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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
德国医生兼遗传学家弗里茨·伦茨（Fritz Lenz）曾发表言论说，纳粹主义不过是“应用生物学”。按照纳粹的理解，“应用生物学”实际上是应用遗传学，它的目的就是让“种族卫生”成为可能。由此，历史上大规模的种族清洗便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也算是自“优生学”诞生以来的一次奇耻大辱了。
直觉上，似乎优生学的逻辑是成立的：为了不让低能、智障的人士繁育，绝育是最好的方式之一。但问题是，所谓低能、智障的定义，也是由所谓科学主义定义和把持的——一旦话语权形成，它说你是智障，你就是智障了。更可怕的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那些被定义为低能、低等的种族/人群就将面临灭门之祸，这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
今天文章是对于“科学主义”的严肃反思——在那些将科学奉为圭臬的时期，在科学范式转换的时期，在科学是唯一真理的时期，我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换言之，是否已经到了一个阶段，需要我们对于科学进行一次交叉式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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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出版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Evidence as to Man’s Place in Nature），在扉页上印着一幅著名的图画，几具灵长类动物的骨骼占据了整个版面，它们排成一队如同行军一般，像是要从过去跨入未来，而图下注释写着：“长臂猿、猩猩（Orang）、黑猩猩、大猩猩、人。”
当时解剖学（Anatomy）及古生物学（Palaeontology）提供的新发现让一切看起来都是无可辩驳的——人类似乎就位于大自然阶梯上的顶端，我们对自己的宝座毫无争议。毫无疑问地，我们人类和动物们同宗同源，只不过是我们站在顶点罢了。
《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一书的扉页，图中文字为：长臂猿、猩猩、黑猩猩、大猩猩、人的骨骼。上图由沃特豪斯·霍金斯先生根据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博物馆中的标本绘制而成，图片示意了几种生物骨架的大小关系，在印刷时将几具骨架的绘画图片进行了等比例的缩小（除了长臂猿的骨架，它被放大了一倍）。 © Paul D. Stewart/SPL
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让人类流离失所，因为他敲醒了我们身处宇宙中心的美梦；而达尔文（Charles Darwin）同样让人类无处安身，因为他打破了人类被其他生灵拥簇包围在正中心的想象。达尔文对人类自身地位的这种降级感到很困惑，但赫胥黎却不以为然。毫无疑问地，赫胥黎的那本《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想要探讨一个信息量更大的问题，他本人也认为只有科学才能解释这个“难题中的难题”——这个问题就是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以及人与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
在《自然》杂志（Nature）的早期内容中，赫胥黎提出的这个问题曾经占据了最核心的篇幅。赫胥黎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牛犬”，此人文风机智且极富煽动性，曾经是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评论作者。当时，《自然》杂志的著名创刊编辑诺曼·洛克伊尔（Norman Lockyer）邀请好友赫胥黎为该杂志长期供稿，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赫胥黎很快意识到这本学术期刊是个宣扬达尔文及其理论的绝佳舞台。于是他立刻开始利用《自然》杂志，扛起达尔文主义大旗并成为了一位公知。
在1869年12月16日出版的第17期杂志中，赫胥黎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他称之为“实用达尔文主义”，而如今我们称之为优生学（Eugenics）。当时的赫胥黎深信，大英帝国千秋万代的统治必将建立在一代又一代英国人肩膀上，而且是“锐意进取”的英国人——于是他苦思冥想，怎样才能让一代代英国人选择性继承这种“砥砺前行”的精神面貌。他深知法律甚至是伦理道德都可能妨碍自己的这个愿景，但他还是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也许是可以实现的，虽然是一种间接的成功，但它可以影响我们后代的性格与繁荣。”
（www.nature.com/articles/001183a0）
达尔文的堂兄弟弗朗西斯·加尔顿（Francis Galton）是赫胥黎交际圈相当边缘的一个人物，当时他已经在其他地方发表了类似的文章及观点，他也因此被称为优生学之父。不过，1869年的这本《自然》杂志出版以后，通过遗传“改善”人类的想法就开始深深植根在人们的脑海里了——这个概念也不再仅仅是帝国的某种霸权工具。
1921年的某篇社论将“优生学”描绘成了一棵枝叶繁茂、涉及各行各业的大树。© Timeline
赫胥黎的这种理想化的观念——科学的马车势不可挡，它将为人类带来不可限量的进步与成功——体现了一种我们称之为“启蒙价值观”（Enlightenment Values）的问题。如今人类文明的神圣戒律是社会应该建立于理性、事实和宇宙真理之上，这一点在现代已经成为了世界文明的主旋律。从很多方面看，这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当然，也有很多组织的管理方式并不从实际出发，最近我就见过不少例子。）然而，被这一主旋律推崇的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也是一把双刃剑。
别忘了，启蒙价值观把很多存在尖锐矛盾的观点杂糅到了一起，比如所有人生而平等，但是贵族应该被斩首，另外，人类是可以被当作货物交易的。
我想提醒诸位，历史上不少至暗时刻都是发源于科学主义（Scientism）的：这种主义认为科学是理解这个世界并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唯一方法。然而每当科学扩展、解放了我们对自身的一点认知，科学主义就会跳出来重新禁锢它。
回溯过去15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科学与科学主义都在各个方面不断重塑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发展心理学专注于研究智力问题，其结果是导致智商从一种教育工具变成了一种控制社会的武器。免疫学通过“非自我”的概念重新定义了“自我”。信息论还提出了一种颇为新奇的隐喻表达，将自我重新定位于文本或思维导图中。
就在最近，细胞与分子的相关研究又进一步拓宽了自我的定义。辅助生殖技术、基因工程、合成生物学已经极大地延展了人性的概念，表观遗传学和微生物学让个性、独立的概念变得更复杂了，别忘了还有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在它们涵盖的研究领域里“自我”是分散的、雾状的。
个体身份的概念最早产生于生物学，但它也许从未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过更重要的作用，哪怕其概念的边界及参数已经越来越模糊了。
自我与智商阴谋
1907年，法国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比内特（Alfred Binet）写道：“我们必须要把科学而精确的手段引入所有的教育工作中，这样才能让这个世界到处充满理智的光辉。”在他发表这一言论前的10年之中，比内特曾经与一位名叫西奥多·西蒙（Théodore Simon）的医生编写了一系列测试考题，当时他们让法国的小学生接受考试，并将测试结果称为孩子们的“心理年龄”。如果学生的心理测试比实际年龄更低，那么老师们就会给这些学生开小灶，帮助他们追上教学进度。
后来德国心理学家威廉·斯特恩（William Stern）将心理年龄与生理年龄的比值称为智商，理论上讲，这也是不同群体中的个体首次得以横向对比智商。与此同时，一位来自英国高尔顿学校（Galton School）的统计员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概念，此人名叫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是个优生论者，他发现孩子们在进行不同的测试时，其得分差异存在某种关联性。为了解释这种关联性，他提出了一个名为“一般智力因素”（General Intelligence）的理论，认为智商是一种先天决定的特质。
不久后，美国心理学家亨利·戈达德（Henry Goddard）在另一位优生论者查尔斯·达文波特（Charles Davenport）的不断怂恿下宣称，智商是一种孟德尔定律式的遗传特征（Mendelian Trait）。智商原本只不过是用来评价小学生的考试成绩，然而故事说到此处，智商竟然可以预测这些孩子未来的人生成就了。看吧，科学主义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把智商从一种总结评价变成了一种玄学预言。
电影《阿甘正传》剧照：片中阿甘入学时的智商只有75（一般正常人的智商是85至115之间）。© 豆瓣电影
不仅如此，作为一种评价标准，智商已经不再是对一个人过往某一次行为的评价，而是对此人的全面彻底评价——说白了，智商得分就是此人身为人类社会一份子的价值得分。在整个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指1890~1920年美国进行政治改革及现代化的时代），优生论者越来越严重地迷信该学说，他们相信低智商就是犯罪、贫穷、滥交、疾病的根源。虽然后来阿道夫·希特勒将优生论的概念发展到凌驾于整个民族、文化共同体之上的程度，但是在此之前全球范围内就已经有数以万计的民众被人为地从人类基因库中剥离出来，要么被*，要么被终生囚禁于福利机构中，也许被囚禁的结局同样是被*害。
自我与“非我”免疫
对于自我到底是什么，免疫学家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思路，他们在人们的身体中寻找自我，并且用一种相对关系而非绝对的描述来定义自我，即自我与“非我”的相对关系。对于组织移植手术后出现的排斥反应、过敏反应、自身免疫反应，免疫学家并不将它们理解为一场发生在体内的战争，而是一次自我身份识别的危机。这就让自我的概念突然从医学领域进入了哲学领域，的确，历史学家沃里克·安德森（Warwick Anderson）曾经指出，在免疫学的研究范畴内，生物学观点与社会观念一直就像是位于“一棵热带棕榈树下，在湿热的条件下混杂在一起”。
（www.journals.uchicago.edu/doi/10.1086/678176）
来自澳大利亚的免疫学家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Frank MacFarlane Burnet）是免疫学领域柏拉图式的人物。对于免疫学，伯内特将其塑造为一门关于自我的科学，这是因为他本人阅读了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大量著作。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影响可谓针锋相对，大量社会理论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唐娜·哈拉威（Donna Haraway）——在学习或理论化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时，其第一步都是学习免疫学的概念以获得形象认知。
科学观点与社会学观念在这一领域深度融合，产生了巨大共鸣，彼此共建、延伸了各自的理论。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你抛开二者的关系，就根本无法学会其中任何一门学科。
免疫学家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1899-1985），他因为预言获得性免疫耐受性而获得诺贝尔奖，而其最知名的贡献则是无性选择学说。© ABC
不仅如此，伯内特还从控制论（Cybernetics）与信息论（Information Theory）中吸取了一些全新的关于自我的隐喻。1954年，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个时代的精神就是有关自我的。”当时他还认为很快会出现一种“新的传播学理论，专门研究有生命的有机体”。
当然，类似的传播学理论的确应运而生了。在同一时期，分子生物学家也纷纷迷上了这种与信息有关的隐喻。1953年DNA的双螺旋结构终于被攻破，正如关于DNA的结构难题被称为遗传“密码”，分子生物学家们纷纷不可抗拒地使用信息、文本或传播相关的相关词汇来比喻他们的工作。他们大量借用诸如“转录、翻译、信使、传递、信号发射”这样的词汇。在他们的语境中，基因组（Genome）是由某种包含四个字母的“字母表”（Alphabet）“书写”（Spell）而成的，就好像基因密码可能是一本书、一个小册子，或者一张清单。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科学领域的发展与计算机科学、计算机产业的发展是齐头并进的，这也绝非偶然。
（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how-antibodies-are-made）
二战后，自我的概念就像是一种需要被解密的暗号，DNA序列被认为是可以数字化的。因此至少在理论上，基因信息可以被截获、解码，甚至是重新编辑。二战结束不久之后，想要抛开信息概念思考人性的生物本质就变得极为困难了。到了上世纪60年代，人们对于DNA的认知甚至到了“DNA就是生命之谜”的地步。
自我与克隆自我
从上世纪60年代晚期或7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其中包括一大批科学家）开始担心当时最前沿的生物学有可能会改变人性的本质。1971年，因发现DNA双螺旋结构一举成名但晚年因过激言论名声狼藉的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曾经在文章中写道，当时批评家们提出的道德及社会问题“至关重要，其严重性已经不允许科学界、医学界人士独享相关问题的处置权了”。
1978年，帕特里克·斯特普托（Patrick Steptoe）和罗伯特·爱德华兹（Robert Edwards）成功进行了人类体外受精，并完成了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Louise Brown）的人工孕育过程。到了1996年，伊恩·威尔穆特（Ian Wilmut）和他的团队将第一只克隆羊命名为“多莉”（Dolly），克隆人类似乎已经箭在弦上。
克隆与基因工程的进步引发了大量试图寻找人类灵魂的研究，然而相比之下研究所得捉襟见肘。从很多年以前人类就开始想象一种人造的“非人”的存在，这种想法既恐怖又令人着迷。克隆人是否应当具备与自然出生的人同等的权利呢？另外，如果一个克隆婴儿的存在意义就是捐献自身的组织或器官，那么这个婴儿可以算是人类吗？再者，我们是否有权改变那些尚未出生的人类的基因？或者换一个问法，正如那些反对者所说，我们真的有必要、有义务做这样的事情吗？最近几年，类如CRISPR这样更强大的基因编辑工具取得了巨大的技术进步，然而这样的技术也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担心，希望有多方意见共同完成相关实验的决策。
2013年，中国的医疗团队正在将猪的肝脏移植到一只猕猴体内。 © VCG/Getty
无论是正方意见还是反方意见，所有围绕人类基因工程展开的讨论往往都会导致人们过分强调要在遗传意义上确定到底什么才是自我，在这一领域，科学主义带来的影响同样有利有弊。根据追根溯源式的研究，人们首先将人类的生物本性定位于细胞核之内。早在1902年，英国医生阿奇博尔德·加罗德（Archibald Garrod）就根据“化学特征”著书描述了人类的基因。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基因组序列所包含的庞大信息首次如海啸般冲击了科学界的海岸，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人类的遗传变异远比我们原本认为的要广泛得多。在基因技术时代，加罗德也如时代图腾一般登上神坛。
（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01)41972-6/fulltext）
到了世纪之交，一些有远见的实业家已经开始四处游说、兜售概念，比如未来的“个性化定制药物”，它完全基于病人的基因定制。“忘了‘此药品适用于所有人’（这句话）吧！”他们往往把这种具有煽动性的话挂在嘴边。在他们想象的未来中，所有的诊断和治疗都将从个体出发，也就是以你的DNA为前提。当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终于在2003年4月宣告完成，基因测序的成本已经大大降低，这也让各种“基因检测”进入了大众文化的视野。
时至今日，很多技术领先的大学都会为每年入学的新生进行基因检测，并向他们提供各自的基因组序列档案。不少追逐时髦与红利的公司还会有偿向用户提供基因检测服务，该服务能给你推荐定制化的酒品、营养品、护肤品建议清单，甚至包括你适合吃什么样的冰激凌，适合抹什么样的唇膏。
在这个商业生态中，基因组序列信息已经等同于自我了，正如DNA检测公司“23andMe”的那句广告语：“欢迎来到你的世界。”
自我与其模糊的边界
然而你也并非仅仅是你而已，至少从宏观视角来看，你的确不仅仅是你自己。要知道，将DNA视为人体设计蓝图的概念已经过时了，这种学术观念在今天就好像是一份远古卷轴那样陈旧。想要赶上与基因有关的最新思潮，你首先要知道人体内根本找不到两个拥有完全相同染色体的细胞。
举例来说，顺性别（Cisgender，即一个人对自身的性别认同符合其出生时的生理性别）女性的基因就好像是马赛克瓷砖：在她们的细胞中，两个X染色体中会有任意一个失去活性，这意味着女性体内大约有一半的细胞表达了母亲的X染色体，而另一半的细胞则表达了父亲的X染色体。再举一个例子，作为母亲的女性其实都是一种嵌合体（Chimaeras），因为孕期母体会通过胎盘与胎儿进行细胞交换。
2017年初，国际科研小组在美国《细胞》杂志上宣布，他们把人类干细胞注入猪胚胎中，首次成功培育出人猪嵌合体胚胎，并在猪体内发育了3到4周时间。© bbc
嵌合体作用（Chimaerism）甚至还可以跨越物种障碍。科学家已经在实验室中培养出了人类与黑猩猩的嵌合体胚胎，另外，研究人员还夜以继日地工作，试图在猪体内培养出具备排异作用耐受力的人体器官。基因、蛋白质和微生物永不停歇地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种生命形式流淌并生活着。正如约翰·列侬写的那句歌词：“我即是他，正如你即是他，也正如你即是我。我们是一体。”（歌名：I Am The Walrus，发行于1967年。）
即使用严格的科学术语来表述这个问题，“你”比你体内染色体所包含的内容也要多得多，而且也更复杂得多。因为人类体内包含的非人类细胞个数多到难以置信，至少比人体内包含人类细胞的个数还要多。主要是细菌（Bacteria）、古菌（Archaea ）、真菌（Fungi）。数以万计的微生物物种在人体内四处堆积，熙熙攘攘，它们对人类的消化、肤色、抵抗力，甚至是视力和情绪都能产生巨大影响。
如果没有这些微生物，你甚至不会觉得你就是自己——事实上，如果没有它们你也根本不是自己。原本我们所熟悉的那个生物学意义上的自我在这些研究结果面前已经被打散了，自我变成一团各种群体的集合体，彼此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影响。
（www.cell.com/cell/fulltext/S0092-8674(16)00053-2?_returnURL=https://linkinghub.elsevier.com/retrieve/pii/S0092867416000532?showall=true）
正如沃里克·安德森所描绘的那样，这些群体也都在那棵热带棕榈树下彼此交融、欢腾雀跃。科学家发现，假如我们借助微生物群来辨别谁才是某个人的同居伴侣，其准确率高达86%。不仅如此，科学家还发现在一对伴侣同居一段时间之后，双方身上相似程度最高的微生物群就生活在彼此的脚上。相比之下，生活在大腿部位的微生物群则与你的生理性别更为相关。
（msystems.asm.org/content/2/4/e00043-17）
如此说来，几乎任何一个生活着特定微生物群的场所——某个身体部位、某个污水池、某一节地铁车厢、某一个教室——都可以被视为是有着遗传学意义上某种身份信息的。在这样的场所，遗传信息也可以在生物个体之间自由交换，无论是通过性行为、捕猎行为、细菌的感染，甚至可以在不同类物种之间通过基因的水平转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来完成遗传信息的交换。
就在2018年，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一些深海贝类的共生微生物群就像是某种特定的生物物种，经过漫长的岁月这些微生物已经与其他微生物之间出现了遗传隔离（Genetic Isolation）。无独有偶，在真菌世界中，有一种名为“斯波克衰退”【Spok ebb，即“孢子*手”（Spore-killer）的简写】的基因，而且这种基因还可以通过减数分裂驱动（Meiotic Drive）跨真菌物种传播。所谓减数分裂驱动就像是基因组的快进按钮，它允许遗传信息进行快速变化，以应对瞬息万变的生存环境。正如遗传学家芭芭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很早以前就发表过的言论，基因组就像是细胞的一个敏感器官。
不仅如此，表观遗传学还进一步消除了自我的边界。该学科认为DNA中那些经过编码的信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被重新编码、修改——比如可以将其他DNA模组（DNA Modules）混入一段DNA中进行配对；再比如可以通过隐藏或封住某一段DNA让它们不会被读取；还可以在DNA被读取之后改变其中包含的信息，通过类似翻译的手段改变某些遗传信息。
想想看吧，DNA曾经被生物当作最神圣的一份秘密信息代代相传，然而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出，核基因组（Nuclear Genome）不过就是一大坨杂乱的信息罢了，里面就像是堆满了各种建议、旅行社标语、各种无意义的音节，还有大量胡言乱语——我们只不过是在遗传过程中根据所需使用这些杂乱信息而已。根据今天的研究所得，基因组似乎并不是一个定义自我、承载自我的座椅，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工具包，所谓自我就是由工具包中的原料塑造而成的。于是有关自我的终极问题就变成了：到底是谁塑造了自我呢？
自我与其分散性
在科幻与商业构想中，大脑植入芯片、人机互动端口以及神经科技的应用装置可以把人类的自我延伸到“无穷无尽的宇宙中”。埃隆·马斯克的那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的公司“Neuralink”正在试图实现科幻作品预言的一种虚拟现实技术，在人脑、电脑的交互平台上实现一种“无缝的思维”。自然世界中的智能与人工智能已经相遇了，在未来即使这两种智能相互融合，并成为一种全新的存在，这也不会让人感到稀奇。
菲利普·鲍尔的迷你大脑。© Chris Lovejoy/Selina Wray/UCL
如果自我可以扩展，那么它可以被分散开吗？《自然》杂志的前编辑兼撰稿人菲利普·鲍尔（Philip Ball）曾经让研究人员取走了自己的一些皮肤细胞，并把它们重新转换为干细胞（Stem Cells，有可能转变为组成任何器官的细胞）。接着，研究人员把这些干细胞培养成了一块“迷你大脑”——即存在于培养皿中的一块神经组织，而且它可以发展出大脑所具备的典型的生物放电模式。另外一些常见的科幻作品设定还需要假以时日才能实现，比如在培养皿中培养出完整的大脑，或者在牲畜体内培养出人类器官，科研人员正致力于把这些科幻桥段变成现实。
自我与自我控制
但是也别激动得太早，还是有一些美中不足的现状不得不提。上述这些研究成果与学术观念，要么像是《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一书那样倡导人们理性思考什么才是自我，要么像是绝大多数科幻电影中的未来场景那样充满刺激——但这些科研项目绝大多数都是由北半球的中产阶级或者上层阶级中的精英主导完成的，他们接受过大学教育，身体健全，习惯了自己那高贵而富有的家庭背景。
而他们的想法不仅反映了客观的研究结果，还反映了那些长期掌握、控制科学系统的阶层所坚持的价值观：他们是实证论者（Positivist）、还原论者（Reductionist），他们专注于如何支配自然。那些掌握着生产手段的人也掌握着书写未来走向的那杆笔。
当然，这一现状正在被改变。尽管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当今天的人们面对疾病、健康、人性等问题时，关于公平、包容、多样性的观念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思考方式。别忘了，当全世界的实验室都在研究、培养海瑞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的肿瘤细胞时，没有人曾经获得过这位贫穷的非裔美国女性的同意。她的故事已经引发了无数的争论，人们因为她不断地讨论生物医学领域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偏见问题。但最重要的是，她的故事也改变了美国最大的生物医学出资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工作、运营方式。
海瑞塔·拉克斯（左）：上世纪50年代的霍普金斯大学医院收留许多前来求医的贫穷病人，因为他们可以获得免费的医疗，这些人很多是黑人。那个时代很普遍的现像是，医师与研究者从他们身上取得组织或细胞都没有经过知情同意的程序。© Johns Hopkins Medicine
提到非裔美国人群，不妨从他们的视角来想象遗传系谱学（Genetic Genealogy）对他们的意义，社会学家阿朗德拉·尼尔森（Alondra Nelson）为了抚平非裔美国人群在奴隶贸易时期的大西洋“中间通道”（Middle Passage）遭受的创伤，曾经付出了艰难且令人绝望的努力。
与他们遭遇相似的还有北美洲的原住民，印第安历史学家金·高熊（Kim TallBear）发现，在北美洲原住民的社区中，任何想要在遗传学角度重建土著群体自我身份认同的努力都要被迫面临一个难题：原有的土著文化免不了要受到西方科学的冲击。在今天这个世界，基于DNA技术产生的人类种族概念并没有解决种族问题。但是所有这些问题至少可以催生千千万万次的鼓励与冲动，它们将推动所有关于自我的科学向更民主、更平等的方向发展——有关自我的科学应该更关注自主权，而非如何控制社会——从本质上讲，这样的科学就是一种解放。
残障人士生活中的辅助科技恰恰能为我们清晰地展示这种解放——借用这些技术，他们可能首次拥有或重新获得感知；借用这些技术，他们终于能够完成与他人的正常交流；借用这些技术，他们终于能够使用更多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也终于可以获得自我与宇宙万物之间的全新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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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丽莎·朴（Lisa Park）就把这种解放作为自己的艺术主题。通过神经科学领域的生物反馈与传感技术（Biofeedback Sensors），她把自己的创作看作一种自我的视听表达——当观众彼此手牵手，一棵挂满灯泡的树就会被点亮；或者池水根据帕克自己的脑电波反馈以一种和谐的水波；再或者一个奇妙的赛博乐团，每一位乐团成员都佩戴心率与脑电波感受器，当他们根据帕克的指挥摘掉眼罩、互相凝视、眨眼、大笑、抚摸、亲吻时，这个乐队就会用每位成员的心率与脑电波演奏出美妙的音乐。即使在艺术领域，即使是通过如此主观、互动性如此强的艺术形式表现自我，与自我相关的感受仍然来自生物学意义上的肉体。
自从18世纪的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以来，我们一直在试图根据科学本身的价值来定义人类的身份及其价值，就好像科学本身就足以描述我们是谁。这是一种奇怪而且狭隘的观念。当我们面对殖民主义、奴隶制、阿片类药物滥用、环境恶化与气候变化等等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无法再继续坚信西方科学技术是人类关于自我的唯一可靠认知来源，这种盲信本身已经不再站得住脚了。
这并不是要把人类今天所有的苦难都怪罪于科学，恰恰相反，今天人类苦难的根源其实是科学主义。当我们仅仅用生物学术语定义自我时就会看不清自我的其他属性，比如一个人的社会角色，比如此人作为劳动力的角色。换句话说，赫胥黎提出的那个“难题中的难题”，其答案也许根本就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
文/Nathaniel Comfort
译/影森满
校对/大神士郎
原文/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3014-4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石神千空&狮子王司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编者有话说：
曾经和一位科普人士聊天，他断言“哲学已经过时了，我早都不看了”，同时，他也对我不是“科学主义者”而感到遗憾。这是一次很奇怪的对话——之所以奇怪，是我本能地对于“断言”有种警惕：哲学真的过时了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很难。一方面，“哲学”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不论从哲学史/哲学家角度，还是从欧陆哲学/分析哲学角度，这都很可能产生歧义；另一方面，“过时”是对谁而言呢？“过时”意味着“无用”吗？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科学为这个时代带来的进步有目共睹，但我也很难想象，一个如果仅仅是以科学来衡量/判准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这种狭隘在过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或许是时候反思一下它的两面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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