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2010年6月在北京“京师大学堂”举办的“契丹文明密码文化研讨会暨契丹文物精品展览会”上，曾展示了三金一银四块蒙元时期的符牌。展览会是配合研讨会而举行的一次小型的、观众有限制的、会期仅一天的、半内部性质的展览。笔者的金牌，由于隐藏了太多的神秘信息，引起了与会者极大的兴趣和关注。几天时间，据说有上百家媒体转刊了三块金牌的照片。在此情况下，也诞生了贺其叶勒图背着展品主人，仅凭两张金牌正面照，就将展品主人凭几十年收藏经验确认的，花十数万真金白银收藏的三面金符牌，轻率地质疑成赝品的奇闻怪事。
以前怕被人仿造，一直没在博客上讨论过三个牌子的情况，也从没公开过它们的照片和任何形制数据。展览会上本是禁止拍照的，媒体上刊载的那两张偏色失真照片是谁提供的，笔者至今不得而知。为使关心这次金牌讨论的朋友，了解事实真相，全面了解金牌的所有神秘信息，笔者愿和朋友一起通过赏析的形式将三块牌子的一切细节和其在历史中核查的情况毫无保留地介绍给大家，让大家自己判断自己所见事物的是非。眼下就从争议最大的，笔者所藏元代八思巴文大型虎头金质圆牌（图1、2、），开始这揭秘之旅。
一、虎头金质圆牌的形制之谜。
见到虎头金质圆牌实物的第一印象，应该是它形制的硕大，在元代八思巴文圆牌中很少有这么阔大的圆牌。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十面八思巴文圆牌：
①1881年,在前苏联托木斯克州巴卡塔尔斯克出土一枚圆牌, 铁质银字,首部雕琢有虎头纹样。牌面有竖排八思巴字五行,正反面文字相同，尺寸不明；
②1925年,在北京发现一枚圆牌,铜质。正面首部为兽头纹,牌面内铸有方形轮廓两重,内自左至右书写有波斯文、八思巴文、畏兀儿文; 反面首部饰叶蒂纹,牌面内有一重方形轮廓,内书写一令字,左右两侧书写有关伪防奸,不许借带,违者治罪12个汉字,轮廓外围雕饰有缠枝纹，圆牌右侧边轮上刻画有“地字五十号”5个字。圆牌通高12.7，直径11.6厘米；
③《尊古斋金石集·乙》中刊录的圆牌，质地不清。顶部饰叶蒂纹纽。正面中行为八思巴字，左边为畏兀儿蒙古文，右边为篆书“省府巡牌”4个汉字。反面居中有一小行八思巴字，右侧为竖排“天字廿六号”5个字，左侧为“至正二十五年 月 日”8个汉字，尺寸不详；
④1934年在热河某地发现与北京同一类型的另一块圆牌也已流入日本，收藏于日本原天理大学。尺寸不详。
⑤1962年，在杨州旧城墙下发现一枚圆牌，铜质，首部饰叶蒂纹。正面为并列波斯文和八思巴文两行。反面书写汉文，居中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右侧为“公务急速”四字，左边依次为“持此夜行”、“玄字拾号”八字。牌高17，直径14，厚1厘米；
⑥1965年，甘肃省博物馆征集到一枚圆牌（图3、4、），铁质，银字。首部雕琢有虎形兽，正反面雕刻有相同的八思巴字5行。通高18，直径11.7厘米，重219克；
⑦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收藏一枚圆牌，铁质，金字，首部雕饰有虎形兽，虎形兽顶部有一椭圆形持环。圆牌正反面阳刻相同的八思巴字各5行。此牌与甘肃省博物馆所藏圆牌形制相同。通高18，直径11.7厘米，重249克；
⑧1985年，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杜尔基苏木、色音花艾里发现一枚圆牌，铜质。首部饰有莲花式纽，纽下部有一横额，额两面刻有八思巴字“五”，“五”上边有一“上星下月（孕星）”字符号，圆牌正面雕饰三重圆圈，小圈内居中一“元”字，小圈外围环雕有藏文和汉文，汉文为“天字拾二号夜巡牌”，再外圈雕饰一圈云朵纹。圆牌反面亦雕两重圆圈，里圈内自右至左雕刻有竖排波斯文、八思巴文、畏兀儿蒙古文3行，外圈雕饰有缠枝纹。此牌通高16.3，直径11.3，厚0.6厘米，重725克。
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八思巴银字铁质圆牌一面，上有伏虎纹饰，牌的两面有相同的5行八思巴字。高18厘米，宽11.5厘米。何时何地发现不详；
⑩西南大学征集自西藏阿坝塘错尔基寺的元朝颁赐给该寺的圆形铜牌（图5、6、），该圆牌，铜锡合金，泛青灰色，更像铁质。通高(含头部铜环) 18.4厘米,最宽11.7厘米。头部铸有虎头纹样，并有供佩戴用的圆环。圆牌正面阳刻八思巴字5行，反面八思巴字阳刻5行呈反体，其文与正面相同，凹处都有红色印泥残留，估计曾作印信使用。
通高最大者不过18.4厘米，最宽者不过11.7厘米。而笔者虎头金牌通高22.3厘米，最宽处达15.8厘米。可称得上圆牌中的“巨无霸”。既使在元代所有种类符牌中，虎头金牌的面积352.34平方厘米，也是最大的。虽然重量不是最重的，但490克重量的金牌亦应属金牌之王罕见之至。这种特大的虎头金牌莫非就是元代传说中的“大牌子”？它是干什么用的？怎么使用？这一连串的问号，在后面我们将通过对史料的分析一一给予解答。下面我们先共同欣赏虎头金牌制作工艺的精美。
二、虎头金质圆牌的制作工艺之谜。
虎头金质圆牌不仅是目前存世元代符牌中面积最大的符牌，而且是所有符牌中制作工艺最复杂，制作最精美的符牌。目前所有存世元代符牌都是板形片状，唯有虎头金质圆牌的造型是独一无二的高浮雕巨大虎头双爪下连一圆形板状牌子造型。牌子通高223毫米，圆径158毫米，虎头高65毫米，虎爪距120毫米，圆厚4毫米，虎头厚13毫米，穿孔外径17毫米，内径9毫米，重490克。全牌采用范模浇铸，冲模成型，錾刻加工，鎏金装饰，挂锡防锈等复杂工艺精心制成。虎头装饰，雕琢精美，色采华丽，造型生动，虎虎生威。虎眉虎须细腻精美，毫发入微，錾痕清晰可辨。金牌作者对老虎习性和神态高度概括表现的艺术功底。不仅能表现出柔中带刚的猛虎，而且对它正伏地蜷卧，虎视眈眈地伺机猎物的神态,刻画得惟妙惟肖。四行阳镌八思巴美术体金字在字里行间挂锡底面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醒目，端庄瑰丽。
牌子背面为凹形，保持了冲模成型后的原始状态，但在上面加挂了一层特殊的特殊的金属合金，目的可能是防锈隔潮（防氧化）。让人不解，令人感到神秘的是，这种工艺，元代仅此一见。而在一、二百年前大辽国却也发生过一次用这个工艺制造契丹大字金牌的事。然后，这个工艺就神秘消失了，直到今天没见第三种用此种工艺制作的物品。
虎头铁质金字银字圆牌，从出土面世情况看，制作的大多粗犷有余，精细不足。而虎头金牌却不惜成本地，选用优质贵重材料，采用当时最繁复最费时最昂贵的制作工艺，制作了这样一面（至今日为止，存世仅见此一面，看来在当时制作数量也不多）与众不同、风格迥异的金质圆牌，到底是为什么？难道仅为了显示元代制作工艺高超，大元皇家物品的雍容华贵不同凡响？恐怕事情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个中缘由尚待诸位朋友慢慢探究。
三、虎头金质圆牌的等级之谜。
目前己知笔者虎头金质圆牌是元代符牌中面积最大，制作最精美的符牌，那他是不是元代符牌中等级最高的符牌？从面世的九面八思巴文圆牌的形、制作工艺看，虎头金质圆牌的确够得上是等级最高的圆牌。既使把已发现的所有长条形“皇帝圣旨”金银牌全部包括在内，笔者的虎头金质圆牌，照样是面积最大，制作最精美的符牌，即也应是元代所有八思巴文符牌中等级最高的符牌。
元代符牌作为继承辽金符牌制度的忠实执行者，在发展中有创新，把作为行使特殊职权时信物的符牌，通过形制、材质、制作工艺、文字内容的变化，分成不同职权，不同用途，不同等级的符牌。蒙古汗国时期的符牌及制度又与大元国时期的符牌及制度有着显著区别。宋以来的历史学家和文字学家，没有看到这种变化和区别，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职权，不同用途，不同等级的符牌，混在一起叙述，结果造成当今对蒙元符牌研究的贵贱颠倒，用途不清，等级错位的混乱局面。
由于本文是专谈圆牌的，所以仅就出土圆牌实物和史籍记载谈起。前面介绍的目前存世的十种圆牌，扣除其中的已知用途、职权的：二面“令牌”①④；一面“省府巡牌”③；一面“夜行牌”⑤；一面“夜巡牌”⑧外，其余五面牌文形制相同、铁铜质、金银字圆牌，应就是《元史·刑法志》所说的“诸朝廷军情大事，奉旨遣使者，佩以金字圆符给驿，其余小事，止用御宝圣旨。诸王公主驸马亦为军情急务遣使者，佩以银字圆符给驿，其余止用御宝圣旨。若滥给者，从台宪官纠察之。”的“给驿，金、银字圆符”。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从形质、材质、制作工艺、文字内容等多方面衡量，虎头金质圆牌和它们都有本质区别，根本不在一个档次，等级相差悬殊。
蒙元史籍中记载与虎有关的符牌，有“大蒙古国”时期，宋孟珙《蒙鞑备录》所记“鞑人袭金虏之俗，亦置领録尚书令、左右相、左右平章等官，亦置大元帅等职。所佩金牌，第一等贵臣，带两虎相向，曰虎斗金牌，用汉字曰：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当便宜行事。其次素金牌，曰：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又其次乃银牌，文与前同。”的“虎斗金牌”与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所记“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刘仲禄悬虎头金牌，其文曰：如朕亲行，便宜行事。及蒙古人二十辈，传旨敦请。”以及宋徐霆在《黑鞑事略疏证》里所说“鞑人止有虎头金牌、平金牌、平银牌”中的“虎头金牌”。如今大蒙古国，这两种非八思巴文虎斗、虎头金牌均未见传世，具体什么模样不得而知。
大元国的虎形符牌应有三种，即《元史·兵志》所说“万户、千户、百户分上中下。万户佩金虎符，符趺为伏虎形，首为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别。千户金符，百户银符。”之“明珠虎符”，“虎头金符”，“虎头银符”。每种又分上中下三等。“明珠虎符”，知道是以虎首上明珠数目区分等级，三珠最高，二珠次之，一珠最下。“虎头金符”，“虎头银符”区别等级，愚意是以材质分别，纯金最高，金铜合金次之，鎏金最下。今见有面世虎头长条形金符一面（图7、）可资佐证。其亦可证明金银符不是圆牌状，而是条状。民国罗振玉《增订历代符牌图录》所载元国书虎头长条形铜牌（图8、），则是更低级的民俗牌，牌文“嘉官进禄”就证明了这一点。
“明珠虎符”是什么形状，首上明珠是何状态？史籍载之不明，实物未见。按各方面资料推测，唯有笔者所藏之伏虎形金质圆牌符合这“明珠虎符”状态与条件。所谓“首上明珠”应是皮条穿系牌孔后，穿系在皮条上用以压紧皮条的明珠。如果笔者推测无误的话，笔者所藏之伏虎形金质圆牌，即是元代颁给万户的“明珠虎符”。但到底是颁给上、中、下，哪级万户？又到底是三珠、二珠、一珠，哪种“明珠虎符”？
《马可波罗游记》对金牌的颁发，有详尽记述：“百户得到的是银质奖牌，千户得到的金质奖牌，或是银包金的。这两种奖牌重一百二十萨吉。万户获得的是镌有狮子头像的金牌，重达二百二十萨吉。凡是十万军的统帅或一支大军的总指挥，获一枚重达三百萨吉的金牌。”笔者以为所有万户虎符都应是一样，即都是伏虎形金质圆牌，仅以虎首上穿缀的明珠数目三珠、二珠、一珠，区分万户上、中、下的三个等级。据此，可以知道为什么伏虎形金质圆牌形制特别硕大，制作不惜工本、工艺特别精美了？因为它是大元国最高等级、颁发最高官员的身份凭证，职官金牌。
四、虎头金质圆牌的文字之谜
虎头圆牌上四行阳镌八思巴美术体金字，经著名八思巴文研究学者邵华伟先生译释，其汉译大意为：（从左至右、从上至下）“仰仗永恒苍天之威力（长生天气力里），对（向）军官（兵士）们，祝愿皇帝圣明（皇帝圣旨）。”从译文看，这似乎是一名高级军官（符牌主人）受到了皇帝的封赏后，对麾下官兵，祝颂皇帝圣明。这种内容的八思巴文虎头金质圆牌符文，尚属首见。
牌上八思巴蒙古文在书写方面也确实和常见的写法上有些区别，第一行最后一个字好象应该写成ri，而这里写成了di。第三行第一个字应该写作rig，而这里却写成了r(a)n(a)g,造成了意义上的歧义。至于k及i的写法不规范，u的几种写法，在牌符中比比皆是。邵华伟先生认为这些“不规范”现象，可以理解为书写不同地域方言而采用的不同音字。两个错别字的出现，也不是唯一不可饶恕的罪过。米努辛斯克长牌及纽克牌子中的关键词一个写成了monka，一个写成了monqa，这都说明当时的工匠对八思巴文是不熟悉的，是初次摹写，监督的官员对八思巴字同样是生疏的，出现错讹在情理之中。反之，说明此牌制作时期八思巴字刚颁行，所有官员和工匠尚都未掌握八思巴字，工匠只能照发下样本摹写，监官也只能按样监督，故此有错亦很难发现。
虎头金质圆牌牌文，不是常见碑牌文格式化的“靠长生天的气力，皇帝圣旨，谁若不从，即要问罪”。没有威胁性的“谁若不从，即要问罪”一句。这恰恰说明了职官牌的性质和圣旨牌的的区别。在颁发论功行赏的职官牌上，怎么会出现有威胁口吻的句子？那岂不是对皇帝颁赏的莫大讽刺与不敬？所以，用“仰仗永恒苍天之威力，对军官们，祝愿皇帝圣明。”这样句式，表明对皇恩浩荡的感激之情，应该是最恰当的选择。
关于八思巴字蒙古文转译成汉语的问题，笔者赞成照那斯图先生的观点“八思巴字字母的写法, 并不都很精确,有的甚至完全走了样”，所以“八思巴字的拼写法原则，即根据这两种语言的实际口语拼写它们的语音。”再根据现代汉语将音译的元代汉语整理成现代汉语书面语言，否则译写的汉语几不能读，让人费解。整理的过程是检验译者语言学、历史学、文物学等综合能力的试金石。有的学者往往在这一阶段功亏一篑，做出错误判断，确实应该引起我们警惕。
五、虎头金质圆牌的制作时间之谜。
虎头金质圆牌（虎符）何时制作？由谁制作？通过对《元史》的检索，我们知道忽必烈1260年继位大蒙古皇帝，建元中统。1269年（至元六年），八思巴字创制成功，当年下诏颁行天下。诏曰：“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1271年（至元八年）十一月，忽必烈建国号大元，八思巴字正式作为国字在元朝使用。从中可以看出最早使用八思巴字者应不会早于1269年（至元六年）。而万户以上行颁虎符制度的出现应早于八思巴字创制成功的1269年（至元六年）。因为1278年（至元十五年）曾下达将写有旧虎符上畏兀儿字改为八思巴字的诏令。至此可知八思巴文虎头金质圆牌（虎符）制作上限为1278年（至元十五年）。下限应至北元灭亡的1635年。制作八思巴文虎头金质圆牌（虎符）的始作俑者应是元世祖忽必烈。以后历代皇帝都有续制直至国亡。
具体到笔者的这面虎头金质圆牌（虎符）何时制作？由谁制作？据上几段有关本虎符形制，制作工艺，等级，文字等综合分析，本虎符制作时间应在元代早期，即元世祖忽必烈下诏改虎符畏兀儿文字为八思巴字之时—1278年。铸主即为元世祖忽必烈。再据牌面虎头，文字均存有运刀雕刻的工艺痕迹，初步推测本牌应是铸造此种虎符的模具的样子，是供皇帝审定的虎符样牌。据统计元代可佩戴虎符人数约有数千人，如果虎符制作全部用手工雕琢，那虎符制作必无法满足全国上下对虎符的迫切需求。必定要用铸造方法满足朝庭需求。铸造就需要模具，因此诞生了笔者的这面手工雕造的虎头金质圆牌（虎符）。据此推知元代虎符，虎头金银牌的后背是平的。近几年出土的一面虎头金牌就证明了这一点。
至此，虎头金质圆牌（虎符）的全部秘密都已揭晓，通过对符牌本身实事求是地分析，及与典籍记载历史信息的考查验证，可以初步认定笔者所藏的八思巴字虎头金质圆牌，即是元代朝庭对万户（三品军官以上）级别军官颁发的虎符金牌的铸造祖牌，即供皇帝审定的虎符样牌。这个发现很重要，它为元代符牌的铸造工艺提供了实物佐证，亦为元代实行的不同的官员颁赐不同职官符牌的官制、兵制提供了实物佐证，更为厘清元代符牌种类提供了实物佐证。它本身蕴涵的史实信息，对研究元代官制兵制都具有巨大的补史作用，对研究辽、金、清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符牌制度的传承发展也具有潜力巨大的借鉴作用。所以，对这面八思巴文虎头金质圆牌（虎符）的历史文化经济等价值不容低估，因为它确实是件国宝级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