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坐像
鉴真于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出生在扬州的一个中层家庭，俗姓淳于。唐朝的扬州是中外交流的重镇，佛教十分盛行，中外僧人云集，佛寺多达三四十所。鉴真的家庭充满着浓厚的佛教氛围，他的父亲是一位虔诚修行的居士，经常到大云寺参禅拜佛，并在智满禅师处受戒。在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双重影响下，幼年的鉴真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年），年仅14岁的鉴真征得父亲的同意，在大云寺剃度出家，拜智满禅师为师，获得法号鉴真，成为一名小沙弥。
北游
当时在江淮一带弘法传戒最著名的僧人，是被誉为天下四百余州的“受戒之主”道岸律师。中宗神龙元年（705年），道岸律师路经扬州大云寺时，见到了跟随智满禅师修行的鉴真，并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鉴真只身前往光州（今河南光山县）大苏山拜访道岸律师。道岸律师觉得鉴真勤奋好学且德行高尚，便为他授戒。中宗景龙元年（707年），道岸律师接到朝廷诏书，前往都城长安弘扬律法。鉴真于是跟随道岸律师北上东京洛阳和西京长安学习戒律。
鉴真先在洛阳度过了一年光景。当时的洛阳，名刹林立，高僧云集，佛教研究十分兴盛，鉴真在这里游览了中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观摩了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石像，真正开始接触和感受到佛学。鉴真来到长安后，经道岸律师推荐，拜另一位德高望重的弘景律师为师，并受具足戒。佛教十分重视宗派师承，道岸和弘景都师从律学大师文纲，是律宗传人。律宗以戒律为立宗原则，注重“内心巩固、止恶兴善”，与佛教的其他宗派，如天台、法相、华严、密、禅等同为著名的佛教派别。鉴真在名师的影响下，对佛学的造诣很深，尤其精通戒律。
长安是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长安学习期间，鉴真无论在见闻上，还是在学业上，都有很大的收益。鉴真在长安深受唐朝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影响，他不拘泥于门派之见，融合各家长处，遍访高僧，聆听融济、义威、大亮、远智、金修、惠策等律宗高僧讲律；他博览群书，勤学好问，学习佛学、医学、建筑、雕塑、绘画等各门类知识，这不仅为他南归扬州讲律授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他东渡日本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南归
玄宗开元元年（713年），鉴真学成后南归家乡扬州，并以扬州为中心，在江淮一带从事宗教活动和社会活动。当时的律宗主要分成南山宗、相部宗、东塔宗三派。鉴真以南山宗为主，广为参照、吸收其他各家学说，成为南山宗的嫡传，同时又集三宗之大成，数年之间便成为名满天下的律学权威，被尊称为“江淮化主”。
鉴真从南归扬州之后，到接受日本遣唐学问僧的东渡请求为止，主要的活动包括讲宣佛教戒律、建立寺舍、造佛塑像、缝纳袈裟、救济贫病、抄写经卷、度人授戒等。此外，鉴真还广收门徒，他的弟子遍布四方、人才辈出，如祥彦、法进、灵祐、志恩、思讬、法瑜、乾印等，都是在当时江淮一带佛教界闻名遐迩的僧侣。
佛教自6世纪中期经朝鲜传入日本后，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支持和崇信，尤其是笃信佛教的圣德太子，他执政期间大力弘扬佛教，对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进入奈良时代，日本确立了基于佛教思想基础上的统治体制，整个国家充满浓厚的佛教氛围。然而，日本佛教的受戒制度却很混乱，律宗势力也很薄弱，律学戒师十分缺乏。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日本遣唐留学僧荣叡和普照带着到中国聘请律学戒师的使命，跟随朝廷派出的遣唐使团一同赴唐。
荣叡和普照来到中国后，在洛阳、长安一边学习深造，一边物色合适的名僧。经过10年的寻觅，荣叡和普照才最终确定下来他们要邀请的高僧人选。玄宗天宝元年（742年），荣叡和普照到扬州大明寺拜见鉴真，并转达了日本迫切需要招聘戒师以及朝野对他的敬仰和期盼，恳求他到日本讲律授戒。鉴真则对荣叡等人说道：“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来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着四句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以此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也。”并当即征求在场弟子的意见：“今我同法众中，谁有应此远请，向日本国传法者乎？”结果众人都沉默不语。后来弟子祥彦才说：“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当时由于造船技术落后、没有掌握季风规律，面对汹涌澎湃的波涛和变幻莫测的天气，穿越东海时经常发生船毁人亡的事故，因此祥彦的话并非夸大其辞。鉴真也深知东渡的危险，但为了弘扬佛法，他态度非常坚决地说：“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鉴真的决心感动了弟子，祥彦、道航、思讬、如海等21人当即表示愿意追随他东渡日本。
鉴真之所以决心东渡日本，除了普度众生的佛法思想和荣叡、普照的邀请之外，生活环境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鉴真成长在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的时代，当时朝野上下都具有高度的自信和宽阔的胸襟，他们通过官员、商人、学者、僧侣等，积极与世界各国进行友好交流。如此开放的外交政策和频繁的对外交流，无疑造就了鉴真开放、坦荡的胸襟和气魄，同时也让他在无形中意识到与外国人友好交往并传播文化的重要性，进而做出六次东渡日本的壮举。
东征传绘卷（局部）
东渡
当时由于沿海一带经常有海盗出没，朝廷严禁民间私自造船渡海，所以鉴真同荣叡、普照以及同行弟子的东渡准备只能秘密进行。玄宗天宝二年（743年）春，当造好船只，备好粮食和经典、佛像等各种物品，正待启航时，不料祸起萧墙。事情的大致缘由是，道航提出如海学问不够、德行不高，不适合一同去日本弘扬佛法；如海听了道航的话后恼怒不已，便到衙门诬告道航等人造船出海、与海盗勾结。结果，道航、荣叡、普照等均被拘禁，所造船只也被没收，首次东渡计划就此搁置，同时也由此揭开了东渡磨难的序幕。
事情的原委后来被查清，被捕的僧人都得以获释。荣叡和普照获释后并不甘心，于是再度拜见鉴真，希望他仍能率众弟子东渡。鉴真佩服二人的意志，安慰二人，并着手第二次东渡的准备。经过四个月的周密准备后，鉴真等人从扬州举帆起航。当船只由扬州东下，航行至长江口附近时，突然遭到恶风巨浪的袭击，船体触礁破损，物品被波浪卷走，众人只能被迫蹚过淹至腰部的潮水登岸。时值隆冬，天寒风急，大家饥寒交迫。第二次东渡又以失败告终。
两次失败并没有动摇鉴真东渡的信念，他继续修理船只，于一个月后第三次起航东渡。这次航行数日后，遭遇大风浪，无法航行，只好抛锚，停靠在海湾。经过一个多月的等待，风力变小，于是再度扬帆起航。不幸的是，航行数日后，船体触礁，满船的经卷、佛像、药材和粮食等散落海底，许多人因此失去了性命。活着的人则困守荒岛，最后被附近的渔民发现并禀告官府。后来，官府派船营救鉴真一行人上岸后，将他们安排在阿育王寺。第三次东渡失败。
鉴真在阿育王寺住下来之后，附近寺院的僧人闻讯而来，纷纷恳请他去讲宣律学，设坛授戒。鉴真于是带领弟子们周游各寺，并乘此机会四处化缘，为第四次东渡筹集资金、置办物品。由于江浙一带不便出海，鉴真便南下，从福州出发。然而，由于众信徒十分担忧鉴真东渡可能会危及他的性命，以及由此给律宗在江淮一带的弘法带来巨大损失，因此，灵佑会同扬州各大寺院的三纲（即三个主持佛寺的僧职上座、寺主、维那），联合向官府申诉，请官府出面阻拦。最终，鉴真一行被官府半途截回扬州。官府因害怕鉴真再次东渡，索性将他软禁起来。至此，第四次东渡失败。
一晃3年过去了，官府渐渐放松了对鉴真的监视。荣叡、普照又和鉴真相会，商议第五次东渡。这次东渡在东海上来回折腾了很长时间，耗费了不少积存物资，尤其是淡水用尽，每天只能以少许生米充饥。在经过14天的漂流之后，船只抵达海南岛的南端。逗留海南岛期间，鉴真依然四处讲宣律学，登坛授戒。然而，荣叡和祥彦因辛苦跋涉、劳累过度，相继圆寂。荣叡始终在为推动鉴真东渡作不懈努力；祥彦最早支持且始终追随鉴真东渡。他们的去世对鉴真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而更大的打击是，鉴真自己也因长期受暑热，身患眼疾，最终导致双目失明。
转眼间，距离第一次东渡已经过去了11年。鉴真此时虽已年近古稀且双目失明，但依然没有放弃东渡的初衷。这一次，鉴真跟随以藤原清河为大使、以吉备真备为副使的遣唐使船东渡。一同随行的还有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的阿倍仲麻吕（晁衡）。这次的航行一开始比较顺利，但中途风暴突起，船只在翻江倒海的怒涛中上下颠簸。藤原清河和阿倍仲麻吕所乘的第一船不幸漂流到了安南（今越南），历尽艰难后又回到中国。鉴真所乘第二船幸运地漂流到了日本九州南部的鹿儿岛。由此，鉴真实现了东渡异域山川之国日本的宿愿，在日本传授戒律、弘扬佛法、传播文化，对日本的宗教和文化事业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本文发表于《学习时报》2020年5月11日第3版（有增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