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瞭望东方周刊》（2024年第1期，总第898期），原题为《江苏渔民上岸记》。
文丨《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周丽娜
左图：南京市浦口区渔民杨金海在渔船上留影（资料照片）；右图：2023年7月18日，已成为江豚监测员的杨金海在浦口区的长江边留影（季春鹏/摄）
隆冬时节，依长江而建的江苏省江阴市鹅鼻嘴公园内，长江自西浩荡而来，欢笑的游客在刻有“江尾海头”四个大字的石碑前合影，清澈的江面上货轮忙碌穿梭。在江边，看不到垃圾，也不见渔船和垂钓人，远方的江阴长江大桥清晰可见。
江阴拥有总长35.7公里长江岸线，是长江下游自上海溯江而上的第一个滨江港口城市。在古代，这里是长江入海口，是连接江海的咽喉要道，素有“江尾海头”“锁航要塞”之称。
滨江村，是江阴市申港街道唯一拥有长江岸线的村庄。滨江村禁渔巡逻队员宋华坤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作为土生土长的滨江人，我在长江捕鱼27年，长江养育了我全家。后来，长江里的鱼越打越少。国家号召禁渔，我毅然交船上岸，村里组建长江禁渔巡查队，我第一个报名参加。以前长江养育我，现在我要用实际行动来保护她，坚决做长江守护者，为子孙后代负责！”
2021年1月1日零时，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前三年是“三年强基础”。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妥善做好渔民转产安置，确保渔民退得出、稳得住、能致富，长江禁渔才有稳定、扎实的社会基础。
几年来，世代打渔为生的渔民转产安置情况如何？退捕后生活如何？本刊记者走访了长江岸线、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沿畔的昔日渔村。
从捕鱼到护渔
“小时候，我家后面就是长江，放了学就往长江边跑，暑假更是整天都在江里玩，摸鱼捉虾，吃不完的拿去卖。那时候的芦苇荡真好看。”滨江村党总支副*、村委会副主任黄建国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黄田港北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这是王安石写于江阴的诗作。扬州籍诗人王令（长居江阴）也在《忆江阴呈介甫》中写道：“鱼虾接海随时足，稻米连湖逐岁丰。”这些诗句表明，早在北宋时期，长*给江阴带来了富庶与繁华。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鱼虾接海随时足”盛况不再，因长江生态环境恶化、过度捕捞等原因，“刀鱼鲜、鲥鱼肥、河豚美”，这些让无数吃客垂涎的“长江三鲜”已难觅踪影。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到2020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现常年禁捕。部分渔民在禁捕退捕后变身为“护渔员”，这不仅是生计的转变，更是生态环保观念的转变。
记者在滨江村江边码头上看到，这里满是货船，旁边的内河里则停着两条小渔船。禁捕之后，捕鱼船、渔网、渔具都被有偿征收处理，仅留下这两条船作为渔村文化的纪念。
岸边是滨江村护渔执勤点。得益于科技发展，现在的护渔员已不用长期在户外巡查，大部分时间是在有空调、洗浴间、高低床的执勤点室内看监控视频。
黄建国说，从 2020 年8 月长江干流江苏段水域禁捕通告下发以来，滨江村由村两委、辖区民警组建了禁捕领导小组，安排护渔员 24 小时值班巡查，发现有钓鱼捕捞者就及时劝离。禁渔巡查队建立之初，有6名队员，村里给每人发放月薪2000元，随着宋华坤等人陆续到龄退休、人们禁渔意识增强以及违法钓鱼人数减少，现在有3人在岗，其中2人是上岸渔民，1人是退役军人。
70岁的宋华坤2023年刚从禁渔巡查队退休。2022年，滨江村组建禁渔巡查队，他第一时间报了名，佩戴“长江禁渔巡逻”红袖套，每天坚守岗位，不定时在沿江6公里范围内巡逻，引导和劝返江边垂钓者。
刚开始禁渔，队里没有车，宋华坤就开自己的车巡逻。当时江边钓鱼的人很多，劝阻不仅遭到反驳，甚至会有危险。
有一次巡逻，宋华坤正要没收一个非法垂钓者的鱼竿。该垂钓者说：“都说你手劲很大，咱们较量较量。”宋华坤是典型的老渔民，皮肤黝黑粗糙，身材魁梧，手掌宽大，指节粗壮，至今还每天用冷水洗澡。听了这话，他用一只手就一把夺过垂钓者双手紧攥的鱼竿。输得心服口服的垂钓者告诉宋华坤：“我盯梢了你15次，知道你家住哪里，门口放着什么，但是没敢对你下手。现在我知道了，你是真厉害，我们握手交个朋友，我再也不来长江钓鱼了。”
黄建国说，除了巡查，滨江村还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开展宣教活动，在江堤入口、容易聚集的垂钓处以及辖区进出口等显著位置，悬挂禁捕横幅、制作固定广告、安装禁渔广播、播放视频资料，村志愿者在微信群、朋友圈定期转发禁捕退捕宣教内容，宣传禁捕执法和退捕渔民转产转业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
“现在小孩都知道长江里不能钓鱼。”宋华坤说。
“经过几年的努力，鱼的品种和质量已开始增多变好。”黄建国说：“接下来滨江村会持续坚守禁捕值班巡逻岗位，持续协助执法打击、防控监管，做好长江保护。”
熟悉水域环境、热心公益的老渔民并没有被时代抛弃，最近宋华坤又接到了救援队的聘请。“禁渔蛮好的，原来浑浊的长江水清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鱼也多了起来，长江边小船少了，垃圾更是少了很多。”宋华坤欣慰地说。
2020年6月，江阴市滨江村申港口，宋华坤师傅（左一）在作业 （采访对象供图）
渔村焕新颜
作为长江水系最下游的支流水系，江苏最大的湖泊太湖流域江湖相连、水系沟通，犹如瓜藤相接，依存关系密切。湖区内的鱼类物种资源丰富，是许多珍稀濒危生物的主要栖息地。
地处太湖西岸的宜兴市是典型的水网地区，境内有“两湖三氿五荡”，渔业资源丰富，职业渔民众多。
宜兴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张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宜兴市承担着太湖、滆湖（苏南地区仅次于太湖的第二大湖泊，也被称为西太湖）两大水域非保护区的禁捕退捕任务，共计689户渔民，涉及9个镇（街道）、18个专业水产村。该项工作自2020年10月1日正式启动以来，截至11月30日，689户渔民全部签约退出捕捞，相关补偿资金及社保资金均已补偿落实到位，我市禁捕退捕工作主要任务全面完成。”
据悉，宜兴市退捕渔民中，在劳动年龄段内有就业意愿人数为831人。其中，438人被企业收纳安置，169人自主创业或灵活就业，6人公益岗位安置，218人以务农等其他形式安置。所有退捕渔民均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沿着宜兴渎边公路一直往南，行至104国道宜兴收费站，便到了与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接壤的宜兴市丁蜀镇大港村。大港村有4公里太湖岸线，太湖禁捕后，新港渔家作为新港自然村新增的渔民上岸生活安置点，是大港村22个自然村之一，共有60户渔民上岸安置。
新港渔业组组长赵洪大世代靠捕鱼为生，作为捕鱼老把式和老党员，他在渔民当中颇具影响力。
退捕之前，渔民收入可观。只要在太湖开捕时忙上一个月，就能挣得一年的收入。打捞上来的水产品从不愁卖，早在开捕前，浙江一带的批发市场就定好了收货协议。
太湖是渔民的“母亲湖”。但季风性气候、过度捕捞、水域环境污染以及愈演愈烈的蓝藻危机，使太湖的渔业资源和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加上禁捕政策的全面落实，一时间太湖渔民生计面临转变。
大港村党总支*吕立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20年9月底的一天晚上，村里召开退捕紧急会议，会议结束后，村干部随即到渔民家中进行签约谈判。面对大量渔民签约后又毁约，第一个签下协议的赵洪大积极帮助做通渔民思想工作。7天内，渔民全部签约。
对于依赖捕鱼谋生的渔民来说，太湖是最重要的生计来源。渔民的技能大都来自太湖，捕鱼之外的知识十分有限。
“退捕后最大的困难是赚不到钱。”持有合法渔业捕捞许可证的赵洪大一家上交了2条船和渔具，拿到补偿30多万元，其中一部分用于儿子在宜兴购房的提前还贷。赵洪大表示，再有钱也不能坐吃山空，儿子已去学习开吊车，到工地上打工。
为了安置退捕渔民，丁蜀镇举办了一场招聘会，10多家企业提供了50多个“家门口”岗位，年轻渔民都去厂里上班了。大港村成立了蓝藻打捞队和环境整治两支队伍，给年龄大、文化水平低的渔民提供工作机会，日薪百元左右。“村里很照顾我们，有活都先交给渔民干。”赵洪大说。
“以前打渔很苦，现在虽然钱少一点，但风吹不着、浪打不到，生活安全、稳定、开心。”赵洪大回忆40多年前，新婚刚3天的他出去打渔，遇到大风，当时通信不发达，没有天气预报预警，船小又没有柴油机，全靠紧急升帆借助风力航行，要不是头脑清醒、经验丰富，他险些葬身湖中。
目前，大港村村级集体年收入超过1200万元，远近闻名的大港太湖石市场和西岸凰川酒店就在村内。近年来，大港村在村庄环境整治上的投入近3500万元。生态环境的改善也是上岸渔民拥护禁渔政策，安居乐业的重要因素。
吕立强给本刊记者出示了当年的渔村照片，每家每户边上几乎都有私搭乱建的冷库、仓库；河道没有驳岸，两边堆满货品；村里随处可见一堆堆用帆布盖着的杂物……
“我们根据政策安排上岸建房。上岸之初，每家每户都有好多不舍得丢弃的柴油桶，房前屋后无序置放，私搭乱建的铁皮棚屋也有碍观瞻。村里安排专门力量挨家挨户动员，并规划了专门区域围挡集中存放杂物。约3000平方米的违建全部拆除，新港渔家的环境面貌大有改善。”赵洪大说。
2022年，大港村新港渔家提档升级工程确定为大港村*项目。吕立强指着一大块刚平整的空地告诉本刊记者，为了解决渔民的吃菜问题，村里统一规划了菜园，每家都会分到一块，家前屋后乱种菜的现象将会改善。
记者在村里看到，往昔塞满渔船、散发着异味的河道变得整洁开阔、水质清澈，鱼群在水中悠游。新建的停车场、公共厕所、干净整洁的路面、粉刷一新的沿河院墙上画着江南水墨……大港村的环境治理和村庄建设让上岸渔民过上了安定生活，新时代的渔家乐在这里展开画卷。
年轻渔民新选择
赵志军的紫砂壶工作室内，四名紫砂壶工匠正在专心致志地做壶。32岁的赵志军祖辈、父辈都是渔民，他的童年在住家船上度过，当时没有电，只能用电瓶，后来靠岸停泊能拉电线，才看上了电视。没有自来水，用水只能从岸上搬到船上或者直接取太湖水，再用白矾沉淀。夏天，住家船周围漂浮着大量深绿色的浮沫，散发出阵阵腥臭味。他8岁时，住家船停到新港渔家，渔民们在村里砌了一排房子，开始了上岸生活。
赵志军十二三岁就跟随家人打鱼，干些挑虾捡鱼的轻活，经历过父母遭遇大风浪，也听说过村里人的快艇被大浪打翻，所有人趴在封闭舱上，在太湖上漂浮了一天一夜，才被亲人找到。以打鱼为生的风险令赵志军心有余悸，长大后，他坚定地选择了丁蜀职业高级中学紫砂专业，2013年毕业，入职宜兴紫砂工艺厂（一厂）；2015年，转入国家级工艺美术师范双元工作室；2018年，他自创工作室，目前每月出品80多把壶。
“打鱼比做壶辛苦太多，且收入不稳定，禁捕前，好的时候一年能挣一二十万元，但赶上不好的年景，一年只有几万块。现在我们夫妻俩每个月就能挣两三万元。”赵志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像赵志军这样不当渔人当紫砂匠人的“渔三代”，大港村有七八个。
“刚开始退捕时，家里人也比较焦虑。”赵志军说，母亲去厂里上过几天班，现在在家帮着带孩子。父亲因为擅长渔民传统技术打绳结，现在大港太湖石市场工作，月薪五六千元。按照禁捕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政策，一张捕捞许可证可以解决两个或三个人的失渔保险，其中包括养老金和医保，母亲现在不工作也能每月领到1000多元。
“幸好禁捕了！以前，村里80多岁的老人不顾关节痛、老寒腿，即使冬天虾笼都结冰了，也要去收笼，根本劝不住，有些老人因此冻病而死。现在，我不用劝阻家里老人冒险打鱼，心态轻松多了。”江阴市利港街道黄丹村上岸渔民丁国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38岁的他已转型为螃蟹养殖户，中华绒螯蟹年产量达两万只。虽然现在养蟹和禁捕前捕鱼挣得差不多，都是月入四五千元，但丁国强对打鱼生涯却毫无留恋。“每天在船上晒得黢黑，再继续捕鱼，老婆都找不到。”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