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在1943年：往事太多了，回忆不过来

1943年，到处都在打仗。虽然我们家生活的那个叫矣则的小村子一直没有什么战火，显得很安宁，但我的父亲还是在那一年因为战争过世了。那一年他42岁，我15岁，是家里最大的孩子。

我其实不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因为上面两个哥哥都在很小时候就夭折了，本来排行老三的我就成了家里的长子。作为家里的老大是要给弟弟妹妹们做榜样的，所以我小时候不敢调皮。在那个年代，医疗条件不好，夭折的孩子很多，我的两个哥哥都因为生急病，医药条件差，家里无力救治。对他们我没有什么印象，只是小时候经常听我母亲提起。

对父亲我的印象也不太深，虽然他过世的时候我已经15岁，是懂事有记忆的年纪了，但我和他相处的时间并不算太多。那时他长年在外做生意，家里主要是我母亲在操持。

父亲做的是木材生意。回到家的时间，他大都到山里去收木材；把木材拉回家后，按长短粗细分好类，然后搭火车把木材运到个旧卖给锡矿，矿里用来做矿洞里的镶木或者燃料。就是靠着父亲的生意，家里还算有些家底积累。但是没想到，1942年，父亲运木材的途中，在现在云南红河州弥勒县的巡检司镇，当时的一个铁路小站，日本飞机从越南飞过来，沿铁路线投掷炸弹，我父亲被气浪震伤。一年之后，他就过世了。

父亲平时很少和我说话，说得最多的时候大概就是每次他从山里收木材回来后，叫我拿着尺子帮他丈量一下木材，一根一根记录好，这样他好分类。偶尔他会和我母亲说说外面做生意的事情，但似乎也都是三言两语。在我的记忆里，父母都是比较沉默的人，并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也有这样的性格特点，应该就是来自他们。

但父亲的性格其实在他们兄弟三人中是比较特别的。我父亲兄弟三人，还有一个姐姐。作为长子的大伯自小学业优秀，他后来做了华宁县青龙区（也就是现在的华宁县青龙镇）区长。我从记事起，大伯一家就一直住在青龙区禄丰火车站附近，和我们的村子有些距离。三伯性格很内敛，比起我父亲更是寡言少语，家里人都说他老实，但我觉得不应该用“老实”两个字形容他，因为他经常出门跑生意，应该是个很机灵的人。姑姑排行老二，很早就嫁到了十几里外的鲁伯比。我父亲是家里的小儿子，排行老四。可能是因为“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父亲的性格显得比自己的两个哥哥要机灵活泼一些，虽然在学业仕途上他比不上大伯，但是他长年出门在外，跟各种人打交道，在我们那个地方，也算得上非常有见识的一个人。

在父亲过世之前，我从来没有把“死”这件事和父亲联系在一起。那时母亲一个人在家里操持农活儿和家务，我们兄妹几个还小，能帮她的地方不多，家里自己耕种的水田也只有一两亩，所以父亲是家里顶大梁的支柱。就像当时所有的农村家庭一样，男人是必不可少的家庭角色。

父亲去世前几年，我的奶奶、爷爷还有我的三伯，都因为生病相继过世。亲人过世，小孩子的心里不懂悲伤，更多还是恐惧，觉得再也见不到这些亲人了，害怕不能再相见。爷爷奶奶过世时，我看见父母亲和其他长辈在哭，也知道这是件伤心的事，但自己还是没有掉下泪来。老人病死，小孩夭折，在那个年代，是一件掀不起波澜的事。

但父亲的死不同。1942年被炸伤以后，他在家里躺了将近一年，再不能出门做生意，简单农活儿也无法帮助我母亲。父亲的情绪变得很焦躁，他觉得自己一个老老实实做生意的本分人，怎么会碰到这么倒霉的事？他经常骂日本人，觉得越南人、中国人实在可怜，就这样受日本人欺负。——那大概也是第一次我对国事有所感触，的的确确是国仇家恨。

一年之中，父亲都在病床上躺着。母亲除了忙田地的活儿，忙家务，还要想办法到处买药医治父亲，家里的生计一下就变得困难起来。生活所有的担子都压在了母亲身上，她真的太辛苦了，丈夫生病，娃娃又小，这个时候，也只有我这个大儿子能帮帮她。

1943年夏天，父亲病了一年之后，去世了。那时我最小的弟弟褚时佐还不到1岁，对于父亲，他一点记忆都没有。生生死死，一下子在我面前具体起来。我明白，家里所有的困境还会继续，日子会越来越难过。父亲的死，意味着我们家的生活会变成另一个样子，母亲、我、我的弟弟妹妹们，我们的命运都会改变。

死，真的会改变很多东西。以前我没有体会到这一点。死意味着永远离开，意味着你本来正在做、应该做的事情再也没有办法去做了。有些人本来可以因为你活着，可以生活得平平静静，但死会让这个平静永永远远丧失掉。父亲的死让我第一次感到死的可怕，也觉得活着真的很重要。对于家人，对于亲人，活着就是一件好事。

我已经88岁，这么多年，经历了太多朋友、亲人的死去。对于死亡这件事，我已经越来越平静，也越来越忽略它。活着的每一天，把每件事情做好，尽好自己的每一个责任，就不白白过这一生。不要去想太多死亡的事情，它来或不来，谁也控制不了。

活比死要重要得多。

对于父亲的死，家里改变最大的应该就是我。我在故乡那个小山村无忧无虑生长了15年，到了1943年，我一下就从少年长成大人。我这一辈子关于离别、关于责任、关于生活中大事小情的认识，很多都是从那时开始的。

那一年我开始像一个家长一样承担起家里的经济重担，我把原本母亲负责的烤酒房接过来，烤酒、卖酒。这个酒坊虽然只是爷爷留下来的酒坊的一半，但对我们家来说非常重要，我自己的学费要从卖酒的钱里匀出来，我母亲的日常花销很大一部分也要靠它。

一个15岁的少年娃娃，独自做烤酒这件事还是很不容易的。我现在偶尔还会想起当年那些场景，心里有些恍惚：我到底是怎么过来的？700斤的苞谷（玉米），要从浸泡、蒸，到发酵、出酒，全部完成已经不简单，要做好就更不容易。

但我必须要完成，必须要做好。除了我，家里没人能帮我母亲做这件事。酒烤不出来，我的学费就没有着落，家里的开支就成问题。而且，好酒才能卖出好价钱。

我记得蒸苞谷是个很磨人的环节，几百斤苞谷，要用特别大的甑子，放在柴火灶上通宵通宵地蒸。我把白天泡好的苞谷一锅一锅放到灶上，自己就守在灶边。蒸的过程要不断加柴火，也要不断翻搅甑子里的苞谷，不然就要熄火或者烧煳。以前我看别人蒸时就留意估算了一下，大致两个钟头就要加一次柴，翻一次锅。本来蒸苞谷最好是整夜不睡，但是无论大人小孩都很难做到。我有心事，睡到两个小时肯定醒过来，一晚上醒个好几次，苞谷也蒸好了，柴火也刚刚好，不浪费。你问我咋个醒得过来？我也不晓得啊，大概因为心里记住这件事，有责任心，想不醒都不可能。我现在还是这样，说好几点起床，我一般提前个三五分钟总能自己醒，不用闹钟。那个时候烤酒蒸苞谷，半夜里时不常就闻到隔壁酒坊有刺鼻的煳味传过来，我就想：哎呀他们又睡迷糊了，苞谷又蒸煳了，浪费了好可惜！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做事总比别人要做得好，因为我认真，负责任，心里有谱气。同样是烤酒，我一般两斤半苞谷就能出一斤酒。春节过后天气暖和，有时两斤苞谷就出一斤酒，别人怎么都要过三斤苞谷才行吧？

烤酒过程中发酵是最重要的过程，发酵期间要有37~38摄氏度的温度。苞谷蒸熟以后，把酒曲撒进苞谷，放进发酵箱里。箱子里面温度只要够，一次升温，出的酒就一定多。这个道理也是我慢慢琢磨出来的。刚开始烤酒时，大人也不怎么往细了说，只是让我发酵时要关门。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只回答我说“怕冷风”。我就想：哎哟你还不告诉我，不就是温度的问题吗？关门我肯定学会了，另外每次蒸苞谷时灶里会掉一些炭下来，我不扔它们，用烂铁锅装了，塞到发酵箱下面和边上，这样一来屋子里的温度慢慢就高起来，发酵就有了保证。我记得用了这些方法后，第一、二次出酒率一下就高了15%。从那以后我就懂得了，做什么事都要会观察，会总结，找到规律。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规律搞清楚了，办法就出来了。闷着头做事不动脑子，力气用尽了也不一定有好收获。在我们现在的橙子基地，我经常和那些作业长说：你们不要傻做，要学会掌握技术，不要以为搞农业流点汗水就可以了，大老粗才那么想事情。1955年部队评军衔的时候，怎么不给骡子评个军衔呢？打仗的时候骡子最辛苦了，井冈山的时候驮枪又驮炮，但它什么也评不到，为什么？它不进步嘛！人家求进步的，评大将评上将，你不进步就是不行，格合？（云南话：对不对？）

做事情找规律就是你心里要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账，莫糊涂。烤酒这件事好像是老百姓都烤了多少年，经验都在肚子里，动手做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这样，我会拿个小本子，记一记，苞谷用了多少，燃料费花了多少，请小工背到镇上花了多少人工费，简简单单都要记下来；卖完酒后，算一算，盈余了多少，这一次和上一次有什么差别。这笔账你心里不弄个一二三，我看这个酒烤得就不算成功。那个时候莫看我年纪小小的，其他人烤的酒没有我出酒率高，卖的价钱也没有我好。我那个时候烤到经验多了，敲敲酒缸我就知道度数有多高，现在这个本事我还有的。村子里其他大人恐怕都不理解，怎么我一个娃娃烤的酒比他们的要好，其实就是认不认真，会不会做成本核算。

我后来做企业也是这样，认真很重要，成本核算很重要。

有时我在想，虽然因为家庭出现困境，很辛苦的环境中我开始帮家里烤酒，每天真的很累、很辛苦，但也得到很多人生经验和做事经验，这些对我后来的工作帮助很大。特别是帮着母亲当家以后，责任心促使我要担当很多事，性格上也修炼了好多。一个人小时候的环境的确很重要，老话都说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小时候的经历，无论好好坏坏，都会给以后的人生经历带来很大影响。

那一年我还差点放弃读书上学。1943年父亲过世的时候，我差不多读完了小学，我读书读得晚，15岁才把小学读完。学习成绩马马虎虎，也就过得去而已。我经常要逃学回家帮母亲做事，哪有心思和精力去对付功课？所以我没考虑太多，小学读完就辍学回家了。母亲大概还是想让我读书的，但我是老大，她也希望我帮她，看我自己没上学的愿望了，也没有管我。

不读书以后家里有很多事要做，农活儿、家务活儿、烤酒的活儿，也要照顾弟弟妹妹们。有点空闲的时间我就去家门前的南盘江拿鱼（捉鱼），一个是为家里添一点荤菜，另外我也喜欢拿鱼。

村子里很多差不多大的少年娃和我一样，十五六岁都在家帮忙干活儿，再长大些，十八九岁就该讨媳妇生娃娃了。我父母也给我订了一门亲事的，是一个亲戚家的女儿。但我当时年纪不大，这些事完全没有放在心上。我也很少想到未来的事，家里的困难不允许我想太多，能帮母亲把家里的事情干完干好就很不错了。我一直记得我自己是家里的老大，母亲只有我一个帮手。

我们村子后面有一条铁路，现在大家都叫它米轨铁路，是法国人修的，我父亲就是搭这条铁路上的火车去开远和个旧做生意。这条铁路对于我来说就代表了外面的世界，父亲是我们家和外面世界的联系。我曾经也想到再大一些可以和父亲一起到外面去闯一闯，也和父亲一样做做生意，看一看村子外面的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但是父亲的去世让我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也许，好好在江边这个小村子一直生活下去也很好，有山有水，有地种，还可以烤烤酒。我和母亲努努力，把家境搞好一点是有可能的。

但人的命运有时就是很奇妙，一个念头就会让人生的路转了弯。有一天，我大伯的儿子、堂哥褚时俊从镇上来村子里。大伯是我家很有出息、很有威望的一个长辈，堂哥像他的父亲，书读得好，很有思想。他每次来我家都是我特别欢喜的事，这次他来，正是天热的时候。我拉着堂哥去了江边拿鱼，那天运气还特别好，一连拿了好几条大鱼。我们兄弟两个高兴得不得了，在江边架了个柴火堆就开始烤鱼吃。正是高兴得嘻嘻哈哈的时候，堂哥突然说了一句话：“你不能在家待着了，你要读书去。”我没有应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很信任这位堂哥，他读书好、有出息，对我也一直很好，所以他说的话我一直很重视。“你这么聪明，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大你都不知道。”堂哥又说。

时俊堂哥几句话，搅动了我本来已经深深藏在心里的想法。他说得对，外面有多大我都不知道，父亲去过的地方我都没去过，堂哥正在读书的省城昆明我也没去过，更不要说堂哥经常和我说起的北平、上海、法国、英国……

我后来才知道，堂哥那一趟，是专门为了劝我重新读书而去的。他又找了我母亲，我母亲自然不会反对，她本来就希望我多读书，只是因为家里境况太糟糕，她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就随着我的意思了。

于是，第二年秋天，在短暂辍学后，我重新开始读书，而且离开了我自小生活的村子，到了昆明。

我到了年龄很大的时候，偶尔回想这段生活，才知道这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和我从小生活、没有离开过的村子之间的联系就不再紧密，我和它之间那种与生俱来的缘分似乎也越来越淡。但是，人生走到晚年，越来越感到故乡与别的地方不同，毕竟生我养我，我的根在那里。曾经有几十年，因为工作繁忙，个人境遇也不太好，我很少回华宁老家给父母、其他亲人扫墓上坟，但是这十几年，我几乎每年都要安排时间去给过世的亲人们上个坟。都说故土难离，云南我是从来没有离开过，但往小了讲，华宁那个小山村我也很牵挂。现在家乡和我生活在那里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七八户人家变成了40多户，100多人，热闹了很多，但他们的生活还是很艰苦。以前在烟厂的时候，我请技术人员教他们种点烟叶，想办法帮他们增加收入。90年代的时候，有个港商想在云南投资，我就介绍他在我家乡附近办了个柠檬酸厂，解决了点附近几个村子里年轻人的就业，后来听说没办了，很可惜。现在我个人有了点钱，就帮他们搞点水，搞点路。有一年冯德芸（村委会主任）来我家和我聊天，说起村子前面的南盘江涨大水，他们撑船过江差点被冲走了的事情。我自己掏了些钱，又找几个朋友募捐，总共筹集了220万元给村子修了一座桥，这样就解决了好多问题，起码出行的问题是不用愁了。

我希望他们把日子过好一点，这么多年了，还是那么穷，让人心里难过。江边可耕种的地本来就不多，大部分还在山上，灌溉是个问题。我给了他们70多万，让他们架一条水管，搞一台水泵。听说他们架了20多公里，可能管子还是小了点。现在卫生的水能进厨房了，也能帮到一点灌溉，山上的地不至于说荒就荒了。

去年省里要帮村子里搞“美丽乡村”建设，改善他们的住房问题，省里拨100多万，这个数已经不容易了。但我估算了一下，40多家人，100多万可能搞不美丽，到时就成了拿石灰刷刷外墙就算了。一幢房子，只是穿个衣戴个帽有什么意思？所以我说还是要把以前的土墙房子拆了，重新建。我靠自己的老面子去省里争取了一下，他们说要重建的话，省里就出300万。民革的人也帮忙，拿了100多万。我个人出个200多万，这下有了600多万。40多户人，一户出8万，差不多就能重砌新的砖房子了。我跟冯主任说了，重新修的房子必须钢混结构，要保证8级地震来了也不垮，不然就不合格，就算不上美丽乡村，我这个钱也就白出了。你看前段时间昭通地震，6.5级的地震，房子噼里啪啦地倒，那叫什么房子？

现在老家的人除了冯主任他们几个，我基本上也都不认识了。不过每年我会去附近的大黑者村上一次坟，老乡们见到我都还是蛮高兴的。

从1943年我父亲过世，我在老家念完小学，到1944年我到昆明，我远离那个小村子已经70年了，不想还好，一想起来觉得岁月真的是很漫长。我很少回忆以前，往事太多了，回忆不过来，做人要朝前看。要不是你们问起，我不太愿意对人讲起过去。如果有人还愿意听一听这些陈旧的故事，希望能给他们带去一点人生的参考，仅此而已。

作者：褚时健

编辑：徐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