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牛力
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是中国近代大学设立的第一个西洋文学系。该系的创设，为学衡派汇聚东南学府、发展“理想志业”提供了重要的学科平台。但学衡派倡导的人文主义和人格教育，与东南大学注重实验主义和实利教育的办学取向不无矛盾，在校园主导性的文化氛围和权力格局中，学衡派实为“少数倔强不驯之分子”。
在这种分歧和对立的情势下，西洋文学系和英文系陷入经年不休的缠斗，系科间的矛盾和人事上的纠葛持续发酵，终导致西洋文学系被归并。西洋文学系的裁撤使学衡同人先后出走，风流云散，并加剧了学衡派和学校当局的对立，使他们成为校内外倡言校务改进的重要力量。
学衡派在东南大学的聚散
学衡派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派别，它的兴起和衰落与东南大学关系密切。从1922年1月《学衡》创刊于南京，到1924年夏杂志随吴宓北上，虽历时仅两年有余，却被认为是学衡派最具创造性和影响力的全盛时期。学衡派在东南大学的因缘聚散，也因此为当时人和后来者津津乐道。作为杂志总编辑的吴宓，在离宁之际曾充满不舍和惆怅。他在诗中写道：“骨肉亲朋各异方，别离此日已心伤。江南未许长为客，塞北缘何似故乡。逼仄乾坤行道地，萧条生事载书箱。依依回首台城柳，辛苦三年遗恨长。”
既往学界对于学衡派的研究，多注重于思想观念层面，强调《学衡》及其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和文化主张，以及由此引发的南北论争。至于学衡同人在东南大学的境遇，则因材料缺乏较少着墨。由于忽视了校园内外环境的影响，难以在校园文化和权力结构中来审视学衡派的聚与散。
学衡派骨干分子刘伯明、梅光迪、吴宓、柳诒徵和胡先骕等人均为东大教授，1921年11月东大新设的西洋文学系，其教育理念与学衡派的文化主张相契合，该系诸教授（梅光迪、吴宓、楼光来和李思纯）均为学衡社友，可视为学衡派在东大依托的学科平台。1924年西洋文学系被裁撤后，梅、吴、楼、李等人风流云散，直接造成学衡派的衰落。西洋文学系在东大的境遇，正是学衡同人在东大校内生存环境的呈现。
吴宓将西洋文学系的裁撤视为东南大学“崩坏”的重要一环，并直言该系裁撤是校内派系斗争的结果。尤其是西洋文学系和英文系之间多年的新仇旧恨，当时已成水火之势。但对于这段痛史，因资料的限制和后人的讳莫如深，常难言其详。学者对于西洋文学系的研究多趋于学科史研究的取向。虽亦论及西洋文学系和英文系之间的人事矛盾和理念分歧，但仍未能明晰其间的发展脉络和运作过程，也无法从学衡派所面临的境遇来理解西洋文学系昙花一现般的兴与废。
本文出处：《民国研究》第3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西洋文学系的兴废不是学科发展起伏的正常态，而是校内不同力量争夺校园场域权势的产物，也是对东大整体性校园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反映。西洋文学系为何率先得以成立？成立后又面临怎样的境遇和抉择？西洋文学系和英文系矛盾和争执的焦点何在？学衡同人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最终又如何引发了在学校层面的系科兴废？
缘于西洋文学系的兴废，伴随着学衡派在东南大学的聚散，因此引发的系科之争，以及所呈现的人事纠葛和理念冲突，其间历程均需从置身的大学环境和细微的人事脉络来进行深入考察，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学衡派的思想主张，理解他们在东大所面临的机遇、困境和抉择，以及大学校园整体性学风的走向。
一 缘起东南：西洋文学系的创设
1921年成立的东南大学系由南京高师改设而来。东大成立前，南京高师设有文史地部、数理化部和六个专修科（农业、商业、英文、体育、工艺和教育）。作为一所以“培养师范学校和中学校教员”为宗旨的高等师范，南高在五四后“乃有一重大之变迁”，即以选课分系之制为枢纽，“各科学程增设尤多且专，益寖成大学之规模”。
南京高师的英文专修科，以教授英文、培养英文教员为主旨，课程中很少涉及文学内容。文史地部教员向楚、王伯沆、柳诒徵等人均专研国文，西洋文学并无专人。从培养中学英文教员的需要看，也无须多设西洋文学课程。但随着高等师范向旨在探究高深学术的大学转变，尤其是五四后倡言西洋学理的环境中，对西洋文学的探究和教授成为一种迫切需要。1920年初，南高校长郭秉文写信给胡适和蒋梦麟，请为文史地部介绍一位“精通中西文学者为教授”。
该年秋天，梅光迪辞去南开英文系主任，赴南高教授西洋文学。在1920学年，他在南高开设的课程有散文概论、今世英文、十九世纪英文学等。同年，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的哲学博士刘伯明出任南高文史地部主任，他为该部提出的宗旨为：“培养融贯中西学术之人才……使学者以西洋眼光及方法，观察及研究吾国固有学问。不泥于古，不迷于新。”这一主张与高等师范培养中学教员的目标已迥然不同。
梅、刘二人曾同学于西北大学，多年交谊，志同道合。据梅光迪追忆，1920年他转赴南高，正缘于刘伯明的力邀。刘在南高身居文史地部主任和校长办公室副主任的高位，梅氏乃“今后决以此校为聚集同志知友，发展理想事业之地”。
所谓的理想事业，即宣扬其人文主义主张，以纠正国内风起云涌的新文化和新文学潮流。梅光迪之所以选择南高为发展志业的根据地，与刘伯明在该校倡导“融贯中西学术”的办学旨趣不无关系。当时的南高文史地部，经江谦、柳诒徵、王伯沆、刘伯明等人多年耕耘，逐渐形成注重本国文化的学术传统，与当时北方竞言新文化、新文学多有不同。1917年10月，南高成立了国文研究会，以研究本国文字和文学为宗旨，柳诒徵和向楚均为该会指导员。到1918年，国文研究会会员达85人之多。
1920年10月，该会以“国文”二字界域过狭，更名为文学研究会，当年会员达130余人。10月15日，文学研究会召开第一次常会，邀请梅光迪演讲《文学研究之方法》；11月2日举行第二次常会，请刘伯明演讲《文学之定义及范围》。这些都为学衡派在南高的滋长准备了适宜的环境。1920年秋，梅光迪与中华书局约定，拟编撰《学衡》杂志，以为阐扬文化主张、发展学术事业的媒介平台。1921年，梅光迪向学校举荐其哈佛旧友吴宓和楼光来来南高任教。在写给吴宓的信中，梅光迪说他将提议在即将成立的东南大学内增设西洋文学系，以为独立自主发展志业的根据地。
梅光迪
1921年秋新成立的东南大学分文理、农、工、商和教育五科，其中文理科由文史地部、数理化部和英文专修科合组而来。该年8月，吴宓归国后在上海与梅光迪重逢，方知梅光迪与英文专修科主任张士一意见不合，芥蒂颇深。“张聘留美学生多人，授初步粗浅之英文，而给以巨薪。梅之文学课程，张虽不加干涉，然梅欲荐举某某，添聘文学教员，则张多方阻难，使不得成立。”梅光迪为实现其理想，乃“决多集同志，各受微薪，先到此校任职，势力既厚，然后提议专设西洋文学一部，独立，而不隶于英文部之下。如是，则自操用人行政之权，并专有定款，归我拨付，则遇事始可不受张君之诅难。而文学课程，乃得增广焉”。按照梅光迪的计划，一个经费、行政独立的西洋文学系将是同人施展抱负不可或缺的平台。吴宓在归国前曾与北京高师订有合同，月薪300元。后因梅光迪的吸引，最终接受南高月薪160元的聘约。梅谋划的“独立自主”的西洋文学系，是吸引吴宓的一个重要因素。
东大文理科下设英文系，在1921年秋，吴、梅二人均为该系教授。10月25日，东大教授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二人联名提出了《增设西洋文学系意见书》，经讨论后议决通过。11月2日，东大评议会通过了增设西洋文学系的提案。
11月9日，郭秉文任命梅光迪为西洋文学系主任。在此前草拟的《增设西洋文学系意见书》中，吴、梅二人历数成立西洋文学系在学理上和事实上的“六大利”，其中之一即系科和课程得“有所依归”。吴、梅指出，近年来所授西洋文学课程并不限于英国文学，此前多列入文史地部。东大成立后，以系为学科之单位，有国文系、英文系之类，旧有之文史地部已不成为单位，则西洋文学课程将“无所附属，乏系可归”。
西洋文学系的设立，是梅光迪长期谋划的结果。但之所以能在教授会、评议会顺利通过，与时任东大文理科主任兼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刘伯明的支持不无关系。以二人的交谊和志趣来看，刘伯明对此计划当早知悉。11月2日主持评议会的会议主席正是刘伯明。会上，张士一曾提出西洋文学系独立后两系学程和经费分配的问题，刘伯明当即指出，会议先讨论西洋文学系应添设与否，以免节外生枝。
此后不久，生物系主任秉志曾援引西洋文学系例，提出将该系分为动物和植物两系，在评议会便遭到抵制，秉志认为这是人多势众的文理科在其中作祟所致。系科的增设，是校务管理的大事，不仅体现办学的宗旨和定位，而且涉及具体的人事和经费。如果缺乏刘伯明的鼎力支持，西洋文学系能否顺利成立亦未可知。所以，梅光迪认为在学衡派中，“伯明为之魁”。吴宓也认为，刘伯明是东南大学“唯一懂得文学并喜欢我们的重要人物”。
西洋文学系的设立，为梅光迪、吴宓等人发展理想志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学科平台。培养学生，支配经费，聘任教员，开设课程，都将享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就职东大后，吴宓便“屡函在美诸友，促其来此”，其中包括在哈佛读书的汤用彤和楼光来。1921年12月，吴宓得知汤用彤欲就聘清华时，写信给刘伯明请速聘汤来东大任教。他在信中说：“窃意若重实利，常人必赴清华。惟为友谊及吾侪志业计，则汤君当以来此为宜。尊意既决聘汤君，可否即请从速直接函达汤君，寄出合同正式聘定。”
汤、楼二人先后于1922年和1923年来到东大。在西洋文学系内，梅、吴二人深得学生认可。不仅高师二、三年级学生多选修该系课程，在1922年秋季，仅英文系就有一半以上学生转学西洋文学系。1921年8月，梅光迪曾向吴宓说，自己在校内“深得所教之学生之尊崇信服，故南京师校学生，鲜有附从‘新文化’者”。吴宓也认为，“梅君雅自矜重，不妄谈讲，不轻作文，故成绩虽少，外人鲜知，而亲炙之生徒，则固结深信而不疑焉”。
当时“学业成绩为全班之冠”的女生李今英，与梅光迪相爱，最终二人喜结伉俪。1923年5月，西洋文学系学生19人联名挽留梅光迪时称：“梅师去留，于学生前途影响极巨。按吾国通西洋文学者，虽不乏其人，第求如梅师之精纯者，实难其选。”
由此足见梅光迪在该系学生中的影响。清华学子梁实秋在1923年南下调查国内外国文学教学情况，在东大旁听吴宓讲授法国文学，“滔滔不绝，娓娓动听，如走珠，如数家珍”，回校后盛赞东大学风之醇美。吴宓在自述中也称：“是故宓常谓‘1921—1924三年中，为宓一生最精勤之时期’者。不仅以宓编撰之《学衡》杂志能每月按定期出版，亦以宓在东南大学之教课，积极预备，多读书，充实内容，使所讲恒有精彩。且每年增开新课程，如《欧洲文学史》等，故声誉鹊起也。”
从当时国内文学和文化发展潮流来看，西洋文学系的设立可谓生逢其时。吴宓后来说西洋文学系的成功，在于当时“自新文化运动之起，国内人士竞谈‘新文学’，而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绝少。故梅君与宓等，在此三数年间，谈说新文学，乃甚合时机者也”。缘于西洋文学系的设立，一批怀抱着相似理想志业的学者汇聚东南大学，并形成一股新锐的学术力量。1922年1月《学衡》杂志创刊，学衡派的崛起正是南高、东大校内多年孕育涵养的结果。
二“少数倔强不驯之分子”
但如果认为学衡派在东大深受重视或地位显要，那就有些一厢情愿了。《学衡》的创办和运行，不论是在经费上还是在条件上都没有得到东大校方的支持，而更多是学衡同人个人的志业。熟悉内情的李思纯就曾指出：“该杂志（即《学衡》——引者注）与东大在事实方面无关系，则可断言。”西洋文学系虽经成立，但在学校资源的分配上得到的支持很有限，步履维艰。
1921年西洋文学系成立时因处学期之中，无独立预算。在该学年“除教员薪金照常领得外，他项费用一筹莫展。情形之拮据，较他系殆倍焉”。虽有刘伯明在行政上的支持，也无助于改变经费困窘的局面。1922年2月，西洋文学系拟聘助理一人，因“经费支出月有所亏”而不可得。后所聘助理杨前海只能作为临时雇员，月薪10元也是从高师文史地部1920年度盈余项下开支。在1922学年西洋文学系拥有“独立自主”的行政和经费权后，该系仍面临着巨大的经费压力。当时的大学经费，重点用于教员薪金支出，没有经费即意味着无法增聘教授。在1921学年和1922学年，西洋文学系教员只有梅光迪和吴宓两人。校内关于西洋文学的图书更是匮乏，吴宓不仅要到同城的金陵大学图书馆借书，还将私人藏书供系内学生作参考之用，以致该系学生抱怨“参考无书，教授乏人，课程缺少，生等今日在校不能得高深之学问”。
1922年10月，西洋文学系学生召开全体大会，并致函郭秉文提出添购图书、增聘教授等要求。10月26日，梅光迪遵郭秉文面嘱，提出了该系1922学年总额为17540元的经费计划，其中图书费6000元，教职员薪金11040元（包括教授4人、助教2人）。
但这一预算因学校经济支绌未能执行。至于1923学年预算，“除法文教员薪金由公共经费项下开支不计外，其本系现有教员薪金5520元，再加各方凑足购书费1000元，列入本系预算，由会计部逐月开支”。
此处的法文教员，即指该年度聘请的李思纯，而该年聘请的楼光来薪金并不在西洋文学系支领，而是在英文系。全年6000余元的预算，和梅光迪的期望有很大差距。
在东南大学，经费的分配是校内各方博弈的结果，而最终决定权操诸校长之手。如何与校长周旋，争取更多的经费支持，是对科系主任的重要考验。系科间为争取办学资源而经年不止地争斗，也是东大发展中的一大特点。在1921年东大成立之际，英文系便提出了聘请教员30余人的庞大计划，该年农科校内提出的预算竟然高达百万元。而事实上，校长郭秉文认为，当年整个大学预算应以80万元为限，各科如此“浮夸”的预算，根本无法上报呈部，只是一种校内争取资源的手段。1924年初接替刘伯明出任行政委员会副主任的任鸿隽，对于东大校内“各科争斗的神气”印象深刻，并将系科之争视为1925年东大易长风潮的重要原因。梅光迪作为西洋文学系主任，性格清高，“雅自矜重”，显然无力也无意与校方周旋争取。
更为重要的是思想观念上的分歧。论者多强调五四前后南北的新旧对立和论争，以及学衡派所倡导的人文主义和胡适等人倡导的实验主义的区别。其实在东南大学内部，这种对立表现得更为直接、尖锐。学衡派倡导的人文主义，源于20世纪初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思想主张。新人文主义突出道德人格的重要性，认为教育不仅是为了追求纯粹的知识，而且有其道德目的。这种注重人格养成，培养“全面的人”的教育思想也是学衡派较为一致的主张。吴宓把人文主义定义为个人之修养与完善，要使学生成为有“渊博之学问，深邃之思想，卓越之识见，奇特之志节”的全面的人。刘伯明认为：“一切教育俱应从人性之全部着想，教育目的在学为人。凡学为人，必使人性中所具之本能，俱有发展之机会。”
因此，他反对狭隘的职业主义和商业化的教育，主张教育要致力于个人之感化和精神之涵养，根蒂深固则枝叶自茂。学衡派另一位代表人物柳诒徵，以人伦道德为中国文化之要素，强调人格教育的重要意义，批评“奉考据校勘片文只字之书为中国无上之学，而于圣哲所言大经大法反视若无睹”。柳诒徵认为，中国传统最重教育，“讲教育而不本之中国古义，徒执欧美近事以为法，洵所谓弃家鸡而宝野鹜矣”。
在中国近代大学史上，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是倡行新教育的重镇，也是模仿美式大学制度的代表。在教育宗旨上，当时流行的科学主义强调实验、考证，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具体在校务管理上，郭秉文以事功、效率为导向的实用主义办学取向强调大学与社会的关联，大学为社会服务。这与学衡派追求文化守成和人文主义的教育观存在显著不同。在办学上，南京高师在文史地部和数理化部之外，广设各类专修科。东南大学在文理科外，设有农、工、商和教育等科，在全国教育界都是绝无仅有，体现了将学科设置“切合实用”的办学主张。正如郭秉文在1915年所言：“夫教育不切于实用，则凡教授、训练、管理等，必不能深合于社会之需要。”
1917年，黄炎培、袁希涛等江苏教育领袖倡导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当时影响很大，即重视教育在职业养成中的作用。与之相适应，东南大学与当时的社会实际需要相结合，采取了“依托东南”的发展模式，大学的知识生产和人才培育都紧密服务于社会和政府的需要。这种实用主义使以郭秉文为代表的学校管理层与督军、政要、资本家多有交往，也因此常陷入人格备受指责的困境。
李思纯在当时就指出，学衡派的主保守、讲国故，不过是彼辈个人的思想主张，与东大在“实利主义”“商人式”教育家的指挥下的学风相去甚远。体现在办学上，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农科、商科和教育科通过与政府和社会机关的合作，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发展引人瞩目。以农科为例，农业专修科在1917年成立时只有教员2人，职员2人，经费数千元；到1922年，该科聘用教授增至26人，职员56人，学校经临两费近10万元，另有官厅及社会之赞助经费74000元。
在1921年3月，郭秉文和黄炎培就曾谈及农科经，“邹君秉文及同志诸君苦力擘画，规模日渐扩充，其进取精神所及，有使吾国农业根本上普遍改革之势，前途似有无穷希望”。农科主任邹秉文在1921年初写给校长郭秉文的信中也曾直言“文理科为一大杂碎店。农科则不然”，并力言将生物系列入农科，而勿要归入文理科内。
曾任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的陶行知在写给郭秉文的信中也认为，若“将东南大学的成绩向国内外报告，农科、商科最有关系”。
在东南大学的文化氛围中，讲求基础学理的文理科，都被不无鄙夷地称为“杂碎店”，旨在探究西方古典文化和文学的西洋文学系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西洋文学系的惨淡经营，体现出其在校园系科结构和文化氛围中的处境。
正如白璧德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在当时美国学界处于边缘地位一样，作为其东方信徒的学衡派在中国教育界同样置身于一种非主流的境遇，即使在以持重保守著称的东南大学，亦是如此。在1932年的回忆中，梅光迪便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东大校内的学衡派不过是“少数倔强不驯之分子”的集合体。梅的说法正凸显了学衡派与作为主流的东大师生群体之间的隔阂。对于其间的差异，学衡同人当时便有敏锐的省察。梅光迪在谈到校内教育主张之争时说，当时在校内，文理科注重人文及纯粹科学训练，所谓为学问而学问，不求急切实用；而农工商各科则旨在造成专门职业人才，其精神大有区别；“故两派之争论时起”。
身居高位的刘伯明深悉文理科教育的意义，但因“各科须同样看待，以避偏袒本科之嫌”，常常左右为难，身处矛盾和痛苦之中。即使如此，刘伯明在《学衡》上公开批评商业原理应用于教育之为害，并认为狭隘的职业主义是对人文教育的扭曲。这一批评显然与当时强调职业养成的教育氛围并不一致。
农科教授胡先骕对郭秉文“事业家”的办学方式亦能表示同情，但在内心深处仍不认同其为教育家，根本就在于他认为郭秉文对于人文主义理念缺乏真正的理解，“缺大学校长之度，无教育家之目光，但以成功为目的”。
胡先骕
李思纯对于学衡派与东大主流氛围的差异有着深刻体认，他在1925年说：“所谓西洋文学者，虽为国民表现最高精神之学科，虽为讲求原理原则之文理科所必备，徒以‘商人式’之教育家，其心目中惟有实利之见，其视为赘疣固宜。”
柳诒徵更是认为由西方移植的现代教育制度是“弃家鸡而宝野鹜”，亟亟以复兴传统人伦道德相倡导。他在1922年便批评说，办学堂者以舞弊赚钱为通例，毫无人格之可言，而“偶有一二不通时务、不知其故者从而非之”，必被斥为“书呆子之议论”。
柳诒徵笔下的“书呆子”，系为“孔子延其不绝如缕之血胤”的少数人，这些人“修身洁己、言行相顾”，与“其他得志于社会、握权于国家者”正相对应。
也可说是学衡同人在东南大学处境的自嘲。吴宓在1924年西洋文学系将被解散时说：“经此变后，与吾人同心同德之士，几于悉行驱逐，而此校只余科学实业家之教员，与市侩小人之执政（指校务）者而已。”
吴宓的言论虽过激，但对于其间的分歧和对立表达得可谓是旗帜鲜明。在这种局面下，学衡派在东大校内处于一种颇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们是东南大学最具学术创新能力的一个群体，“教者热忱，学者踊跃”，在学生中颇有影响。但另一方面，在东南大学以事功和效益为主导的办学理念下，学衡派的思想主张在校内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学衡派与作为执掌校务的校方之间存在隔阂，乃至对立。柳诒徵对办学者的批评尤其强调了学校对于人格教育的忽视，甚至办学者本身毫无人格可言，教育沦为商业性的渔利。王晴佳曾强调，学衡派在批评对手时往往言辞激烈，攻击性强，做法也较为偏激。学衡派的批评不仅是针对北方的新文化派，也直接指向东大校内的同僚，这种尖锐的批评无疑给自身的生存带来了压力。学衡派对人格教育的强调，在东南大学整体的文化氛围中显得曲高和寡，甚至不合时宜。梅光迪所谓的“少数倔强不驯之分子”和柳诒徵笔下的“书呆子”，都是这种境遇的体现。具体到校务管理上，人事上的纠葛和系科间的争斗在所难免。作为学衡派大本营的西洋文学系被置于风口浪尖之上，英文系和西洋文学系之间的新仇旧怨得以持续发酵，并终至决裂。
三“从头恩怨说牛李”
早在1921年东大成立之前，张士一和梅光迪之间便已芥蒂颇深。这一矛盾在西洋文学系成立之后有增无减。从学科设置上看，南高英文专修科和东大英文系均以培养中等学校、师范学校英文教员为目标，注重英语语言能力的教授。新设的西洋文学系则是梅光迪、吴宓等人倡导新人文主义的根据地，重点放在研究西方古典文学和文化思想上。这也常被解释为语言和文学的分野。
此外，英文系还承担着全校基础英文的教学任务，课程不可或缺且任务繁重，但鲜有显示度的学术成果。在当时新旧文学论争的时代潮流下，英文系所开课程对于学生缺乏吸引力，在教师中也不受重视。
与梅光迪、吴宓等西洋留学生的光鲜形象不同，英文系教员多为与南高、东大一同成长的旧人。1915年南京高师开办之时，张士一便是学校唯一的英文教员。张在民初江苏教育界有着很广的人脉关系，早在1914年5月，张士一就加入了当时江苏极具权势的团体江苏省教育会，并任评议员。1915年9月，江苏省巡按使委托江苏省教育会筹设体育传习所，该会干事会便公推张士一为主任。也是南京高师选派公费留学（1917）的首位教员。1919年，郭秉文因开办英文专修科乏人主持，请张士一中断留学，先行回国主持科务，可见张与郭的交谊，以及他在南京高师的地位。因此，当梅、吴等人来校创办西洋文学系，师生争相以研习西洋文学相标榜之时，对于张士一等英文科旧人无疑是一种打击。1921年11月西洋文学系成立之际，张士一便向学校提出辞去英文系主任职务，在校方多次慰留下方作罢论。
1922年3月，英文科学生因不满于本科师资状况，联名致函郭秉文请为该科选聘英美良师。信中称：“各科竞谋发展，不遗余力，设备既求完备，人才又竭力罗致。本科立于同等地位，最鲜生气，宜请英美教授以振作精神。”从师资构成看，英文科在1922年前后有张士一、林天兰、夏之时、崔有濂、龚质彬、林承鹄、李玛丽、丁文彪和陆步青等教员，虽然也多有留学背景，但对于西方文化和文学了解不深。
吴宓在回忆中对英文系教员多有嘲讽，在吴宓看来，他们“英文、英语，殊不高明。笑话百出，为学生所轻视。彼等只知互相团结坚固，全力拥护张系主任，以保饭碗”。他们与吴、梅在教育经历和学术造诣上难以同日而语，在师生中也高下立判。就在学生不满于该科师资之际，张士一却在力谋设立英文函授部的计划，面向社会推广英文教育，这与学生力主提高程度、探究高深学术的取向显然背道而驰。该年4月，又发生了学生因不满教学与教员丁文彪的冲突，刘伯明在处理此事时，采取了遵从学生意愿的态度，这也让张士一欲辩无言。在1922年夏天，终于酿成了一场转科风波。
1922年6月，根据规定，原有英文系学生可以自由选择留在英文系或转入西洋文学系。结果，学生请求转入西洋文学系者“人数全班之半”。9月开学，又有多名英文系学生请求转系。9月21日，张士一写信给郭秉文，以“如此多数学生任意变迁，大足以损害以后学生之精神，破坏全系事业之发展”，乃经英文系教授会议决不准再转。女生张佩英坚请转入西洋文学系，并向校方声言，其转科是因为“对于英文专修科功课不甚满意”。
最终，学校站在学生的立场上批准了转科，这让原本就芥蒂颇深的两系更添新怨。身心疲惫的张士一在1922年夏天大病一场，并两次以健康为由请辞主任职务。
郭秉文与张士一有多年私谊，他也深知张对于稳定英文科教员的重要性。而英文科担负着全校英文教学的重任，也不容有失，因此郭秉文对张的请求多有屈从。如前述设立英文函授部一事，张写信给郭称，若函授部不能成立，将使“系中诸同事进取之精神，合作之毅力，不得相当之鼓励”。
郭虽明知学生反对，最终还是同意该计划。函授部的设立，虽有推广教育、救济旧制中学毕业生的目的，但主要是出于“补助本系经费”的考量。事实上，耗资三四千元的英文函授部不仅没有达到这一目标，在维持不到两年后，于1924年初便黯然取消。
英文系和西洋文学系的矛盾最终在英文系主任人选问题上激化。1923年7月，张士一鉴于学生不满系务，以及师资延聘上的困难，再次请辞。当时郭秉文在美国游历，主持校务的刘伯明挽留无果，于7月27日同意了张的请辞。但在8月3日，英文系教授5人便联名致函刘伯明，对于未来主任人选提出了四条标准，其中第二条和第三条规定：“二、须于语言的科学及教学法上有专门研究，在学术上为国内素所闻名之人。因本系注重语言，仅有文学知识者，不足胜任。三、须有多年语言教授经验及教育上办事之经验，为社会上所素悉者，非仅外洋大学毕业、得有学位之人所能敷衍。”
从这个标准可以看出其针对性，一是语言与文学的分际，二是对于外洋留学生的排斥。但是这封信显然没有得到校方的足够重视，8月4日，学校便宣布由楼光来出任英文系主任。楼不仅是刚刚从哈佛归国的留学生，精于英美文学研究，而且他本人与吴宓、梅光迪等人师出同门，有着密切交往。早在两年前，梅光迪就曾力邀楼赴东大任教。1923年7月15日吴宓在写给白璧德的信中提到：“楼光来君将于一周左右的时间内由欧洲回国。”可见他对楼光来的行踪非常熟知。
楼光来的任命在英文系中引起轩然大波。4日当天，英文系教授6人联名致函刘伯明，对于楼光来的任命表示“不能承认”。刘伯明针锋相对，复函称，系主任聘任之权在校方，各系没有承认与否的先例。在此后的一个月中，刘伯明和英文系同人围绕楼光来的任命问题多次函牍往来，措辞也日趋尖锐和激化。张士一虽然辞职，但英文系教员并不愿该系主任由他人占据。他们不仅提出了对于新主任的人选标准，还曾建议学校，主任应由系内教授公推，或由系内教授轮流出任。后来，英文系又提出组建教授委员会主持系务，都显示出不愿主任之权旁落之意。尤其是由与梅光迪、吴宓等人交往甚密且引为同调的楼光来出掌系务，万万难以接受，不得不奋力抗争。
英文系教员认为，在该系主任的任命上，刘伯明有意压制英文系的诉求，偏袒西洋文学系，进而质疑刘伯明代理校务的身份是否有任命科系主任之权。在1923年9月郭秉文归国后，他们又向郭提出通过校董会修改东大校务管理的规则来改变任命楼光来为英文系主任的成议。而在刘伯明看来，由于历年来英文系师资和教学多为学生所不满，已到了难以维持必加改组的地步。
1923年7月27日，对于如何函复张士一的辞职，刘伯明在给文牍部主任夏景武信中写道：“惟暂维现状一句中，似尚有斟酌之余地。以不仅维持现状，恐有改组之事。可否改为暂行维持。”可见，刘伯明对英文系早有改组之意。在1923年7月学校批准张士一辞职后，刘伯明曾提出将英文系和西洋文学系合并的建议。在他看来，这种合并显然是以西洋文学系为主体。吴宓在回忆中也曾论及两系合并之说，并认为在1923学年开始之际两系便已合并，并由楼光来任主任。此说虽多被后来者引用，但显然并非事实。因此，当东大行政委员会讨论英文系主任人选时，楼光来的任命又在情理之中。从后来者的角度看，当时双方的语境存在极大的错位。
楼光来虽被任命，但在整个1923学年都遭到英文系教授的集体抵制，难以开展工作。校方坚持任命程序合法而维持成议，使双方陷入僵局。李思纯在描述该学年状况时说：“该校曾聘楼光来君为英语系主任教授，而旧日之英语系主任教授张士一君位置如故。于是去年一年（指1923学年——引者注）之中，该校同时有两英语系主任，有两主任所定两课程，有两英语系预备室。学生惶惑，无所适从。该校主者，置之不理。而新聘楼君，则尤然愕然愤然。”吴宓在多年后的回忆中称，当时“校中有某某科系中许多教授、讲师、助教及职员，自组成一派，欲攻倒刘伯明副校长兼文理科主任……并连文科各系主任及教授如梅光迪及宓等而尽去之。”
吴宓虽未言明，但所指当是英文系同人。1924年秋，远赴关外的吴宓感怀三年的东大岁月，曾在诗中写道：“江南去后兵烽起，秀水明山荡劫尘。胜会新亭成隔世，分飞旧侣剩何人。从头恩怨说牛李，琐尾流离共苦辛。薪尽火传玉石碎，沧桑过眼谶为真。”
其中“从头恩怨说牛李”一句，所述正是英文系和西洋文学系的积年恩怨。20多年后，吴宓在南京中央大学与张士一重逢，他在日记中写道：“宓与张周旋时，恒见梅光迪兄之面影浮前。”可见当年的人事争斗影响之深刻。
四 学衡派的风流云散
1923年10月，身心疲惫的刘伯明请求辞去行政委员会副主任职务。11月，刘因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刘的去世使情况急转直下。在失去刘伯明行政上的“保护”后，西洋文学系在东大的处境更为艰难。
1924年初，江苏省公署因整理全省财政需要，将1923年东大预算削减6万元，并拟在1924年再事削减。作为应对，大学财政紧缩在所难免。1924年1月2日，郭秉文在校董会报告1924年度预算时，对于学校预算忧虑重重。与此同时，东大校内传出了裁撤系科的风声。当时的西洋文学系与英文系之间多年积怨缠斗，并因英文系主任人选闹得势不两立，导致校务管理和公共英文教学多有窒碍。
1923年秋，英文系再次以全校英文课排课事向学校施压，张士一提出在课程未能排定之前，将暂时停课，最终在郭秉文的安慰下才复课。在1924年初学校因经费问题而考虑裁撤系科之际，西洋文学系和英文系的整理和*可谓首当其冲。
1924年3月16日，吴宓在写给好友吴芳吉的信中说：“东南大学已决定将工科、政法经济系及西洋文学系裁撤。所有教员，一个不留。大约今年暑假即实行，此事已经当局明白证实，势在必行。”
3月24日，张歆海写信给胡适称：“东南大学有风潮，听说文学、哲学两系因与生活实际无关系，将删去。”
张在信中所述裁撤两系出于“与生活实际无关系”的理由，也印证了东南大学注重服务社会和实用主义的办学取向。当时东大学生曾就取消科系之说质问郭秉文，郭答复称：“外间虽有此议，然必不能实行。”可见，裁撤和改组系科此时在东大校内外已传得沸沸扬扬。
4月4日，江苏教育厅厅长蒋维乔前往东南大学，调查东大内部预算情形。4月18日，江苏省公署对于东大编制1924年度预算提出标准六条，因南京高师在该年完全归并东大，乃将高师预算以1923年度标准八折后并入东大预算，东大预算以1924年度所列为限。在此局面下，东大1924年度预算不得不大幅核减。4月27日，东大校董会讨论学校预算时，议决合并西洋文学系、英语系及德文、法文、日文各学程，改组为外国语文系。5月初，学校成立了外国语文系委员会处理改组事宜，以文理科主任孙洪芬为主任，委员有吴宓、张士一、温德（Robert Winter）和程其保。到1924年7月，东大任命温德代理外国语文系主任。
虽名改组合并，但实际上西洋文学系被裁撤了。对此，相关诸人有着不同的态度和去向。在该系被裁前，数月来处于两派斗争中，如“踞炉火之上”的楼光来于该年4月宣布辞去英文系主任。楼当时本欲转赴南开，但终未能成行，而选择暂时栖身于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英文秘书。梅光迪惯于独来独往，更因与该系李今英的恋爱关系在校内备受攻击，早已无心恋栈。梅于1924年5月因恩师白璧德举荐被哈佛大学聘为汉文教员。在该年5月校方任命的外国语文系委员会委员中，便已不包括梅光迪。吴宓对于西洋文学系怀有感情，他既不满于梅光迪的荒于系务，自己在风雨飘摇之际又苦无善策，最终选择与该系共进退。在西洋文学系裁撤后，校方任命吴宓担任外国语文系委员会委员，为吴宓拒绝。5月8日，吴宓在写给郭秉文的信中称：“宓即非一系主任，在校向不与行政之事，今兹合并问题，其关系重大，情势复杂，宓不愿当此难关。”
不仅如此，吴宓对于校方挽留他继续担任外国语文系教授，两次坚辞，表示将与西洋文学系共始终。他复函郭秉文称：“宓在校三年，系充当西洋文学系教员，今该系取消，则宓无留此之必要。虽云名去实存，俯仰匏系，于心难安。”
5月中旬，吴宓接受了东北大学的聘约，选择远走关外。法文教授李思纯回到四川老家，内心不无耿耿。1924年11月，李在诗中怀念远在奉天的吴宓，诗云：“莎米文章入市非，与君劳燕各无归。尘埃颠倒谁堪问，呴沫相从世已稀。”
1925年，李专门撰写了《评东南大学及其校长问题》一文，显示出其对校方裁撤西洋文学系及其“商人式”的办学理念颇为不满。
西洋文学系被裁并以及诸教授被迫出走，在吴宓、李思纯、梅光迪等人看来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东大校园“暗争”的结果。作为校内“少数倔强不驯之分子”，在“实利主义”“商人式”的办学取向中，西洋文学系和学衡派同人的处境并不顺意。早在1923年5月，校内便传言梅光迪和柳诒徵将离开东南大学。即使是身居高位的刘伯明，随着学校局面扩大，思想复杂，内部暗争以起，“自是对内对外，皆难应付如意，而其处境益苦矣”。
1923年，胡先骕远赴哈佛求学。同年11月，刘伯明英年早逝，东大校内刚刚形成的学衡派顿失凝聚力。而所谓的学衡派，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派别和组织，不过是学人之间因志业理想的松散结合，甚至学衡派内部不同学者间还存在矛盾和芥蒂。因此，在东大系科间激烈的资源争夺中自落下风，在关涉个人切身利益的人事缠斗上也是步步退却。西洋文学系被裁撤之际，吴宓在给友朋的信中生动而又悲愤地说：“以我辈同人在校之精勤奋励、学问名望，亦足自豪，而乃轻轻一网打尽，全体遣散，世事之艰难奇幻，有如是哉！”
随着西洋文学系的裁撤，学衡同人赖以发展理想志业的学科平台不复存在，而由此造成的思想裂痕则更为影响深远。吴宓不顾校方的挽留而出走，便体现出不愿同流的对立态度。被迫出走的梅、楼、李诸人，无一例外对以郭秉文为代表的东大校方深有不满，并直指为实利主义教育对人文主义的压制。柳诒徵、汤用彤等人虽然继续留在了东南大学，却成为校内倡言改进校务、反对郭秉文的教授代表。1924年9月，学校有意请柳诒徵出任历史系主任，为柳坚辞。在1924年秋刊行的《学衡》杂志，出现了多篇公开质疑郭秉文的文字。文史地部毕业生王焕镳在《上郭校长书》中批评郭秉文“时假援于强有力者”的办学方式。他说：“强有力者固未尝知学之重，特以厚声势、务餍大欲而已耳。吾无能焉熸其焰，亦当脱然不令滋盛。奈何以察察之躯，落其彀中，尚沾沾自得哉。”柳诒徵在《学者之术》一文中直言：“谄官僚，拜军阀，是得为学者乎？”
其笔锋所指已是昭然若揭。在1925年东大易长风潮中，柳诒徵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祸首”之一。这一切都可以在学衡派与作为主流的校政诸公的分歧中隐约可见。人文主义和实验主义、实利教育与人格教育的不同，不仅是学术和教育理念上的深刻差异，还体现为具体的校务和人事纷争。西洋文学系的创立与裁撤，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学衡派在东南大学的聚与散，并映射出民国前期东大校内的分歧和抉择。
在对于东南大学时期学衡派的叙事中，长期以来学衡派成员的叙述主导着历史的书写。以后来者的眼光看，其中难免有感情用事和夸大之处，无论是梅光迪所谓的“少数倔强不驯之分子”，还是柳诒徵自嘲的“书呆子”，抑或是吴宓笔下对“科学实业家教员与市侩小人执政者”的不满，学衡同人都将自身置于东南大学主流文化的边缘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群自诩为清醒的“少数派”，自居于批评者和反对者的立场。学衡派的批评，不仅是与新文学、新文化势力的隔空喊话，而且直指东大校内执政的主流群体。西洋文学系的裁撤和学衡派的风流云散，都可谓事出有因。
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东南大学，历来有着不同乃至完全对立的评说，甚至在当时便引起激烈的争论。作为当事人的学衡派，从学术和教育的立场出发，对于问题的认识有着独特的视角，其允当与否尚自有可辨之处。但无法否认的是，学衡同人对于自身处境有着深切的体认，并着意于描述与校内主流之间的分歧和对立。这是他们当时即如是的认识，不仅在学衡群体中产生共鸣，而且深深影响到其后来的行为。思想上的批评者，在此后的运动中多成为行动上的反对派。在1925年东南大学的易长风潮中，学衡派同人的身影和影响仍清晰可辨。
余论
1924年夏，柳诒徵应邀为即将离散的吴、梅二人撰写了一篇《送吴雨僧之奉天序》的送别短文，文中写道：“梅子、吴子同创杂志曰《学衡》以诏世。其文初出，颇为聋俗所诟病。久之，其理益彰，其说益信而坚。浮薄怪谬者屏息不敢置喙。则曰：‘此东南学风然也’。梅子、吴子闻而笑之曰，吾以明吾学，奚以一校之囿？于是梅子复绝大洋，东走新陆，以吾国文学教西人。吴子亦出榆关，览医巫闾，涉辽河，振铎于新造之行省。”
论者多引用柳氏所言的前半部分，以证学衡派即“东南学风”之代表。但从柳氏全文来看，该文毋宁说是对于学衡同人困境中的勉勖。柳深知吴宓和梅光迪离开东大的真相，却以传播吾国文化于异邦绝域相勉励。柳诒徵将学衡派的思想主张视为东南学风，考虑到学衡派同人与学校主流的隔阂，以及此后柳氏在易长风潮中的言行，他的这一论断与历史并不相符，似可看作学衡同人的强作欢颜。与柳氏相比，远走关外的吴宓似乎表达得更为直接。本文首段所引吴宓的诗句，显然是充满遗恨和感伤。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东南大学作为“反动势力的大本营”成为被改造的对象，郭秉文也被视为“东南学阀”被通缉。曾经以反对者自居的学衡派重回校园。1927年7月，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校长张乃燕函请梅光迪出任文学院院长，但梅未能就任。柳诒徵被任命为大学改组委员会委员，楼光来出任文学院院长，汤用彤任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哲学院院长。该年7月，柳诒徵、梅光迪、汤用彤等人还专门致电时在清华任教的吴宓，邀其南下筹商校务，并担任西洋文学教授。
历史的吊诡在于，作为“首都最高学府”的中央大学，在追寻历史记忆和文脉传承之时，无法从反动学阀主导的东南大学寻求资源，而曾经作为少数派的学衡群体再次成为可以遵循的宝贵财富。与郭秉文的命运不同，作为学衡派魁宿的刘伯明在中央大学受到推重。张其昀从1928年开始便在中大师生中宣扬刘伯明的思想和主张。1932年，在柳诒徵、张其昀、缪凤林的组织下，《国风》杂志在中大创刊，被认为是学衡派的“中兴”。1932年，《国风》刊出了纪念刘伯明先生专号，可以视为对学衡派的一次集体缅怀。1935年，《国风》又刊出了南京高师成立20周年纪念专号，胡先骕在《朴学之精神》一文中再次强调了学衡派与东南学风的关联。他说：“夫南雍之精神，不仅在提创科学也。文史诸科，名师群彦，亦一时称盛。……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以正，人文主义乃得与实验主义分庭抗礼。‘五四’以后，江河日下之学风，至近年乃大有转变，未始非《学衡》杂志潜移默化之功也。”
这些都体现出学衡同人有意于大学学风建构的努力。他们对于学衡派和东南学风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当今的研究者，难以分辨历史的本相和后来者的描绘。
1924年秋，正在哈佛访学的胡先骕得知吴宓远走关外后，寄诗两首慰之。其中一首诗云：“一齐众楚奈群咻，辟墨排杨志未酬。率兽食人深隐患，徙薪曲突孰贻谋。辽东皂帽哀畸遇，门巷乌衣感旧游。莫计穷通论得失，斯文未丧在吾俦。”
曾经“少数倔强不驯之分子”，留给东南大学和中国文化的是一份丰厚的思想遗产。风流云散之际学衡同人的勉励，既是一种宽慰，又何尝不是其内心流露的笃定。
作者牛力，系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副研究员。本文选自《民国研究》第35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刊发。
摘编丨吴鑫
编辑丨宫照华
校对丨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