎烧香下拜之时，神帷似乎被风吹起，一只“黄类”动物踉跄跑出，眨眼之间便消失不见。再请女巫降神，她已经噤若寒蝉、不发一言。以后，凡来求神之人再无灵验。[14]要说明的是，“黄类”通常指黄鼠狼，即黄大仙。但在北京，我们经常会发现黄类与狐仙混淆的情况。《万历野获编》里中说：“旧传狸有两体，其年久者能变幻惑人，……狐与狸又各一种，而世多混称之。”[6]民国时期报纸上常见对仙家作祟的报道，亦常常胡黄不分。例如1934年4月4日晚前门内兵部洼万隆电料行被仙家搅乱，《新天津》说是黄仙作祟[15]，《华北日报》说是狐仙报复[16]。因此，郭泽沄所说“黄类”很可能指的就是《右台仙馆笔记》所说的狐总管。
灵媒虽然不再灵应，但东便门“狐仙楼”的名号却并未因此受到影响。因为此地临近使馆区，清末以后大量外国人在这里聚居，“狐仙楼”的故事在他们中间也很有名。1936年美国人弗兰克·多恩（Frank Dorn）绘制的《老北京风俗地图》上，明确将东南角楼标注为fox tower。[17]英国记者保罗·法兰奇（Paul French）利用当时的报纸与档案追溯了1937年1月英国外交官帕梅拉之死的案件，在《午夜北平》一书中他反复提到，帕梅拉之死在当时北平的欧美人社区中引发了很多猜想，因为帕梅拉的尸体在东南角楼下发现，所以人们纷纷猜测她的死与狐仙有关。[18]
1936年《老北京风俗地图》中的狐仙楼
喜仁龙摄东南角楼
（三）
统领京城狐狸的正阳门天狐
正阳门俗称前门，位于今天的天安门广场最南端。它是北京内城的正南门，“京师九门”的中心，也是北京城南北中轴线的重要节点。这里的狐仙被称为“正阳门天狐”，《洞灵小志》中有好几处提到它，说“世但传京师正阳门天狐，而不知各城楼皆有之”。[12]显然，正阳门狐仙在当时京城内名气最为响亮。的确，除了郭则沄，同时代的其他人也提到正阳门狐仙之事尽人皆知。民国初出版的杨寿枏《觉花寮杂记》中记：“故老言，京师九门皆有神物镇之。正阳门城楼有仙狐，常幻作白衣老人，出而拜月。”[19]况周颐说：“北京前门城楼，相传有狐仙居之”，城楼上的窗槅的开闭情况每天都不同，大家认为，这就是有狐仙居住的证据。[20]
这位清末时期在文人官僚中名气颇大的正阳门天狐，也被认为可以管理京城中的狐狸。但它不仅有官职顶戴， 完全不依赖于灵媒， 还与人类官僚保持着良好关系。《洞灵小志》中记载，清末侍郎吴祥若的女儿久被狐所祟，吴侍郎于是准备好了牒文，控告于正阳门城楼下，请求天狐惩罚族人。这天晚上，果然有一位白须翁来到吴侍郎家里，告诉他文书已经收到，只是作祟的不是城里的狐狸，而是大内的狐狸，“其同类之居宫禁者，老夫莫能制”。后来吴侍郎只能回到家乡，才摆脱了这只来自宫禁中的狐狸。[21]看来，正阳门天狐是类似于人类社会中的九门提督，负责狐狸世界的治安秩序，但却无法管理紫禁城内的狐狸。它与东便门的狐总管，似乎一个拥有控制狐狸世界的正式权力，一个只是在江湖中呼风唤雨。故而一个与人类官僚平起平坐，一个却对人类官僚望风而逃。书中还提及，正阳门天狐曾邀请清末礼部官员欧阳熙为其西宾。欧阳熙乃庐陵文忠公后人，光绪年间他曾与郭则沄的父亲同在礼部为官，后来郭则沄任军机章京后，又与郭则沄本人同事，二人相当熟悉。郭则沄相信欧阳熙“其人笃实，非妄语者”。据后者自述，其在礼部做官时住在城南， 有一天梦见有红色帷帐的车来接他到了一处巨大宏伟的宅第。主人白色胡须，请求他做自己儿子的老师。从此以后，他经常做梦前去这家教授其子儒家典籍。来往款恰后，主人自称自己是正阳门天狐，言谈间涉及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后来全都一一应验。欧阳熙的一位爱妾去世，狐狸还托梦给他的夫人，告知她爱妾借京西某村的女尸复活。[22]
按欧阳熙所说，正阳门天狐顶戴“青金石顶冠”，这是八旗官制中的四品顶戴，相当于副参领和部分佐领的官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目前笔者所见到的所有狐仙神像，无论是山西、河北，还是京郊妙峰山上的胡三太爷、胡三奶奶，都做旗人官员打扮。这表明，“正阳门天狐”具有官僚身份，在国家权力系统中占据正式职位而统领全城群狐，这一说法对信众而言并不是象征性的。狐仙世界与人类社会有着同样的官僚制度，甚至当人类社会发生巨大变革之后，狐仙们仍然保持着其于清代时所形成的规则。
正阳门城楼
（四）
学识极高的宣武门城楼狐仙
宣武门城楼的狐仙最大的特点是爱与文人交往。成书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五年（1800）之间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提到，宣武门城楼上的狐仙学识渊博，惯于谈经论史，见识乃在诸位儒生之上。据纪晓岚听乾隆年间文人石东村讲述，某位骁骑校在宣武门城墙上值宿时，偷听到一狐一鬼聊天。他们对历史与学术了如指掌，但观点与人类大为不同，实乃饱读诗书的世外高人。[23]
到了清末时期，宣武楼城楼狐仙学识极高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它同时也是管辖城南地区狐狸的官员。《洞灵小志》中记，宣武门城楼狐仙名叫“狐四太爷”，颇有江南雅士之风，愿意结交有学识的文人。庄蕴宽，字恩缄，江苏武进人，一生热衷教育，曾任寻江书院主讲，后主持创办五城学堂、梧州中学堂、广西陆军干部学堂等，推动赴日留学运动，并担任过上海商船学堂监督、代理江苏都督、故宫博物院理事兼故宫图书馆馆长等职。[24]他住在北京城南时，狐四太爷曾登门留书，但门人未报。过了十几天后，狐四太爷再次登门求见，但终究几次都错过，只是互相通信而未曾见面。[12]
狐四太爷的事迹广为人知，聚居在宣武门附近的下层官员很可能在此设酒食祭拜过它。庄蕴宽的故事中有一个细节，据熟知内情的人提及，曾有一名绿营低等将领求见宣武门仙狐，在城楼下焚香祝祷，当夜梦到有仙人指点，于是第二天他准备酒水果品，登城楼祭祀，果然看到一位白胡子穿道服的老人，含笑无语，倏然而隐，“其事遍传都下”，尽人皆知。这种狐仙祭祀与人狐通灵并不被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斥为异端，郭则沄相信，与狐仙做朋友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事情，因为狐仙修持有道、知慕风雅，如果能得到他们指点养生之术，比熟读《云笈秘签》还更有用。[12]
宣武门城楼
（五）
贴近下层的内城西南角楼大仙爷
和内城东南角楼一样，西南角楼因为临近西便门，俗称为西便门角楼。自清光绪八年（1882）开始，《申报》中有多篇新闻提到西便门内角楼的大仙爷庙，而我们在田野调查中遇到的当地老住户还对这座小“狐仙楼”有印象，这些资料为我们呈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这座大仙爷庙的兴衰始末，其突出特点是尤其贴近下层民众。
有据可查的西便门角楼最近一次的狐仙香火，大概肇始于清光绪六年（1880）。光绪九年（1883）7月，因为大仙爷治好了黄蔗香的病，他在《申报》上刊登了一则“感谢神恩”的小广告，声称大仙爷于三年前在西便门角楼降神，灵应非常。[25]此前光绪八年的《申报》上详细报道了这座大仙爷庙的兴起过程，其位置确定应该在西便门内。而直到今天，老住户们指认的“狐仙楼”的位置，仍然还是在西便门内的内城角楼畔。
光绪八年《申报》载，西便门内角楼上降神的乃是大仙爷，一开始人们在护城河的长堤之上拈香拜祷，京师地方官驱逐人群后，信众便转移到了对岸的某间破败寺庙之中（可能是西便门内观音堂）。庙内只有残损大殿三间、陶器数具，但因为大仙爷灵应异常，所以问病祈事的信众络绎不绝，尤其是在每月初一、十五，更是热闹非凡。甚至门前卖香的小摊贩，一天就能出售七千多束敬神的线香。随着大仙爷的名气越来越大，有富商巨族捐资修庙，先是新增殿宇，随后又添建一进院落，短短时间之内，居然从三间小破殿发展成为廊房环抱、殿宇辉煌、俨然大观的一处庙宇，名为“蕊珠宫”。是年三月中旬，西便门外杨妃店迤西的惠昌门村里，某位姓朱的骆驼客忽然被西便门角楼的二仙爷附体，治好了邻居的病。从此，二仙爷降神于村内三官庙中。[26]
虽然二仙爷分家带走了一部分香火，但西便门内角楼并未因此沉寂。前述那位黄蔗香，赴京城考试高中后忽然一病不起，数月不愈。于是黄蔗香写就疏文，遥向西便门方向祈祷。居然仅仅三天之后，他的病就好了大半，随后竟然能航海南下。黄蔗香对此惊叹不已，以登报广告的方式感谢神恩。[25]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西便门大仙爷庙仍然名气不减，乃至户部某位退休官员，为了求子还专门到西便门角楼下仙爷庙求签。大仙爷说中了此官三十年前犯下的罪愆，此事在京城中一时议论纷纷[27]。
1927年，西便门角楼拆除，大仙爷庙肯定也遭受重创，然而它并没有完全消失。一位出生在附近的老人告诉笔者，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城墙拐弯处、护城河的河堤上还有一座“狐仙楼”，其位置正好就是原来角楼所在的地方。这座狐仙楼基座呈长方形，面阔约十米，进深一米多，高度不详，以砖砌成，顶部呈拱形。其所在地杂草丛生，人们常见狐狸在此出没。虽然此时狐仙楼已经没有了香火，但人们仍然相信狐狸在此修行，这种观念并未因为“反对迷信”而消失。笔者在田野调查中遇到的老人说：“没人敢打狐狸。那会儿人都迷信，它成仙了，待会儿它报应你了，你怎么办啊？……那个狐狸要是年头多了，它自然就成仙了。究竟成仙了是什么样，大家也没见过。”
及至20世纪80年代，内城角楼是狐仙楼的传说还在北京市民中流传。丰台区卢沟桥地区流传的“狐仙楼”的传说中讲到，卢沟桥南沙筒地方有个骆驼店，店里有兄弟两人，老大为人奸猾，老二则善良宽厚。兄弟俩分家后，老二无意间救下了内城角楼狐仙的幼子，从此得到狐仙报答，家里平白无故地富裕起来了。老大听说后专门到狐仙楼去捉狐狸，逼狐仙现身。狐仙捉弄他，用打更的木棍当作银子骗他。[28]从情节上说，这是中国民间故事中常见的“两兄弟”故事类型，在家喻户晓的“狗耕田”“牛郎织女”故事中都出现过。但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对狐仙楼的描述。狐仙自称住在内城角楼上。这座角楼位于卢沟桥的东北边，那很可能应该就是内城的西南角楼或者东南角楼。讲故事的人这样描述这座狐仙楼：“人们都说，角楼是狐仙楼。有几个狐仙谁也不知道，也不敢去看，只是在夜里能看见星星点点的小红灯笼在角楼内外来来去去。”来来去去的红灯笼，是狐仙出没的典型标志之一。《洞灵续志》里记载，有人在端门看见数盏红灯从楼上坠落，走过去后红灯消失不见。守端门的太监告诉他，红灯就是狐仙，红灯从端门上坠落，恐怕是时局有变，果不其然，不久后清帝逊位、国统易帜。[29]《狐仙楼》故事的最后也有类似情节。随着角楼的破损，小红灯笼慢慢消失，狐仙最终离开。
《燕京胜迹》之西南角楼
四、城楼狐仙与北京城的空间秩序
将上述所有狐仙故事放回它们原本所在的城墙位置（图1），我们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图1 狐仙城楼分布图
虽然旧京民众相信狐仙不爱尘嚣，更愿远避深山修行，但从显灵地点来看，它们仍然留恋都市，特别是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一线的内城城墙，是各位狐仙聚居的地方。这一线的五座城楼里，有四座都有狐仙栖身。崇文门城楼没有狐仙，这可能与狐仙世界的官僚制度有关。狐仙爱住在楼上，尤其是楼上把角处，然而北京内城的四座角楼中唯有西北角楼没有狐仙，这或许与北京城的宇宙论意义有关。
（一）
人居城市里，悠然见南山
正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对当时的北京市民而言，城墙不仅是帝都的视觉标志，更是人迹罕至的自然家园。20世纪20年代曾系统考察过北京城门与城墙的喜仁龙写道：
在温暖的季节里，（城墙）顶部茂盛的树丛和灌木为城墙添了几分生机。……墙根下也有绵延的护城河和低垂的柳条，以及城墙和护城河之间广植的椿树和槐树。春天到那儿去是最好不过的了，那时，嫩绿的柳枝随风摇曳，好似一扇透明的窗帘，倒映在明镜般的河水中；或者稍晚一点，槐花开满枝头，散发出迷人的芬芳，充满整个空气。如果你善于发现，总能在古城墙附近找到绝佳的创作题材。[2]
人迹罕至的城墙上与城根边是植物的天堂，自然也是各种动物的乐园。直到20世纪后半叶的各种回忆录中，北京市民津津乐道于在城墙边捉蟋蟀、寻野兔的乐趣。即使是前三门一线的城墙也同样如此。
与我们今天寸土寸金、人满为患的北京城不同，直到20世纪50年代正式开始工业化进程以前，北京城内还有大片植物自由生长的荒地。前文提到的西南角楼，人们回忆那里的环境：
（那个地方）叫狐仙楼，肯定有狐狸。那会儿狐狸多，也没人敢打狐狸。荒里荒郊的地方。……刺猬、蛇，都很多的，……因为那时候草好高好高的，那么高的草。②
东南角楼更不必提，《燕京胜迹》一书中将东南角楼标注为狐仙楼，书中提供的照片清晰反映出1920年代当地水流丰沛、草木繁茂，城墙高不可攀、少有人迹的环境。[30]
《燕京胜迹》附图“东南城角之狐仙楼”
城墙为城市保留了人迹罕至的荒郊野趣。因此，在彼时的北京居民看来，这些高大的城墙城楼其实和山峦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是地面上高耸的标志物，是动物的栖居地，是生活世界中的“家园之山”。狐仙仍然是山上清修的仙人，只是这些山并不远离城市，它们就在城市之中，是市民们日日可见却野趣盎然的“悠然南山”。
（二）
与人类共享等级秩序的狐仙世界
在《城市里的邻居们》一文中，笔者已经解释过四大门世界的等级与社会体系。简而言之，“北京城中的狐狸官僚体系，不仅有等级高低，而且还有明确的权力边界。甚至它们的官僚还非常注重当地的风土人情，其行事方式往往与辖区内的风俗习惯相适应。”[31]汉族文人聚居于宣武门外，宣武门的狐仙也学识渊博、谈吐不凡。正阳门天狐统领全城却无法辖制宫禁，宣武门的狐四太爷则是南城狐狸的领袖，这难道不是旗民分治、大内禁城与宣南文人聚居的结构性再现吗？狐仙世界的秩序由人类社会所决定，前三门一线作为北京衙署、市场与统治权力最为集中的地方，也聚集了最高等级的狐仙，统管全城狐狸，所以才会香火旺盛。但问题在于，为何我们从未听说过崇文门狐仙的故事呢？
事实上，崇文门附近并非没有狐仙，只是它不愿居住在崇文门城楼上，而愿意栖居于街巷胡同之中。珠市口东大街南侧的过街楼胡同，传说就是因供奉狐仙的过街楼而得名，当年楼上对联写着“默佑一方恩已久，虔瞅圣恩愿不虚”，横批“保佑一方”，显然狐仙是这一带商人们的保护神。[32]我们可以理解，商人们的狐仙与文人的狐仙不同，它不愿、也不能落脚于象征国家权力的城楼中，却甘愿栖居于前门最繁华的珠市东大街附近，与澡堂老板、杠房掌柜、银号铺掌们混迹在一起。正阳门狐仙—官僚、宣武门狐仙—文士、崇文门过街楼狐仙—商人、东南西南角楼—乡民，有狐仙的城楼既是人类社会结构的标志，又真实地构成了人群聚集空间的边界。
可能是珠市口过街楼的一张照片
（三）
“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的宇宙论
狐仙世界与人类世界重合同构的同时，狐仙楼又总在世界的“把角”处。除了角楼中的狐仙最为灵验、香火最旺之外，东岳庙里的大仙殿也在最后一层楼的东北角上，常人春称其为“东岳庙后罩楼东北角殿” [33]。但是，为什么只有内城西北角没有狐仙居住呢？这当然有可能是由于笔者的资料不足，缺失了西北角楼狐仙的资料。但更有可能的解释是，因为狐仙楼是北京城这个小宇宙中的四方之山，但“天倾西北”，西北城乃帝阙之内上通天门之处，神灵从这里往来上下，因此既不需要支撑天地的柱子，也没有狐仙生活的空间。
从明到清，内城西北角始终缺了一角，关于这一现象，历来有无数解释。民间传说认为，北京是“八臂哪吒城”，但哪吒的衣袖挡住图纸一角，造成了北京城缺了一块。有人说，是因为西直门位于地震带上，城墙屡建屡塌，无奈之下只能少修一角。目前比较常见的说法是，主要因为西北角的太平湖水面太大，地基湿滑，为了避让水域，只能让西北城墙向内避让。然而，正如王军所指出的，北京城精确而艺术地承载着中国古代文化最为核心的知识与思想体系，其“元大都规划设计将不同层级的空间安排统属于哲学意义上的‘道’”。[34]仅仅用技术条件限制去解释都城营造这样的“国之重器”，完全忽略了空间布局与中国古代宇宙观的联系，应该说是有缺憾的。事实上，“天倾西北”是中国最为古老、也最为深入人心的神话宇宙观，由于在西北方向天地距离最近，所以历来被认为是天门所在。这不仅是文献中的神话观念，更是明清时期从帝王到民众共享的宇宙观。明宣德八年（1443），明宣宗下令仿照南京朝天宫样式于都城之西北隅择地修建朝天宫，并设道录司其内，主天下道教事。闰八月戊午日竣工，有景星现于西北天际。有阴阳家说，西北乃天门之位，景星出现，乃上天垂佑之祥也。明宣宗深以为然，并因此御制《朝天宫新建碑》。在碑末诗文中，明宣宗明确指出帝都宫殿上孚九重玉清天紫微宫，城内西北为神灵来往居处。[35]到了明成化十七年（1481）重修朝天宫时，明宪宗朱见深再次重申了皇都西北乃天门之所在的观念，在这里兴建朝天宫，以便于“神祇上下鸾凤随”，如此才能“祝我皇图民物熙，千秋万载无穷期”。[36]
西直门城楼南面的低洼地带（喜仁龙摄）
既然内城西北是开天门的地方，这里的城墙缺少一角以表示“天倾西北”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事情了。西北方向是九重天上神灵来往人间的通道，狐仙无法在此定居修炼，也就是当然的观念。在这一观念中，有狐仙居住的角楼对应撑天的高山，西北的角楼没有狐仙，其根本原因是共工撞坏了西北不周山。狐仙的在场，标志出城市里的山岳，这些“有仙则灵”的山岳并不是随随便便的城楼，而是神话宇宙论中支撑天地、环绕宇宙的“四方之山”。正如在城市内部，不同人群（官僚、商人、文人）都有自己的社会空间，狐仙楼亦表达了不同人群聚集、分类的空间秩序一样，角楼也标志出作为小宇宙的整座北京城的边界。
五、结论及讨论
动物与宇宙论之间的关系，是理解中国古代自然知识的关键。过去学者倾向于认为中国古代缺少关于动物的系统性知识，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在中国古代思想观念中，动物与人类同在统一的社会秩序之内。人们并不将动物作为纯粹客体来进行分类辨析，因此“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知其分科条别，贯所附，明其义之所审” [37]。动物的分类知识具有语义性、仪式性和类比性三个特点，其根本目的是要透过动物来理解和建立更和谐的宇宙秩序。[38]为此，动物常常用来标志和象征空间的意义及其秩序。《山海经》中凡记名山大川、朔漠海洋，必记其中的飞鸟走兽、山峭异怪，不同地方的标志性神灵也常以动物的形象出现。刘宗迪认为，一方面，《山海经》中记载了数十种一旦出现就会发生天灾人祸的灵异性动物，是先民在长期救灾防灾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知识，反映了动物行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相关性[39]；另一方面，作为中国最早的民族志，《山海经》也以动物作为方国或族群身份的标识[40]。更重要的是，语言叙事使得“圣地和神迹与更广大的世界、更久远的历史文化联系起来,并将之融汇于族群的共同记忆之中”，因此“某山有某兽”这类看似平平无奇的记录方式，本质上是在描画神圣地理世界的地图。[41]在此之后，无论是用动物麇集的园囿来象征帝王权力无远弗届[42]，还是中古时期以动物标志空间方位与时间周期③，抑或清代北京通过动物崇拜来形成基于日常生活的“地方感”[43]，均一再表明，中国古代文化中常常用动物的存在来标定神圣山川，划定空间界限，表达关于宇宙格局的观念。这也并非中国文明的独有特点，人类学家在从澳大利亚到西伯利亚的广阔世界中都发现了类似现象。以英戈尔德（Tim Ingold）为例，他从澳大利亚土著社会获得灵感，并结合自己在北极圈内的研究，指出栖居于大地之中的人类，必须依赖于动物提供的标记，才能习得、理解和不断建构宇宙秩序。[44]19世纪以后北京的动物信仰事实上是中国古代宇宙论结构的一再复现，它们提醒人们注意到大地上的标记，引导人们进入城市空间的意义世界，使城市景观、动物存在与口传叙事共同营造了某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日常生活中的景观转变为与遥远神话同构的意义世界，即“神话景观”。这正是我们在北京的狐仙楼所看到的现象。
北京城墙正是由动物所标记的神话景观。那时的北京市民长久以来栖居于一个有城墙的世界之中，它首先因其巨大的可见性而成为景观。然而，城墙的意义还不仅如此，它同时也是城市里的“郊野”、野生动物的乐园。随着以狐狸为代表的动物定居于北京城墙，到了19世纪以后，狐仙祭祀与相关故事在北京被广泛流传，这造成了狐狸—城楼—山岳—宇宙的观念联系，最终在人们脑海中形成了关于空间秩序的图景。角楼就是撑天的山岳，城楼标志空间的界限并凝聚人群，北京内城由此成为一个完整的小宇宙：它既是“天倾西北”的宇宙缩微，其空间秩序也由人和动物所共享。“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狐仙是空间秩序的标志，引导人们想象和理解北京城市格局的深层图示。经由这些狐仙故事我们看到，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北京城不是仅有人类建筑与文化的城市，更是万物共生共享、山水皆有其灵的神话世界。
山水之城北京（怀特兄弟摄，出自《燕京胜迹》）
注释及参考文献（向上滑动查看）
【注释】
①关于这一田野调查的性质与内容，参见笔者文章《城市里的邻居们——北京城内“四大门”动物的生活世界》前言部分的详细说明。
②来自笔者的田野调查笔记。被访者：宋某，男，1940年生人。访谈时间：2006年10月。访谈地点：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③例如薛爱华指出，在唐代诗文中，朱雀就是南方的象征。陈怀宇对佛经的研究表明，十二动物在阎浮提世界中的活动不仅标志出宇宙的空间秩序，也创造出宇宙的时间周期。参见：（美）薛爱华著，程章灿、叶蕾蕾译.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美）陈怀宇.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0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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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北京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推送据作者原稿。
作者简介
鞠熙，民俗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北京民间文化和乡土信仰，兼任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特聘研究员。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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