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在太平天国战后重建中的作用——同光年间宜兴荆溪乡村重建

宜兴荆溪多望族。据历朝县志科贡表中的记载，宜兴的许氏、储氏、张氏、朱氏、任氏、徐 氏、潘氏、路氏、周氏、冯氏、蒋氏等家族的族人在科举上屡屡折桂。如缪渎许氏“于宜兴为望 族”，是“邑东之首屈一指者”，“以诗书孝友世其家”。洑溪徐氏“自前明以来，族望尝推邑中第一”，“不独长房子孙簪缨累业，而别支类皆能掇巍科、登显要、树勋绩于当时”。这些家族是宜兴荆溪各乡村的风气引领者，起着士绅不可替代的作用。吴滔曾从宗族功能性方面研究了宜兴荆溪各家族在义仓赈济方面发挥的作用，启发本文关注家族在太平天国战后乡村重建中所起的作用。

众所周知，家族往往有数位领导者，姑且称他们为家族首领，这些家族首领多为族长、宗子、 以及族人推举的具有一定的威望、才干、文化的人，他们领导族人共同从事族内事务，如兴建宗祠、家谱，管理祠产，赈济族人等。战后，在族人陆续回到家乡、无所依靠的情形下，家族首领首先着手收族事宜，以凝聚家族的力量，通过家族内部互助，使处境艰难的族人得以维持生计。

收族首先便要修宗祠，宗祠是家族的象征。如缪渎许氏的宗子许鹤龄“协（携）族人修祠宇， 建神位”。爵坫张氏的宗祠作求堂历经“咸丰庚申兵火蹂躏，变为荒墟”，战后张氏族人“择日兴工，复还旧业”。因“祠堂本有一定之处，不可转徙”，宗祠往往在旧有祠基上加以重建，而有的家族出于实际情形的考虑，会重新选择地点建立祠堂。如张氏十六分总祠孝友堂“向在蒲土干，咸丰庚申燬于兵火，克平后议重建，因人稀力微不果。塘西分去蒲土干不远，谋于众，遂于同治五年 （1866）卜筑，由是孝友堂在塘西焉”。

祠堂建设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族人的捐献。如潼渚张氏宗祠世恩堂战后“片瓦无存”，张士和、张富霖等“会聚各分，按丁派捐，至同治十一年（1872）创建祠宇三楹”。张子英“将魁榜花红之资捐入宗祖，并略捐子姓之优者，经营数载，得千余缗， 遂于塘西分祠基建孝友堂总祠”。

宗祠要想发挥敬宗收族的作用，就要进行祭祀祖先、续修家谱、赈济族人等活动，这就要求 宗祠有较为固定的祠产。祠产包括田地和现钱。祠产来源，有族人捐献修谱、修祠堂等剩余的钱， 如缪渎许氏祠产是“以修谱余金积其息以买祭田”。无后嗣的族人所遗留的财产也将成为祠产。 如张凤岐“全家死于难”，他的田产，除了承嗣者拥有十亩，“其余四十一亩有零尽助作求堂”，成为爵坫张氏祠堂作求堂的祭田。薛家圩张氏家族将无后嗣族人的荒产卖钱，用于祭祀。祠产由族长、总管、监管、经管等管理，同时设立职笔人主写万年簿账目。总管、监管、经管、职笔人由“合族公举”产生，三年一换。如张玉麟“彬彬有儒雅风，族中以为能推为经管”。

祠产不仅用于发给族长、总管等人的俸钱和祭祀花费，同时还用于存谷备荒、接济族内贫困族人。虽然修家谱也是敬宗收族的措施之一，但是由于耗费巨大、历时长，所以修家谱的时间往往在家族实力较为雄厚的时候进行，战后立即修家谱的家族并不多。 各家族通过修宗祠等方式进行收族，并用祠产对贫困的族人实施接济。如储杏元主掌宗祠祠产，战后，他将祠中积款二百余金“如数出交，告知房分长，按丁给发，俾佐行赀，各子姓赖以得生者甚众”。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富裕的族人拿自己的私产接济族人。家族得以逐渐恢复往日生机。

家族首领不仅在族内处于领导地位，在家族所处乡村也往往兼任图董、乡约的职务。如五洞 桥张氏家族的张壬葆“秉图政，事无巨细，悉待规画施行”，他的侄子张子湘“继之，是非判决， 料事精明，罔有不臧”，几十年后，张幼湘“图中公事仍推君董之”，可见五洞桥的地方事务， 多由图内张氏家族首领主持。泾南张氏家族的张初书勤苦劳作，公正诚笃，被推举“董图内事”， 后被保举“乡约，为一乡之矜式”。薛家圩张氏家族的张炳文因为乡里“见公之能，谓其有干才、 有通识，咸乐举之以董图事”。

这些兼任图董、乡约的家族首领，竭尽全力地处理本族所处乡村的公共事务。如丰义储氏家族的储庆有，战后“诸大吏锐意求治，区立董事，而西北民望素推公，乃首以公应，自募垦、清 丈、积谷及建文庙、造仓厅、修邑志，靡事不与”，“主政一乡”，知县“陆公鸿逵、施公惠，与公尤契”。储荣宣“德望高于时，时宰辄望风请谒，引以为重，由是服义乡里二十余年，创设义仓、 消防、接婴、修桥梁、施医药，乡人至今食徳，犹有感且泣者”。

储廷标战后归乡，热心地方公益，“如善后、幼孩等局，积谷、丈量各事，仍竭尽心力，妥为筹办”。这样家族首领就将家族的影响扩及乡里甚至更大区域，甚至有的家族首领还参与县城的公共事务。如丰义储氏家族的储沆，“邑有公举，书院、社仓、婴堂、岁修、会宾兴费，以及劝农、积谷、建文庙、修邑志诸大役， 公以耆年宿望，无事不与”。就战后乡村重建的方面来看，家族首领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收埋死者

死者为大，善后第一步就是将战争中的死难者进行收埋，这样一方面可以保持死者的尊严， 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尸体腐朽带来的疫病、瘟疫。各家族在首领的带领下，将死难的族人安葬在 家族墓地，将无人管的死难者收埋在义阡。如储廷槐受常镇道观察的任命，负责掩埋事务，他带领族人将骸骨“分别盛以坛若槥，虑水啮乃冢之，虑人轶乃界之，虑久而湮乃复碑之，又从而吁所司护持之，冒寒暑、犯霜露，数阅月乃蒇，事簿最了然，迄今犹班班可考云”。

官府、士绅、家族还建立、修缮祠堂来祭奠死者。如五公祠祭祀死难的“典史张子庆、守备 张国威、方锦荣、巡检程芳祖”，后进义祠“祀邑中殉难兵民及死难男妇之无祀者”。昭忠祠“祀向忠武公讳荣、张忠武公讳国梁，并两邑殉难绅民士庶”。杨巷忠义祠“祀贡生许鸣雝及西乡殉难绅民”，蜀山忠义祠“祀东南乡殉难绅民”。节孝祠“祀历代孝贞节烈，并咸丰同治间殉难妇女”。 每年农历 2 月、8 月第一个戊日，往往有官员前去祠中祭祀。祠堂的建立，使太平天国战争中失去亲人的民众有了祭奠逝者的场所。

（二）修建善堂、桥梁

不少回乡的人在“兵燹之余，田庐无存”， 难以维持生计，善堂的接济在此时对他们而言显 得至关重要。“兵乱克平以后，百废未修，而善堂先建，旧者复、新者增”，“艰厄可以助，羁宿可以安，疾病可以得扶持，殍残可以免暴露”。

有的家族独力主持乡村善堂的修建。如张云鳌“创立义举，号周急堂，境内鳏寡孤独、穷而 无告者，令注名入册，月朔给钱米，冬夏给衣帐，死者给棺木”。张壬宾为五洞桥图董，因“五洞桥地近张渚，为南北往来孔道，他邑难民至永丰下方者，咸就食于五洞桥”，张任宾“设立粥厂以供栖息之人，否则按口给米，每岁冬月恒不胜其烦，公终无难色，亦无怨恨”。储升经营其父创办的义堂“永怀堂”，“有田百亩、市屋六所”，“制为贫苦给发之条凡三，制为读书奖励之条十有五”，以“奖赀赈给”。

储之元“助资创办接婴堂”，“独力维持，凡膏丸丹散可以救人伤疾者， 诸色维备，虽夜半扣（叩）门，必起应无倦”。此外，也有数个家族首领联合各乡村兴建善堂的情形。如毓善堂栖流所由“清泉乡一、二、三、四、六、七、八等图及十图上半图捐赀续设”。这些善堂或是施棺、殓埋无人管的尸体，或是给难民提供栖身之处，或是给贫困者提供生存所需的物资，或是收留被遗弃的孤儿婴孩，从各方面收拾了战后的残破局面。

这些善堂或是施棺、殓埋无人管的尸体，或是给难民提供栖身之处，或是给贫困者提供生存 所需的物资，或是收留被遗弃的孤儿婴孩，从各方面收拾了战后的残破局面。 除了善堂得到大量修建以外，战争中被毁坏的城池、廨署、仓储、津梁、坛庙等，都依次得到修复。其中，仓储、津梁、坛庙的修复之所以能在各乡村快速得到实现，靠的依然是家族的力量。如许友诚“凡里有建造、修造，若龙眼桥暨横塘、蒋渎、新渎诸桥，无不乐为输助。以行人不便，又捐造龙眼桥石路，更以余力捐助潮音、岱华诸寺”。

张壬宾对于“创建祠宇、协修宗谱， 以及设立义仓、寺庙、桥梁诸善举，无不首先输款以为提倡”。储定松见“里有木桥将倾圮，首捐巨资，商诸地方董耆，改建石梁，选工采石，经年落成”。张云鳌“设坛地以埋枯骨，设小宗以妥先灵，村中建庙宇以安神明，图内建义仓以赡贫乏，五牧桥、塘南桥之改修，太平桥、长工桥之起造，皆倾囊助费，竭心劳力而独任不辞者也。储廷槐对于战后“规复犹力”，“参藩、清源两祠暨在陆草堂率燬于寇，则纠合族人以次落成之；遁庵、同人及画山、存研楼诸集遗稿，故在校雠、付梓，用广流传；推之谱牒，亦各就绪”。这些家族首领在乡村的建设，汇聚成一幅乡村迅速重建的图景。

（三）经济的恢复

乡村经济也在各家族的努力下逐步得到恢复。如缪渎许氏家族，许洪高从事农业生产，他的 家里战后只剩下“瘠田七亩，败屋数椽”，他重新开垦田亩，修缮房屋。许国祯则从事商业，他 因为“精榷算，家业稍稍裕”，对此有写怀诗七首，试录其一：“不求富贵利吾家，愿叙天伦乐事哗；世上如棋顷刻变，谁知松柏胜琼花”，感叹世事万变，体现了他经历劫难后不求富贵、只求一家安享天伦的心情。

许永安在“乱平后，故里丘墟，无以为家，则挑小菜以营生计，积储钱七八缗”，由此慢慢积累创业，“始归之日，地无立锥，室无完瓦，晚年则田庐日扩，儿孙满堂，耕读嫁娶，井井有条，俨然一殷阜之户”。甚至还有族人开辟商业点，引来各路商人，汇聚成一个市场。如许国兴“夙具干才”，面对“乱平后，家徒四壁”的情形，“入市经营。因无廛托处，见方桥北堍下东首俱属旷野，可构屋栖踪，遂鸠工庀材，建楼屋五楹，开设店铺，颇获其利，而人之羡之者踵而为之，夏（厦）屋连绵，遂成巨市”。其他家族的情形多类似。各家族在农业、工商业各个方面的努力汇成一股合力，共同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使民众的生活慢慢步入正轨。

（四）科举与学校

战争期间，江南科举遭到了延误，到同治三年（1864），江南科举回归正轨，各家族遂致力于科举考试。如丰义储氏家族的储凤藻和储廷槐，“寇平返里，益淬厉于学”，一起在同治十二年（1873） 考中了举人。阳羡张氏家族的张子英与母亲战乱后回到家乡，“室如悬磐，母勤纺、子力耕，历数年，衣食粗赡”，后来张子英学武，“戊辰入武庠，庚午（1868）魁乡榜，甲戌（1874）应兵部试，又挑取千总”。

各家族的积极参与，使战后科举考试日益兴盛。 科举总是与学校息息相关。战争中被毁的学宫、书院多由官府、士绅主持修复，家族在学校方面的建树，更多地体现在在同乡义学、祠堂教授族人、乡民这方面。如张膺黻“壮年补博士弟子，兵燹归来，课徒为生”。储沆战后也命儿子储廷棻“课徒”，自己担任僮仆辅助。储光烈“乱平归里，贫无立锥，益下帷攻苦，以课徒鬻字自给”。

到了光绪三十二年（1905），清廷停止科举考试，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在各府厅州县的城乡各处遍设蒙小学堂。各家族便开始着手创建乡村蒙小学堂事宜。如张炳如“以培养人才为急，谋诸绅耆，开设初级小学，不惜筹垫巨款以为之倡”。族人开始放弃科举，“争尚新学”。如许国祯鼓励自己的二儿子许葆兴去新学堂就学。张毓松“通试为文，握管立就，性嗜学， 致力经史，颇能心得”，“正待及锋而试，会前清废科举，兴学堂”，他便“弃旧从新，入鹅西师范学校，毕业居优等，为本镇教习”，一年后在茫溪许氏族立小学教授图画、算术、地理课程。在各家族的倡导下，新式学堂成为一时风气。

在太平天国战乱中，宜兴的家族遭受重创，族人死难、流亡各地，他们所居住的乡里一片荒凉。战后，逃亡外地的族人回到家乡，在家族首领的带领下，通过修祠堂、家谱等方式整合家族， 实行族内互助。同时，家族首领还通过兼任图董、乡约，领导家族所处乡村的战后善后、重建工作，如收埋死者，兴修善堂、桥梁，致力于经济发展，促进科举与学校的恢复与转变等。正是各家族的力量，使得宜兴荆溪各乡村迅速实现了战后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