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笔记对应的是唐纳德·卡根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的第三编：和平年代。讲述的是雅典与斯巴达缔结《三十年合约》、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发生的重要事件。回顾这些事件，将有助于解答笔者最关心的问题：后来的伯罗奔尼撒大战为什么会爆发？这场大战（以及未来类似的、令各个国家身不由己地卷入的其他大战）的爆发是否是不可避免的？
古希腊彩陶上正在穿戴盔甲的希腊士兵，摘自《雅典的陷落》（美国国家地理学会）
贵族寡头派对伯里克利的攻击客蒙刚刚去世时，雅典的政治局势如下。民主派分为两个小派别：以托尔米德为首的、主战且冒进的“平民左派”，以伯里克利为首的、较为谨慎的“平民保守派”（这一派拥有最多的民众支持）；贵族派也分为两个小派别：继承客蒙生前的主张、与民主派合作的“贵族温和派”，和以修昔底德斯（可能是客蒙的妹夫）为首的、敌视民主政权的“贵族寡头派”。“平民左派”随着刻龙尼亚战役的惨败而沉寂，“平民保守派”一方面与“贵族温和派”合作，一方面与“贵族寡头派”对抗。
“贵族寡头派”秉承了贵族阶层的传统观念：民主制度是荒谬的，意味着贫穷、愚蠢、堕落的暴民掌权，坏人不受惩罚；而完美的制度应该是由富有、聪明、享有特权的贵族掌权，这样坏人才会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身为贵族，绝不应该与民主派合作。
在雅典，对一位民主派政治人物最有*伤力的指控就是说他有当僭主的野心。正好伯里克利的长相和雄辩的风格很像曾经的僭主庇西斯特拉图，而且他不像客蒙那样平易近人。毫不意外地，修昔底德斯给他扣上了一顶“僭主”的帽子。此外，修昔底德斯还指责了伯里克利将提洛同盟的资金用于雅典自身建设的做法。在当时，无疑会有很多雅典人对这种做法感到羞愧，盟邦（尤其是其中的贵族，他们承担了大部分贡赋）也因此更加仇视雅典。对修昔底德斯这一派而言，阻止伯里克利这样做，就能严重削弱伯里克利拉拢平民的能力，并得到盟邦贵族的支持。
伯里克利对指责的反驳非常精彩。他首先从道义角度论述说，雅典可以自由使用同盟贡金，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盟邦不提供军队，只是用钱从雅典那里换取安全，既然雅典已经保障了他们的安全，剩余的钱自然就归雅典自由支配了。当然，他不会指出如下事实：盟邦并没有权利拒绝用贡赋换取安全，也没有权利就贡赋金额讨价还价。接着伯里克利给出了更加有力的第二条论述：这些工程拉动了雅典的经济，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最终还会给雅典增添荣耀。毫无疑问，这种利益诱惑直白但非常有效。大多数雅典人依然拥护伯里克利，修昔底德斯最终在公元前443年春被陶片放逐，“贵族寡头派”也随之瓦解。
与此同时，雅典人继续巩固帝国：在公元前442/441年，整个帝国首次被正式划分为5个地区：爱奥尼亚，海勒斯滂，色雷斯，卡里亚（Caria），及海上诸岛。各城邦的应缴纳贡赋额也被比较“公正”地全面调整了一遍。
新城邦图里的建立以南意大利城邦墟坝离的求援为最初契机，大约在公元前444/443年，由雅典人牵头，来自希腊各城邦的殖民者在墟坝离附近建立了新城邦图里。这是一个泛希腊的殖民地，雅典并没有尝试控制它，而是表现出一种大公无私的态度。毕竟，南意大利远在雅典帝国的势力范围以外，伯里克利对这片地区并无野心，伯罗奔尼撒城邦对这一地区却很看重，伯里克利干脆借这一机会表明雅典对伯罗奔尼撒同盟利益的尊重，同时回击国内贵族派对自己“不顾希腊整体利益”的指责。
萨摩斯的反叛与雅典帝国的进一步巩固公元前440年夏末，萨摩司与米利都之间因为争夺浦林（Priene，又译普里埃内）的控制权爆发了一场战争。萨摩司是提洛同盟内三个拥有海军的城邦之一，海军非常强大，由一个寡头政权统治；统治米利都的则是被雅典扶植的一个民主政权。雅典要求两个城邦停战，进行仲裁，但萨摩斯拒绝了，这意味着反叛。雅典的第一次镇压没能解决问题，萨摩斯很快再次反叛，并向伯罗奔尼撒同盟求援，同时还得到了波斯在吕底亚的节度使的支持。拜占庭和其他一些城邦也趁势反叛或谋划反叛。接下来局势的发展将取决于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反应，如果他们趁机发难，很可能有更多雅典盟邦反叛，波斯也很可能浑水摸鱼，雅典会感到非常棘手。如果伯罗奔尼撒同盟按兵不动，多次被雅典在海上打败的波斯不太可能独自与雅典开战，雅典将有充足的精力去镇压盟邦。
萨摩斯与米利都
这时，雅典在图里的建立中表现出的克制结出了果实。在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大会上，很多城邦投桃报李，尤其是对斯巴达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林斯也主张维持和平。最终伯罗奔尼撒同盟没有行动。这次事件表明，在公元前440年，希腊世界的两大阵营都遵守和约，尊重对方的利益，愿意维护和平。
萨摩司虽然比较强大，毕竟敌不过整个雅典帝国，最终在公元前439年的春天或夏天被迫投降，不得不拆除城墙、解散舰队、在26年内支付1300塔伦特的战争赔款，雅典在当地扶植了一个听命于雅典的民主政权。（笔者好奇的是，如果当地民众不愿听命于雅典，会怎样？）但萨摩司依然不需要缴纳贡赋，雅典也没有在当地派驻军队。
至于卡里亚地区那些反叛的城邦，因为能够缴纳的贡金很少，战略位置也不重要，还受到波斯的威胁，因此被雅典放弃了。（中国的老子一定会说，这就是所谓的“无用之用”。）
由于海勒斯滂地区是从黑海沿岸到雅典的航线的咽喉要道，对这一地区的掌控事关雅典的粮食安全问题（雅典在粮食方面无法做到自给自足，而埃及、北非、西西里与意大利等其他产粮区都不在雅典的控制范围内），因此雅典必须对这一地区的关键城邦拜占庭进行镇压。前439年，拜占庭的反叛被镇压，雅典进而在当地用舰队展示实力（不禁令笔者联想到今天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还在一些城邦推翻僭主政权、扶植听命于自己的民主政权（这种做法同样似曾相识），并建立了一些殖民地，其中最重要的是位于卡尔息狄斯半岛（今称卡尔基季基）东侧的九路，雅典将其改名为安菲玻里（又译安菲波利斯，建立于公元前437/436年）。除了战略位置上的重要性，卡尔息狄斯半岛在经济方面和资源方面也意义重大：这里是雅典重要的贡赋来源，也是雅典海军所必需的优质木材的重要来源。
卡尔息狄斯半岛、拜占庭
安菲玻里
就这样，雅典帝国得到了进一步稳固，但这并没有伤害到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利益。事实上，与公元前5世纪50年代初的鼎盛时期相比，此时的雅典实力已经下降了很多。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两大阵营的关系会因为雅典帝国的巩固而变得紧张。
针对伯里克利的一些诛心之论有种观点认为，随着雅典公民数量的不断增长，伯里克利为了维持城邦的福利水平，从而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被迫想方设法地扩张帝国。但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大约公元前451年民主派与贵族派的主流取得互相谅解与合作后，雅典公民权的获取条件已经变得很严格了，而且在不断建立殖民地的过程中雅典向外转移了生育率因素导致的过剩人口。事实上，在公元前5世纪30年代，雅典的人口已经少到无法为重要的殖民地提供足够的移民。何况，我们从伯里克利的演讲与决策中也看不出他有继续扩张帝国的企图。
还有种观点认为，在公元前438/437年，即镇压萨摩斯反叛后不久，一小群主张扩张帝国、加强对盟邦压榨的激进民主派团体（主要是借着雅典崛起的东风暴富的商人，后来身居要职的克里昂也在其中）对伯里克利和他的朋友、情妇发起了贪污、渎神、挪用公款等一系列指控，伯里克利为了从这些指控中脱身，发动了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多亏了雅典戏剧作家的才华，这种说法在大战再次爆发后广为流传，并被人们持续相信了几百年。但这种观点同样不符合事实，因为绝大多数民众和贵族都支持伯里克利，他和他的亲友都没有被定罪的危险，根本没有必要为此赌上雅典帝国的命运发动一场大战。
总结从公元前446年雅典与斯巴达签订《三十年和约》起，一直到公元前437/436年，在这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希腊世界两大阵营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恶化，双方均抱持着和平共处的态度。主要证据有三条：雅典在牵头建立图里殖民地时尊重了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利益；雅典帝国内部发生叛乱时伯罗奔尼撒同盟没有趁机发难；雅典虽然巩固了对帝国的统治，但并没有寻求扩张帝国的势力范围。
对伯里克利“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而故意发动战争”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这十年里，伯里克利在雅典的政治地位非常稳固：雅典公民的福利水平没有下降的趋势，贵族和（暴富了的）平民中的政敌对他发起的攻击也奈何不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