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
1957年，阿尔贝.加缪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诺贝尔文学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最佳之一。作为法国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以及“存在主义”文学大师，凭借着出色的创作、深刻严肃的思想以及对人类、社会生存现状的关怀，被尊称为“欧洲知识分子的良心”。
1942年加缪出版了小说《局外人》，该作品酝酿于1938年至1939年，完成于1940年，这部作品以“简洁、纯粹、直接”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完美的诠释了加缪深邃的哲学思想和对人类社会深深的忧思。虽然加缪一直否认自己是“存在主义”，但在他的作品中，处处都能看见“存在主义”的特征，我们在《局外人》中也能窥探到加缪式的“存在主义”。
上个世纪的法国，存在主义是一种非常时髦的流派，存在主义者们试图通过表现世界的荒诞来还原现代人生存的困境，反映出个体在当前社会境况中的思想情绪、精神危机以及未来命运，从中提炼出人的本质。因此，生存是存在主义者们必须把握的现实。在加缪的作品《局外人》中，我们能够看见“荒诞”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加缪
当荒谬成为不争的事实，人类的归处在哪里？加缪曾经这样形容过自己的作品：“在现行社会，倘若某人没有在母亲的葬礼上哭，便有被处死的风险。”《局外人》讲述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小说一开始就显露出其荒诞的一面“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清楚”。
默尔索是阿尔及尔公司的员工，小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的是默尔索回到乡下参加母亲的葬礼以及莫名奇妙的在海滩*人，第二部分是默尔索因为*人而被审讯。故事的荒谬在于，当默尔索得知母亲去世之后并不难过，甚至不了解母亲的境况以及年龄。母亲下葬之后，他去海边游泳，甚至和情人去电影院看喜剧片然后一起回家。当名声不好的邻居想要报复情人时，默尔索竟然施以援手。老板建议他去法国的办事处工作，他毫无热情，后来，他模模糊糊地成了*人犯。
在审讯的过程中，默尔索表现出一种出人意料的平静，在被处死的前夜，他居然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默尔索似乎处于一种被莫名的宿命牢牢控制的球笼中，生存在对过去的追忆里。对于现在甚至将来，默尔索并没有给予太多的期望，所以他成为那个“不可饶恕”的囚犯。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默尔索的尴尬，“罪恶灵魂”的前提一旦给定，法律的任务便成了杜撰谋*者的故事线。对默尔索的死亡判决实际上是这个日渐同质化的世界对“闯入者”的裁决，是默尔索对自我的坚持导致了他的死亡。因为他没有参与那场关于“葬礼的游戏”，所以，他是这个世界的“局外人”。
在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致辞中这样描述加缪的作品，“加缪的作品中弥漫着浓浓的地中海宿命论——世界璀璨的阳光转瞬即逝，终将被阴影驱散。加缪亦是名之为“存在主义”的那场哲学运动的代表。该运动刻画了人类在宇宙的处境，即，一切个体之意义荡然无存，其中仅剩荒谬性罢了。”
默尔索自觉到了这个世界的荒谬，他顺从这种荒谬的牵引，于是，他对自由以及自我的坚守笼罩了一缕温馨的冷漠和安静的绝望。默尔索的存在，或者说默尔索这类人的存在导致了社会主流模式秩序的颠倒，让世界失去了应有的理性的秩序，人面对这种荒谬时，首先感觉到的并不是自我的迷失，而是默尔索们的格格不入。
而这也指向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当荒谬成为不争的事实，人类的归处在哪里？
加缪
现代人生存环境的封闭性和孤独感使他们随时变成“默尔索”。每个人在个人化的过程中都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是服从大规则，另一种是自发性的活动。当人们被迫做出选择时，要么从自由沉重的负担中逃脱出来，选择一种新的规则，并成为忠诚的服从者，或者忠于自己的内心进行自发性的活动，默尔索选择了后者。
在《局外人》中，我们通过捕捉细节可以发现默尔索其实是这样的人：他从不可以伪装自己的情感，拒绝在法庭上掩盖自己真实的态度，拒绝为了脱罪而说谎。他不相信上帝，拒绝服从说教，拒绝忏悔。而其他人则是努力寻找共同的规则来依靠，努力尊崇道德规范，坚信上帝的存在，能够自觉忏悔，尽力不违背法律，在希望中寻找维持生活的动力。所有人都活在一种外在的束缚中。
默尔索和其他人之间处于对立的位置，对主流社会的冷眼旁观让默尔索的内心搭建起了一个坚实的城堡，他保护着自己的自我，以至于他成为别人眼中的“闯入者”。
“我如此焦渴的想起女人，小小牢房里充斥着她们的面孔和我*的幽灵。”
“入狱的头几天里，最难过的一关是我还有自由人的想法。比如，我总是沉溺于去沙滩游泳的幻想，想象着脚下轻柔的的细浪，水漫过全身的感觉。我在想象中体会到了释放感，反过来残忍地映衬出这四面墙围成的空间多么逼仄。”
“这些年，当我过着荒谬的生活，有一阵不明朗的微风从未来的深处吹来，它途径那些尚未来临的年月，一直吹拂到我的脸上。一路上，它剥去了在那些并不并我既有的经历更真实的未来时刻，别人向我提供的诸种可能性。”
默尔索的荒诞其实是一种理性，他深刻的认识到了现代人生存环境的封闭性和孤独感，他从不拒绝这种真实的情感。荒诞的是什么？荒诞的是这个社会，每个人都在试图遵守规则，试图融入这个社会，然而，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是自我的孤独。在加缪看来，理性只是思想的一种工具，而不是理性本身。在默尔索这里，荒谬其实就是指出理性社会种种局限的清醒的理性。
比起默尔索的孤立无援，那些屈从于规则的人才是孤独的人，尽管他们拒绝承认孤独，但孤独是人类社会的宿命。在加缪的另一部作品《鼠疫》中有一个叫做里厄的人物，他认为：“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真正的人。”
当默尔索选择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时候，他便成了“闯入者”。或许他是孤独的，但那些使他孤独的人同样也是孤独的。没有一成不变的社会规则，默尔索是其中之一，并不是唯一。当其他人无法承受同质化社会带来的庸俗和焦虑时，他们便会成为另一个默尔索。
加缪
写作者不应服务于制造历史的人，而要服务于承受历史的人。《局外人》让我们不自觉得进入疑问和思考之中，将我们推入一场思维的险境。就像加缪曾说的那样：“思维是一种内心的冒险，它可以使人成熟，但也会给人伤害，或者使人迷狂。”在《局外人》中，我们感觉到的荒谬实际上是现代哲学家对传统理性价值观的一种深刻怀疑。
传统理想价值观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名词叫做：共同利益，基于共同利益，理性主义应该放在首位，其中含有对“少数派”的歧视和镇压，默尔索就是典型的“少数派”。当加缪将默尔索这样一个人物刻画出来时，我们应该意识到，默尔索是真正站在一个“人”的立场上，从眼前的实际出发，还原人本身，展示鲜活真实的人性和*，不去思考那些宏大而飘渺的命题。
默尔索眼中的人，不是来自抽象的概念，不是来自某种定义，更不是来自某些规则，而是来自于现实，有着七情六欲，有着人性弱点，有着沮丧、无力以及恐惧的情绪的“人”。当我们在阅读时，能够从这种近距离的直观中产生一种真实、具体、复杂的感受，接触到人性中最真实的部分，最终被默尔索身上的鲜活真实的人性所打动。
加缪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曾有这样这样一句话：“写作者不应服务于制造历史的人，而要服务于承受历史的人。”“承受历史的人”便是默尔索这样的人，是无数个清醒地活着的“局外人”。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在《局外人》中看见加缪对这个世界保持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更难能可贵的是，加缪不仅仅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了这种认识，也诠释了每一位写作者的责任。
“一个作家，就其生活的种种际遇而言，无论是默默无闻还是声喧一时，无论深受暴政之禁锢抑或恣意表达自我，只要他接受了这两项职责——即尽力为真理和自由服务——他就能感觉到重获活生生的共同体的信任，这共同体也将使他称义。”
加缪
荒谬是什么？
荒谬是一堵看不见的围墙，围住了人类理性的视野。
当荒谬成为不争的事实，人类的归处在哪里？
当上帝成为一种不确定的设想，当理性失去绝对的主导性地位，荒谬便是人和这个世界的唯一联系。当人们了解到这个世界是如此缺乏意义和混乱，希望便从所有情感中分离出来。希望保持自我抑或希望从众。同时，人自身又包含着对幸福和理性的希望，荒谬就产生于这种复杂的情感之中。“人的呼唤和世界的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
当世界成为一种荒谬的存在，人的存在似乎成了一场文明世界中的流放，失去了永恒的精神家园的保护，被莫名的卷入这个荒谬的世界。如此，人只能自己寻求存在的意义，一切由自己的决定，同时所有后果由自己承担。所谓的时代感、历史感、永恒性的主题在这里隐退，取而代之的是寻找人作为一种实际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就是人类最终的归处，这便是存在主义的自由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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