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我们，青春岁月如何过

记得一个雪天，海淀的雪比东城的大，天又早，扫雪的工人没来得及清扫，还离学校1站多地时，路上积雪己足一尺厚，公共汽车开不动了，熄了火。我们几个人真是连走带跑，甚至连滚带爬，踏着雪往学校赶，到校时，第一节课己上了一大半。看着我们几位气喘嘘嘘，冻红的脸蛋，身上还挂着残雪的几位同学的模样，老师被感动了。老师说：“同学们：你们看，刚进来的几位同学是从东城赶过来的，由于雪大他们误了课。今天是新课，我给你们商量一下，今天课我们从头再讲一遍如何？”一片掌声之后，教室内鸦雀无声，老师又从头讲起，拖堂了，整个班里没有一个同学离开。

二 听钱学森讲“三论”

那时，我国由于大量引进先进设备，经常聘请外国专家授课，记得我曾到西城的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学院，东城的北京经济学院等院校听聘请的外国专家讲计算机课，还到过国家计委、一机部机械设备公司刚引进设备建好运转的电子计算机中心，听中外专家讲电子计算机应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木樨地的一个礼堂里听钱学森老师讲三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当时听得心潮澎湃，跃跃欲试，但又觉得离钱学森老师描述的信息时代远无边际。记得在课间休息时，我带着疑问还请教了钱学森老师，亲聆了他的教诲。钱学森老师信心满满地说：“不远的将来将是个信息社会。”还说：“你们这代人不但可以赶上，还是参与的主力军呢。”

初生之犊不怕虎，一时，我竟雄心勃勃地想搞计（数）量经济学。我在接触外贸专业会司业务人员时了解到，外贸库存和货物积港压船问题严重，于是，产生了用数学方法解决外贸一、二个问题的冲动。我走访外贸部仓储局和外运公司了解情况，主要是获取真实数据，这些还得到部有关领导的支持和推荐。用最佳效果的控制论理论和数学方法写出了《出口商品的数量控制及其经济效果分析》在《国际贸易问题》（外贸学院学报）上发表。

时任对外贸易部部长曾在上海特科做无线电通讯科科长、红军时期创造过“李强天线”的李强同志还拿着杂志找到我，给我说：“这个数学模型我懂，好啊！咱们外贸用上微积分了！”我还于1983年9月11日在《人民日报》（第五版）发表《求效益是计算机应用中的首要问题》的文章，由于在党报上较早提“经济效益”问题受到了关注。

三 郊游

节假日里，男女青年集体户外旅游，游圆明园，登长城，爬香山，带着各自做的饭菜，大家围在地上一圈，铺张报纸，席地而坐，一起合着吃，合唱着：“……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啊,亲爱的朋友们，创造这明天要靠谁，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等歌曲。，跳交谊舞。有打口哨的，有吹口琴的，有拉手风琴的，自演自伴奏，乐亦融融。

那是个前所未有的，工业大放异彩、农业硕果累累、科学至高无上、文艺百花争鸣的春天。每当想起，总是掩饰不住激动和惆怅。

四 单身宿舍的日子

分配到位于东长安街二号部机关里的大学生，部分住在机关最东头的两层简易房的单身宿舍里。这个单身宿舍底层是敞开门的车库，尽头有个露天的铁制走梯，二层就是我们的宿舍。共有三套宿舍，宿舍开门面临机关大院，宿舍前边是个有拦杆的悬着的走廊。我住的那套最大，我们10个人一个房间。

紧挨着我床头的是吉林大学哲学系毕业的王君（化名），他怕别人影响他读书，在床上捆绑上几个棍子，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自建小楼成一统，钻进里头苦读书。

来年夏季的一天，我和王君从郊区帮农民夏收割麦子回来，刚好那天我给他介绍的女朋友、我的大学同学约见面，我说：“你回宿舍换换衣服。”王君说：“走吧，不用换了。”我看着他露出脚趾的布鞋，说：“起码换双鞋呀！”王君说：“我就这么个邋遢样儿，一下暴露给人家好，免得隐瞒咱本质。”见面后，女方说：“这不是你同宿舍搭棚子那位老夫子吗？”原来，我的同学到我宿舍时，碰上过他。她很喜欢读书人，喜欢学者型的王君，他们谈起了对象，最终成了夫妻。

我们宿舍里有位老大哥，他是云南西双版纳插队的上海知青，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他在办公室背外语单词，一般晚上11：00前不回宿舍，有的时候他回宿舍时动作较大，影响其他人休息。大家想搞个恶作剧整整他。知道他年龄较大，个子较矮，找对象心切。一天他晚上回宿舍，一拉门口灯看到在门口桌子上放了一张纸，是设计精致的“未婚青年登记表”，落款是“机关团委”。他问：“你们填了吗？”与他同一个学校毕业的一位舍友说：“老大哥先填吧！”他认认真真地填好，拿给一位担任部团委委员的舍友看，大家围了上去，不知哪位憋不住发笑出了声，紧接着一场狂笑，把这事给戳穿了。后来恶作剧被机关党委知道了，了解到他爱学习，工作认真，主动给他介绍了个下乡回城的子女，也是刚下乡回来，在工厂当工人，年龄般配的姑娘，后来他们结了婚。

五 交女友的尴尬

我们还没有谈上对像的单身青年，“夜生活"是在机关食堂吃晚饭后，在放置有一台视机的一个楼道里的一角看电视。

这一活动，大多目的是寻异性朋友。开始是我们住在机关大院的单身，后来住在机关后边台基厂宿舍里的单身青年吃完饭也留下看完电视后再回宿舍，青年男女越聚越多。也有几位与机关的服务员、电话员搞成了对像的。

有过这样一件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一位北京籍的女服务员看上了一位北大毕业的陈姓大学生，后来这位陈姓大学生在外边搞上了对像，想摔掉女服务员，就跟我同宿舍的陶姓大学生说是朋务员看上了他才一次不落地看电视。我这位室友信以为真，一下子被倾倒了，看电视主动与那位女服务员身边凑，还早早到位把女服务员座位摆好挨着他，而那位陈姓趁机而让，逃之夭夭了。我见状把我的判断讲给我的室友，他仍执迷不悟。那个服务员认为由于陶姓插入而陈姓误会了她才离去，一天竟说陶姓“赖哈蟆想吃天鹅肉”愤愤离去。

有了对像的男女就不跟我们一起看电视了，一对对一起依偎着去看电影，位于部机关后面台基厂头条的礼堂里周末经常有电影，部机关对面还有青年电影院。

那时城市女工多，女大学生相对少些，分在北京工作的外地男性大学生择偶对象主要是各行各业的工人。

穿粗深蓝色劳动服(工人服)的女工，在我们心目中确实很美，她们英姿洒爽，走在王府井大街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有找到机关干部下乡回城当工人的子女的，那是父母们在分配来的大学生中选女婿挑上的，多数家长为女儿找门当户对的，宁肯小伙子本人没上过大学。因此我们大都往社会上找。

住在我们隔壁宿舍的一南京大学毕业生，三天两头到王府井商场买文具，而是总买三分钱一把的六公分长的塑料小尺子。久而久之，被商场注意上了，后来报了警，说是耍流氓，被抓了起来，才知道这位大学生是看上了在商场文具部售文具的一位漂亮的女售货员，这位售货员被感动了，他们搞起了对像，后来也结了婚。

六 “孩子头″

这张黑白照片日期是三十多年前的1982年。一眼看上脚踏的“懒汉”布鞋的我，顿时鼻子发酸了。再仔细看还像是双穿了很久的旧鞋，鞋前脸有磨损，快露出了脚指头，还有白补衣黑裤子打扮，再看看坐着的、站立着的周围领导和同事，也大都是给我差不多的穿戴，看来那就是朴实无华年代反映在这个群体上的的社会烙印了。

那时我刚大学毕业后不久，在位于东长安街二号的对外经济贸易部（现在的商务部）一个司局级机构工作兼职团总支*，团员青年除几个与我一起分配来的大学生外，大都是高中毕业生。这些高中毕业生，大部分是经贸系统，包括当时的位于东华门和二里沟的十个外贸专业总公司的干部子弟。这些子弟们刚进机关时，说家长们叫他们都喊我叔叔，其实我们都是同龄人，只因为他们认为我进机关早几天，说跟他们父母同过几天事。

我不只是他们的团总支*，有时还是他们的老师。在他们面前，我也俨然像个先生，不只给他们讲党课、团课，还跟他们讲数学，讲计算机（数字计算机）知识等。在一次给他们上课时，我宣布不让他们叫我叔叔了，说“你们这样称呼，都把我给叫老了。”他们不叫叔叔，又改口叫老师了。

他们都很朴实，有的团员连谈对象也跟我说。有个团员的哥哥在“严打”时出了点儿事，一时他思想压力很重，家长也很担心他，团组织说服他正确对待这件事，经过做工作，他很快放下了包袱，后来还被选为团干部。有个比较调皮的青年，我告诉了他任局长的爸爸，甚至说他“不拘小节”，他爸爸开口则说：“教育他，再不听话，你可以揍他。”我把他爸爸的话告诉了他，他说，他爸爸教育了他，说他是参加工作的人了，在单位要听领导话（其实我不是什么领导）。他诚恳地说：“你可以批评我，也可以揍我，但最好别再告诉家长。”

那时，青年们在一起谈理想，谈抱负，有的踌躇满志，有的自命不凡，也有好高骛远的。他们都很渴望新知识，学习都很刻苦。星期天、节假日，我还多次碰到他们有的在机关旁边的东单公园读外语，有的在机关加班学习。

（八十年代后期的1986至1990年我调香港工作 请看已发表的《八十年代我在香港工作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