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四川垫江县一队特务来到了县城墙角下一户农民家门口，为首的特务敲了敲门喊道，“请问是盛国玉家吗？”
不多时，门吱嘎一声打开了，还没等人说话，几名特务鱼跃进入了房间，大声喊道“快说！盛国玉在哪？”
开门的是一位20多岁的女人，脸庞清秀、举止端庄，此时镇定自若地说道“我就是，怎么了？”
特务重新打量了一遍眼前这个女子，问道“你参加过共产党活动吗？”盛国玉有些无奈地说“我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活动，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妇女”。
特务们不相信盛国玉说的话，将她绑了起来带到了县政府，开始了一系列的审讯“你是做什么的？参加过哪些共产党活动？”
看到意志坚定的盛国玉始终不肯服软，特务们动用起了私刑。可是无论怎么逼问，盛国玉都一口咬定自己从没有参加过共产党的活动，审讯进行了八九天的时间，却没有得到特务想要的结果。
为什么特务们认定了这个20岁的女人就是共产党员，她究竟又进行了哪些活动？将会面临着怎样的危险呢？
盛国玉1926年出生于垫江县沙河乡，17岁那年，盛国玉从垫江简易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很顺利地就在一所学校中教起了中文，原本盛国玉很高兴可以教书育人，可不幸的是由于家庭条件不好，学校很快安排了其他有权势的人顶替了盛国玉的位置，盛国玉无奈之下只能回家务农。
随着盛国玉年龄逐渐地增长，她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当时家里的亲戚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正在重庆念书的余梓成。两人经过简单地接触之后都觉得合适，盛国玉的父亲对这个年轻人更加满意，主动要求女儿嫁给他。
可是盛国玉的父亲没有等到女儿出嫁的那天就因病去世了，父亲的遗愿就是让女儿找一个好人家嫁出去，盛国玉也因此愿意同老实本分的余梓成结婚。
两人于1947年8月成婚，婚后，余梓成对盛国玉十分的体贴，每天工作结束后都会帮她务农，吃完饭两人还会聊一些当天的工作以及思想变化情况。
时间久了，盛国玉却总感觉和余梓成有一定的距离，因为余梓成总是偷偷摸摸地从事一些不想让盛国玉知道的工作，几个月后，余梓成慢慢向盛国玉打开了心扉，他告诉盛国玉“我其实是一名地下党员，有着自己的信仰，我想要保护你，当然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也希望引导你走上革命的道路”。
虽然盛国玉对共产党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不十分理解？但是自己爱着丈夫余梓成，既然他认定的事业，肯定是有前途的，随后在余梓成的引荐下，盛国玉认识了不少的地下党员，开始逐渐向党组织靠拢。
1948年10月，特务逮捕了一名地下党员，在他未销毁的笔记本上，特务们发现了三个名字，分别是垫江女中教师傅伯雍、陈鼎华和盛国玉。正是凭借这三个名字，特务们分别抓捕了三人，认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统一集中到了渣滓洞监狱里。
在重庆卫戍司令部门口，见到了一位皮肤白净、齐肩短发的女青年，盛国玉心想“这个女人应该不一般”，谁知这个女人对盛国玉十分亲近不仅给盛国玉梳头发，还亲切地询问她的年龄，姓名，住址，盛玉国没有回答，只是轻描淡写地回复她的问题，女人知道盛国玉的担心，说道“我们是一样的人，被关在这里，只不过我比你们特殊一点，我的伯父是重庆市市长杨森，他想让我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但是被我拒绝了，特务们惧怕我，所以对我的关押会放松一些，但是我没法离开卫戍司令部，却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活动”。
杨森在当时是重庆市的市长，也是国民党中*人不眨眼的恶魔，几名共产党员听到这样的介绍有些不寒而栗，而这个女人却毫不在意笑道“我不是什么杨家大小姐，你就叫我杨汉秀吧”。
两人随后被押到了渣滓洞看守所，杨汉秀究竟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人，盛国玉无法判断，她被折磨了十几天，身体又累又饿又乏，想找口水喝、找点东西吃，就在这时，杨汉秀送来了不少好吃的东西，对大家说“大家赶快吃点吧，只有吃饱了才能继续工作”。
众人听完狼吞虎咽了起来，杨汉秀十分的高兴“这才像革命同志嘛”。在期间，盛国玉和杨汉秀关系越走越近，杨汉秀在生活中给予关押者很大的帮助。盛国玉也得知杨汉秀其实是受*委派到重庆做杨森的统战工作，但工作没有做通，杨汉秀就想自己参加游击队闹革命，私自购买了枪支弹药粮草进行支持，后来这个情况被特务们发现，于是把她关押了起来。
正是因为这些特殊的情况，让盛国玉对杨汉秀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杨汉秀的待遇很好，甚至有时会叫特务帮自己到附近的餐馆买几个小菜招待盛国玉等人，盛国玉当时很不理解，问“你哪来的这么多钱？我看你也花了不少的钱”。
杨汉秀说道“我家里还是有点钱的，我爸叫杨懋修，他也在杨森那里做官，钱嘛不用愁，我家里还有几千亩地，几条街道，大家走到一块儿不容易，我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我给大家送行了”。
盛国玉在渣滓洞看守所被关押在女牢二室，那里穿的囚服胸前胸后都画着个大叉叉，难友们叫它“叉叉服”。这里关押了20多位女囚，除了杨汉秀跟自己关系不错外，最亲密的当属江姐江竹筠。
盛国玉和江姐当时住上下铺，上铺是江姐，下铺是盛国玉，盛国玉第一次见到江姐时被吓得不轻，当时江姐浑身是血，双手食指被竹签儿扎的已经无法动弹，每次要上床时，她的手指无法使力，只能用手腕勾住扶手，盛国玉看在眼中十分的心痛，她忍不住伸手扶着江姐爬到上铺，从此之后，她就与江姐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渣滓洞原本只是一个重庆郊区的小煤窑，由陈尔昌在1920年开办，里面的煤矿质量很差，煤渣也很多，出煤量很少，因此大家都称之为渣滓洞。到了1943年，军统白公馆看守所被改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里面的政治犯需要外迁，总务处长沈醉在重庆郊区寻找场地时看中了渣滓洞，由于位置偏僻，距白公馆只有四五华里，来往很方便等原因成为了另一个政治犯集中地。
渣滓洞这里有16间男牢房和2间女牢房，三面是无法攀岩的山崖，一面是山路，山路也并不是什么平坦的沥青路，而是羊肠小道，后来为了运煤扩展到一米多的碎石路，因此只要将四周用高墙和电网拦截，设置几个哨岗，没有一个人能逃出渣滓洞。
1945年抗战结束后，中美合作所关闭，白公馆成为了看守所，渣滓洞在1946年废弃后，1947年12月因抓捕的人越来越多再次被起用，渣滓洞最多时关押了超过300名共产党员。
盛国玉刚进渣滓洞时，看守就对她们说，“我们有些看不到、听不到、做不到、想不到的事情，你们都要替我们做到，只要表现好，你们都有机会出去”。
1948年10月10日是渣滓洞管理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日子，在此之前，渣滓洞管理十分的宽松，各个牢房同时开放，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地交流，平常放风10分钟，常常可以延长到15分钟或者20分钟，渣滓洞里面有篮球架，狱友们可以打篮球，亲属们可以探监，甚至可以保释，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书籍，小卖部、图书馆，用内部券还可以买到很多的生活用品。
可是到了1948年10月10日，随着内战局势的加剧，形势越发的紧张。国民党看守所二处处长徐远举接到上级要求，开始对政治犯严刑逼供。
而解放军此时已经攻破了长江天堑，开始了解放华南的行动，国民党的势力在逐渐削弱，共产党势力逐渐高涨，渣滓洞的狱友们心中也充满了万丈豪情，似乎看到了被解救的曙光，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国民党接下来开始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屠*行动。
1949年9月开始，国民党将白公馆、渣滓洞的共产党员、政治犯全部处决，其中还有著名的抗日将领杨虎城。
蒋介石说“当年我们势力那么大，他（杨虎城）都不愿意听我们的，现在到了我们这个境地，他难道还会跟我们一条心吗？这种人必须*掉，我们之前之所以会失败，主要就是*的人太少，把很多反对我们的人留下来，最后搞垮了我们”。
在这种情况下，1949年9月，杨虎城和宋绮云两家6口人被秘密处决，10月陈然、王朴、雷震等10人被秘密处决，到了11月14日，江姐、李青林等人以“转移到其他地方”为借口，也被押送到了电台岚垭，当时江姐心中已经有了预感，她平静地换上了整理好的衣物，围了一条围巾，然后向盛国玉要了一面镜子，用手梳了一下自己的头发，然后向狱中的狱友们一一道别。
不久后，“哒哒哒”的密集枪声响起，血腥味儿弥漫在整个渣滓洞牢房，而这只是大屠*的开始。
几天之后，毛人凤飞抵重庆，再次下达蒋介石对处决犯人的要求。当时解放军已经突破了重庆白马山防线，先头部队离重庆不到50公里。
1949年11月19日，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妇委*胡其芬曾写过一封信，信中记载“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蓝先生的归来给我们带来了一线生的希望。妹，这就全靠你与朋友营救我们的努力了。第三批传命令已下，可能周内办理”。
这其实是一封求救信，也是狱中共产党员向地下党组织进行的最后求救，信中所提到的蓝先生就是渣滓洞看守黄茂才，他是中共策反的人员，偷偷将信带给了地下党员况淑华，况淑华又将其交给了沙磁区工作组负责人刘康，当时已经是11月21日。
刘康当时只有23岁，他看完信后心急如焚，赶紧四处筹措经费，准备进行武装劫狱，当时他找到了两名已经准备起义的国民党师长，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要放开大路，让解放军通过，第二是保护城市安全，不能让敌人随便破坏，第三就是要攻打渣滓洞、白公馆，救出革命者。
但是这两名师长同意了前两条，唯独第三条内容两人坚决不肯同意，因为守卫监狱的是内政部警察第二旅，他们都是现代化武装，实力很强，不容易轻易攻克。
没有办法的刘康在11月27日和同志们研究了各方面情况，但是却因为很多事情没有落实好，所以没有执行营救情况，当他下半夜起来上厕所时，突然发现歌乐山附近已经红了半边天，他连忙跺脚喊道“坏了，糟了”。这封求救信直到1955年才交给组织，上面还有先烈们最后的嘱托。
当天晚上，渣滓洞的共产党员们吃完了晚饭，接到了特务们的命令“女的全部到楼下八室集中”，女牢当时的门全部打开，驱赶到楼下第八室，期间盛国玉穿过了小院儿，被集中押送过去，而男牢的同志主要被集中在了楼下的1~7室内。
这一行动来得太过迅猛，以至于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女牢的同志进入房间之后，门立马被扣死，从窗外开始了密集的扫射。
听到机枪声同志们并没有害怕，反而大声呼喊道“打倒国民党反动派”，随着倒下的同志越来越多，最后喊声越来越微弱，只能听到“共产党万岁”的呼声。
左绍英和彭灿壁当时在狱中出生的两个孩子，一个不到一岁，一个只有7个月，两人为了保护年幼的生命，用血肉之躯挡在了他们前面，可特务们没有放过这两个弱小的生命，他们在门前高呼：“斩草除根”，随后进来将尸体翻开，对着孩子一阵扫射，孩子立刻没有了哭声。
此时的盛国玉和罗娟华正站在牢房靠窗的位置，枪声响时两人同时倒地，子弹不断地打在墙壁上，室内硝烟弥漫，墙皮脱落。
为了不留活口，特务们除了开枪扫射外，还特意进来进行了一轮补射，发现没死的直接照着脑袋就是一枪，但盛国玉十分地幸运，特务们以为她死了，拿枪托击打她的腹部，却没有反应，特务们以为她已经死掉，转头离开。
除了盛国玉，当时还有胡芳玉活着，胡芳玉将盛国玉当成了张景芳，呼喊道“张大，张大赶紧走”。盛国玉只能顺势从窗户跳到了院坝上，此时的特务们将汽油灌进了牢房，熊熊大火燃烧起来，整个渣滓洞成为了一个硝烟弥漫的火场。
盛国玉跳进院坝之后听不到枪声，感觉到十分的害怕，她并不知道放完火之后的特务们已经撤离，于是她跑进了距离八室最近的男厕所，一头跳进了尿池之中。
当时躲在尿池中的还有几名男同志，盛国玉就是这样在恍惚中昏迷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渣滓洞冲天的火势吸引了附近兵工厂的家属，他们在尿池中发现了昏迷的盛国玉，于是将她解救了出来，此时的盛国玉发着高烧。
这些家属心地十分善良，因为兵工厂其实也是属于特务的管控范围，他们将盛国玉解救后，立刻给盛国玉换下了囚服，把她打扮成正常的女人模样，还把囚服埋藏在了树下的坑里，将盛国玉送出了警戒区。
当时盛国玉举目无亲。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抓捕，她在山上又乱跑了两天，晚上和出逃的群众一起露宿在山上，直到两天后重庆解放，盛国玉才终于向磁器口出发，寻找部队。
由于几天没有吃东西，盛国玉身体极度虚弱，再加上发烧体力难支，但盛国玉很幸运，她碰到了一群宣传队队员，这些队员将盛国玉接到了学校居住，然后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将他送到了高滩岩医院。
就这样，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后，盛国玉才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活了下来。
1949年12月，解放军冲进了渣滓洞白宫馆，当时战士们失声痛哭，“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当革命烈士惨遭屠*的消息传到北京之后，中共中央指示重庆军管会：查明详情，收殓遗体，清理遗物。
12月14日，在电台岚垭挖出了29具尸体，全部腐烂。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烈士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他已无法辨认。他们的尸体除了每人穿一条内裤外，连衣服、鞋袜都是在殉难前被特务们强行脱掉，第2天还有人看到特务们把这些西装、毛衣等物品弄到瓷器口摆摊出卖。
经过数日的挖掘，在歌乐山集中营范围内，大家一共发现了332具尸体。人们选用了全城最好的棺木，将烈士遗体集中到了歌乐山下，用两斤酒精进行消毒，一丈白绫裹尸，在那段极度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人们竭尽全力用简单的方式收敛遗体，歌乐山下从此多了一个巨大的坟墓，三百余位烈士长眠于此。
1949年，11.27大屠*受难者共计207人，其中185人被定为烈士。在渣滓洞一共存活了15人，而盛国玉是唯一存活的女幸存者，当她回到家后。由于受到折磨太过严重，医生建议盛国玉别再要孩子了，但盛国玉很想和余梓成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于是在35岁时*，可惜盛国玉生下的孩子没有满月就夭折了，两年之后盛国玉再次*，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儿，终于得偿所愿，成为了一个母亲。
盛国玉脱险之后，她还曾打听杨汉秀的情况，直到1980年歌乐山烈士陵园，通知盛国玉去重庆参加杨汉秀烈士的骨灰安葬仪式时，他才知道杨汉秀的全部情况，杨汉秀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在万县杨森总部认识了朱德，杨汉秀叫他朱伯伯，杨汉秀经常听到朱德和杨森争论，这种家国情怀感染了杨汉秀。在朱老总的建议下杨汉秀在延安女大和鲁艺美术系学习，之后杨汉秀还曾随*飞往重庆，开始了地下工作。
在11.27大屠*之前，杨汉秀被释放，但其后很快被军统逮捕，鉴于他是杨森的侄女，当时的抓捕人员私自决定，用一辆汽车将杨汉秀拉到了郊外，在汽车上将杨汉秀用一根绳子勒死，然后就地掩埋，杨汉秀蒙着脸坐在轿车内。就这样被特务活活地勒死了，她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盛国玉解救后一直想要加入到党组织，但是由于各种的原因，始终未能如愿，1973年余梓成病重时，他叮嘱盛国玉，“我希望你有一天也能加入到党组织的行列中，继续我的工作”，余梓成去世后，入党成为了盛国玉心中唯一的愿望。
1996年，当盛国玉70岁生日时，党组织特批她入党，盛国玉喜极而泣，她终于完成了一生最大的夙愿。
盛国玉的女儿曾说“母亲晚年的生活与身体很不好，各个关节不停地疼痛，十分怕冷，政府十分关心她，安排她住院接受治疗，这是母亲的幸运。”
如今的渣滓洞依然保留着原样，当年的烈士们很多曾有机会逃脱，但他们拒不向国民党低头，由此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尽管解放曾离他们如此的近，他们却没有机会看到新中国升起的曙光，这就是我们的人民英雄。
