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里往事：吴侬软语掩不住的风骨（班班同人第二章手机版）

同里是有名的江南古镇，这里小桥流水，粉墙黛瓦，令无数游人流连忘返。如果把同里古镇比作一个人，那么，水是血脉，街是骨骼，桥是经络，而同里人则是风骨。同里的风骨与人们印象中的江南小镇不一样，他温文尔雅从不显山露水。可就在这吴侬软语间，却隐藏着以热血和生命换来民族尊严的气节与豪迈。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之际，同里的风骨从来没有迟到，更不用说缺席了。

涉外商标案——业主小吏舌战洋公司

1929年1月中旬的一天，同里镇上的大同公司老板在家养病，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直接问老板：你们公司的商标在哪里，快让我看看！经介绍此人是同里市行政局的公职人员，受吴江县的县长的命令，来了解大同公司经营的蜡烛在哪里生产，所用的商标是否仿冒别人。

同里民居

原来，美商美孚洋行认为吴江同里大同公司销售的“鹏牌”蜡烛与其洋行销售的“鹰牌”蜡烛图案相似，通过美国驻沪总领事状告大同公司故意侵害其商标权，妨碍其在中国的销售，并提出索赔要求。一个星期前，民国政府外交部苏州交涉公署给吴江县政府发出训令，要求吴江县长吴邦珍迅速查明仿造商标一事，并要求大同公司停止侵权，不再使用“鹏牌”商标。

大同公司的老板被这突如其来的洋官司搞得一头雾水，他答应过段时间待身体好转马上答复。但苏州交涉公署慑于民国政府与美国的“友好”关系，训斥吴江与同里当局拖延怠慢。虽然相对实力雄厚的美孚洋行而言，大同公司是小本经营的商家。然而面对官方的压力和外国大企业的控告，大同公司据理力争。

鹰牌商标

美孚洋行旧影

大同公司认为，自己生产的蜡烛仅在本地销售，而当地百姓对美孚洋行的“鹰牌”蜡烛并不了解，“鹏牌”不需要借助“鹰牌”的品牌扩大销售。更为重要的是，鹏牌商标 “绝无摹仿”鹰牌商标，有三点显著不同。其一，鹏牌商标鹏的头是向左的，鸟的足是悬在空中的，位置在签条的中间，而鹰牌商标鹰的头是向右的，鹰的足踏在树枝上，位置在签条上端；其二，鹏牌商标的大字是蓝底空白字，位置在签条的上端，而鹰牌商标的大字是红底黑边缘字，位置在签条的中间；其三，鹏牌商标中的英文名为“大同公司”字样，形状是心形，而鹰牌商标中的英文名为“美孚行”字样，形状为圆形。

外交部苏州交涉公署训令

同里市行政局呈文

同里市行政局局长薛凤昌经过认真研究比对，认为大同公司的辩解完全符合事实，认定美孚洋行指责大同公司“矫饰摹仿”其商标一事与实际情况不符。在3月9日给县政府的复函中，薛凤昌大声疾呼:“现在训政时期，实行提倡民生主义，似不宜遇事摧折，庶国货萌芽赖以保存……咨照驻美总领事，切实抗议，以维国货而保商业。” 薛凤昌的呈文事实清楚，批驳有力，县长吴邦珍在呈文上签发同意“据理转呈”的批示。最终，苏州交涉公署将调查结果告知美国驻沪总领事，此案不了了之。大同公司和同里市行政局不崇洋媚外，有理有节。这种凛然正气和民族气节对于当今保护知识产权、解决国际贸易争端仍有启迪。

拒开日语课——爱国校长绝食明志

如果说涉外商标案中，作为同里市行政局长的薛凤昌是配角，那么本则故事中的主人公就是他了。薛凤昌1876年生于吴江同里，因受“戊戌变法”影响，离开科举仕途，致力于新思想的传播，走上了教育救国之路。1912年与费伯埙等创办筹办江震高等学堂（后改为吴江县立中学），并任第一任校长。其办学以德智为先，强国为重。

薛凤昌

薛凤昌著《文体论》

1937年，吴江沦陷，在此期间不少学校停办。1942年秋，薛凤昌与侄子薛天游，邀集多位教育界人士回到家乡同里，共同创办私立同文中学，并被推举为校长。同文中学校风朴实，提倡民族气节，一年后学校声誉鹊起，附近慕名求学者不少。然而正当学校教育事业蒸蒸日上之时，日本人找上门来。他们要薛校长接受两个条件：改“私立”为“公立”，接受日伪教育局管辖；立即停授英语，改授日语，并由日方派日籍教员来校任教。

薛凤昌曾对他女儿说过：“日语只不过窃取汉字的偏旁凑合而成，是下等文字，我决不开下等人的下等文字课”。当然，“下等人”“下等文字”只是激愤之语，薛凤昌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早年就到日本留过学，在日本军队侵略中国之时，发出这样的激愤之语自可理解，在激愤背后我们也能体味到他那种对本土文化的真情和坚守。所以同文中学开办时，薛凤昌为抵制推行奴化教育，拒用伪教育局指定课本，采用的是抗战前开明书局出版的课本。至于开设日语课，更是想都没有想过。薛凤昌对日本人提的这两个条件一概拒绝。此后，日伪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到同文中学，要薛凤昌答应这两个条件，但都被他严词拒绝。这样的局面坚持了一年多。

1943年12月中旬，几个日本便衣突然闯入薛凤昌家中，他们将一黑色口袋罩在薛凤昌头上，用手铐铐住他的双手，并在书房内翻箱倒柜，掳走一些书籍和信函。他们以薛凤昌与抗日武装有联系为由，将他逮捕送到吴江县城松陵的日本宪兵队。但是即使遭受严刑拷打和狼狗撕咬，薛凤昌也没有回答日本宪兵的提问，并以绝食对抗。一个多月后，日伪当局派人通知薛凤昌的家属前去收尸，其子薛思明将薛凤昌遗体运到同文中学校内，借校舍进行奠殓。全校师生均痛哭哀伤，许多学生边流泪边说：“老校长的民族气节，我们永世难忘！”

竖立国耻碑——女校姊妹咬指血书

退思园是江南有名的私家园林，退思园第二代主人任传薪认为兴办学校是中国富强的必经之路，而女子教育尤为迫切。1906年，任传薪在园内兴办了丽则女学。创办之初，园内的退思草堂是一年级教室，桂花厅为五、六年级教室，师生的宿舍就设在“坐春望月楼”里，后来的师范班开在“岁寒居”。丽则女学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经验，并延聘名师来校任教，学校声名鹊起，“远方童女也担簦负笈而来”。

图片依次为丽则女学教室，退思园闹红一舸，丽则女学

1915年5月，袁世凯卖国求荣，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在签订条约的5月9日，在北京求学的丽则女学毕业生将这一消息电传母校。以师范班班主席殷同薇为首的140名师生，在陈家牌楼一大厅内召开“誓死反对二十一条“大会。殷同薇在一席义愤填膺的演说后，咬破手指，以指代笔，在白手绢上写下“誓雪国耻”四个大字以示抗议。在场师生一个个咬破手指，写下了“卧薪尝胆”“洗雪国耻”等血书。大会决定自筹款项为“国耻纪念日”勒石植碑，并上街游行，抑制日货，宣传爱国。爱国行动在远离大都市的同里镇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退思园雪景

雪耻亭

半个月后，一块高175厘米，宽40.5厘米，厚16.5厘米，顶端呈“八”形的石碑在丽则女学教学楼之北矗立起来。似一把利剑立于大地，剑锋向上，直刺苍穹，碑身正面竖刻三列字，分别为“民国四年”“五月九日国耻纪念之碑”“丽则女学同人泐石”。反面为碑文，由在校的著名国学家钱基博先生撰写，著名书法家、秋瑾烈士的挚友吴芝瑛手书。碑文记载了丽则女学全体师生反对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二十一条”，期待祖国强盛，准备以一己之力报效国家。

碑文正文四百来字。“夫知耻近勇，君子以为难，况弱女子乎？呜呼！可以风矣。”接着碑文记述土耳其皇妹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用自己的方式救国救难，最后以身殉国。又说：”往者斯巴达妇人逢战争时，辄以盾与爱儿，曰：‘以此尸敌而归，否则尸汝而归。’呜呼！此斯巴达之所以地方不逾百里，而兵无敌于天下者也。”碑文最后呼吁：“唯诸姑姊妹实图利之。”

五九国耻碑

1938年日军占领同里，为了不让纪念碑遭到日军毁坏，爱国师生冒险将石碑深埋在校园。新中国成立后，丽则女学改名为同里中心小学。1980年，同里小学的师生在整修校园中，意外发现此碑。1982年，国耻碑在原址重竖，见证了60多年前女校师生的爱国情怀。

交涉传教士

国学大师抗议暴行

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强奸北平大学女学生沈崇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北平、上海、南京等地的学生相继罢课和游行示威，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这个时候，迁居在苏州的一个同里人得知此消息十分气愤，并决定向美国人当面提出严正抗议。这个人就是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金松岑，其与曾朴共同撰写的政治小说《孽海花》，展现了清同治初年至甲午战争三十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历史变迁，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天放楼，金松岑在此创办同里自治学社

金松岑（1873-1947），甲午战争后与陈去病在同里组织“雪耻学会”，意图维新救国雪耻，宣传革命思想。1903年应蔡元培之邀赴沪参加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担任爱国学社庶务，与章太炎、邹容成为莫逆之交。《苏报》案发，章太炎、邹容入狱。金松岑不顾个人安危，聘请律师多方营救，并设法为狱中好友传递书信、物件。日伪占领期间，金松岑因年迈未能撤退到后方。他顶住日伪高官的金钱引诱与威胁，即使伪省长出面也坚持不就，既不做官，也不任教。

金松岑得悉美国教会创办的东吴大学的第三任校长美国人文乃史就住在苏州，遂决定第二天就去找文乃史严正交涉。

东吴大学校门

第二天正好是1947年的元旦，金松岑一早就拄着拐杖来到文乃史府邸，对懂中文的文乃史责问道：“你知道吗？美国军队里的人，在我们中国北平强奸我们大学里的女学生，做尽坏事，丧尽天良。我希望你联合在华美国神职人员致函美国政府，将我们中国人的意见带过去，我们中国人强烈抗议！要求美国人从我们领土上撤走军队及一切机构！”

文乃史用英语问陪同人：“Who is he?（他是谁）”陪同者不知如何回答：“He is…（他是…… ” “ Is he a soldier or a tai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他是正义之士，还是共产党的尾巴）”文乃史问。“ first ，first，first！（第一种，第一种，第一种）”陪同者忙重复三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