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钦
科举考试发展到宋代，已经十分完善和成熟。整个考试过程既严肃紧张又周密细致。宋代科举制度除了一些制度创新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是，改进了科举制度的公正性。
古代科举考试的贡院。
壹
锁院与糊名的发明
“锁院”“糊名”都是在宋代提出并完善的。 在宋太宗淳化元年，为了表示公平取士，知贡举苏易简入贡院后，便不与外界沟通，此后成为定制，被称为“锁院”。到宋真宗初年，规定所有的试卷，要经过封印院糊名之后，再送往知举官处阅卷。“糊名”制度的诞生使得考试完全凭借考生的答卷情况来选拔人才，进一步强化了考试的公正性，唐代科举中的士人考前投状，名人举荐等妨碍考试公正性的因素都得以杜绝。“公正性”的提高，可以看成是科举制度发展完备的一个重要特征。
让我们看看嘉祐二年整个科举考试的全流程吧。考试之日，考生凌晨入场，依次就座，主考官将试题写出后，考生对题目有疑问，可向主考官提出。考场由皇宫侍卫严加看守，黄昏时分才开门放考生出院。考试结束后，由内侍官收取试卷，先交编排官，去掉籍贯、姓名等，另行编号，然后交给封弥官誊写一遍，校对无误后，盖上御书院的印章。这一过程就是“糊名”，目的是防止营私舞弊。接着，由初考官初次判卷，定出等第；然后再次“糊名”，由覆考官覆判；随后由详定官启封，以两次判卷的结果决定等第；最后交还编排官，揭去糊名，恢复姓名、籍贯，决定礼部录取的名单，奏闻朝廷，以供殿试最后裁决，这叫奏名，也叫定号。其严肃性和公正性，与现在的高考有得一拼吧。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高考是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放在封建社会，科举考试何尝又不是呢？
北宋嘉祐二年（1057）的科举考试，从正月初六至三月初五，整整两个月。各科共录取899人，其中进士科388人（礼部考试进士科出线373人，三月十一日的殿试放榜时，比礼部试登科进士多了15人，这15人是特奏名进士。所谓特奏名是指屡次参加礼部试不中的考生，另造册上奏，特许附试，属于照顾性质）也是从这一届科举考试开始，宋朝确立了“殿试不落黜”的原则，即凡获得参加殿试资格的进士，原则上都不落黜（之前最高可达50%以上落选），都赐予进士出身，殿试仅仅是评定名次而已。
苏轼
贰
高手如云的比拼
后世之所以将嘉佑二年的科举誉为“千年科举第一榜”，因为这一次科举考试中，产生的很多进士，对后世的文学、政治、思想等领域影响非常之大，无论政治、经济、文学、经学都有独领风*的人物出现，可谓是群星璀璨，辉映史册。
这场科举考试，“唐宋八大家”占了三席，分别是苏轼、苏辙和曾巩。经后人梳理总结，在《宋史》中有传的就有24人，他们分别是章衡、窦卞、罗恺、邓考甫、王回、王韶、王无咎、吕惠卿、刘库、刘元瑜、苏轼、苏辙、郑雍、林希、梁焘、曾巩、曾布、程颢、蒋之奇、杨汲、张载、张璪、章惇、朱光庭等。这些人中，有9人曾担任宰执：分别是王韶、郑雍、梁焘、吕惠卿、苏辙、林希、曾布、张璪、章惇等。这对于那些成绩在进士线上徘徊的读书人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
看看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都在哪些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文学家有苏轼、苏辙、曾巩；理学家张载、程颢和吕大钧；王安石变法的核心人物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张璪、林希、蒋之奇、邓绾；保守派名臣朱光庭、梁焘……有意思的是，后来成为理学大家的张载是程颢的表叔；曾巩与他的弟弟曾布、曾牟，以及堂兄弟曾阜，一门四人同科及第；状元章衡与叔父章惇同科及第，但章惇的名次在侄儿章衡之下，深以为耻，遂放弃殿试成绩“委敕而出”，下次科举考试时，高中甲科，其任性程度，恐怕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无人出其右；以善长险怪文风的太学生刘几名落孙山发动“进士群辱欧阳修”，后来痛改前非，彻底摒弃怪僻文风，两年后改名为刘辉，被担任殿试详定官的欧阳修擢为第一，获得殿试甲科……可以说，1057年的那场“高考”，不仅照亮了北宋的星空，也因其群星闪耀，辉映着历史的星空。
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是：“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因为这次科举考试，因缘际会齐集京城，其中四大家与这次贡举直接有关：欧阳修身为主考官，曾巩与苏轼兄弟都是进士及第。另两大家也在京城：苏洵送二子应试，王安石正在京担任群牧判官（国家养马场的场长）。
对这一奇特现象，吴钩在《宋仁宗：共治时代》做了如下深刻分析：嘉祐二年的礼部贡举之所以能遴选出这么多杰出才俊，除了归功于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慧眼识才，也应归功于范仲淹昔日推行的庆历新政。新政“十条”中的一项举措为“精贡举”，含教育振兴与改革、科举考试改革两个部分，其中的科举考试改革在庆历五年叫停：“礼部贡院进士所试诗赋，诸科所对经义，并如旧制考校”，但教育振兴计划却坚持了下来，朝廷在国子监设太学，又在地方州县遍设官学，史称“庆历兴学”。从庆历兴学至嘉祐二年，已有十余年时间，苏轼、苏辙、曾巩、王韶、张载等嘉祐二年的进士，正是在这十余年间接受的教育。
叁
苏轼未能进前三
嘉祐二年的贡举考试，名气最大的，莫过于苏轼，尽管历史的真相是他的考试名次并不靠前，但因为相关的单科考试获得了主考官欧阳修的极大赏识，以及由此产生了口口相传至今的若干精彩故事，使大家误以为，苏东坡因为欧阳修为了避嫌的原因，与那届科举状元擦肩而过。
事情的真相是：嘉祐二年的殿试中，苏轼中第四甲，苏辙中第五甲，排名是较靠后的。按惯例，第四甲可授予“判司簿尉”范围的官职，第五甲则不能立即授官，须候选。
苏轼参加的嘉祐二年进士科礼部考试，一共考四场：第一场试诗赋，第二场试论，第三场试策，第四场试经义。试诗赋即考生根据给定的题目与韵脚现场创作若干首诗赋；试论类似于命题作文，按题目写一篇短论；试策，即出题者就时务提出若干具体问题，让考生发表见解；试经义则是出题者从儒家经书中截取一句话，请考生阐述其蕴含的义理。
苏轼在第一场考试中，所作诗赋被评为不合格，第二场试论得第二（《刑赏忠厚之至论》，即应试的短论），第三场试策成绩不详，第四场试经义得第一。综合四场成绩，顺利登科，获得进入殿试的资格（至于苏轼省试的具体名次，现已难考索）。如果不是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欧阳修与梅尧臣的赏识而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苏轼很可能在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中落第。如果落第，他与欧阳修将不再有后来让人羡慕的师生关系，也许，他的人生命运将会被改写，能不能有我们今天熟知、人见人爱的苏东坡，都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肆
欧阳修产生了错觉
据《文献通考》载：宋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凡进士，试诗、赋、杂文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
为什么苏轼在礼部贡举中总成绩并不靠前，单科论排第二却引起了巨大轰动，连他单科得第一的经义都没有人谈起，以至千年以来，人们以讹传讹，误传其总成绩为第二呢？这其中实际上大有文章，按当时省试四场考试的内容来看，惟第二场论最能体现欧阳修下决心倡导的古文之风。并且这篇论中还有“想当然”的典故（皋陶曰“*之”三，尧曰“宥之”三），让最先发现而饱读诗书的梅尧臣不知其典故，但文章务实的文风又与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高度契合，遂向主考官欧阳修报告，欧阳修亦不知其典故出处，因疑心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才判为第二。从传播的角度，这个不经意间出现的“梗”，引起了整个考官团队的高度关注，由此在去“糊名”之后，都急于想知道是谁作的文。这才有了后来妇儒皆知的相关故事：欧阳修给好友、担任此次科举考试编排详定官的梅尧臣写信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言及苏轼，欧阳修多次向人说起：“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以及欧阳修给自己的儿子们所言：“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作为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的一言一行，都是文坛的风向标，如此溢美之辞，更是让苏东坡爆得大名，成为红遍全国的新闻人物。风头之劲，反而盖过了后来殿试的状元。
至于后来殿试中的排名，更是与北宋的科举考试不断改革、修正和完善有关。进士科在太祖朝因取士不多，皆不明确区分甲第，唯以赐及第、出身显示高下。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起，随着取士人数的增多，录取进士分等，兴国五年（980年），进士开始分甲、乙等，甲等即第一等，授将作监丞，通判藩郡（诸州），乙等即次等，授大理评事、知令、录事。科举考试录取分甲乙科，主要目的是作为授官的依据，以便按成绩等级高下决定授官之高低。后到仁宗景祐元年，进士又分为五甲，宋代科举中习称的甲科，在五甲制下一般是指第一甲，乙科则是指第二甲至第四甲。但乙科与丙科之间却界限模糊。殿试的最终结果，苏轼初列丙科，因第四场《春秋》对义名列第一升一甲而升为乙科，从第五甲升至第四甲，赐进士出身。苏辙中第五甲，不能立即授官，须候选。
在惨烈竞争的科举考试中，由于录取比例极低，过五关斩六将最后进士登科的，都是人中龙凤，即使像后来被认为是天纵之才的苏东坡，在省试中也会有不合格科目，也会无缘甲科，更不要奢望前三甲状元榜眼探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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