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阮佳琪】
中国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正在全国院线热映，截至2月10日上午9点，内地总票房破35亿。影片在剧情、视效全面超越前作的同时，以更为宏大的集体主义叙事角度展示中国文化精神内核，在刚刚落幕的春节档大放异彩。
近日，导演郭帆接受观察者网专访，分享了更多幕后故事。他是否愿意成为“数字生命”？吴京、刘德华为何看到道具老师就“恨”得咬牙切齿？“老诺夫”和“医保哥”等外籍群演又有着怎样出人意料的故事？“球学家”们做了什么让郭帆都震惊不已？众多“谜团”，将一一解答。
脱离原著探讨“数字生命”，有创新也有挑战
正如刘慈欣所说，《流浪地球2》的剧情已经与原著同名小说关系不大，几乎是电影团队的一部原创作品，光是重新编写的世界观概设就超过10万字，比原著还长。
他惊讶于影片体现出国产科幻片在制作能力和水准上的超越和提升，“这给人一个很大的鼓舞。”
影片撇开“飞船派”与“地球派”之争的原著设定，转而关注新议题“数字生命”，阐述了一种将意识和记忆上传至数字世界以实现理论“永生”的设定。
在郭帆看来，现在是个适合关注现实与虚拟的时候。他说，原著小说连载于2000年左右，那时我国的互联网和数字技术都不发达，而在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当下，随着“脑机接口”“元宇宙”等话题的热议，“数字生命”已然从科幻概念变为一种现实概念，引入剧情能够让现在的观众感受更深，更有代入感。
其次，“数字生命”这一新角度也能帮助主创人员拓宽“小破球”的世界观。郭帆透露，未来剧情发展或将突破现实世界的维度限制。
影片对于“数字生命”的态度虽偏向于否定，不过郭帆对于自己“成为”数字生命并不反感，“只要不加班，我觉得还行。”
而听到有网友说要让“数字郭帆”在多维世界里无穷无尽地拍电影，他十动然拒：“那还是让我走了吧。”
《流浪地球2》对诸如“数字生命”等设计的构想，在满足观众想象力的同时，还经由20多位来自中科院计算所、力学所等科研机构的科学家，他们所组成的科学顾问团队进行科学推演验证合理性，最大程度给予观众真实感。
郭帆曾笑谈此事称，“最喜欢看科学家吵架，各说各的公式，我还插不上嘴。”无论是太空电梯的合理性，还是地球停转后改为60小时制，皆是如此。
由于“数字生命”等设定的引入，《流浪地球2》有着明显比前作更为深入细致的科幻元素和思哲角度，这些改变均来自于主创团队对第一部的映后调研结果。
2019年，名不见经传的《流浪地球》横空出世，被喻为“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的大门”。但深知一切成绩都多亏是观众足够宽容，主创团队不敢骄傲，待下映半年观影热情褪去后，重新组织调研工作，欢迎观众“纠错”“找茬”。
郭帆告诉观察者网，当时的调研结果中，有不少观众就指出第一部中关于科幻和思想深度的展现比较少，因此续作中特别做出“针对性”改善。此举让中国科幻电影从仅仅追求视效奇观以外，更有了对哲学层面进一步的探求与表达。
“其实很多第二部里的内容都跟第一部的调研有关，我们罗列出观众的需求再作为目标去创作。”他补充道。
不过，这自然也会增加《流浪地球2》的观影门槛，进而影响观众的接受程度，甚至是票房收入。
对此，郭帆坦言自己其实“一直都在担心”，但也做好了准备，待下映后团队将展开新一轮调研，在第三部的拍摄工作中“对症下药”。
视效突破的关键，在于完善流程的建立
坠落的太空电梯、飞船穿梭时的撞击、被陨石击毁的城市……在《流浪地球2》中，较第一部更燃的地球末世特效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与普罗大众的评判不同，郭帆认为团队在视效方面获得的更大突破，其实是经过几部影片的历练，他们终于建立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视效工作流程。
“单个镜头非常完美，意义不大，因为你不知道他背后到底是几个人，用了多久时间完成的”他解释道，“真正难的是，我们可以在既定的时间内，成批量地生产这么震撼的视效镜头。”
郭帆透露，现在他们已经将这套视效工作流程迭代升级到了第三代，能够限时完成3300多个视效镜头加上1000多个换脸镜头。而且在掌握换脸特效的制作后，团队凑齐了“最后一块拼图”：他们基本已经能够全面涵盖所有视效制作门类。
《流浪地球》中75%的特效由国内团队制作，第二部时这个比例上升到了90%，也因此有人将“小破球”系列称之为“国内特效人集体制作的结晶”。
郭帆说起与海外视效团队的合作经历时直言，语言不通和文化差异导致双方的沟通成本都极大，“即便是用中文和自己人沟通，都可能说不清楚一个镜头，更何况还要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翻译。我说‘都在酒里了’，你马上能意会，可怎么翻译呢？他（外国人）可能还要问‘什么在酒里？’。”
做“小破球”系列中，郭帆不止一次遇到过这种问题，包括且不限于海外团队不理解“为什么要带着地球跑路”。
如今随着国产视效流程的诞生，郭帆认为此时正是大幅采用国内团队的适当时机，“这样可以不断迭代这个流程，不断让我们自己的艺术家能够成长。”
至于外国团队乃至外国观众难以理解中国人留恋故土的“宇宙级浪漫”，郭帆则在郑州路演时回应道：“安利给海外的过程，我们一部一部的来，这部不太明白就等下部，总有一天他会理解的。”
探索中国电影工业化流程，“想做教材提醒后来人别跳坑”
“虽然很多镜头只是一闪而过，但影片在流媒体上映时，观众可能会一帧一帧地看，我们很怕辜负观众的期待。”承蒙观众厚爱，整个团队始终抱着一颗如履薄冰的敬畏之心在进行创作，全片细节度拉满。
于是观众得以看到：“量子计算机550系列”连鲜少能看见的底部都严谨地贴着铭牌，足斤足两到让演员沉到忘词。
“图恒宇”眼前屏幕上滚动的代码，都是计算机所老师编写的真实计算机语言。
穿着70斤宇航服苦不堪言的吴京，看了眼隔壁穿100斤潜水服的刘德华，瞬间心理平衡了。
诚如刘德华在花絮中调侃的那般：“除了演员不是真宇航员以外，其他都是真家伙。”
甚至连片中一场在“联合政府”门口打砸抢烧的戏份，都是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前拍的实景，郭帆还因此被影迷调侃为“化缘大师”——“化缘”化到联合国，后者一看剧本讲“世界人民大团结”，欣然开放。
联合国自然乐见有文艺作品能够呼吁世界合作与团结，更何况《流浪地球2》较前作还加强了更多国家及地区的存在感，包括一些在现实国际社会上较为边缘化的地方在片中都有所体现。
而且，和西方电影里几乎全员英语台词不同，得益于影片中关于“同声传译广泛使用”的设定，实现了不同语种的人用母语实时交流，更足见《流浪地球2》所传递的“地球村”理念和文化包容。
但现实中如何协调管理近2万名外籍群演，属实是个不小的挑战。若是进行集体导戏，光是翻译就要俄语、韩语、日语、法语、西班牙语等老师齐齐上阵，导演说一句得等五六句翻译。
郭帆还表示，当时由于许多原定的外籍演员无法入境，剧组只能在国内找来一些外教或自媒体博主，从头开始对他们进行表演培训。饰演俄罗斯宇航员“诺夫”的，就是一名来自杭州高中的俄籍篮球队外教，拍摄前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表演学习。
而最让人意想不到的，也让郭帆忍不住屡屡提及的困难，并不是语言不通，也不是演技问题，竟然是“放饭”：当剧组最大规模达到2200人时，到下午开工时还有一半人在排队领盒饭，演员饿肚子就有情绪。
郭帆进一步解释道，“这件事反映的就是我们说的电影工业化缺失的部分。当（剧组）规模达到千人级别以上，我们急需的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保障，这些东西在常规剧组中是没有的。”
《流浪地球》后，为尝试电影生产的流程化改造，郭帆团队和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成立“电影工业化实验室”，致力于对标好莱坞，梳理出一整套适合我国特色的电影工业化流程。
3年不到，《流浪地球2》的片场开始试着运行企业管理制度和工业化研发生产流程：
引入的“全程预拍摄”概念，通过分镜绘制9989张图文、动态预演832个镜头、虚拟拍摄2114个镜头，在正式开拍前完成部分模拟拍摄和剪辑制作，优化实拍方案。
各类高精尖道具置景也已经能运用3D打印、数字车床、激光雕刻等新技术批量生产，生产效率显著提升。还有20多个电影专业的实习生分散在各个部门专门记错，最终汇集成两页拍摄流程。
“我们去蹚一蹚这条路，就算蹚不出来，也能留下一批错误给后来人。未来有孩子想拍工业电影，至少他们能知道我们当年犯过什么错，然后接着蹚下去。”
不止一次，郭帆这样表达自己对中国科幻电影形成真正完善工业化系统的无限期许，哪怕是以做“垫脚石”的方式。
“要是有孩子未来真因为电影成为了航天员，那我们该多骄傲啊”
“我现在对宁理老师已经满脑子都是‘海鸥’了。”说起影迷们对电影的二创同人作品，郭帆乐不可支。
《流浪地球2》上映后，凭着高信息密度的特点让不少观众化身“球学家”，恨不得拿个放大镜在电影院里按暂停键一帧一帧地挖掘内容，做出各种烧脑解读。
最让郭帆震惊的是，有网友竟然真的破解了“图丫丫”房间壁纸上的条形码，“因为那个壁纸当时验收完之后，它在拍摄的时候因为颜色原因，显示得不太清晰。这些网友居然把那些线一根一根地画出来，再通过编码模式把它翻译出来，太厉害了。”
他还特别提到，最近看到几个初中生模仿电影的风格，自制了一个“联合政府”的官方网站，对此赞不绝口：“这真的是整个《流浪地球》世界观二创的一个极致，我觉得比我们做得好。”
像这样，影片能够为孩子们带来无限启发，在郭帆看来，这正是自己做科幻电影最大的意义之处，正如他年幼时也是看了很多好莱坞科幻片，才种下了拍国产科幻片的梦想的种子，并影响他至今。
郭帆说起，剧组在航天城参加点映活动时，曾有个孩子说，他在小学时看的《流浪地球》，如今上初中了又来看第二部，看完后就特别想成为航天员。他略微激动地感慨道：“然后我就想，如果过个十几二十年以后，他真的成了一名航天员，我们得多么的骄傲啊！”
在深圳路演时，郭帆也曾对一个孩子说，如果他为“五十岁以上的宇航员出列”的剧情而感动，并且愿意成为那样的勇者，那“这个故事就是写给你的”。
他认为不需要给孩子提供任何观影提示，也许孩子有看不懂的地方，但电影不仅仅是呈现科学，更重要的是为孩子种下一颗好奇心和探索欲的种子。
有妈妈在回答孩子“地球能否真的被推走”时，就告诉孩子科幻片只是设想，但如果他对此产生了兴趣，未来可以成为研究这些问题的人。
也有网友说，《流浪地球》系列很厉害的一点在于，无论大观众还是小观众，都仿佛真的身处在这个历时一百代的计划之中。郭帆认为这也算是达到了他们一部分的拍摄目的，即大刘理想中的科幻片应是一部“未来的历史纪录片”，具有一定预言性质的科幻片更有意义。
但说到剧情暗线对后续内容展开的影响，郭帆卖了个关子：“我们确实在做第二部的时候，先考虑了第三部的结尾，然后基于第三部的框架反推回第二部。没有特别明确的人物走向，但是第三集的大的故事脉络是有的。”
以下为采访实录，观察者网就受访者的措辞语序略有整理。
观察者网：为什么这部会选择讲“数字生命”的主题？
郭帆：主要有两个考量。一个是原著小说讲的主要是两个派别“飞船派”和“地球派”，它是写于2000年左右的这个时期，而那个时期我们的互联网也好，或者说数字技术也好，其实还并不发达。
我们是想能够让观众有一个更近的感受，就好像跟我们的生活是有一个息息相关的一个部分，我们生活的当下，就已经有很多的算法、互联网、虚拟之类的东西围绕在身边了。
数字生命它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科幻概念，而是变成了一个现实概念，比如说脑机接口的发展，计算机的发展，包括元宇宙的发展，是跟我们生活有关联度的。
另外一个方面是觉得数字生命这个部分可以帮我们去拓展一下世界观。就是在未来的，比如说，如果说第三集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不再限制在我们现在三维世界的物理的空间和世界里边。打开这个维度的限制，那么我们可拓展的深度可能会更广一些。
观察者网：如果有机会，您会想成为数字生命吗？
郭帆：只要不加班，我觉得还行。
（有网友说，您如果成为数字生命就能无穷无尽地拍电影了。）
那还是让我走了吧（笑）。
观察者网：和第一部相比，《流浪地球2》的视效突破在哪里？
郭帆：通过这几部影片的积累，我们已经把视效的流程跑出来了，现在这个是第三代了吧，因为迭代了三次了，整体的视效流程现在已经有了。
那个我简单讲一下。我们评判一个视效的好坏，不能单独以这个单一的某一个镜头的好坏作为判断的比较。比方说，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精致的或者是非常震撼的一个视效镜头，如果它是独立存在的话，我觉得没有可比性，因为你不知道他背后到底是这几个人，用了多久时间去搞了这个东西。
真正难的是什么，是这个震撼的视效镜头，我们可以在规定的时间范围之内，可以成批量的生产。我们现在能够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可以去完成3300多个视效镜头加上1000多个换脸镜头。
把我们所有的创作人员能够优化协同合作，然后可以批量生产，我觉得这是用来判断我们的视效能力有没有提升的一个标准。
观察者网：有人将《流浪地球》系列称之为“国内特效人集体制作的结晶”，《流浪地球》中75%的特效由中国团队制作，第二部这个比例上升到了90%。
郭：首先我觉得，因为我们之前有跟海外合作，就是我们沟通起来，其实它的沟通成本会非常高。比如说翻译的问题，我们即便是用中文和自己人沟通，要用嘴去讲清楚一个镜头，或者讲清楚一个感觉是非常费劲的。
更不要讲我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我们又拿英语，甚至有俄语或者其他语言去沟通的话，会更加困难，这样会使我们在整个制作过程中的沟通成本特别高。
第二点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我们想讲清楚一件事情会变得非常困难。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咱们这一块吃饭，然后咱俩喝杯酒，说“都在酒里了”。这句话怎么翻译呢？（笑）
我一说这个你立刻就能意会到，但我们很难跟一个外国人这么讲，他可能会问“什么东西在酒里？”，这个你很难去解释，会解释很久。这样的话，我们整体去做一个镜头的时候，会花费更大的人力、物力和沟通成本，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由于我们现在这个流程已经跑出来了，大家能够比较高效地协同作战的时候，我觉得反倒应该是不断用我们自己人去做，然后不断去迭代这个流程，不断让我们自己的艺术家能够成长。
观察者网：影片中很多道具都非常真实，甚至就是可以使用的。包括一些布景，像火锅店里锅碗瓢盆一应俱全，甚至还有消毒柜，但其实很多镜头都只是一晃而过。
郭帆：即便是一晃而过的镜头，但是最后流媒体上线的时候，观众可能会一帧一帧地看。我们整个团队也是这个心态，就是怕辜负观众，因为第一部很多的成绩和成就都是观众给予的，我们怕辜负观众的期盼，他们期盼第二部应该要好于第一部，所以我们整体的目标就是奔着这个方向去的。
观察者网：影片中的俄罗斯宇航员是杭州的一名俄籍外教，南非宇航员“医保哥”是一名中国自媒体人，都给观众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群演如何选拔的？
郭帆：当时拍摄也是受到疫情影响吧，我们本来有一个在俄罗斯的演员，但因为疫情他们没法入境。所以我们只能在国内的一些外教也好，或者他本身就是演员职业，或者一些自媒体人来完成这些。
难度在于，因为他们大部分不是真正的演员，所以来了相当于要重新培训。演俄罗斯宇航员“诺夫”的那位演员，我们大约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从头开始，表演指导教他怎么开始表演，一步一步地培养出来的。
观察者网：听说剧组为200多个群演都写了人物小传？
郭帆：差不多吧，但是不一定都写出来，每个人我们都会设定一个大概的方向，为了能够让每个角色感觉都是“活的”，他不是一个道具，也不是一个背景，他有他的生活。所以在他们知道了自己所扮演角色的人物背景和目标之后，他们的表演会有一个支点。
观察者网：有个花絮是导演要同时给一大批的外国群演一起导戏，然后俄语、法语之类的所有翻译老师都一起上阵。
郭帆：对，这个就没有办法，英语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吧，但是大部分人他也听不懂英文，俄语的时候是一点办法没有，我也听不懂，我也不会说，包括韩语、日语、法语、西班牙语这些。
那就只能现场说完之后，翻译跟在后面不断地翻译，效率会变低。你说一句话之后，你要等后面翻译五六句之后你再说第二句。
观察者网：说到翻译，影片里是不是也玩了一个同声传译失灵导致“鸡同鸭讲”的梗？
太空电梯危机中，张鹏喊俄罗斯宇航员诺夫叫支援时说了句“摇人啊”，但AI翻译没听懂这句东北话，直译成了“shake it off”（甩开他们），于是诺夫才驾驶着战机冲了出去。
郭帆：有一些事是我们设计的，就是语言的一些小梗，会比较好玩。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确实会因为语言造成很多误导误读，它跟文化背景有关，跟我们的语言系统有关。
我觉得本来语言梗就是挺有意思的一些点，它可能会埋在后面，如果观众细心的话，或者是看过几遍的话，可能会发现这些点。也就是说，观众每次看的时候，可能第二次看会比第一次看获得更多信息，第三次看又发现一些新的信息，他还会觉得有意思。
观察者网：语言困难比较大的情况，拍摄中要如何协调如此大量的外国群演？
郭帆：其他的就还好，可能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就比方说放饭的时候，由于人太多了，那么吃饭就变成一个问题了。平时如果剧组只有一两百人的话，就很正常，中午放饭了就领盒饭吃饭，下午正常开工；如果人多了，我们这最多的时候将近2200人，就变成了我们中午放饭，到了下午开工的时候，还有一半人在排队等饭。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提到的电影工业化缺失的部分。我们一提“工业化”，往往想到的都是一些大型设备，高精尖技术这些东西，但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我们的观念和管理方式。
当我们的（剧组）规模达到了千人级别以上，那么我们所急需的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保障，包括我们有没有应对措施，我们有没有预警机制，我们的行政……这些有没有保障？这些东西在常规剧组中本来就是缺失的，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会变得很棘手，只能临场发挥，然后现场去解决一些问题。
所以这次也是有20多个实习生跟着我们身边，就帮我们记录这些错误。我们也想拍完之后，等路演完了，我们会好好复盘一下，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等到下一次拍摄时争取别犯同样的错误。
观察者网：有小朋友为电影画画，有初中生为电影制作网站，您怎么看待影片给孩子们所带来的启发的？
郭帆：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做科幻电影最大的意义之处吧。我觉得特别感动的一点，我们在航天城点映的时候，有一个孩子，他是小学看的第一部，现在他（上）初中了，看完第二部跟我说，他特别想成为航天员。然后我就想，如果真的过个十几二十年以后，他真的成了一名航天员，我们得多么的骄傲。
因为我想去拍科幻片，也是因为小时候看到了，当然那时候只能看到好莱坞的科幻片，看完了就会想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拍我们自己的科幻片，也是一样种下这么一颗（梦想的）种子，会影响我到今天还在做这么一件事情。
观察者网：有网友说《流浪地球》很厉害的一点在于，无论大观众小观众，都仿佛真的身处在这个历时一百代的计划之中。
郭帆： 也许达到了一部分我们的拍摄目的吧。因为之前跟刘慈欣老师也是沟通过，他理想中的科幻片更像是纪录片，它应该是一个未来的历史或者是未来的纪录片的感觉。这样的话，能够让这个科幻片变得更有意义，它有一定的预言性性质，我们会有一种身处其中的感觉，
我们只是假设了某种可能性的灾难的发生，但是人的情感还是不变的。如果我们面对类似的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人类会怎么样？我们其实是想去讨论这个东西。
观察者网：有很多网友对影片做出各种烧脑解读，您有关注吗？有没有您特别喜欢的解读？
郭帆：好多，我觉得最神奇的是，他们居然真的把图丫丫房间壁纸上的那个（条形）码破解了，太神奇了，太神奇了。因为那个壁纸当时验收完之后，它在拍摄的时候由于颜色的原因，它没有那么清晰。然后这些网友居然把那些线一根一根地画出来，然后再通过编码模式把它翻译出来，太厉害了。
还有我最近看到几个初中生搞了一个网站，那个网站是（影片中的）“联合政府”的官方网站，真的是整个《流浪地球》世界观二创的一个极致，我觉得比我们做得好。
观察者网：moss的彩蛋大家也有各种不同的见解，龚格尔之前暗示大家其实宁理老师扮演的“马兆”也是一个核心线索，导演也能给一个提示吗？
郭帆：（笑）我现在对宁理老师已经满脑子都是“海鸥”了。应该有一些关系，因为第三集其实没有涉及到特别具体的角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
我们确实在第二集做剧本的时候，事先考虑了第三集的结尾。我们把第三集的框架先列出来了，然后基于那个框架，我们反推回了第二集。没有特别明确的人物走向，但是第三集的大的故事脉络是有的。
观察者网：第二部添加了很多科幻元素和思哲角度，是不是也表现了一些导演对科幻题材的野心？
郭帆：这个其实跟第一集的调研有关。我们第一集上映完之后，大概半年之后吧，就是当时的观影热情已经退去以后，我们请了很多观众过来又重新看，看完主要就让他们挑毛病，就这个电影本体有什么问题，你觉得哪儿不满意？
其中有一条就是（观众）觉得第一部中关于科幻和思想深度的展现比较少，他们期盼有一些思想深度，甚至能够达到一些哲学思考问题的角度，所以我们就适当地往里深挖了一些。
其实很多第二部里的内容是跟第一部的调研有关，包括我们的视效是什么样的，世界的多样性，包括故事的人物的丰满度，和思想哲学深度，这些其实都是观众提出的。我们的基本逻辑是按照观众的需求罗列了这些内容，然后将这些作为目标去创造。
观察者网：这样也导致第二部要比第一部要晦涩一些，会不会担心观众的接受程度，和对票房的影响？
郭帆：担心啊，我现在还在担心，我一直都在担心。（笑）
所以这回我们下映的时候依然会做一个调研，然后看观众对这个理解门槛的问题还会继续挑毛病吗？看这些问题在哪儿，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第三部可能还会根据第二部的（调研）内容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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