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无法想象没有外卖和打车软件的生活了。在哲学学者王小伟看来，通勤和外卖都是庞大复杂的技术系统，但因为它们都成了日常，以至于很多人会认为这些不是一项技术。很多技术沉降到生活的基层，正在改造我们的生活，却被我们轻易忽视了。
2023年年底，王小伟出版了一本哲学散文集式的小书《日常的深处》。作为一位技术哲学的研究者，他并没有像很多人一样给予ChatGPT、文生视频模型Sora这些似乎蕴含着颠覆社会潜力的热门技术特别的关注。相反，他在书里探讨“天天点外卖的两口子为什么容易散伙？”“中医现在为什么不受待见？”“现在写文章为什么这么强调格式？”这些十分“日常”的问题。
王小伟在一次演讲中说：“技术正在成为我们的日常的同时，也在夺走我们的日常。通勤让日常的行走消失，外卖让好好吃饭消失，而手机让身体性的体验不断地受到蚕食。我们并没有感受到技术所带来的便利背后的现代化承诺，我们仍然时常感觉到愤懑、焦虑、困惑。”
这些话听起来有点老生常谈，但王小伟也提出了“夺回日常”的具体想象：把城市看作一座雨林；回到食物本身的味道和形状；重拾身体性的付出和操劳。
“也许我们还是得面对一个残缺的生存现实，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个体在时代的浪潮面前具有软弱性，夺回日常注定是一场艰难的城市巷战。但也许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尽管很多的挣扎是徒劳的，我们还是要挣扎，人的金贵之处就在于此。”
《日常的深处》，王小伟 著，见识城邦 | 中信出版社，2023年11月。
技术史学者白馥兰曾提出“低技术”（low tech）的概念，她认为和计算机人工智能这些“高技术”（high tech）相比，和普通人直接相关的低技术更值得深入观察。王小伟非常赞同。
王小伟把这次写作当成一次表达欲的满足，但书出版后收获的反响让他过于惊讶。接受多家媒体的采访，面向公众演讲，参加播客录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他所讲述的“日常”。这让他感到一种强烈的不自信。书引起关注后，有人来联系他去开设自己专门的视频账号，他表示婉拒，觉得自己的精力还难以驾驭。
和很多技术哲学的研究者类似，他对越来发达的科技持一种温和的谨慎态度，对越来越不受自己掌控的生活感到有些无所适从，也在写作和演讲中流露出对于一种与技术相对疏离的生活的向往。
或许正是这种弥散于书中的谨慎和对古典生活的向往打动了读者。如果说在过去，把技术作为一种每个人存在的根本境遇是芒福德、海德格尔这些象牙塔里的哲学家们讨论的玄妙话题，如今它则成为每一个人面对的现实。
英国纪录片《地平线系列：大数据时代》（Horizon：The Age of Big Data，2013）剧照。
微信不断闪烁的聊天提示让人无法脱离与工作和人际关系；原本用来帮助监测自己健康数据的运动程序成为“每日打卡”的压力来源；设计越来越复杂的管理系统让工作中的沟通变得更令人疲惫......技术正在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每个人都在和它们高密度地纠缠，“相爱相*”。前几年，一篇有关外卖骑手的媒体报道引起广泛讨论，“系统”这个技术性的隐喻，几乎成为近年来所有对于人们结构性困境的概括。
《日常的深处》书写的主角是日常之“物”：电视机、键盘、自行车。毋庸置疑，物是技术的产物，问题是，如今人们仅仅用这种眼光去看待它们。在王小伟看来，中国人看待物的态度发生过很微妙的变化。
起初，“中国人经常拒绝物的繁荣，觉得它象征着一种堕落。后来，想法变了，物成了值得搜集和求索的东西”。随着生活世界的去政治化，中国人的观念差异开始被统一到一种追求技术改善所带来的的物质生活的提升上来。技术物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种中立的存在，它中立于任何意识形态，只是一个用于服务于目标的工具。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工具理性让我们拥抱越来越高效的技术，却也让自己慢慢陷入现在常说的种种“系统”困境之中，感到生活离不开“物”，却又任由“物”摆布。
王小伟在书中提到柏拉图《会饮篇》中的一个故事：起先男人和女人在空间上连在一起，人是四手四足的。这时候的人本事太大，故而引起天神警惕，遂一刀两半分为男女。“以前空间稀缺，一家人蜗居，情深意笃。现在夫妻分屋，忽视了物质的稀缺和共享，实际上它们才是组织家庭关系的要素”。
在他看来，如今我们和种种技术物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同样，我们也忽视了技术原本用于联结人与人的意义。我们只是将它们看作提高效率、达成目的的工具，或是用于占有的商品。所以对现代人来说，“道路”仅仅意味着“通勤”，“吃饭”只是意味着“营养”。
电影《小森林 夏秋篇》剧照。
王小伟在书中呼吁年轻人少吃外卖，多自己做饭，闲暇时最好养养鱼、种种菜，为的都是恢复人与物的有机联系，同时也让物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在这些日常的点滴中，我们才能汲取反抗庞大系统的力量——尽管这十分困难。精于解释问题，拙于解决问题，这是任何一门哲学都难以回避的话题。王小伟坦然承认了这种局限性。
“关键在于，我们首先需要对这种不一样的生活，对我们遭遇的‘抑制’有所反思。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不能过度反思”，在接受本刊的采访时，他如此评价哲学在这个技术泛滥时代的位置。“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一过的”，苏格拉底的这句话被很多人奉为哲学的座右铭。但王小伟却说他对这句话的感受是消极的。
他觉得，未经审视的人生当然有其问题，但“处处审视的人生是更令人难过的”。很多时候，“日常”对人的治愈是在凝神注视面前的鱼缸、花草的“心流”体验中不知不觉实现的。在那一刻，它们不是理性分析的对象，也不是用于实现某个目的的技术工具，它们只是和你我一样的生命。
王小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日常的深处：日用之物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作者。
哲学家最危险的企图是伪装科学家
新京报：这本书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技术现象。我自己有一个感觉，这些年很多畅销的哲学写作（比如韩炳哲），都是从技术的角度出发的。
王小伟：是的，可能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都是和技术共存的。按照斯蒂格勒的说法，人就是技术性的存在者。过去我们使用一些简单的工具，比如陶罐、石器等等。这些工具非常“顺手”和“好用”，不需要说明书，拿起来就能用。
现在这个情况变了，到了人工智能大发展的时代，技术不那么顺手，那么好控制了。这时候技术才开始变成一个“对象”，横立在人的面前，强势而陌生。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普通人都开始关心技术。
新京报：如今ChatGPT、Sora这些新技术不断涌现，我发现当人文学者谈论它们时，常常会显得话语光鲜但实则言之无物，尤其是经常会体现为技术乌托邦主义和技术反乌托邦主义的两极讨论。哲学（或者说广义上的人文学科）在谈论技术时候的恰切位置是什么？
王小伟：观点的两极摇摆，很大程度上可能还是因为公共空间中的话语需要噱头：为了吸引人们关注，很多时候不得不这么表达。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深入去看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论文，绝大多数学者们的态度是严谨的。
作为一个科技哲学的学者，我一直觉得最危险的企图就是去伪装科学家，希望自己能指导科学家，这个路径行不通。即便你本科是学计算机的，现在来做科技哲学研究，人工智能又能懂多少呢？技术发展这么快，你的知识储备是很难跟上的。
电影《完美的日子》（Perfect Days，2023)剧照。
科技哲学这样一个文理交叉的研究领域，当它介入一些科技产品的哲学分析时，选取适当的切入角度十分关键。我自己需要对新的技术现象保持敏感，然后谨慎地对其做外部而非内部批评。
对于比较无知的科学的内部问题，例如一些科学发现过程，工程操作的细节等，我们需要谨慎发言，但对于技术功能对我们知觉的精微调节、技术对社会伦理的重塑，技术和其他社会要素的互动等方面，科技哲学研究人员可以给出独到的观察。
新京报：这样做会不会有些浮于表面、泛泛而谈？
王小伟：当然，也有很多人主张技术哲学家应该很懂技术，最好就是技术专家。技术史家卡尔·米切姆曾经把技术哲学的研究阵营分成两个，一个是人文主义传统，一个是工程师传统。后者其实就非常强调进入技术内部，揭开技术黑箱的秘密，应该说各有各的优势。
总体来看，人文路径的学者，像海德格尔、艾吕尔、斯蒂格勒、这些其实都是最有声望的技术哲学家。哲学家没有进入技术太深，可能恰恰可以避免技术的“诅咒”。一个人完全在技术的内部、就容易按照它的逻辑来思考。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和技术保持适度的距离，这样反而能更好地评价技术。这可以看做是一种“技术避嫌”。
回归“劳作”：生命的本质与“土地”相连
新京报：你的书中的很多论述都强调“劳作”的重要性，比如提到种地中可能蕴含着“人生的根本视域”，自己做饭相比外卖更能维系生活的充实感觉，等等。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并不是过于懒惰、不知劳作，而是被另一种工作中的劳动所累。你怎么看这不同的劳动之间的差别？
王小伟：现在城市化发达，大家经济条件也好，年轻人可能已经很少有深度接触土地的经验了。不少人对“农活”也有一些偏见，觉得它不仅在物理上是粗糙的，在价值上也是“脏活”。虽然我们一度在政治上给了农民很高的地位，但其实在经济状况上、在文化上，农民地位不高，这种大的环境也在潜移默化地造成对“土地”的偏见。
电影《小森林 夏秋篇》剧照。
阅读海德格尔、梭罗、利奥波德这些人的作品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我对“土地”的看法。当然，有人会说这些主张回归土地、重返田园的人自己是双标的，一边享受现代科技，一边批评它。利用科技的好，批评科技的恶，这完全是两件事，没什么双标的。
在精神追求层面上，这些思想家是纯粹的。为什么他们都在重估土地？因为我们在城市里奔忙，但却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在“有根基地劳作”，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出卖劳动力。
马克思的批评大家耳熟能详，他说劳动本来应该是人的天性，人的本性不是躺平的，而是闲不住的、要去劳作的。现在有人对工作深恶痛绝，这本身就说明劳动可能异化了。
如果你试着多去郊外走走，种一盆花，养一缸金鱼，做一顿饭，都会体验到那种异化劳动中没有的体验。养鱼的时候，你盯着它看，不是为了把它当作工作的对象，也不是为了吃它，它就是生命，具有了一种超对象、超工具的纵深，你可以感受到极强的联结感。归根结底，所有生命都是和“土地”连接在一起的。
电影《小森林 夏秋篇》剧照。
新京报：你肯定被问过很多次：这是不是意味着一种“反现代”的生活方式？我的疑惑是，经过漫长的技术驯化，人的本性会不会改变？以前人的本性可能归属于土地，但现在我们的生活被技术高度嵌入，可能我们就是更能习惯都市的生活。很多所谓“农家乐”都选在靠近城市的地方，就是希望既能够营造“回归田园”的感觉，又能让“安全”的城市生活触手可及。
王小伟：其实经济非常发达的地方，人们偏好田园。荷兰人、英国人、德国人都不爱住高层，他们希望有一个自己的房子，自己能种点薄荷。很多心理学的研究都证明，园艺是一项非常好的“轻劳动”。它有一定的体力负担，但又不是特别重，节奏刚刚好，有助于保持身心平衡。
现在的很多劳动让人感觉疲惫，可能因为它们都有厌弃身体的趋势。劳动是敲键盘，打螺丝。这种劳动其实非常反人性。最符合人性的劳动状态是“手里有活儿，心中无事”，它应该是一种轻劳动。人的心智和身体都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新京报：这本书里也提到了书写工具变革对人的改变。汉学家墨磊宁在《中文打字机》里面曾经专门探讨过打字机的发明对人书写意识的改变，其实这个过程有点类似于你说的让人的心灵和身体分离。
有意思的是，打字机是一个舶来品，中国人当时希望制造能够打中文的打字机非常困难。这是不是反过来说明，中国的一些传统技艺本身蕴含着一些顺应劳动本性的东西？
王小伟：现代劳动并没有把人的体验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它主要是为了效率。现代细密分工，严格管理的劳动方式最早脱胎于军事管理的需要。这种劳动方式让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对象缺乏整体理解。
老木匠打一个柜子，不会把它想象成打散的部件，他拥有的一种完整的“技艺”。现代劳动让人“去技艺化”，把劳动过程切碎，每个人负责单调的工作，人一旦从工厂里脱离出去，就会感到自己一无所长。
电影《小森林 夏秋篇》剧照。
中国文化在看待技术这方面有一些值得借鉴的视角。比如“圣王制器”传统。创制器皿的是圣人，具体制作的是工匠。创制者是“观象制器”——通过观察宇宙的变化来制作器皿。这是想把天道嵌到器皿中，物成为了“道”的客观化。
这时候，我们面前的物品就不仅具有工具理性上的实用价值，也具有超越性。超越性的物品不能批量生产，它需要工匠用心来定制。这可以在技术工具论和现代劳动之外保持一个参照性向度。
“日常”是对“系统”的对抗
新京报：作为一名青年教师，你也在文章和演讲中反思高等教育。比如你建议现在的年轻学生，处处审视的人生不一定“不值得一过”，反而可能是“难过的”。这和哲学重反思的特性好像不太一致，为什么这么说？
王小伟：我觉得“日常”是对“机器”的一个对抗。活在日常中的人不会区分谁是主体、谁是客体，就像你做饭、养鱼、浇花的时候不会去想谁是主体一样，生活是浑然一体的，这有助于克服现代性的主客二分。我们的反思也需要节制，不必对所有的事都以一个分析式的眼光去看待，显得非常强迫。
当人活在一个“巨机器系统”里面，这种主体、客体的意识就会非常强。做任何事都有一个极强的目的性，手边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为了服务这个目的。虽然这些目的性活动占据我们很多的时间，但它其实并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
“日常”才是那些我们意识不到的、生活中“暗物质”。之所以说是“暗物质”，是因为它是保持生命平衡的重要部分，但我们长期把它边缘化，觉得它微不足道。
电影《小森林 夏秋篇》剧照。
新京报：您的很多有关教育的观点很接近于卢梭、杜威，简单来说，教育是不能和生活-社会割裂的，您觉得这是今天大学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吗？去年有一组有关大学生活的报道引起了很多讨论。很多学生说，自己不想“内卷”，但身不由己，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小伟：作为青年教师，我最深切的感受就是越来越不了解学生了。经常觉得他们内心有一个巨大的“黑洞”，看不懂。上课更多是讲知识，你想增加一点沟通，有人要指责你贩卖私货。不过我觉得八零、九零后和学生的代沟，比起我们和父辈的沟通还是要好。毕竟我们这两代人的世界没有被政治动荡打断过。
现在学生普遍早熟，很多人刚刚上大一就开始计划读博。这也不完全是坏事，毕竟很多事早一点开始会更有优势。但过早收窄的大学生活损失也很大。原创性、勇气、热情，这些品质注定没法在课堂上学到，这需要人像苍蝇一样在世界上到处乱转，等到时机成熟，一个开阔的人会突然找到生命锚点，如果他/她很聪明，就能把这些丰富的经验整合起来，去做一番事业。
至于大学和社会的关系，这挺复杂的。当年司徒雷登办燕京大学，把学生生活弄得特舒服，很多人批评他让学生不知人间疾苦。他辩称大学就该这样，如果大学生太懂社会，就会觉得社会不需要改变。
所以学校可能还是要保持一点“象牙塔”的感觉，但这个象牙塔也要给学生提供一个理解社会，改造社会的精神储备，不能全是观点和知识，还要让人敢于行动。
电影《小森林 夏秋篇》剧照。
新京报：你有没有觉得现在的“日常”其实也不纯粹？跑步、做菜、穿衣，再微小的事情都有技术来指导，更不用说还有一些主打生活方式的网络社区。
王小伟：是的。其实“日常”是最不需要专家，没必要把跑步、穿衣、做菜都搞成专业化工作，天天上网查攻略。教人“日常”是一件很诡异的事情，日常被技术化，甚至商业化了。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无孔不入的环境里，技术不让我们拥抱“日常”，它要人去适应它的节奏。技术也许无可避免，它是我们接触“日常”的一把梯子，但上了房子以后，要有意识地把梯子撤掉。
还是拿养鱼这件事来说，一开始，我们可能需要上网学习一些知识，会参考网络社区里别人的经验，一旦学会之后，要学会丢开这种它，毕竟我们是养鱼，不是经营渔场。
抵抗“技术放纵”
新京报：你在很多采访里说，自己并不是一个“反技术主义者”。但现在的很多现象都让我觉得，大家对技术还是有很多的不满，对于一种“去技术化”的原真性，有很强的迷恋。去年五月天假唱风波，即便很多业内人士说，修音、垫音这类辅助技术的应用未必属于假唱，观众还是不买账。
王小伟：经过修音之后的“完美”的声音，大家还是爱听的，现在网上的音乐，没有不修音的。要听真实的声音，只有去听黑胶。不过技术修饰太过泛滥，大家总希望能在现场音乐会里听到一些“稀缺”的东西。
哲学家阿尔伯特·伯格曼把现实分三种：自然现实、文化现实、技术现实。自然现实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自然现象，看到烟想到火。文化现实是符号，比如我写了个“烟”字，你就能想象烟雾升腾的画面。技术现实使得技术本身成了现实。
现在人们呼唤“真唱”，说明经过技术调整的音乐还没有完全垄断现实。未来有一天，可能我们会觉得技术调节后的音乐比现场更真，真唱将被看作“假唱”。
电影《小森林 夏秋篇》剧照。
新京报：我很喜欢您在书的末尾提到的“技术德性”问题。不同年代的人对待“物”似乎都有不一样的态度，你的立场似乎是这些不同的态度还是有“高低之别”，这个年代的人们对“物”的态度并不值得提倡？你觉得现在的我们应该提倡一种怎样的“技术德性”？
王小伟：技术德性这个概念是技术哲学学者夏农·维拉提出来的。她参考了不同的文明中的一些重要德性，做了一些整合。认为技术德性分为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这几个部分。
看到一个技术，你应该要理解技术可能产生的具体后果，谁受益谁受害，这是智慧。看到一个技术可能带来巨大的伤害，要有勇气拒绝技术。使用技术时不能放纵，而要适当，这是节制。同时，技术的布置应该符合基本的正义原则，不应侵害人的尊严，性别平等这些核心的价值，这是正义。
这四个德性对于我们来说，也十分重要。其实我们缺乏的是培养德性的环境，当下的环境鼓励技术放纵。主动地去对抗技术会变得十分困难，而且对抗会让技术变成焦点，会放大它。在《日常的深处》里我的办法是回归日常生活，日常是身体性、关系性、沉浸其中的。日常生活丰富起来，很自然就会减少技术沉溺。
作者/刘亚光
编辑/荷花
校对/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